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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如同空间一样古老，人类关于它的认知与话题也绵延不断。不过正如美国文化史学家斯蒂芬 · 克恩（Stephen Kern) 或者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  描述的那样，20 世纪初期人类的空间和时间感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仿佛现代性的一切成就有意识地汇聚在一起，要冲破践行已久的有关时间和空间结构的社会认知与具身性体验。近年来社会科学已将时间（包括空间）当成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因为人们普遍感觉到时间的匮乏，也同时饱受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失速”恐慌与“落伍”焦虑的困扰。人类日常生活的时间感知出现了混乱，迷醉于速度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担忧被时代所淘汰的焦虑性神经症将整个现代社会文明撕裂开来。对速度的狂热崇拜在《未来主义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赞扬，如该宣言所言，是机器时代的动力学把能量转化成了达到最终自我毁灭的后果的速度。时间节奏的历史性质必须重新审视。时间节奏是否存在着前现代、现代、超级现代的实践与理论差异？资本现代性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至于达到了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破坏”的程度，我们该如何摆脱随之而来的社会狂乱、眩晕感、生活焦虑而寻求更加美好的未来希望？不理解时间模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我们就不能理解现代性及其复杂的当代畸变过程。作为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回应以上理论难题。法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亨利 ·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晚年所着力建构的“节奏分析”（Rythmanalyse) ，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方法回答社会转型过程中时间抽象化政治化问题的创造性哲学概念。这是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论域，却一直没有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当然，因为时间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在本文中，我们并非局限于列斐伏尔提出的节奏分析理论，而是试图将这种时间节奏分析放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时间批判理论整体范围当中，并以时间节奏的政治功能以及社会节奏在当代的加速变迁为中轴，重新反思社会批判理论，从而为阐明当下的社会生活节奏加速状况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一、节奏分析的谱系：概念、历史与理论

近代以来，尽管马克思、尼采、亨利 · 柏格森（Henri Bergson）、卢卡奇、加斯东 ·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马尔库塞、乔治 · 古尔维奇（George Gurvitch）、居伊 · 德波（Guy Debord）、保罗 · 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哈特穆特 · 罗萨（Hartmut Rosa）以及山崎正和等人都先后涉及“节奏”的问题，但是“节奏分析”这一重要概念的主题化是由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都市马克思主义开拓者列斐伏尔最先集中阐述的，他强调节奏分析是对空间生产的润色和补笔。“这项工作显示了为什么列斐伏尔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批判事业超越了教条主义，包含着混合的令人陶醉的视野。他通过节奏分析证明了在总体的日常生活中怎样理解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对列斐伏尔来说，节奏分析是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最后乐章，他晚年深刻地反省了现代性条件下日常生活节奏的机械化生存图景及其政治后果。节奏分析并非神秘的个人体验与诗学冥思。相反，作为一种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节奏分析试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支配的技术现代性对时间空间的操纵与控制的深层机制进行批判性分析。

何谓节奏（Rhythm）？简而言之，节奏指的是生命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运动、展开与律动形式。“一切运动在时间上的组织都叫作节奏，节奏是人们对时间的一种知觉，是客观现象的延续性、顺序性和规律性的反应，节奏在社会时间和空间里展开。” 在宏观层面，它与尼古拉 ·D. 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的“长波理论”以及费尔南 ·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概念有着家族相似性。在微观层面，它是一个与身体分不开的生物学或者生理学概念。在根本的意义上，它关系到时间多元性的问题。但是在哲学的论域中，节奏是与历史时间分不开的一个哲学概念，节奏不仅仅关乎到历史时间的动态过程，而且关乎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将启蒙定义为运用自己的理智脱离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正是通过这个概念，现代性才逐渐在哲学上不再仅仅被设想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一种新形式的历史时间，而且被设想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为我们的历史时间意识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进步性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发明”。在前历史社会，循环性居于主导而时间没有在人类意识中形成轮廓。在历史社会中，历史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而历史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总体化的历史并逐渐形成一种总体意识，历史的抽象同质化与差异化矛盾凸显出来。

在此我们无法详细论述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瓦尔特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保罗 · 利科（Paul Ricoeur）等人对时间的哲学考察。概而言之，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试图超越康德的先验时间观，但是黑格尔以绝对知识或者绝对精神将“现在”永恒化了，历史的运动在精神的最高螺旋当中终结了。 黑格尔必须直面作为自然条件的时间的客观性问题，他的内在性的主观主义精神时间意识脱离了社会实践的时间维度。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时间问题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时间并非永恒的也不是自然的中立性存在，相反，历史是由具有现实的生命的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当中创造出来的。但是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整个人类先前创造的生产力与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创造。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康德与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家历史时间阐释的困境，既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时间形式转换为社会历史先验，保证了历史存在的客观前提性与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同时也克服了黑格尔历史时间的线性形而上学目的论困境与时间意识的超验性。

