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类正亲历“数字-智能革命”，数字化、智能化引发的社会加速和生活遽变，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标志性的“存在论事件”。这场持续生成、加速推进和影响深广的剧烈变革，极大改善了人的存在境遇、增进了人的整体福祉，但同时也把人引向了一个“极端事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资本与数字技术不断“联姻”和“共谋”，数字-智能技术逐渐“失守”，沦为资本“圈占”的对象，资本也以数字化的形态横空出世。应该说，当下方兴未艾的“数字资本化”和“资本数字化”正在把人类引向资本逻辑宰控的“新帝国”，形成了以脸书、推特、谷歌、亚马逊、苹果、微软为代表的国际数字资本寡头。在这个由数字和资本共同构筑的庞大帝国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发生“失坠”，人的主体地位深受“抽象帝国”的宰制，这一趋势显现为：技术越是强大，作为技术创造主体的人就越趋向“非人化”发展。德国新锐学者哈特穆特·罗萨也认为，在数字技术与资本勾连的现时代，人被一种新的异己的抽象力量（数字资本逻辑）所统治，人的真实的生存界域逐渐被数字资本所侵染，人的空间、物界、行动、时间、自我和社会等都发生了“新异化”。这说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存在似乎再度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役逻辑”，数字时代的人正在从真实向虚拟、从实体向虚体、从独立向独异转变，这种转变是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发展的新挑战。基于此，系统梳理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人的“新异化”的批判，检视资本与数字技术结盟所引发的人的“存在论变革”，分析人的“新异化”的现实表征，以期能够回到马克思所开创的人的解放视界和道路，探寻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新异化”的可能方案。
一、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人的“新异化”的存在论批判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霸权和元宇宙崛起的时代，数字化似乎建构了更加透明、公开和民主的社会结构，极大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但不可否认，“今天，整个星球都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在资本逻辑的主导、引诱下，“数字技术资本化”和“数字资本人格化”共同对现代社会及人的生存境遇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聚合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技术产生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型装置：机器被应用于流通、交往、视、声、娱乐、计算、工作、‘思维’等一切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它还会被应用于感觉、替身（遥控显像、遥感、模拟现实）以及毁灭。生命机器：类似‘狮身人面兽’的生命奇观现在不仅触及无机物的组织，而且也影响到有机物的再组织”。西方左翼认为，数字技术逻辑与资本增殖逻辑的“联姻”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异化，资本裹挟下的数字-智能技术的无序发展和疯狂扩张正在威胁着人的主体性和共情性，甚至正在把人引向虚拟化、微粒化、符号化、独异化的境地，造成了人的机械化、片面化发展。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面临的控制力量更加复杂、多元和庞大，在某种程度上，人的现实境遇正发生着存在论意义上的变革。
1.数字化生存批判：从“现实实体”到“抽象虚体”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着眼于数字时代再生产的数据化和数字商品的幽灵化特征发起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对物的迷恋引发的新异化，并对其进行了无“物”的拜物教批判。齐泽克认为，数字化导致了人的深层裂变，即“人类个体也变成了‘物’，他们的状态和活动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不断被记录和传播：他们的身体行动、金融交易、健康状况、饮食习惯，他们买卖什么，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所有这些都被收集在数字网络中，数字网络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齐泽克认为，从存在论看，实在界是不能被符号化的，它只能以“征兆”的方式显现，而人则是实在界中现实的实体。正如马克思所言：“形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存在”是现实的主体的存在，把“我”遮蔽在抽象的“实体”中是不可靠的，真实的主体是“我”，即作为现实存在的人。齐泽克认为，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共谋和融合改造着人的实体存在，使人正在从“现实的实体人”向“抽象的虚拟人”转变。特别是数字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的实体表征，把人的关系纳入本是外在化的数字平台，人的“现实实体”在数字网络中转变为“数字虚体”，人所创造的数字产品也“不再是物质性的客体，而是新的社会（人际）关系本身”。人在数字生产中降格成“无实体的主体性”，降格为一种数字化的“虚在”。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同样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催生了人的存在方式的转变，特别是正在促使人的活动方式和劳动形式走向非物质化、数字化，出现了智识劳动、情感劳动、科技劳动和赛博格劳动。