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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拉丁美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现象，即在整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这股浪潮始于1998年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选举中获胜，随后在智利、阿根廷、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巴拉圭、海地等国家获得选举胜利。如果包括古巴，到2010年已经有13个拉美国家被视为左翼政府。尽管这些政府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由于多种因素，诸如美国新一轮干预、2014年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急剧下跌、右翼采取新的政治攻势、一些国家的政治腐败等，这一波左翼浪潮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破裂，从2009年针对洪都拉斯时任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的政变起，右翼政府纷纷在选举中获得胜利。

但是，正当人们以为拉美左翼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到失败、“向左转”已经结束的时候，拉美出人意料的又开始了第二波的“向左转”，转折点是2018年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赢得了选举，随后，阿根廷（2019年）、玻利维亚（2020年）、秘鲁（2021年）、智利（2022年）、洪都拉斯（2021年）、哥伦比亚（2022年）、巴西（2023年）等国左翼相继执政。再加上长期一直由左翼执政的委内瑞拉（2018年马杜罗连任）、尼加拉瓜（2021年奥尔特加连任）和古巴等国家，到2023年1月，该地区左翼国家约占地区总面积的90%、人口总数的90%，呈现出了范围广、规模大的特点。

拉美国家第二波左翼政府上台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拉美第一波左翼执政现象刚刚消退不久，很快又出现了第二波左翼执政，这种情况看似意外，但仔细分析发现并非偶然，而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选举政治恢复常态为左右翼交替执政创造了条件。作为一种地区现象，拉美政党左右翼轮流执政的“钟摆现象”是在21世纪出现的。在此之前的20世纪，“钟摆现象”更多地表现在专制和民主周期的更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只有3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军人政权或独裁政权。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拉美经历了民主化浪潮，到2000年完成了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的过渡，实现了选举民主制度，权力交替走向了正常化。但在1998年之前，除了古巴政府之外，新上台的政府是清一色的右翼。不过，民主化转型也为后来左翼政府群体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第一波左翼政府正是利用了多数选民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满，以及美国对拉美选举民主制度的“认可”且不再加以干涉的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左”与“右”，只限于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区分的左翼与右翼，并且左翼政府也是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而言，即根据当时的拉美现实提出来的划分“左”与“右”的标准，而非根据某种传统的左派标准来划分的。通常情况下，右翼主张市场配置资源，推崇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认为选举型民主是政治自由的标准；左翼则坚持国家干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认为民主的含义更为广泛，包括公民的社会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等。这两种主张在拉美国家均有市场和吸引力。在经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的右翼政府的短暂统治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逆转，再次出现左翼回潮的局面，这与“政治周期”因素不无关联，因为选民有思变的心理，作为对局势不满的结果，希望出现新的政治交替便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

疫情和全球通货膨胀促成转机。2020年和2021年，疫情在拉美国家大面积蔓延，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物资匮乏，医疗体系面临崩溃。有的国家甚至出现尸体被遗弃在街头以及无休止地排队获取氧气的场面。因受疫情的巨大冲击，2020年拉美经济衰退高达7%，其中秘鲁经济衰退达11.1%，阿根廷经济衰退达9.9%，墨西哥经济衰退达8.2%，哥伦比亚经济衰退达7%，智利经济衰退达6%，巴西经济衰退达0.39%，创下了20世纪以来的最差纪录。在社会领域，失业率快速增长，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贫困率升至33%，赤贫率升至13%，退回到10多年前的水平，大量中等收入群体滑向贫困。由于需求被疫情抑制，通胀早已开始抬头，疫情也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财政资源耗尽，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了世界燃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更加重了拉美的通货膨胀。结果造成拉美失业、通胀、贫困交织在一起，社会治安也不断恶化。疫情刺激了人们对公共政策的需求，疫情的控制与国家医疗能力乃至整体的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此时，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缩小国家作用，限制社会权利的主张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在疫情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拉美的选民选择放弃右翼执政党，转而支持增加社会支出承诺的左翼候选人。

