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共产主义的质疑颇具影响力。他在《历史主义贫困论》（1957）、《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等论著中批评马克思，“虽然他有许多功绩，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甚至宣称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死了”。据说《历史主义贫困论》的书名就是影射《哲学的贫困》，“试图提出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种哲学方法上的批判”。
长期以来，学界对波普尔作了不少回应。一方面是辨析历史主义概念或澄清唯物史观原理，纠正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解；另一方面是重申共产主义论证。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大体有“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或“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两类意见，二者分别强调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标志和理想境界。作为一种理想境界的共产主义，波普尔是不反对的，甚至认为“它的社会责任感和它对自由的热爱必须存在”。但他质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若不能作出针对性的回应，极易落入逻辑窠臼、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实际上波普尔的质疑是“贫困”的，他是将共产主义视为历史主义加以批评，后者又奠基在他独特的知识观之上，但他不够精细的讨论留下了 “阿喀琉斯之踵”。这一比喻来自何兆武先生：“为什么主观意识或知识的增长就没有客观规律而且是不能预言的呢？他始终没有给出自圆其说的论据，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他理论里的阿基里斯的足踵。”“阿喀琉斯之踵”不仅在于知识增长问题的论证，更在于对知识增长与历史进程关系的讨论上。下文将对波普尔理论进行探讨以揭示其“阿喀琉斯之踵”，进而回应他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论证的质疑。
一、从知识增长模型到反历史主义
波普尔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是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他构造的“理想型”，杂糅了现实中各派理论，总的来说也就是某种历史决定论，强调的是“社会必然要变化，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的道路、是通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在变化的”。波普尔列出了环环相扣的五条论纲：第一，历史深受人类知识增长影响；第二，我们不能预告知识在未来的增长；第三，因此，我们不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第四，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科学理论可以构成历史预告的基础；第五，因此，历史主义是错误的。
波普尔强调，“决定性的一步”在于第二条即知识增长无法预告。这条论纲关涉他的主要学术贡献：“科学知识增长并不是指观察的积累，而是指不断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虽说这里是围绕“科学知识”这个特定概念谈的，但无需很多修改也可适用于一般知识。知识增长的逻辑可以演示为四阶段：“P1-TS-EE-P2”，即由问题出发、提出试探性理论、进而排除错误、再达到新问题。知识体现人们创造历史的能力，在波普尔看来，人类认识从始至终渗透着理论，理论“是我们自己的发明物，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它们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思想工具”，它可以源于自身的一切经验，甚至某种天赋知识，人们都是先构建假说或理论系统（猜想），然后用观察和实验对照经验来检验它们（反驳）。既然理论要经受检验，那本身必须能够被证伪，即用重复的观察和实验去检验我们的猜测或假说，当然不是所有命题都能为经验所检验，于是“可证伪性”“可检验性”“可反驳性”构成了科学划界的标准。科学知识是从理论到理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实质上就是提高和改进现存知识的过程，未来的知识增长只有在未来的知识状况下才能探讨，特别是对于某些根本性的创新，要在当下预测它们除非具备了仅在未来才出现的知识，而这在逻辑上行不通。同时，作为前提而存在的理论既然出于我们自身所构造，则“科学理论不可能完全得到证明或证实”，因而真正的真理严格来说并不存在，从猜想到反驳的过程应当无穷地进行下去，“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
波普尔眼中的规律就是这样一种暂时经受住检验的科学理论，可用作解释现象或对未知进行预测。但无论解释还是预测，必须兼备两个条件，一是普遍性质的科学规律，二是作为个别情况触发规律的初始条件，解释或预测相当于运用规律和条件构建因果关系，检验则是把已有事件与已有的解释或预测相比较。就此说来，预测历史只需找到历史规律和初始条件就可以了。不过，至少三个相互联系的理由妨碍了这种可能：第一，对历史的任何思考总要借助理论，每个人都可以从任何根据理论对历史事实建立因果联系，因而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充满片面性和选择性。波普尔写道：“历史学的特征与其说是对规律或概括化的兴趣，还不如说是对实际的、单一的或特定的事件的兴趣。”第二，通过历史的本质或者整体来发现规律是否可行？波普尔旗帜鲜明地反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整体主义（holism）方法。因为且不提历史有没有本质，知识既然就是假说，试图把握本质就是伪命题，而全面把握历史也不可能，“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综合”是永远无法得到的，一般事物尚且如此，要对历史把握得面面俱到就更加荒谬了，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办法，他们“不仅计划着用一种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整个社会，还计划着‘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重建我们的社会”。第三，有没有可能像一般的科学规律那样通过猜想和反驳来得出历史规律呢？波普尔仍然反对，因为这类命题一概不可证伪。他区分了两种不可反驳性，一种是逻辑的或分析的不可反驳性，一种是经验的或综合的不可反驳性。后者情况很多，例如有些事物存在与否无法确定，有些则是无法穷尽各种可能，还有些表面上可检验但实际上不行，这些都被视为经验的不可反驳，“正是经验反驳的可能性使经验的或科学的理论显示出其特色”，而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构成对预测的反驳。