他们强调，劳动的“计算机化”造成了人的主体性危机，即人的“主体性被剥去了所有看似有机的特质，从工厂中涌出来，成为智能的技术配置体”；在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的主体性出现了二重分化，即人既具有人性，也具有机器性，人在数字资本主义场景中变成了“没有器官的身体，没有本质的人类，赛博格：这些就是当下在地平线被生产出同时又能够主动生产的主体形象”。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每个人的存在方式都被吸纳进数字资本主义构造的交往平台和虚拟界面之中，几乎人人都拥有了“数字身份”，在数字化交往活动中，人的实体性身份被分割了，从中衍生出的“数字身份”成为主导性的“符号身份”，是“实体人”在数字网络中的虚拟化，即虚体（vir-body）。虚体是人的实体关系在数字界面的“对象化”和“虚拟映现”。数字资本主义就是由庞大数字资本吸纳“虚体”而建构的数字生产关系，在这个虚幻的数字资本共同体中，“实体人”渐渐以“虚拟人”的身份参与交往，被“虚拟人”所标注或替代，而“实体人”的活动也趋向于“非物质化”。
西方左翼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了“主-客”关系的异化，使实体与虚体之间产生了严重“撕裂”。数字资本主义所建构的各种平台和虚拟空间使主体与客体的界分正在坍塌，人被现实与虚拟、世俗与政治、物质与精神等领域的多重身份所装饰，人不再仅仅是真实生产关系的一个子集，而是“包含了一些在人口学或统计学上不具丝毫意义的信息和事件”。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物，“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即人不是依赖于人，而是依赖于物（资本），人在资本的世界里“受抽象统治”。据此，西方左翼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人的“主-客”关系进一步分化，人不仅依赖于物（资本），而且形成“对虚拟关系的严重依赖”，人的交往和思维活动对象化在虚拟空间中，人在虚拟现实中形成对“非实体的主体”的依赖，人的活动体现为“人（身体）→虚拟物（虚体）—虚拟物（虚体）←人（身体）”的交往模式。在数字时代，“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当下，人的存在已经离不开虚拟物（虚体），在数字资本逻辑构造的虚拟共同体中，“主体消失了——作为意志、自由、表征之决策体的主体和权力、知识、历史的主体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糊、漂浮而无实体的主体性”，人的实体主体性受到严重挑战。
2.数字化权利批判：从“有身份的人格”到“无人格的身份”
人的存在除了表现为人的实体性和主体性，还表现为人是有身份、有人格的存在。人的身份和人格是人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权利表征。黑格尔指出，主体就是人，只有“一个人作为具有一定身份而被考察时，才成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一种“有身份的人格”存在。“身份人格”确证了人的生命、肖像、名誉、隐私等社会属性，是作为“主体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呈现。当然，人格并不是抽象的、无限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定和边界的。“有身份的人格”正是人的主体性的实在之物和现实彰显，人只有在真实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确证自己的身份和人格。马克思认为，在资本霸权和统治的世界，人的身份人格与物（资本）的人格发生了倒置，“物的人格”逐渐替代了人的“身份人格”，衍生出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从理论上讲，人的“身份人格”是人之为人的“主题”，“物的人格”是人的身份人格的客体化，是人之为人的“副题”。但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中，资本实现了“物性”与“人性”的统一，并经常以人格化的形象（资本家）对人发号施令。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升格为主导人的生活的人格化存在，而劳动的主体（人）则发生降格，沦为没有人格的工具性存在，成为一种“物化的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在这种关系中，作为物性的资本不断人格化，作为主体的人不断物化，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本的人格”超越和替代了“人的人格”。
基于此，西方左翼学者吉奥乔·阿甘本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霸权的逻辑中，人的“身份人格”进一步物化（数字化），物（资本）的人格进一步虚拟化，人从“有身份的人格”进一步物化为“无人格的身份”，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景观中处于边缘的他者。阿甘本强调，人格的原初意蕴即人在社会性关系中获得的“身份”，是主体间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但在现代数字技术与资本合谋的时代，人的“身份第一次不再有社会‘人格’和他者认同的功能，而只有生物数据功能，它可以和人格没有任何关系”。在阿甘本看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纯粹的生物学数据”，因为数字化彻底撕毁了人的“社会性面具”和“关系性认同”，取而代之是由人的指纹、基因编码、数字照片、数码信息、电子身份等虚拟印记编织的“虚假面具”。在数字-智能技术与资本权力编织的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人再一次落入动物式的非人存在之境”，表现为人在虚拟数字场域中不断以虚假的面具伪装自己，不断缩减自己的社会性身份，从而构造了真实身份与数字面具（虚假身份）之间的裂缝。阿甘本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正在把身体化的活人“锻造”成生命赤裸化的“活死人”，他们的生命遭到弃置，只剩下无语言的身体，坠入了动物化的存在，成为“当代神圣人”，最终变成了一种“无人格的身份”。“新的无人格的身份确证了这样一种幻觉，它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种无限倍增的面具。当个体被归结为纯粹生物性的非社会身份时，他同时也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能力，可以戴上各种面具，可以在网络上过第二种或第三种生活，尽管所有这一切都不真正属于他。”所以，在数字资本主义构造的网络化、数字化关系中 ，人依赖于智能机器营建的虚拟空间进行交往，人越来越失去了亲密关系、人格身份和各种真实的拥有，人逐渐变成了机器识别和智能解析下的“虚拟数字人”。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的确证更多依赖于数字场域，因为数字-智能机器记录了人的活动数据和数码信息，由此人不被遗忘。