历史时间问题并非我们此处要讨论的核心，因为我们认为节奏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时间问题，整体而言，节奏是人类社会生活在多维空间中的展开与发展变化的节律。它有三重维度 ：首先节奏表示宇宙的或自然的时间性 ；其次节奏关乎体验的或现象学的绵延性或个人的时间意识 ；再次，节奏蕴含主体间的或社会的视角，它象征着时间意识多样性及其通过与冲突的节奏做斗争而产生的社会形态。这三重维度的区分主要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乔治 · 古尔维奇（George Gurvitch) 。古尔维奇认为时间不仅是精神的时间，而且是社会的、生物的、宇宙的、直线的与循环的。线性时间以抽象时间性不断地取代绝对空间的方式取代了循环时间，虽然后者从未消失过。古尔维奇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列斐伏尔，后者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强调 ：“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相互作用产生的问题与烦恼以及结果。” 古尔维奇认为资产阶级维护其权力和地位正是通过努力控制时间而达到的。“资产阶级制造出了一种幻象即超前时间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追求进步的意识形态和那相对高速的行动节奏和流动性，导致了这种快节奏并非导向未来的行动，而是摇摆于进步与滞后、繁荣和危机之间。”古尔维奇用“辩证的超验主义方法”对柏格森的绵延时间观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意欲把时间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多层级的时间分析法。古尔维奇对社会时间层级的研究虽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他却没有继续对现代社会线性历史观和时间观占统治地位这一现象之原因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而这些是列斐伏尔在数十年的日常生活批判中完成的。

柏格森的时间观一直是列斐伏尔批判的对象，其实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和瞬间概念部分源于巴什拉及其对柏格森绵延说的批判。列斐伏尔自己也曾坦言他从巴什拉对柏格森的批评中获益良多。而巴什拉则是从巴西哲学家佩里尼奥 · 多斯桑托斯（Peinherio dos Santos）写于 1931 年的著作中追踪到“节奏分析”概念起源的。巴什拉运用了新科学的全部“知识”，以相对论物理学、爱因斯坦对同时性观点的批判、量子物理为依据驳斥了柏格森的绵延学说，但是他也继承了柏格森对理性主义、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对自培根以来的启蒙主义进步科学观，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线性进步时间观和历史观的批判和阻击。 巴什拉认为柏格森“在绵延中发现时间的本质，这是错误的。时间的本质存在于瞬间之中”。 在巴什拉看来，绵延是一种智性强加于自身的先天的东西，而拒绝这种先天的东西对于获取开发“瞬间的明显事实”的那种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由此巴什拉提出了自己的“节奏分析”。在他看来，“绵延流动着”是一种幻觉和骗局，是一种精神圈套，我们的世界是不连续的，连续的绵延之流只是一种精神的建构，时间和历史并不是连续的、线性的绵延，而是充满着断裂、裂口、跳跃、节奏、节点、异质。“物质……不仅对节奏非常敏感，而且顽强地存在于节奏层面，并且它用来开发某些细节的时间是一种波动的时间。”巴什拉认为绵延（la duree）本质上是辩证的，在节奏与波动的基础上形成 ；它们是物质的、生命的与心理的。巴什拉的目标是通过时段的多元性来理解生命的复杂性，每种时段都有其特殊的节奏。后来，巴什拉又在对水、火、气与梦幻和土地等元素诗意的分析中深入地探讨了作为“瞬间的形而上学的诗学”，以及作为“非连续性的多重变奏曲”，丰富了人们体验节奏的“基本材料”。而巴什拉这种观点对列斐伏尔也有重要影响。

如果说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帮助列斐伏尔打破了自笛卡尔、牛顿和康德以来的绝对时空观，那么尼采则对列氏打破教条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有重要作用。尼采对海德格尔、利奥 · 施特劳斯（Leo Strauss）、乔治 ·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福柯、吉尔 · 德勒兹（Gilles Deleuze）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列斐伏尔也不例外。列斐伏尔认为尼采是一位“最终打开差异之路的人，相同离开他者不能确证自身 ；他者通过相同而揭示自身，通过同一来包含自身。差异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它与历史一起不会结束”。可见尼采近乎疯狂地批判和否定的“超人”精神，为列斐伏尔摆脱基督教的思想控制，毫不妥协地激烈批判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柱。列斐伏尔把巴什拉与尼采永恒轮回的历史观相结合，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和时间上的线性发展与循环轮回的统一，而“瞬间”与“节奏”则是对连续性或线性的打破。列斐伏尔始终强调生命循环节奏、性和诗创等等非理性主义因素的重要性，强调节日和狂欢对技术全面组织化和官僚化的日常生活的巨大反抗与颠覆力量。列斐伏尔强调要保持生命的循环节奏以抵御机械的重复，是因为生命时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全面殖民化的对象，劳动生产之外的时间已经成为了资本实现剩余价值增值的空间。