不平等与社会排斥的加剧增加了左翼的话语力。拉美是世界上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18世纪70年代以来，它的高度不平等一直持续至今，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左右，巴西甚至一度达到0.6以上。除了基尼系数之外，拉美的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中小学入学率较低，教育质量较差，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所占的比率较高，有权享有法律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人口所占的比例较低等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拉美不平等推向了新的高峰，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1.2%，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基尼系数在0.51以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左翼政府增加了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粮食等方面的社会支出，使数千万人成功地摆脱了贫困，整个地区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2下降到2018年的0.46，贫困率从2002年的45.4%降至2014年的27.8%，同期极端贫困率从12.2%降至7.8%，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更容易唤起选民对第一波左翼执政时期的良好回忆，人们希望第二波左翼执政能够成为第一波左翼政权的延续。民众怀抱的都是一些很现实的希望，如他们的孩子能否在附近一所提供基本服务和优质教育的公立学校上学，他们可否在生病之后享有免费医疗和一流的护理，他们能否在进入老年后以他们的工作来保证体面的养老金。而左翼候选人为不平等和贫困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更好地”分配财富，具体包括更多的税收改革、更多的法规，他们经常严厉评判富人财富、私营公司，并质疑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成为“公正”话语的代言人，并不断更新“公正”话语的表达。这些表达对中下层选民很有吸引力。

右翼政府的治理危机迫使民众做出新的选择。左翼政府的上台与右翼政府的治理困境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墨西哥，如果没有国家行动党政府的失败（2000年-2012年）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令人失望的回归（2012年-2018年），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胜利就无法解释，洛佩斯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遭到失败，但正是由于前几届政府未能有效控制毒品暴力以及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政府的腐败，洛佩斯才在2018年的第三次竞选中获得了成功。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下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疫情管理的不负责任，同时，在其任内，亚马孙雨林遭到了创纪录的破坏，贫困人口增加了3300万。相反，作为他竞选对手的卢拉在之前的总统任期内，大约使2900万巴西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在阿根廷，如果没有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的经济失败，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和基什内尔主义的回归同样无法解释。由于社会不平等、贫困、普遍腐败，有组织犯罪的增加，法治环境遭到破坏，“我们在拉美看到的是人们投票反对当权者”，有拉美学者指出：“这是对现有政府的惩罚。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拉美人变得更加左派，但我确信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更加愤怒。”正是由于右翼政府的失败，未能兑现其竞选前的承诺，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从而为左翼重塑自己提供了新的机会。

左翼力量在竞选中采取了灵活实用的政治策略。在新背景下，左翼力量采取的政治策略更显示了灵活性和实用性，他们知道如何与民众进行沟通，如何最大限度迎合各阶层的关键诉求和核心利益。

在竞选和施政纲领方面，他们宣称自己所在的左翼政党或开展的左翼运动负有为民众谋利益的使命，从而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但他们又不固守左翼的传统主张，而是与时俱进，提出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议程。如智利加夫列尔·博里奇领导的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其执政理念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强调全民民主、进步变革和多元团结，其执政议程中包含了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生殖权利和承认同性婚姻等一些全球左翼运动的前卫主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以社会主义纲领赢得了选举，其执政计划包括控制住疫情的大流行、增加对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投资、增加对国内外公司的税收，通过修改宪法，增加国家在铜矿开采公司利润中的份额等。但为了争取企业主的支持，佩德罗·卡斯蒂略表示不会建立类似古巴和委内瑞拉那样的激进左翼政府，卡斯蒂略政府更加温和。面对市场失灵，第一波左翼政府曾借助大宗商品的出口繁荣，以更大的公共开支促进了公平，而第二波左翼政府则通过呼吁尊重人权、土著权益、性别和性少数人权益、关注气候和环保、公共卫生等新议程，以实现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愿望。