3.数字化交往批判：从“独立性个体”到“独异性群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人在不断扩大的共同体或地域中建立“普遍交往”，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人拥有了自我意识的独立交往，建构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中，精细的分工使人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商品交换中的买者和卖者也都实现了相互独立，至少每个人在表面上可以在这种关系中表现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个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资本主宰人、控制人的共同体形式，人的独立性仅仅是相对的、暂时的，而资本的独立性则是绝对的、恒久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的独立性归根到底是资本的独立性宰制下的“有限”的独立性，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西方左翼学者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认为，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独立性不同，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了人的交往的独立化，使人从“独立性个体”逐渐走向了“独异性群体”。莱克维茨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人类从机械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变过程中衍生出的全新价值增值体系，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催生着人的独异化。在数字技术铺就的现代社会中，人追求的不再是“普遍”，而是“独特”，人期望自己在网络世界卓尔不群、独一无二，数字化不断制造着“独异化现象”，即“追求与众不同和关注度而不断竞争的个人形象、社交网络，从用户的‘数字足迹’追踪，到独特的网络社群，再到有自己世界观的数字‘部落’，所有这些它都包括”。究竟如何理解“独异化”？莱克维茨强调，数字化即独异化，“正是数字—算法领域中普适性逻辑的强化，使得主体、客体和集体能够进行独异化”。实际上，人的独异化就是人为了在数字界面获得他者的关注、认同，以一种“标新立异”的形式再现自我，希望深深吸引他者，以提升关注度和获得“价值赋值”。在数字资本主义主构的社交平台和界面中，数字性主体的自我塑造就是推动着自己独异于他者的过程，因为数字主体要想实现“流量武装”和“价值赋值”，就必须在关注度竞争和赋值竞争中表现出自我的独异性（与众不同），以个性化的原则塑造自己的奇异性和“个性化的‘我’”，从而在虚拟环境中“不断积累独异性资本，保证自己在社会游戏中的地位和认可度……只有被人看见，才能保证社会认可，而不被人看见就意味着主体在数字世界中的死亡。这是独异性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独异性社会媒体技术造成的一个根本后果”。由此来看，数字资本主义实际上把人卷入了虚拟化和独异化的旋涡，使人抛弃了普遍性和共同性而在数字界面展现出异质性的活动特征，这些活动特征在市场上演变成“商品”，不断争夺着可见度和赋值。
所以，莱克维茨强调，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制造着人的多面性，也促成了集体的独异化。人的独异化不是单个个体的奇异化，而是被吸纳进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整个集体的独异化。数字资本主义建构了全新的“社交圈子”，而独异化就是在数不清的“社交圈子”中产生的“集体失坠”。在脸书、推特、YouTube等平台中，谁受到了关注，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人们借助于访问量、转发量、点赞量、好友数量确定自己的关注度。实际上，链接和点赞正在加速集体的独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主构的交往圈子中，个别个体按照“赢者通吃”的法则获得了价值赋值，绝大多数人沦为独异的大众，他们的存在不是通过真实身份来确证的。内嵌在脸书中的“链接”和“点赞”功能恰好说明了独异大众的存在，即“我链故我在”“我赞故我在”。
二、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人的“新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它使人发生了“非现实化”“外化”和“物化”，最终导致了“人同人相异化”。西方左翼认为，在数字时代，人类仍然处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逻辑之中，人类非但没有摆脱资本逻辑（资本）对人的逻辑（劳动）的宰控和排斥，反而被数字资本主义主构的新帝国和新景观所规训、挤压和笼罩。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当代资本主义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深度激化，“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掠夺公共性的机器，掠取公共性产生的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制造各种形式的痛苦和破坏”。西方左翼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异化主要表现为身体异化和劳动异化，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数字资本对劳动的双重筛选，智能算法对人的深度监控，人的数字活动被资本强制征用，人的异化则深入到人的交往活动、精神生活和生命领域，使人在数字资本的霸权逻辑中贫穷化、边缘化、微粒化，渐渐沦为“数字穷人”“剩余之人”和“虚拟微粒人”。