其实，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马克思的物化与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的科层制“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逻辑对时间和空间的组织化管理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由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现代时间的强迫意识不只体现在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劳动工作的范围内，它已经占据了所有生活领域。”人们的生命时间越来越失去了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而凝固成可以均质化分割的物化空间，甚至由于劳动过程的“泰罗制”的推广，工人的灵魂与心理特性都物化了。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启蒙辩证法》批判了广告与文化产业对人本身的隐性奴役 ：人们的整个内心生活都已经被变成了一种“灵敏的仪器……人类之间最亲密的反应都已经被彻底物化了”。甚至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技术的力量与科学合理性侵入社会、文化与思维等日常生活领域，人类的一切都变成“单向度的”了。日常生活中多样的甚至冲突对立的节奏都同一化为单调的工业化生产线性节奏。

这种单调的工业生产节奏日益支配了普遍的社会生活景观。情境主义国际的领袖德波真正深刻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生产商品的抽象时间是人类发展领域的时间的彻底倒置，而消费时间成为一种“伪循环时间”支配着日常生活。这种时间虽然是同质化的交换价值时间但是却以休闲、节日等等形式伪装起来，以满足人们虚假的个性化需求。但是这种伪循环时间最终会使日常生活“变得迟钝”。“伪循环时间”其实是对自然时间的模仿，它是被工业改造过的时间，是“景观的时间，它既充当狭义上的图像消费的时间，也充当其整体扩展中时间的消费图像”。这正是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通过景观不停地生产与再生产从而生产出“伪自然”，休闲与假期成为了伪自然的主要形象，这是一个没有节日的时代，在前现代社会循环时间当中的节日仪式已经被伪循环时代的虚假节日替代了。德波尖锐地揭示了其背后的景观机制 ：“是景观在自我展现，在自行复制，达到了一个更密集的程度。那个被表现为真实生活的东西，却仅仅显示为更加真实的景观生活。”德波最终选择艺术家的“漂移”与心理地理学的“异轨”作为扬弃异化和达到日常生活革命的途径，从而揭露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景观拜物教，在游戏性、革命性的否定情境中建构本真的生活情境。列斐伏尔虽然与德波等人有过密切合作，但是他并不认同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策略，认为其太过于抽象化，偏向心理主义与艺术想象而缺乏实践可行性。

这可能与列斐伏尔对雅克 · 拉康（Jacques Lacan）代表的精神分析的警觉与批判有关。列斐伏尔试图以节奏分析取代精神分析进而使前者成为“一门科学，一个知识的新领域”。列斐伏尔认为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异化“归结为单一的性痛苦，从而忽视了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把无意识和性学说逐渐变成了“标准的意识形态和欲望神话学”。列斐伏尔不苟同弗洛伊德学派的无意识学说，后者把人的身体分割为碎片，比如眼睛、口唇、肛门、阴茎等等，忽略了身体的整体性，并且把现代条件下出现的身体和心理问题仅仅归结为一种病理学的想象，是不完全对的，甚至是错误的。他认为“节奏分析”能够取代精神心理分析，因为它更具体、更有效，更接近于使用的教学方法（对身体的取用，即作为空间实践的取用）。

总体而言，在列斐伏尔那里，节奏分析是研究日常生活中循环节奏与线性节奏此消彼长、和谐共生的理论工具。该理论认为那种控制的深层机制在于通过劳动生产时间节奏与日常生命节奏的技术化塑形与抽象化统治，从而达到对生命、身体进行微观权力治理之目的。资本主义为追求速度和效率最大化，使得理性化计算逐渐侵入日常生活，导致时间分裂为生命时间和社会劳动时间。现代性的工业机械节奏将自然循环节奏从生活世界剥离出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控制了身体的节奏，并且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节奏的组织化管理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剩余价值，将空间与时间进行同质化计算、碎片化分割和等级化隔离从而最终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关系。节奏分析是理解时间并通过时间反抗时间本身的一种中介手段。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节奏进行规训，它不仅是阶级的再生产，而且是再生产一个建立于身体及其生命时间之上的抽象体系。资本的节奏取代了基本的历史节奏，现代性几乎以星球化（planetarization）的尺度去生产所有事物而又通过战争、进步与投机去摧毁它。正如列斐伏尔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中所说，随着时间越来越被抽象分割、测量和限定，任何政治议程都必须对时间进行重估。