在竞选方式方面，左翼甘愿放弃激进风格，向中间靠拢，选择了多元联盟。如卢拉击败博索纳罗的票数差是由中间派的巴西民主运动党给出的，这是米歇尔·特梅尔领导的政党，后者曾在2016年利用其在国会的选票将卢拉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赶下台。卢拉在竞选中还团结了他的前社会民主党对手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并将中间派杰拉尔多·阿尔克明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卢拉也毫不犹豫地与曾经在左翼挑战他的前总统候选人和前环境部长玛丽娜·席尔瓦和解，并通过承诺不支持堕胎或毒品自由化来争取福音派的投票。哥伦比亚的佩特罗早年参加过左翼游击队，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之后，在2010年和2018年两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未成功。佩特罗与拥护前总统的桑多斯派结盟，并与前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的自由党保持着密切联系，提名环保主义者弗朗西亚·马克斯作为其竞选搭档，组成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最终赢得了选举。除了巴西和哥伦比亚之外，秘鲁、智利的总统选举也都是第二轮通过的，都经历了与竞选对手谈判和妥协的过程，最终赢得了浮动选民甚至对方阵营选民的支持。

美国因素的变化助力左翼执政回归。2017年初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拉美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减少对拉美的援助，对非法移民“零容忍”，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签署《美墨加协定》，实行经济和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另一方面，打击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等左翼政府，不断增加经济制裁和封锁，并联合右翼国家对这三国实行集体施压，破坏拉美地区的一体化，排挤中国、俄罗斯等在拉美的域外力量，从而助长了拉美政权暂时的“左退右进”。但当时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既不愿意给拉美“胡萝卜”又要挥舞“大棒”的做法，最终损害的是拉美民众的利益，激化了拉美国家与美国的矛盾。同时，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也传递了“北方巨人”正在衰落的信息。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下台，拉美右翼政权也纷纷被左翼替代。美国拜登政府弱化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拉美左翼政权进行“极限施压”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拉美的政治钟摆再次向左转。

上述可见，左翼回归的制度基础是选举政治的常态化，根本原因是长期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外部原因是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美国对左翼力量“极限施压”的减轻，而在不断加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右翼政府束手无措，左翼力量采取灵活实用的政治策略，适应了选民思变的心理则是短期的内因。从这些原因之间的内在逻辑看，只要根本原因没有较大改变，新的左右翼更替的周期将会再度发生。第二波左翼执政存在的时间长短，从短期看取决于其应对危机的能力，从长期看取决于其在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上是否有较大突破。

拉美国家第二波左翼政府执政面临的挑战

尽管拉美第二波左翼执政已变为既成事实，但与第一波左翼执政浪潮相比，内外形势都发生了不小变化。如前所述，两波的共同点，都是因为危机而催生，上次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危机，这次是由于各国对疫情管理不善带来的危机，两次危机都激发了中下层民众渴望变革的诉求。但不同的是，两次左翼政府执政之后条件的差异。上一波左翼政权出现的时候，恰逢“9·11”事件前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了反恐，无暇顾及拉美，拉美左翼获得了一个发展机遇，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对拉美大宗商品的需求，拉美左翼领导人在出口繁荣的支持下，能够实施和扩大社会计划，满足下层民众的诉求。而这一波左翼政权上台后，拉美政府面临受疫情打击财政压力大、乌克兰危机引发飙升的通货膨胀、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各种不确定性都在增加，同时，拉美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的比重有明显增加，对中间阶层的诉求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由此，左翼执政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挑战：