1.数字资本的双重筛选：人的“剩余”和“无用”
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本逻辑（资本）与人的逻辑（劳动）的矛盾。作为矛盾的双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以表述为：资本吸纳劳动或劳动从属于资本。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全方位审视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哈特和奈格里将之称作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前者是指在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阶段，劳动在形式上受到资本的宰制，后者是指在资本榨取相对剩余价值阶段，由于自然力、工艺的发展和机器的“介入”，劳动全方位地从属于资本，人的肉体、智力和精神都受到资本的操控。西方左翼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普遍实现，是后福特制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经验实现”。在此阶段，资本实现了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进而侵入人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渗透到人的交往、欲望、智力和情感之中，不断筛选、圈占和征用人的活动，正在使一部分人趋向于“剩余”和“无用”。
第一，从物的视角看，数字资本对技术的筛选和征用造成了人的“剩余”。西方左翼认为，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资本吸纳劳动和筛选技术（数字机器）的过程，就是使“物”不断增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资料不断转变为数字机器体系，而活劳动则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附件”，成为机器中的“有意识的机件”。乔蒂·狄恩指出，在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建构的虚拟体系中，数字资本依然遵循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的吸纳和筛选规律来运转。特别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编制的生产体系中，“通过互联网，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信息技术，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更为直接的榨取价值的方式”，这集中体现为数字资本渗透到智能生产、生物医疗、金融交易、基因工程等前沿领域，不断筛选具有强大资本增殖力的新技术并与之合而为一，而那些不具备数字技能的人则沦为“淘汰品”和“被驱赶者”，成为数据网结中的另类他者，成为被数字资本排斥的“边缘人”。在数字资本吸纳的知识、技能、社会智力等前沿领域，数字技术被资本纳入新的剥削和积累模式，人的独立形式的劳动（体能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由于人与数字资本筛选、裹挟和圈占的新技术发生脱钩，大量劳动者从数字资本霸权的场域中游离出来，成为“被分离的人”和“被排除者”，最终沦为数字网络幂律分布中的“剩余之人”，即“无产阶级化的人”。
第二，从人的视角看，数字资本对劳动力的筛选和吸纳造成了人的“无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有两种，即主观形式和客观形式，前者是劳动过程中人的条件的发挥，后者是劳动过程中物（机器）的条件的发挥。“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据此，西方左翼强调，资本对劳动客观形式的筛选即“利用机器排挤人”，而资本对劳动主观形式的筛选即“利用劳动力排挤劳动力”。资本对劳动力的筛选使得一部分人被纳入资本的增殖体系，而另一些人则陷入失业和贫困，即“最富有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更有影响力，而缺乏技能的人则会变得更穷、更加边缘化”。当下数字资本的扩张和增殖过程深刻体现为对劳动力的筛选和吸纳。一方面，数字资本总是想方设法吸纳那些代表“一般智力”的知识精英、技术专家和智力巨星，而多数劳动者则不被数字资本“光顾”，他们最终可能会沦为“无用阶级”。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不断筛选人的活动所生成的数据，不断把人的交往、情感、经验等日常生活数据化，对人的言行和习惯进行资本化赋值，最终使人的身体行动、健康、饮食习惯、消费记录等活动都被纳入装载着APP的数字系统之中。在数字资本对人的活动的筛选和征用下，个体似乎变成了无用之“物”，人的活动数据成为数字资本的“原材料”，这种“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越多，用途越多”。谁占有更多的数据，谁就拥有更强的统治力。相反，那些被数字资本筛选后剩下的人，则变成了“功能性愚蠢的僵尸”和“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
