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应用的历史、逻辑和运行机制的思辨分析。在这一理论中，马克思既揭示了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对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全人类的异化作用，又阐明了机器应用的发展对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意义，从而构成了马克思科学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一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关于机器应用问题的论述相对分散，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也往往处于多重语境，表现出马克思机器理论本身的内在张力，加之马克思以后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的研究路径不同，使得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界在理解这一理论的实质内容方面存在分歧，形成了对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多元解读。以技术的现实发展为线索，梳理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国外主要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机器论的理解和发展，辨析其中的理论立场和实践根源，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肯定与否定：苏联马克思主义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机械化”的对立态度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较早地关注到了机器应用的问题，他以俄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为依据，对大机器工业展开分析，指出“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最高峰”。一方面，大机器工业集中了资本主义的一切黑暗面，社会的两极对立达到顶点；另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引发了技术的彻底变革，在新的合理的基础上改造生产，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并对生产进行社会监督。虽然列宁客观地指出了机器大工业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但鉴于当时国内需要快速恢复和发展机械化大生产，他还是着重强调了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进步意义。
1930年代，苏联学者在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教科书”式的原理解读。在机器论的研究方面，他们依据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经典表述，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以及《资本论》中对“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区分（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就机器的本质和机器技术的历史意义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机器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以机器为表征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特定社会关系的变革。例如，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就认为，技术装备，即一定的社会劳动工具体系，是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反映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特定社会的技术装备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劳动关系。这种理解是典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第二，机器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其本身是中立的，机器应用的负面后果实际上来自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制度。机器技术是社会发展和解放的必要手段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于变革社会制度，保留和利用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物质技术基础。苏联早期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对这一原理的实践，斯大林等人主张重点发展机器大工业。不仅如此，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泰勒制等管理方式，也被引入社会主义工业实践中。
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机器大工业总体上的肯定态度不同，1920年代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展出了对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了物化理论，这一理论从马克思的方法即辩证法出发，将机器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一个特定的社会事实。卢卡奇指出，对“机器”这一个别现象的认识要放在“总体”之中，从历史现实的整体过程出发，否则，对机器的考察始终只是对个别现象的事实性本身的描述，前者是马克思对机器的阐述，后者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做法。卢卡奇进一步阐述了以机械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合理化”进程，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他认为，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是“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的过程。最终，人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都将被不断物化。
在卢卡奇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沿着物化理论的思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统治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批判。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机器已经成为思想的物化形式，“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化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赫伯特·马尔库塞认同马克思对自动化作为“爆炸性前景”的预测。他认为，基于马克思的分析，自动化的不断扩大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量的增长，也代表着一种质变，“被推向极端的人的劳动力的物化，将通过割断把个人与机器联在一起的链环而砸碎这种物化形式”。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机器在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这说明，马克思当初的设想正转变为发达工业社会新型统治和奴役的技术现实，机器仍是使人的劳动成为反过来奴役人自身的机械系统。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机器大工业的肯定态度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机器技术的“进步”内涵的反思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对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发展坚持以下基本判断：机器本身并非是中立的，机器技术负载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进入发达工业社会之后，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而机器也已演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实际上，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在机器问题上呈现出两种看似对立的态度，在于其各自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根本不同：苏联马克思主义视“机器”为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将“机器”概念限定在生产力范围内加以讨论，总体上肯定了机器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视“机器”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历史现象，在社会关系范围内对“机器”概念加以把握，机器不再只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具有了象征性内涵。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比，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机器论的否定方面。