巩固执政党根基，实现政权的稳定。这一波左翼政党上台，有不少国家是以微弱多数取胜的，如巴西卢拉取胜的选票是50.8%对49.2%，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是50.1%对49.9%，哥伦比亚佩特罗则是50.4%对47.4%。上台之后，不少执政党在立法机构中不占多数，如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所在政党在议会130个席位中仅获37席，博里奇所在的联盟在众参两院分别仅占155席的37席和43席的4席，洪都拉斯的执政党在议会128个席位中仅获50席。这种状况带来的结果通常是政府疲于应付右翼掣肘，议案难以通过，施政举步维艰。例如，2022年3月担任智利总统的博里奇，支持率低于30%。2022年9月，选民普遍否决了智利政府推动的新宪法草案。秘鲁的卡斯蒂略上任后连续遭到两次反对派的弹劾，为避免再次遭到弹劾，他在2022年12月7日宣布解散国会，并建立特殊紧急政府，但随后被司法机构监禁，秘鲁国会通过对他的弹劾动议，解除其总统职务，由时任副总统迪娜·博卢阿特接任临时总统。但在巴西，卢拉在大选之后承诺“我将为2.15亿巴西人执政，不存在两个巴西”。卢拉表示以更加务实、包容的政策争取跨阶层民众的支持，努力凝聚国家发展共识，被外界看好。在哥伦比亚，佩特罗上台之后，在内政外交方面有诸多良好的作为，在他执政百日之际，哥伦比亚国家咨询中心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的哥伦比亚受访民众对现任总统的执政表现予以认可。上述前两位领导人缺少从政经验，后两位则经验丰富，这说明执政能力很重要。

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兑现竞选承诺。疫情期间，拉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各国社会状况恶化，比如，贫困水平大幅上升，收入不平等明显加剧，包括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的生活条件急剧下降。新政府如要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兑现竞选承诺，加强对就业、教育、卫生、少数人群权利等方面的改革，保持对最脆弱家庭的扶持。但是，为应对疫情危机及其社会影响，各国政府都动用了国库，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化，可利用的公共资源已经很少，新政府可用于实施社会改革的预算回旋余地不大，有拉美学者指出，在第一波左翼执政期间，大多数拉美国家出口的原材料价格飞涨。“这使他们能够增加社会支出并大量减少贫困。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外部引擎，就无法维持这些政策。”因此，左翼政府如果要确保可持续的公共财政支出，就需要设法扩大财政收入空间，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并建立宏观经济治理机制，缩短经济衰退周期。

促进经济复苏，实现经济增长。社会改革的重要前提是实现经济增长，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拉美国家只要能够抓住机遇，仍有望恢复经济增长。首先，乌克兰危机使全球能源及谷物等原料价格大幅上涨，而拉美主要出口产品为石油、大豆、牛肉、咖啡，以及铜、铁等矿产品，欧美各国对俄罗斯禁运的原材料产品，部分可由拉美产品取代。石油价格的上涨也使委内瑞拉经济出现生机，甚至促使美委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其次，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通过“近岸外包”的形式为拉美带来机遇。2022年4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西半球近案外包法案》，据美洲开发银行估算，“近岸外包”在中短期内可为拉美创造价值780亿美元的年出口额，其中墨西哥有可能占近一半。最后，拉美国家能否跟上当前新技术革命的步伐很重要。拉美国家应该重新考虑生产政策，适时改变生产模式，以迅速抓住当前技术革命的机遇。尤其要注意一些能够改变生产结构和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部门，如“能源转型、电动汽车、循环经济、生物经济、医疗保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护理经济、可持续发展旅游业、中小微企业以及社会共享经济”等，拉加经委会这一建议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复苏指明了发展方向。

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改变重在提高生产力，社会结构的改变重在打破不平等。第一波左翼执政时期，查韦斯、莫拉莱斯、科雷亚等拉美左翼政治家曾提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性方案，即“21世纪社会主义”，但与保守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新一波左翼执政提出的目标则相对温和，重点放在了促进发展模式转型，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不少左翼领导人已经高度关注如何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摆脱依赖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经济模式，玻利维亚的阿尔塞政府表示要依托进口替代推动本国的工业化，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政府希望促进工业生产，提高制造业水平。这些左翼政府都表示要改造经济和生产系统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在社会平等方面，拉美左翼政府也注意到，应该将教育转变为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要真正消除性别不平等，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在目前的内外环境之下，对左翼政府来说，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长期的任务，尽管也是根本性的。