第三，从后果看，数字资本对物与人的双重筛选造成了人的“贫穷化”。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机器不仅代替了活劳动，而且还代替了劳动者及其手工工具”。西方左翼认为，当下数字机器代替劳动的过程就是资本对劳动主观条件（劳动力）和客观条件（机器等）的双重筛选过程。这种代替和筛选引发的直接后果是“工人的贫乏化”，催生了“从事认知劳动的社会实体”，他们是处于贫穷、焦虑和恐慌之中的“信息工人”。福克斯强调，在数字化生产时代，数字资本作为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最新发展形式，也是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形式，它以一种异己的、抽象的形式对劳动者发号施令，把用户吸纳在数字界面和平台中，由此催生了寄存于数字资本主义中岌岌可危并为生存而奋斗的“信息中下阶层”，他们是隐匿的“数字穷人”，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毋庸置疑的弱者，他们并不占有数字生产资料，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耗费在虚拟的空间，成为寄居在数字资本大厦中的“穷人大众”。据此，迪恩指出，“这些群众需要用幂律分布的‘长尾’这一术语来理解——即99%比1%”。其中，1%是处于数字资本“食物链”顶端的“超级巨星”，而99%则是“底层大众”。“数字穷人”就是被数字资本所排斥和抛弃的人。
2.智能算法的深度控制：人的数字化与“微粒化”
西方左翼认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社会技术发展的最高点即“利用机器生产机器”，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发展的最高点即利用智能生产智能，利用算法生产算法，利用数据生产数据。在智能算法深度控制和监视资本主义全球布展的景观中，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发生了翻转，受到智能机器和算法的深度控制，人越来越像机器，而机器则越来越像人。
一方面，资本驱动智能算法使主体之人渐渐延伸为“数据人”。西方左翼学者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中，“算法式生产”是其主导形式，算法和监视已然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核心内驱力，这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把个人的日常生活轨迹、意愿偏好、情感等纳入“监控”范围，而作为主体的人则成为被算法技术跟踪、解析和监控的对象。“在监控资本主义的逻辑中，没有个人，只有跨越世界的有机体和其中所有最微小的元素。”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对数字化时代的监控资本主义持悲观的态度，他指出，“大数据的确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控制……数字化全景监狱实际上让人能够360度全方位监视其中的每个人”。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构筑的机器生产体系中，人是机器的“附件”，是一种“工具人”，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构筑的数字化生产体系中，人则是算法监控的“猎物”，是一种“数据人”。“数据人”是数据的人化和人的数据化的结果，是寄生在由监视、数据化和行为控制所决定的“伺服系统”中的人，他们是数字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体，他们在数字生产逻辑中屈从于计算性法则的支配，是被数字资本驱动的算法所掌控的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不断地生产出数据人，让它们成为适宜于算法治理的对象。”在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算法与数字资本共同把真实的人吸纳为“宰控对象”，使之沦为不具有生物生命的抽象数字人，成为“赛博格”式的“假人”，他们是“一个不断穿越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边界的由机器与有机体组成的杂合体”。
另一方面，资本驱动智能算法使主体之人渐渐降格为“微粒人”。西方左翼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由于物（或资本）的宰控而成为“片面的人”，即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今，在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由于受到智能物、数字资本和算法的操控而从“单面人”变成了“微粒人”。“微粒人”是数字化的程序算法对人的监控、识别和解析而催生的人的数字化形态，是被数字算法技术捕捉和高度解析的人。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在《微粒社会》中指出：“由于数字化进程的发展，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步步地进入精细解析的社会。”正是因为数字资本对智能机器的大规模征用，现代世界才最大限度地被智能算法所“解析”，而寄居其中的人则与数字化机器共事，他们“在没有机器帮助的情况下将无法理解自己”。如果说“工具人”是机器与资本共谋对人的发展的贬抑，那么“微粒人”则是资本驱动智能算法对人的数据化“拆解”，即利用数字图绘技术对人的身体器官、性格偏好、健康指数、行动轨迹、生活消费等进行精准识别或程序化编码，使之成为通过数据集合就能清晰可辨、计算评估的数字生命体。在此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智能算法将人类裹挟进永不停歇的“24/7式的资本主义”世界，在其中，人类个体被智能技术进行改造、美化、模拟和建构，人类进入了“后人类”时代，在此阶段，人类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人或生物人，“而是经过技术加工或电子化、信息化作用形成的一种‘人工人’”。
3.数字活动被强制征用：人的智力物化与精神异化
人是有意识的活动体，“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标定了人的主体性，是人存在的基础。西方左翼认为，在数字时代，人的活动从“现实场域”延伸到“虚拟场景”，人们的“愿望、渴求、梦想、压迫，全都被信息化的要素侵染”。特别是在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随着人的交往活动的加速化和资本化，人的创造力和智力活动被资本强制征用，人的情感、精神、交往活动再度发生异化。