二、时间的政治学：从前现代时间到现代资本积累时间

对时间进行重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课题。这里我们仅仅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审视前现代、中世纪到现代性历史转型中时间性质的变化。不理解这一转变就不能理解现代性的社会时间结构，也难以真正识别现代性资本逻辑统治的秘密。在前现代社会，人类的生活时间主要由自然节奏来塑造，以循环的自然时间为主要特征。基督教诞生以来，尤其是随着新教道德伦理及其理性化逻辑在生活世界和休闲文化中扎下深深的根基，“个人的自我时间感，既受到基督教年历中的节日循环的控制，也受到社会习惯和农业生产所要求的劳动节奏的制约，这种自我时间感在当时充分决定着普遍有效的社会时间。”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正如列斐伏尔、刘易斯 · 芒福德（Lewis Mumford）、皮埃尔 ·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吉登斯所共同注意到的那样 ：时间本身日益分离为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工业时代线性时间逐渐实现对前资本主义农业时代的循环时间的替代。从前现代的时间向现代时间——即抽象的、可以量化计算的、同质化交换时间的转变体现了时间性质本身的政治化，也体现了社会时间节奏加速的工业化劳动生产过程的日常化。然而，这种时间性质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工业时钟 ：从宗教神恩时间到工业劳动时间的转变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 ·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指出：随着 12 至 13 世纪货币经济、国际贸易以及商人活动的增多，时间与货币一样被组织起来，簿记制度、汇票以及对货币交易的管理，要求对时间进行越来越精确的规范化的计量。随着修道院对时间的安排与城镇时钟的出现，可供使用的、看得见的参照系被创造了出来。在可靠性与精确性上，时间的计算达到了新的高度。当然，勒高夫并非技术决定论者。他直言从中世纪时间向现代时间观念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并非时钟技术的发明，而应该从社会史、经济史、生活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这种转变的原因。

随着 14 世纪城市社会的出现，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劳动条件的必要性，时间本身的计量方式被彻底改变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工作日长度成为了工人阶级与城市商人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那么，城镇时钟标识的时间就并非一种偶然性的、边缘性的时间，而是比教堂的钟声更加可靠的有规则的标准时间。只是到了 17 世纪，惠更斯发明了钟摆之后，机械时钟才成为一种可靠的度量工具，抽象数学时间的概念才被公开构造出来。“这并非是灾难或者节日的时间，而是日常的时间，是框定和限制城市生活的时序网络。”对工人劳动的工作量提出了更好的计量方式，这是世俗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标志。传统的时间观念逐渐瓦解，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种观念 ：“浪费时间、不计量时间的无所事事者与禽兽无异，不值得作为人来看重 ：他几乎陷入这种境地，比禽兽更卑贱。因而产生了一种以精确计算的时间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时间不再是上帝的恩赐，不再是罪过和恩典的时间，不再是不能出售的东西。相反，在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运动的曙光之中，这种传统的禁忌被打破了。只属于上帝的神恩时间从今以后变成了人类的财产，节制成为人类的首要美德。只有资本主义的到来，随着工业革命对于社会机械技术发明的猛烈推动，时间不仅仅能够被机械化的工业时钟精确地以二十分之一的方式计算。时间能够转化为金钱，此刻典型的工业社会的时间结构与精神态度才出现。对生命时间以及劳动时间的拆解过程才开始，生命时间的长度于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需要成为可以精确计算的劳动时间以及盈利时间。不仅如此，在勒高夫看来，这种时间的普遍化不仅仅是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促成的，而且也与城市领主和君主们的荣誉与权力象征有关系。于是城市时间成为了国家时间，个人的日常生活时间都处于“时间经济学”的支配之下，机器就是机器时代劳动时间的指挥棒。