即便真的找到一种关于历史规律的命题，波普尔认为还是不可能实现历史预言，因为规律发生作用需要初始条件，而历史不具备这种条件。其一，“历史主义者并未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推出它的历史预言”，无条件的历史预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其二，通过某种条件使规律发挥作用，相当于预测某种条件下会发生某个事件，同时并不排除其他事件发生的可能。历史的过去对于当下是封闭的，但历史的未来却始终是开放的，不可能真正估算出影响预测实现的所有条件，比如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影响因素，而预言本身对于历史的影响是无法准确预言的，这就意味着自我预言是不可能的。波普尔说道：“诚然，如果它是重复出现的，我们也许可作出某些预言”，但是现代社会肯定不是稳定的系统，“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的方面是非重复的”。在他看来，科学关注的正是人类活动的某些出乎意料的反应，所谓历史的运动、力、方向等说法本身都只不过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混乱。历史的因果关系与其说是规律，毋宁说源自对特定事件的兴趣，只能被称为“历史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波普尔基于独特的知识增长模型，似乎顺利地打消了历史主义预测未来的念头，细细看来有两个论据尤为重要，一是强调预测历史的科学知识不存在，二是强调知识增长不可预测。不过，从后一个论据到得出历史不可预测的结论，如果只表明知识增长影响历史进程显然远远不够，除非历史发展彻头彻尾地由人类知识所主导；对于前一个论据，如果真的不存在预测未来的科学知识，似乎就应认为人类知识对于未来是无能为力的。
波普尔当然不会这么认为，他其实很愿意承认人的预见能力和自由行动的余地。他强调自己“并非否认一切社会预测的可能性；相反，它与由那些理论得出预测，断言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某些发展，从而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而不是‘历史理论’）——的可能性完全相容”。一者，对于社会科学命题的证伪。波普尔认为，无论是不是自觉运用科学方法，社会生活中实验方法都无时无刻不在应用着，例如供求间的关系、某项政策的后果等都在试错中进行。不过这似乎意味着“独一无二的”历史进程并不影响检验。二者，要得到这些命题势必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猜想，那它们与历史主义何异呢？波普尔的回应很含糊，他认为应该从零碎处而不是社会整体着眼，并在一次演说中说道：“我认为，哲学家应根据过去五十年的经验继续讨论社会政策的正确目标。”不过，这似乎意味着科学预测只要针对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而非历史进程本身就是可能的。三者，他也不完全排除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的努力，认为有一种“格式塔”的总体“讨论事物的某些特定的性质或方面，亦即使它呈现为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而不是一堆单纯的杂凑的那些性质或方面”，可以为科学所研究。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通过研究得知一些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是可能的，在许多因素变动时分析一个变量的影响也是可能的。不过，这似乎意味着把握历史的“总体”仍然可行。四者，波普尔还暗示通过趋势也可以预测历史发展，他指出“趋向的出现是无可怀疑的”，“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尽我们所能地解释它们，亦即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它们得以持续的条件”。不过，这似乎意味着预测历史进程也可借助趋势。
这一系列辩护为波普尔提出自己的“零碎技术学”（piecemeal engineering）开辟了立论空间，却也在他精心建构的反历史主义理论中埋下了贫困的种子。“零碎技术学”顾名思义即一种着眼于审慎修补的社会改造方法，这在表面上很符合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历史进程受知识进步的影响，既没有关于历史规律的知识，又不能预测人类知识增长，故无法对历史发布“天气预报”；另一方面，如果着眼于零碎的、局部的、试探性的，那么在社会现象间发现规律是可能的，根据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预告未来也有可能，因而对社会进行技术性的改造未尝不可。问题在于知识增长和历史进程究竟有什么关系。前一方面似乎完全斩断了历史主义的幻想，后一方面却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原来社会科学规律是可能的、历史趋势是可能的、有条件的预测是可能的，这又意味着纵使科学知识无法预测，人类对于预测未来还是大有可为。波普尔理论中的盲点，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和理论混乱之中”。
二、波普尔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