首先，数字资本征用人的智力活动，使人的智力和创造力不断物化。西方左翼认为，在数字资本驱动的生产体系中，人的智力和创造力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主要内驱力。数字资本的生产归根到底是以智力、创造力为主导的“非物质生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传统的劳动力“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人的智力和创造力受到数字资本的强制征用和支配。与工业资本主义剥削人的体能劳动并使之发生异化不同，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剥削人的体能劳动，更剥削人的智力和创造力活动。扬·穆里耶·博当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两级剥削：Ⅰ级是资本剥削体能劳动，Ⅱ级是资本剥削智力和创造力，“这两种剥削形式可以在同一活动中共存”。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以征用和剥削人的智力、创造力为主导的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只要人在数字资本主构的界面中“活动”，他的智力型活动（网络游戏、娱乐、消遣）就会被征用、编码和赋值，他的活动的结果（数据等）成为独立于他的物化的存在。
其次，数字资本侵染人的情感活动，使人的情感和精神活动发生异化。情绪、情感和欲望是人的本能性存在，但在数字技术和资本的诱导下，人的情绪、情感和欲望也深受资本的操纵，人的“情感活动”在数字界面中逐渐演变为“情感劳动”，“这种劳动是非物质的，即使它是群体的和感情性的，因为它的产品是不可触摸的，是一种包含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在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诸如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构筑了“朋友圈”式的交互模式，实现了受众情感的自我表达，用户可以发泄情绪、记录心情、分享喜悦，甚至可以吸引粉丝（引流），表达“粉丝情感”等。这种情感性交往已经不再是毫无价值的本能性交往，而是数字资本操纵的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活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十亿人在工作以及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脸书、谷歌、推特、微博、苹果手机、音乐播放器、网上银行、在线新闻网站以及其他媒体”，这些都是人的情感劳动的发生场域。在数字界面的情感劳动中，个人看似获得了无限自主表达情感的渠道，但这种渠道是数字资本为了增殖而将人的情绪、情感、欲望、注意力纳入“数字殖民体系”的灰色通道，在此过程中，资本监视并利用人的情感、情绪、参与感、存在感和意念等主观要素实现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面操控。
最后，数字技术量化人的交往活动，使人的交往关系越来越“不受掌控”。数字交往是当下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表征，这种交往是一种“虚拟交往”，它贬黜了人的真实交往关系，使人的社会关系渐渐被虚幻的关系所取代。当前，“数字化前所未有地掌控了世界。世界和我们之间也就是屏幕上滑个两下的距离”。罗萨强调，对我们而言，整个世界似乎借助于智能手机和搜索引擎就能被一览无余和全面掌控，甚至人的身体指数（血压、心跳、步数、血糖、睡眠时长等）亦可通过智能手环而被“全天候掌控”。然而，吊诡的是，今天人们的真实交往活动却变得越来越“不受掌控”，因为人们越是在数字界面中扩大交往，他就越是窄化自己的真实关系；他的数字关系的交往越丰富，他的现实关系就越贫乏；他越重视对“数字身体”交往的塑造，他就越依赖于“数字身体”的交往。在数字时代，人们每天都在建构自己的虚体，浏览网络虚拟世界，人们从中展开交往，丰富精神世界。然而，人们一旦脱离虚体、离开数字世界，人的孤独感、焦虑感就会油然而生，甚至会成倍增加。人越是在数字世界中建构自我，他就越依赖于数字世界；人越是有丰富的数字世界，一旦离开数字世界，他就越孤独、越空虚，越没有亲情感，越觉得被大众所排斥。“我们在当下社会所面对的夜以继日的工作很少令人愉悦，常常让人感到无聊和单调，甚至痛苦和折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日复一日地重复，像是奴役我们力量的监狱，它偷走我们的时间，余下的闲暇时间似乎只让我们感到消极和无力。”今天，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发布更多的真实的自我表达，参与更多的人际交往，他们就将更为物化，也就更去异化。换个角度看，他们劳动的越多，创造越多的剩余价值，他们被剥削的程度也就越深”。所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异化已经扩展为人的数字交往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的心灵、精神的异化。
三、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人的“新异化”批判的中国启示
西方左翼以强大的理论勇气对数字资本主义人的“新异化”进行哲学存在论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西方数字资本主义霸权逻辑中人的存在境遇和现实处境，在一定程度上书写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理论的“新篇章”。然而，西方左翼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之人的存在境遇的分析和批判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批判逻辑，也没有深究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在数字时代的“较量”。在当代中国，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成功破解了“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的悖论，既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又有效促进了“人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协同“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路，有效规避了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发展造成的“异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面向未来，我们在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积极应对数字资本对人的发展的挑战，就应该回到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经典论域，并结合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语境”，积极探索有效规避数字时代人的“新异化”的应对之道，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1.坚持人民至上：以人的劳动逻辑驾驭数字资本逻辑