（二）抽象时间的暴政 ：资本积累与现代纪律社会的诞生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说，工人阶级只能作为机器的附件与机器绑在一起，没有保障措施，而且休息时间也被剥夺殆尽。在 19 世纪末期，生产率持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技术的改良和整个生产过程组织形式的改善，也得益于工人阶级逐渐适应顺从了机器生产的节奏。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社会化过程中，“工业社会才在劳动习惯的内在化和社会生存的外在必要性之间的危险的平衡中确立了调节劳动时间的时间规范。”马克思最先对于劳动时间的商品化和组织化进行了分析和解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了商品的价值，也就说明时间成为了商品，资本主义对于工人劳动时间的操纵、分割调节、占有就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秘密。生产一件特殊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将所有特殊的具体劳动以及劳动时间抽象化的结果。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莫伊舍 · 普殊同（Moishe Postone）认为，抽象时间的起源与商品性社会关系形式的传播建构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抽象的时间纪律并非仅仅由于定量钟点体系的传播，而且必须将它放在“新的社会关系生产实践”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围绕劳动时间与工作日长短的斗争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斗争的普遍化表现，它促使人类活动的抽象时间的社会建构。这种抽象时间并非主观性的建构，而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发展而出现，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换而言之，这种抽象时间是客观的，是一种真实的强制和抽象的压迫。工人劳动的节奏已经被机器大生产的节奏，即生产商品的节奏所主导，就是机器系统运动的节奏。正如劳动从个体的行动被转化为整体性的异化普遍结构，时间的耗费也从行动的结果被转化为一种对行动的规范性尺度。

针对时间规范纪律的形成，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 · 汤普逊（Edward Thompson）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1967）一文中运用丰富的民俗材料证明 ：“劳动分工、劳动的监督、罚款、铃和时钟、金钱的刺激、说教和正规学校教育、压制定期集市和娱乐、新的劳动习惯形成了，一种新的时间纪律得到了实行。”这种新的时间纪律既是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前提也是其形成的结果。在工厂中的时间纪律是一种抽象时间，所谓抽象时间即连续的、均一的、同质化的、可以等量分割的时间。无独有偶，时间也正是福柯分析现代纪律社会的主要工具。福柯认为，资产阶级对生命时间的支配和控制是通过“规定节奏、强制确定日常事务、调节重复周期”实现的。福柯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时间被十分精细地划分和规划，呈现出运动的节奏和规律，肉体以高度精确、专注以及秩序井然地适应高效率和高速度的特殊劳动姿势，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在劳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本身的时间节奏、内在操作步骤以及塑形的结构而培养出来训练有素的“规训客体”，从而通过有效地分割、调节时间与肉体的关系，保证“时间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这是微观权力物理学，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声的暴政。后来，德勒兹将这种纪律社会重新命名为“控制社会”。在控制社会里，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化控制持续不断、没有界限，且基本上是全天候的。命令机制和规范化的效果见缝插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而且以更加微观的方式进入到人的内心，远甚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大部分时候的规训权力。

（三）时间—空间的商品化 ：现代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由商品和资本的形式所建构的时间统治并不限于生产过程，它逐渐延伸到了所有日常生活领域。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处于上升势头，生产劳动时间占据人们生活的中心，虽然理性化的计算和组织已经开始向日常生活渗透，但是日常生活时间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那时机器及资本商品生产对工人的控制、残酷压制和剥削，只是一种暴力性的显性的节奏统治，它仍旧局限于劳动生产和工厂之中。而到 19 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初，这种工业化、合理化、现代性日常的单调和重复线性时间及节奏开始渗透并进入日常生活之中。这一点卢卡奇与列斐伏尔后来都有强调。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合理化过程不断加剧，“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性的性质 ：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这种机械化劳动变成了一种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至于人们只能作为物化的系统的旁观者，从而成为孤立的原子由抽象时间规律来支配。普殊同指出 ：“定量时间单位的均等性与可分性抽象于白昼、黑夜与四季的感官现实，成为都市日常生活的特质。”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异化不仅仅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且开始全面覆盖整个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中。日常生活变得单调、平庸和乏味，因为日常生活实现了从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的时代向日常生活被全面殖民化组织化的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的转变。这种线性时间节奏统治则变成了一种工人阶级自我理解自我规训的意识形态机器，人们被一种微观的生命政治即异化的日常生活之中机械重复的隐性节奏所统治，揭示这一转变是列斐伏尔一生的重大理论贡献。时间与空间逐渐商品化的过程，“给随着资本主义来临而形成的日常社会生活造成了最为深刻的转型。两者结合在一起既构成了生产过程组织、工作场所的核心现象，也构成了如何体验日常生活之亲密关系背景的核心现象。”

三、从现代性社会到超级现代性社会：社会节奏的加速及其后果

现代性随着新兴科技革命的不断加速对日常生活时间从根本上进行了重塑，以至于我们要重新定义现代性的含义。重新定义它不是在批判话语丛林中增加一个更加“时髦”的概念，而毋宁说因为现代性前进的速度不断突破人类生存空间的边界，使得现代历史不断急匆匆踏步向前加速，人们只有不停狂奔才能停留在原地。这种时空节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体验，理论家们对此产生了复杂的争论。以经济增长和加速为自由解放承诺的现代性诺言被对“世界失控”的无限焦虑所替代。后现代主义话语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后工业社会、后匮乏社会、风险社会、流动社会、网络社会等等概念去界定这种巨大的变化。