拉美国家第二波左翼执政之后,由于执政理念与出台的政策与右翼政府的不同,对内和对外都将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影响

左翼执政对国内政策的调整，将会有利于中下阶层。左翼政府通常重视国家的作用，主张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强调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要追求财富合理分配。第二波左翼领导人的共同点之一是主张解决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并优先实施减贫措施。这一政策落地之后，将会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福利。如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百日新政中，向国会提交了设立平等部、税收改革、建立土地和农民所有权、全面和平法等多项重要法案，向50户农民家庭交付了600公顷土地，其中包括被准军事组织剥夺的土地，为帮助贫困母亲改善生活质量，启动了“户主母亲”社会救助计划，每名受益者每月可获得50万比索补贴。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在大选期间提出了10项经济承诺，上任一年之后完成了三项，包括为减轻疫情的负面影响，政府从2020年12月开始发放“饥饿救济券”，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玻利维亚诺，同时，第1355号增值税退税制度生效，平均月收入等于或低于9000玻利维亚诺的低收入人群享受退税；第1357号法规提出了大财富税，涉及对金额较高的房地产、个人财产及收入的征税。其他各项承诺正在推进之中。类似的左翼政府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社会权利的举措将会改善中下阶层的处境。

左翼执政将会促进地区一体化。第一波左翼执政曾经导致了区域性组织的激增，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2011年）、南美国家联盟（2004年）、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太平洋联盟（2011年）等的建立，但随后的右翼执政期间，这些区域组织的活动大大减少。鉴于国内治理的困境，第二波左翼政权可能更加期待通过区域合作增强自身力量。目前，不少左翼政府对重整区域一体化和促进地区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如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现任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费尔南德斯总统于2021年3月成功举办了南方共同市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并表示将在自己任内进一步深化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合作。2021年9月，墨西哥成功主办了第六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哥伦比亚倡议重振安第斯共同体，让两个退出的老成员委内瑞拉和智利重新加入。智利总统博里奇表示更加重视太平洋联盟。卢拉上任不久，就在2023年1月24日召开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上，宣布巴西正式回归拉共体大家庭（2019年巴西曾宣布暂时退出），并呼吁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

左翼执政将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左翼政府通常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意识形态认同程度较高，双方的共同语言更多。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许多拉美左翼人士表示，中国发展道路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终结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让人民的生活迈上了新台阶。中国取得的成就让拉美左翼感到钦佩，希望与中国合作，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

左翼执政会使中拉合作的条件更加有利。2021年中拉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4515.91亿美元，同比增长41.1%，中国继续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拉美国家已经达到21个。但是，双方的协调机构和协调战略仍有待完善。左翼执政有助于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活跃，从而有助于中拉整体合作的加强。当然，中国企业对某些左翼政府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也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左翼执政有利于化解美国对中拉关系的遏制和破坏。与第一波左翼执政相比，尽管这一波左翼政府对美国的态度更加温和务实，如墨西哥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政府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智利总统博里奇表示不会选边站队，将实施符合本国利益的平衡外交，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希望能同美国和中国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但与右翼相比，左翼具有反美传统，从不顾忌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如在2022年6月召开的美洲峰会上，由于美国不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政府官员参会，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率先批评美国的做法，墨西哥、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等国领导人拒绝参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巴西总统卢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和欧盟同样对危机爆发负有责任。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则表示，墨西哥将保持中立，并批评美国不愿意拿出资金支持美洲发展，却拿钱支持乌克兰，本末倒置。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为了摆脱美国的影响，在2022年8月宣布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恢复外交关系，并批评美国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是“不公正的”。（注释略）

（作者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人民论坛》 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