西方左翼学者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存在发起的挑战，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的“新异化”的表征，但他们并没有找到一条破解数字资本控制人、压制人的可行性道路，他们停留在对数字化时代西方社会的财富分化、阶级对抗、社会撕裂的表象性分析和悲观性呐喊，却并没有找到扬弃“新异化”的道路。即便罗萨提出了在“加速社会”中扬弃异化的“共鸣理论”，但他却忽视了数字资本逻辑的增殖性本质。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应该说，在数字资本主义霸权的逻辑中，人的“新异化”的罪魁祸首依然是资本逻辑及其控制的数字技术扩张。因此，要在数字资本逻辑中扬弃人的异化、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倡扬人的劳动逻辑。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人的劳动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驱动劳动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资本是主题，劳动是副题，资本是目的，劳动是手段，资本是统治者，劳动是依附物。“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从而生产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者的生存，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中，出现了资本与劳动的严重撕裂，造成了资本的人化与人的物化、资本的增殖与劳动的贬值、资本的丰饶与劳动的贫困。要破除资本逻辑界域中人的“异化”，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完全的经济革命”，从资本逻辑中解放人、发展人，最终重塑人的劳动逻辑。在马克思看来，扬弃人的异化的最直接道路是消灭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最终使人的劳动逻辑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性逻辑。在当代中国，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的劳动逻辑。
第二，以人的劳动逻辑驾驭数字资本逻辑。数字资本逻辑在根本上是高抬“物性”贬低“人性”的发展方式，它以数字资本为最高存在，把人作为资本的附庸和工具，在人与资本的关系上颠倒了“主-客”体关系。相反，人的劳动逻辑是超越数字资本逻辑的发展方式，它围绕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共同命运和个性自由构筑数字化时代属于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倡扬人在数字时代的主体性，把人的发展作为数字技术进步的目标，集中解答数字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在数字时代，坚持人的劳动逻辑就是把人的智力劳动、创造力活动等作为价值创造的要素，尊重人在数字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它是历史规律内蕴的“善的逻辑”，是合乎人性、促进人的生存发展的价值逻辑。在数字时代坚持以人的劳动逻辑驾驭数字资本逻辑，就是坚持劳动至上、生命至上，让“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让数字劳动不被数字资本所奴役，而是变成解放人的手段。
第三，为数字资本设限，建构符合人的劳动逻辑的分配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当前，要抑制数字资本逻辑对人的劳动的圈占，需要为数字资本设限。具体来说，在数字生产关系中，要按照所有权原则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数字平台垄断和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同时，要不断健全数字劳动的产权归属，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建立健全数据确权机制，明确数据的占有权、使用权，明确数据用户、数字企业、数字技术员等不同主体的地位，建构基于数据要素的分配机制。比如，坚持以“属人优先”建构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原则，在人机交互性劳动、数字化雇佣劳动或数字化自由劳动中注重“活劳动”的主体地位，建构属人原则下的按劳分配机制。再比如，坚持以“平等占有”建构数字劳动的所有权原则。在数字生产关系中，既有数字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有数字劳动者，要按照以上两种主体探索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平等原则，坚持数字生产资料平等占有和数字产品按劳分配并举。