奥地利当代社会学家赫尔嘉 · 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指出 ：“加速不再仅仅意味着所有社会进程的提速。加速还促进了普遍提高的流动性的时间规范的形成，这种流动性同时也是物资、人力、资源、信息传送过程中要克服时空距离隔阂而产生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结果。……流动性已经成为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时间规范。”哈维与齐格蒙特 · 鲍曼（Zygmunt Bauman）分别以“时空压缩”和“流动的现代性”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析，二者都认为空间的压缩与“消失”都是由于时间的加速所驱动的。然而由于加速使“现在萎缩”，时间节奏在两个方向上极端化了。在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的重要代表之一罗萨那里，一方面，日常生活的时间、生命时间以及历史时间都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同时性”（瞬间），以至于仿佛社会步入了“疾驰的静止”状态。另一方面现代性时间处处表现的无序化、碎片化、偶然性彻底耗尽了现代性规划本身的乌托邦想象的能量和意义之源。因此，现代性不断的加速并未摆脱自身而进入后现代性境况，而只不过是使现代性提早完成而达到了超级阶段。我们已经从现代性社会进入了超级现代性社会。

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吉尔 · 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指出超级现代性社会与经典现代性社会形式相比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超级现代社会将现代性本身现代化，将理性理性化，将竞争普遍化、私有化、白热化。”它并非 20 世纪 80—90 年代盛行的后现代阶段，而是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级的超级现代性阶段，它也不是对现代性的替代和扬弃，而是对现代性发展到了过度、剩余与完美化时代的重新定义。

超级现代社会的节奏模式，不再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社会的自然循环节奏，也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粹机械线性节奏，而是超级现代社会或者加速社会的“变革式的断裂”或者高度紧迫性抽象时间的统治。“超级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人们对时间的体验越来越变成为一种严重忧虑、不断加强的时间压力得到普及的社会。”归根结底来说，它意味着文明的加速。这种加速的时间节奏带来的紧迫性支配统治正是“超级现代性”的特征。如果说现代性是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时间以及对这种增加的批评建构起来的，那么超级现代性则是人们普遍感觉到时间不断减少的时代。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机制是复杂的，而其社会后果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以至于人们失去了解放政治的方向，耗尽了精神文化的意义，甚至将要面临生命的毁灭。

（一）封闭性的内循环系统 ：技术、社会变迁与日常生活节奏的三维加速

与一般的观点相反，科技加速并非社会节奏加速的肇始原因。现代性如何卷入复杂的加速过程当中有着多重维度的动力机制。第一个维度是法国都市理论家维利里奥提出的技术加速 ；第二个维度是德国现象学家赫尔曼 · 吕伯（Hermann Lübbe）与政治学家马提亚斯 · 艾柏林（Matthias Eberling）揭示的社会变迁的加速 ；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学家格奥尔格 · 齐美尔（Georg Simmel）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列斐伏尔所把握的日常生活节奏的加速。这三重维度并非孤立分离的碎片，而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科技加速、生活步调加速与社会变迁加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循环、自我驱动的系统，根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实践形式、社会结构与沟通交流模式。

第一，技术的加速意味着社会从前现代社会的徒步行走、马车行走到工业运输革命再到信息传输革命以及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的技术跃迁。然而技术的加速不仅表现为维利里奥所谓的人员、货物、信息和军事上的武器运输速度加快，而且包括社会再生产速度的加快。资本主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断缩短是资本获得竞争优势榨取剩余价值与超额利润的直接手段，除了加快劳动生产速度，还需要在交换与消费循环当中得到最终实现，资产阶级会不停地缩短资本流通周转的时间。这种减少周转时间的努力必须通过不断加速生产方式的创新、科技创新、组织管理创新来实现。这种创新已经溢出了经济领域而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当中。在超级现代社会，时间的加速逻辑直接体现在现代性的分配模式的核心位置，成功被定义为更快、更强、更有工作效率和竞争资源。因此，维利里奥提出的“竞速学”革命首先也是生产速度的革命，这场革命跨向了 21 世纪今天的“数字革命”与“智能革命”。

第二，社会变化加速不仅仅指工作流程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得到重组，而且是指实践活动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时间阶段确定为“现在的萎缩”，那么态度与价值、时尚和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与阶级团体、社会环境与惯习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文化逻辑就是追求生活富裕、欲望满足、财富、名望、抱负等的体验的总和与深度。在人的短暂的生命时间当中，世界所提供的东西远远比我们能够体验到的要多，世界时间与生命时间产生了矛盾。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自然就成为解决欲望机器的策略。