波普尔试图表明人们不能预测历史发展，但又不承认真的完全无法预测，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让许多结论看来模棱两可，暴露出理论的贫困。例如何种条件下的趋向是可靠的；何种意义上的预言是无条件的；哪些变量间因果关系可以构成规律；多高的可检验度才是可反驳的；多长时限的改革是零碎的；多大范围的总体是可以研究的；哪些社会科学规律不是历史解释？等等。当然，这些事关历史的问题的确不好回答，但既然论点采用了全称命题就应该给出清晰的论证，只是波普尔的论证非但谈不上周全，甚至有些含糊。比如对趋势的理解。他承认趋势有利于预测，只是不相信趋势可持续，而给出的理由竟然只是经验中的观察：“持续了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之久的趋向，可以在十年之内改变，或者比那更迅速。”并且，趋向发挥作用有赖于初始条件，而“历史主义的中心错误”就在于忽视初始条件，甚至贫乏到不能想象趋向变化。可是，如果能对趋向的可靠性作出保证，上述理由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理论盲点的存在，折射出波普尔的暧昧态度和保守立场，因为除非借助某种意识形态，否则很难想象何以他得出的是零碎技术学而非某种决定论。波普尔自称为批判的理性主义者，与培根、笛卡尔等相信人最终能够占有绝对确实的知识不同，他欣赏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怀疑人的知识和智慧，并始终坚定地拒斥任何自称的知识或智慧”。他比休谟更进了一步，相信理性可以单独作为知识的源泉；但比康德又退了一步，不相信人的先天知识绝对可靠。换言之，他认为人的理性作为知识源泉并不具有权威性，“起源或谱系在任何场合都同真理没什么关系”。零碎技术学传达的正是这种批判理性主义，他无法准确界定甚至本就不打算界定它与历史主义方法的区别，他说：“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想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给波普尔以显而易见影响的哈耶克曾说过“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要求一定程度的不自信以便让他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波普尔正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人类必然是无知的，“幸福的种种新方式都是理论的、不实在的东西，要对他们形成一种见解很难”，就算得到了也不会像预测的那样实现。可见，零碎技术学是秉持一种保守立场和谨慎态度提出的，它的好处不在于给未来增进多少福利，而在于对痛苦的实用性修补，即便被经验证明有错也利于迅速纠正。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波普尔证明了历史主义是错误的，不如说只是证明了它是不可靠的；与其说波普尔驳倒了历史主义，不如说是他的基本立场与历史主义格格不入。
撇开这种批判理性主义立场重新审视波普尔的独特知识观，显然不足以为驳倒历史主义和决定论提供充足理由，理论的贫困变成了“阿喀琉斯之踵”，因为他的知识观并不关心命题的真伪。而认为知识源于假说和检验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但是，波普尔先验地给所有人类知识下达了判决书，认为知识可以是客观的，但“科学中就不可能有最终的陈述”，无非是持续不断的试错，能做的就是用可证伪标准划定一个界，界内是经验科学，界外的则是数学、逻辑、形而上学等无穷多的其他知识。问题是界限再确切也还是“划界”，与命题的意义和真假并没有关系。例如，在划界标准下，许多如哲学上关于人类心智的命题、历史学关于社会形势的命题抑或心理学关于本我的命题一开始就被排除于科学之外，但它们仍然可能既有意义又是真实的，波普尔也承认有些形而上学命题可以视为对问题的解答，进而批判地讨论其真假。因此可以说，只有基于知识划界的逻辑，认为历史进程没有科学规律、没有科学规律可以预告历史、科学知识通过试错而增长等才是能被支撑的结论，毕竟“科学”已经过特别的定义。
其实波普尔早就承认：“我不想驳斥我认为不可反驳的决定论；我希望驳斥我所称的‘科学’决定论。”但要驳倒历史主义，划界就够了吗？那些他所批判的历史主义命题，如历史趋势多大程度上可靠、某个历史预测正确与否等仅凭断定科学与否并不能决定真伪。他的结论和论证之间永远藏着盲点，比如为了否认存在关于历史运动的科学规律，论证的却是这些命题不够科学；为了否认历史趋势对预言未来的意义，论证的却是趋势的作用条件难以具备；为了否认对知识增长的预测，论证的却是知识的独特增长方式，而又并未证明历史进程完全受制于知识增长方式。就此而言，波普尔的五条论纲对于彻底清除历史主义是力所不逮的，他在第二条即知识的增长方式上费了很大力气，贫困的种子却早在第一条就埋下了：历史进程固然深受人类知识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历史中完全不存在某些（个）规律或趋势具有不为知识增长所转移的可能。
不难想见，当波普尔竭力用他的理论攻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时，其“阿喀琉斯之踵”就显得更为脆弱了。波普尔注意到了马克思理论的独特性，认为它一方面是经济主义的，强调人的物质需要的根本性和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承认这“代表了一种极其有价值的进步”，并不否定经济主义的科学性，只是用经验举了反例，“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也许得到宣传的支持）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主义的，是“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何谓“贫乏”？他解释道：“在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即，即使我们观察今天所表现的历史趋势或倾向，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它明天是否会有同样的表现。”毫无疑问，波普尔的这些看法夹杂了太多误解。