2.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真正的共同体规约数字资本共同体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在数字化生产时代，数字资本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贬斥为虚拟物与虚拟物的关系，把数字资本的增殖作为目的，把人的主体性降格为手段，使人的关系从现实性延伸到虚拟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但在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逐渐脱离了自己真正的共同体本质，脱离了真实存在的共同体关系，变成了虚拟共同体中的人。弗洛姆曾言：“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数字时代的人并没有成为“机器人”，但却充溢着虚拟性、数字化和面具性，成为生活在虚拟共同体中的有生命的“假人”，这种刻印着数字化标签的“假人”完全是由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盟造成的。当前，“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人的亲近感、共情性渐渐“褪色”，人的现实空间位置与时间序列在数字化的虚拟共同体中发生“脱嵌”，人在虚拟共同体中对数据、游戏唯命是从，成为虚拟现实或数据的制造者和依附物。可以说，当下“精确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因此，扬弃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的异化，就是要不断规约数字化结成的虚拟的共同体，使人回归真正的共同体关系，以真正的共同体关系为指引规范虚拟共同体的交往制度、道德和文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关系本质构成了人的本质之内核，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目标即建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目标是指引当下人的发展的锁钥。在数字时代扬弃人的异化，就是要依循马克思建构的人类解放的道路前行，不断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发展空间的“围堵”，以马克思设想的“真正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为指引，不断超脱“虚拟现实”的负面效应，“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不断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3.坚持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数据共有共享弥合“数字鸿沟”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异化最典型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异化，这种异化以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为标志。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同样，在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关系、人的数字产品以及人的数字财产的资本化、私有化，特别是在数字资本主导的界域中，数字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人的数字活动的资本化使得人与人的发展差距拉大，由此产生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数字资本主义制造的新的不平等现象，是全球范围内的信息鸿沟、数字知识不平等和数据赤字。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数字鸿沟指的是在制定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力差距”。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正在将人类引向十足的数字帝国主义，它深深改变了数字技术的占有格局，进一步扩宽了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新的分化和矛盾。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因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充溢着不平等和不正义，因内蕴的新的剥削逻辑而使人类深处资本的枷锁之中。为此，要扬弃数字异化，弥合数字鸿沟，必须回到马克思所倡导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数字时代倡扬和激活共产主义，“用公有化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把数字劳动转化成为数字工作”。扬弃数字资本主义界域中人的异化，就是要坚持以数据共有共享弥合“数字鸿沟”，有效抑制公共数据的私有化、资本化，规避数字技术垄断和数据独占造成的社会不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在当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我们始终坚持共享原则，建构和完善以人为本原则下的数字共享机制，培育数字时代利益共享的价值链，推动“私人数据”的价值补偿和“公共数据”的共管共享，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为人类摆脱数字资本的钳制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总而言之，当代中国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缩小数字劳动中的分配鸿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有效抑制了数字资本对人的生产生活的圈占，为扬弃人的异化、通达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铺垫了新的路基。
（作者简介：巩永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首都高校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