第三，生活节奏的加速体现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指行为事件的缩短或者紧凑，例如吃饭、睡眠、散步、娱乐、家庭聚会等日常生活的单位时间数量或者密度的增加。主观方面是指不断增强的时间匮乏感、时间压力以及令人感到紧张的加速压迫感。这其实也是海德格尔提出的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类在面对无限的世界之时面临的现代性困境。

（二）不断加速的社会节奏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复杂影响

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以及不断提速的科学技术在城市智能化空间的运用，导致了个体内在抵御风险的力量不断减弱。“速度替代了人际关系，效率替代了生活质量，狂热替代了悠闲享受。”由于我们崇尚现在至上主义，“许多领域都在实行这种过度节奏，这种节奏支配着全球化竞争和金融逻辑寡头政治下的企业生活链。永远追求短期的更多效益，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不间断地工作。因此，这种竞争竞赛使得紧迫性优于重要性，立即行动优于思考，局部优于整体。它还会制造一出戏剧化的、持久疲倦的和一连串身心混乱症的气氛。”例如，人们日益感觉到身心疲倦、强迫症加剧、抑郁、焦虑与自杀企图的大量存在就是这种加速社会的人类主观心理体验的消极性表现。与此同时，从有机食品、身体保健、卫生防疫、休闲消费到精神疗法、心理治疗以及情感游戏教育等领域迅速繁殖增长，成为新兴的“私人订制”服务领域。它们促使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所言的消费社会进入超级消费社会，人们奢求的不再是物质商品，也不再是象征的符号价值，而是对于生命本身、心理安全、情感记忆、文化遗产、身份认同的重新商品化。“它既是生存的不幸，也是变化的愉悦，是不断强化再强化日常生活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支撑着保护消费主义的逐步升级。这或许就是超级现代消费者的基本欲望 ：重新唤起自己的时间体验，像体验奇遇那样来重温这种时间体验。应该把超级消费作为一种无限重复的感情青春疗法来思考。”

（三）睡眠的终结加速了人类生命的毁灭

如今睡眠不再是人类生物生理的自然经验，它变成了一种被资本主义操控的可变的功能，发挥着工具理性和生理性的双重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详细地阐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工人身体和精神的压迫，资本手中的机器打破了工作的白天黑夜的时间限制和道德限制、工人身体自然节奏的限制，“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造成了“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针对人们的睡眠被剥夺和破坏的原因以及后果，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乔纳森 · 克拉里（Jonathan Crary）提出了最为激进的观点 ：

一排探照灯突然在半夜亮起，但从此不再熄灭，被定格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你暂时的偏离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

克拉里以 24/7 式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为我们解释了无时间性日益加速强化的消费的节奏、速度与模式是如何塑造人类经验与感知的。现代睡眠的消失与日常生活节奏的加速化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诞生的同时性表征，资本主义企业因为网络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而彻底变革，也带来了更加灵活的毛细血管式的控制模式。人们的家庭空间被各种无线网络与智能电子产品占领，使卧室与床上休息的时间被彻底吞噬。电子屏幕的光亮和各种平台推送来的信息对大脑神经狂轰滥炸，以至于疲劳了整天的神经系统始终停留在高度的亢奋状态，生物钟被破坏，失眠症随之而来。入睡必须购买风靡全球的安眠药就是明证。“数十亿人在服用抵抗抑郁症、躁狂症、多动症或许其他疾病的药物，越来越多的人的神经系统被模塑得差不多。”在克拉里看来，睡眠就是日常生活无法征服的剩余物，他更加关心的不是“资本的终结”而是“人类的终结”。因为人体的生物钟是生命本身抵御外在风险和疾病的一种规律和节奏形式，如果生物钟紊乱，那么势必会带来人体的失眠、体乏、抑郁、免疫功能低下甚至各种疾病。“资本变成了‘失控的巨兽’，不仅谋杀身体、时间、城市、社会财富”，“谋杀了人类的创造性的能力”，“而且谋杀了养育人类的根本 ：自然。”生命本质的运动、变化、生成，被资本创造的模拟的虚假景观替代，资本节奏的加速带来的是整个生命的毁灭。