应该声明，本文无意于讨论历史主义，也不为历史主义辩护。而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的很多观点马克思大致同意，比如马克思也反对预测未来如何具体地行动，他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然而不同的是，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他相信历史的规律和趋势并曾感慨：“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有学者曾经评论道：“一般而言，马克思对设计乌托邦蓝图的兴趣较小，他更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并从中进行推断。”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波普尔所指责的那种历史主义妄想，从未试图全知历史。恩格斯指出：“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列宁也指出：“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但是如卢卡奇所言，“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描述之间的对立”，“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其实，马克思用辩证法的“过程观”和“关系观”取代了对现实世界常识性看法。一方面，从纷杂变幻的社会现象中科学抽象出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他强调“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社会的总体结构来研究历史运动，从而提出了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共产主义。列宁精妙地总结道，唯物史观“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从而也就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些相互作用归结为一条耳熟能详的唯物史观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三、历史规律与共产主义必然性的澄清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论证恰好击中了波普尔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波普尔认为有关历史进程的科学知识并不存在，唯物史观规律正是这种科学知识。唯物史观规律研究社会的总体结构，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展示出历史进程的自然必然性。这样的历史进程与其说是某个类的主体的单线进化，不如说人类社会不断历经结构性变革，“进化表现在按照一个合理构成的模式而构成的，又经常被更全面的结构所代替的那些结构上”。唯物史观规律并不探知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而是探讨事关历史进程决定性因素的走向，这不但没有削弱未来对于人的开放性，反而要展开在人的现实活动中，而绝非“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唯物史观规律是本质性的，规律本身不等同于现象具体，比如经济未必总是历史进程唯一的或直接的影响因素，只不过“最强有力”“最本原”“最有决定性”。总之，波普尔认为历史进程由于知识增长方式而不可预测，马克思却表明自然历史进程不以人类知识增长方式为转移，而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运动。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唯物史观规律的表达式内部仍有决定关系，“生产力是因，生产关系是果；经济基础是因，上层建筑是果”。第二，规律的作用并非无条件的，上述决定关系展示了初始条件，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条件是特定生产力运动。第三，马克思也强调规律或趋势发挥作用受到每个时代现实的“种种前提的制约”，但能够证明规律的作用“不是由人的目的和意志决定的人为努力的结果”。
那么，这里的规律和趋势是如何支撑起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呢？一般看法认为，共产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立论依据”。这些看法蕴含值得区分的两个命题，马克思的文本也应当支撑起两步论证：一是要表明共产主义是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不仅力图表明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而且力图表明它为什么是一种过渡的生产方式，继之而来的可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也就是要表明何以资本主义必然向共产主义过渡。
要得出共产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论，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全知历史，唯物史观所采用的办法其实是把握事关历史进程的一些决定性因素。换言之，科学抽象出社会的总体结构，共产主义就发生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一方面，将历史的进程归结到生产力的运动上。历史的主体是人，物质生产在人类生活中占据基础性的地位，“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社会总体状况适应于经济基础。同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生产力体现的是物质生产能力，“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而人们在生产时，不可避免地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生产关系具有特定形式，当不能容纳生产力时便会发生变革，生产力的一定状况是引起某种生产关系的原因。