四、节奏的和合共生：减速文明的可能性未来

综上所述，节奏分析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论域，它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深化，不仅具有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批判精神，而且亦表现出存在论时间现象学之特征。同时它以时间的政治结构变化为核心视域，从日常生活角度批判分析资本主义超级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的矛盾与异化状况。但是这种异化却以“时间”这种看似纯粹自然的法则表现出来，形成了抽象的“时间拜物教”。“加速”理论侧重于批判时间维度的异化，而节奏分析关心人类生命时间与空间的整体性结构异化，于是可以将当代有关“加速”的社会批判分析纳入节奏分析的批判理论问题域中。节奏分析试图揭示超级现代社会的隐秘线索，并从那种异化矛盾中发展出我们对新的社会形式的期待与解放理想。社会节奏的不断加速带来的不仅是自然的毁灭、身体生命力的超载以及社会的无序化状态，而且也带来了不公平的时间竞争、分配以及非正义的道德伦理困境。简而言之，社会加速并非将人们带入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共享以及生产关系的平等化，现代性美好生活的承诺并未兑现，反而破坏了启蒙以来人类自身的反思性与自主性承诺。加速解放的潜能已经耗尽，变成了一种新的奴役的力量。

在超级现代社会阶段，貌似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对速度的集体狂热，这种狂热的加速观念几乎变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第一，狂热的加速需求不仅使得人从切身性、地方性的空间当中“脱嵌”，而且造成人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扭曲异化。按照维利里奥的说法，人类本身由在场性存在变成了非在场性的“远程在场”，社会关系的亲近性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之间脱节了，以至于人们丧失了地方性的身份认同感。第二，加速的自动化进程使得我们已经丧失了文化知识和实践知识。贝尔纳 ·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甚至以夸张的言辞声称 ：普遍的自动化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以及人类大脑的去价值化，于是产生了系统化愚蠢（systematic stupidity）。一切的工作知识、生活知识与理论知识都被转变成没有主体参与决策的机器的自动化运转，发生了更加严重的身份危机。第三，社会节奏的加速导致人类本身的体验脱离生命历程变成瞬时性的，人类的记忆也从具体生存环境中不断抽离，变成瞬间短暂记忆，进而导致自我异化。

面对时间加速带来的诸种异化后果，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某种程度上正是超级现代性动力的理论表征，前者提出的策略是令人怀疑的，他们认为只有不断地解放并促进科学技术的生产潜力的加速，才能超越资本主义。他们预设了加速过程的未来是良性有序的，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新变体。加速主义并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的革命替代视角进行思考：重要的不再是发展更多更快的生产力，而是要寻求生产力成果的公平共享的社会关系。

换言之，不是要加速，而是要减速。有人认为放慢速度的策略实际上是可悲的，也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他们对“减速”的理解是狭隘的。“减速”是相对而言的，它不是回到原始的过去，也不是让社会停滞不前。因为所有合理平衡的社会机器都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刹车装置”，而且人类生命存在都有其自然的节律极限，社会速度一旦超越了这种极限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所谓“减速”是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以及生活节奏的和谐同步化。于是“减速”最终被持续的加速所抵消，加速通过“减速”而使自己相对化平衡化。

这样做是否是彻底摒弃现代性的线性机器节奏而重新回到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的循环节奏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自在的永恒的重复循环节奏永远不可能被历史进步的线性过程所取代，正像生活的自在差异的质不可能完全被消解为单纯的量，亦如使用价值不可能被交换价值所取代、“物”不可能被纯粹的“关系”所取代一样。自然节奏与社会节奏之间具有既冲突又协调的多重关系，日常生活就是人体、宇宙时空、文化、社会的节奏的交错，人本质上是日常生活节奏与自然节奏的和谐一致。人及其身体是要和自然世界的循环节奏融为一体的，是用自然节奏的轮回来反抗社会的单调节奏，即打破生命世界的轮回节奏与机械世界的重复节奏之间的对立，建构一种节奏和合共生的理想社会形态。即试图努力在机械化的、均质化的线性时间与自然的“生命无常”这一意外性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换言之，它不仅要恢复自然节律，同时也不是全盘抛弃线性，而是要打破人类的例行常规，打破固定不变的模式，在日常生活的习惯化、连贯性与变化性、断裂性之间确立一种崭新的互补关系。这种崭新的互补关系“可以从一切机械性的必然性、僵硬的规则性中解放人，将人从被封闭的被动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这种观点在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亦能够找到共鸣之处，例如，《周易 · 乾卦 · 文言》中所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

与以上具有审美特性的未来出路不同，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时间统治着生命时间并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资本本身“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资本必然存在着那种趋势 ：即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方面又把这些自由支配时间变为剩余劳动。资本内在不可克服的时间—空间界限引向了对资本社会内在的历史否定，这是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内在批判，发达的生产力潜能与其现存社会形式之间不断增长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炸毁这个资本私有制的价值形式的时候，“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社会关系获得解放后，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摆脱“资本主义应用体系”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结合与社会交往普遍发展，人类的生命时间由此真正成为人类的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们自由联合起来并共享生活资料与精神财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必然代表着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释略）

（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