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变动中展望共产主义。有学者将生产关系区分为“物质的”和“社会的”两种，前者指劳动关系，后者则涉及对人和生产资料的支配；也有学者表述为“技术关系”和“权力关系”，并认为马克思通常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关系概念。生产关系探讨的主要是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结合以及一系列相互关系，其核心在于财产所有即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他还认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并表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不过“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既然“这些条件实际上成为主体活动的条件”，势必就有了共同所有还是私人所有的差异。而分工与所有制紧密相关，“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社会化大生产最终势必推动生产条件为生产者共有，公有制就是共产主义的标志。恩格斯明确指出：“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列宁也表示：“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
透过唯物史观的规律，包括思想观念、制度体系等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复杂具体的种种现象，被科学抽象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可以说，当波普尔还在感慨历史整体的混沌和社会现象的繁杂时，马克思已经通过科学方法把握了社会总体结构；当波普尔还在纠结于历史预言不能不受人类知识干扰时，马克思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不必为发布历史进程的“天气预报”白费力气——人类知识增长方式固然深深影响历史具体进程，却并不否定社会总体结构变迁的规律。在环环相扣的决定关系中，生产力是最根本因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运动向公有制复归，随之而来的就是共产主义。重要的是，唯物史观这一规律是科学的，因为既符合波普尔的“划界”标准（即可被证伪、具有逻辑结构从而推导出预测、预测由一些基础命题构成），又符合经验的确证。列宁赞扬：“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马克思恩格斯承认他们的理论原理既可证实又可证伪。”
不过，尽管论证至此已通过唯物史观规律展望了共产主义，却还是未表明资本主义何以是一种过渡形态。波普尔坚持认为，规律或趋势发挥作用需要初始条件，并误会共产主义是无条件的历史预言。其实上述规律的表达式已经说得很清楚：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初始条件应该是使经济基础变化的那个因素；由于经济基础涉及的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生产关系又适应于生产力状况，那么整个规律作用的初始条件就在于确保生产力运动。因此关键就在于：一是生产力具有累进的趋势，只有生产力持续进步，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有可能；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否定自身的必然趋势，而共产主义正是对私有制的否定。
关于生产力持续累进的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有一定的财富被积累。”那么生产力何以会持续累进呢？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生产力的自我革命性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求生存谋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或认为其秘密是“隐含在生产力背后的人的需要、欲望、理性和激情。”这里应当避免落入逻辑窠臼，其实波普尔也承认“马克思所观察的财富的积累和积聚的趋势，几乎很难受到责疑。他的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理论在主要方面也是难以反对的”，但他认为“人的因素乃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制度中那个归根到底是无从确定而又曲折的成分”。
事实上，要解释生产力累进趋势必须回到实践中。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因而始终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有学者发现，“实践既作为劳动出现，又作为自我表现出现；既作为物质再生产而出现，又作为社会再生产而出现”。由此可以引申出生产力进步趋势的三个理由：第一，生产活动伴随人类始终。马克思生动地写道：“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为了维持存在而持续不断地生产，这意味着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处于持续不断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第二，实践具有创造性和不可逆性。生产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过程不是循环重复，而是需要与生产间矛盾互动，为满足更高需要而生产，又在满足需要中推进生产力。因而这个过程是“创造性的，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不同阶段“总是在为更高的上升运动准备着前提，积蓄着能量”。第三，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累进。马克思指出：“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生产力对于每一代人都是一种既得的、以往活动的产物，特定生产力的确可能消灭或停滞，但随着交往的扩展越来越不会出现“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再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这一趋势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必将处于变动之中。
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否定自身的“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可以借助社会分工与私有制间的矛盾来解释。分工协作是生产中的劳动组合关系，既意味着每个人角色的固定化，又将生产变成事实上的“共同活动”，尽管“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分工体现生产力状况，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分工规模不断拓展，以至于引发一体两面的严重对立：一方面是生产越来越表现为极大范围内不同人的“共同活动”；另一方面这种“共同活动”赖以进行的生产资料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得“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这种对立的解决只能是让劳动者像“共同活动”那样公共地占有生产资料，换言之，即私有制转为公有制。
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何以会向对立面转化呢？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最富魅力的部分之一。列宁曾提示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由辩证法观之，私有制的顶点就是公有制的复归，转向共产主义公有制具有必然性。从历史的具体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将达到一定点，以至于“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这在根本上是通过阶级斗争解决的，恩格斯指出：“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对西欧社会的考察也印证了这一逻辑：最初是原始社会，包含不同公有制类型；其后进入私有制，私有制又伴随着发生在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三种阶级对抗，最终，阶级斗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资本论》从逻辑上勾勒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确立到衰落的过程。由于“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私有制在这过程中有两次“否定”、三种具体表现：在“资本的前史”，私有制是“基于自己劳动的个人私有制；随着原始积累的进行，形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可以说是第一次否定。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所有权的两条规律，“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随着资本主义持续发展，小资本家也将被剥夺，私有制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垄断”，构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它恰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这个否定也意味着转向共产主义无非资本主义的必然前景、无非自然历史进程而已。
结语
波普尔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存在“阿喀琉斯之踵”，这源于他将对人类知识增长问题的研究用作反历史主义的论纲，暴露出了理论的贫困。其实，无论知识增长能否预测，都不意味着历史进程无迹可寻。马克思恰恰指出共产主义无非自然历史进程而已。一方面，基于历史经验科学抽象出唯物史观规律，发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基于实践概念指出生产力持续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否定自身的趋势，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环环相扣的论证击中了波普尔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既不依赖历史的全知或历史的本质，也不排斥未来对于人的开放性，它奠立在唯物史观规律和可靠的历史趋势上，旨在结构性地探讨事关历史进程的一些根本的决定因素的走向。套用波普尔的知识划界，如果唯物史观由于具有可证伪性可称为“规律”，那么生产力进步及转向公有制则可被称为“趋势”，毕竟“历史进步是一个哲学命题，是辩证思维的产物，按照实证思维的逻辑和实证科学的手段，对这样一个命题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对于这种趋势的理解需要辩证和历史思维，正如有学者所言：“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终极目标，与其说是一个预言和展望的目标，不如说是一种辩证的历史思维方式的产物，它来自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揭示结合了“规律”和“趋势”，像任何美妙的理论一样有着十分简明扼要的表达，诚然其“时机和制度设计尚无法确定”，但至少“带来了乐观主义的理由”。放眼当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焕发生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崇高理想也越来越展现出理性光辉和实践魅力，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先是逐步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不断推动生产力大解放和社会大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人民正是在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正在为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增添经验上的证据。
（作者简介：魏旭，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东南学术》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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