二、控制与解放：劳动过程理论和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自动化”的多元立场
1950年代以后，新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信息、知识、管理等要素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愈发重要的作用使社会生产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拥有了新的面貌。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劳动过程理论以及意大利的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垄断“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包含的资本主义机器应用的新问题进行了批判分析，前者力图揭示自动化机器对劳动者的控制，后者力图阐明自动化机器之于劳动主体的解放可能。
哈里·布雷弗曼是西方劳动过程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在20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言，马克思的方法通过“劳动过程理论获得了新生”。布雷弗曼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生产过程并指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阶段，资本条件下劳动过程的本质并未改变。在他看来，机器除了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职能之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具有使工人群众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的职能”。随着机器应用在办公室等场所的普及，资本借由机器完成的对生产和劳动的控制进一步深化，由工厂内部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但是，布雷弗曼明确反对机械的技术决定论，他主张特定的技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内在关联的，认为“切不可简单地接受机器的设计者、所有者和经纪人员告诉我们的关于机器的话，而必须在工厂里和办公室里对机器和现代工业作出自己的独立的评价”。布雷弗曼也是最早一批考察数字控制的学者之一。1960年代，多数机器都采取了数字控制的形式，这意味着机器的工艺过程交由另一个部件控制，该部件接受外在的指令，将信息转化为信号来开动动力装置并控制整个机械过程。由此，对机器的控制被转交给机器本身，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劳动者所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则越来越少，劳动力普遍贬值。数控机器的应用使劳动过程比过去更加“复杂”，但工人的能力和知识并未随之提高，而是不断被简化，马克思揭示的“去技能化”过程仍在发生。布雷弗曼与马克思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认为作为人的智力产物的机器越是复杂，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这种机器，而科学越是被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也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
沿着布雷弗曼的路径，美国学者戴维·诺布尔在《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一书中详细考察了美国社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史，重申了《资本论》中的一个基本主张：“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通过追踪自动化控制机床的设计和用途的变迁过程，诺布尔发现，特定的社会权力影响并决定着发明者头脑中的观念，直至车间生产的全部过程，资本主义制度正以一种不明显的方式干预科研人员的选择。“这种准则深深地蕴含在工程师的‘手艺’之中，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设计路线——工程师本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资本对数字控制技术的选择印证了这一点。数控机器的应用减少了熟练技工对生产的影响，并有效降低了工人打断生产过程的风险，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中的问题借此得到解决，工人则被进一步剥夺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因此，数控技术实际上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巨大优势和技术方案而出现的。由此，劳动过程理论向一种流行的技术观提出了质疑，即典型的资本主义“机器”意识形态认为机器的发展仅仅依据技术的内在逻辑，这种观点割裂了特定的技术选择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如诺布尔所言，远离劳动与资本的斗争而抽象地谈论人与机器的竞争，使得“技术进步”背后的资本逻辑被忽视，而“它恰恰混淆并掩盖了更为严重的有关控制和权力的问题”。
不同于劳动过程理论对自动化机器强加于工人身上的控制的强调，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着眼于新科学技术条件下“非物质劳动”和信息化生产的最新发展，强调自动化机器的应用为劳动主体的革命行动和解放创造了可能。其分析通过三个层面完成。
第一，确认了由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在当代的发展，认为这一发展为重新定义劳动的价值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即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一般社会知识”将变成“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本质上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这意味着，随着自动化机器体系本身的发展，“一般智力”也将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发展中成为现实。对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尽管一般智力的出现并不直接导致人类劳动的彻底解放，当代的科技劳动和知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资本逻辑的支配之下，但是“一般智力”的发展为重新定义劳动的内涵、从而颠覆现有的劳动力价值规定提供了现实基础。在他们看来，一般智力是由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智力。“劳动的价值由此被一种新的普遍而具体的劳动力经过占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产力加以实现。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业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
第二，提出“非物质劳动”已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型劳动方式，对劳动主体的革命行动和解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计算机和信息革命的发展，生产的自动化和计算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泰勒制和福特制等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逐渐转向一种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奈格里认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不再是同质的、标准化的、分解了的劳动占主导地位，而是情感、交流、合作等能力作为新的劳动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发挥主要作用，这就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持续交换为基础的服务部门中的“非物质劳动”，它“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以前的工人以工厂为中心像机器一样活动，而如今的人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通讯技术及其互动模式日益成为活劳动的中心，持续的互动成为当代生产活动的一个普遍特点。这意味着，劳动实践已经得到改造，资本越来越需要劳动力的更加高级的能力，并致力于将这些能力纳入资本自身的价值增殖机制。与此同时，劳动主体也生发出一种自主性、合作性、创造性的集体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一般智力”的发展并未直接带来资本主义的崩溃，却能够使劳动主体在“重新占有对象化劳动”的意义上施展自身的力量。
第三，主张信息时代的资本统治遵循“生命政治”的逻辑。这种新型的剥削形式既包含对主体的深度吸纳，也包含着主体觉醒和颠覆的可能性。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民众的科学、情感和语言的力量正强烈地改变着社会生产的条件，“生态力量”成为一种生产的中介，当今资本主义生产的力量事实上全是“生态政治”的。剥削，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吸纳，不再仅仅表现为将工人的抽象的、片面的劳动纳入自身价值增殖过程中，而是将工人的整个生命吸纳到自身再生产的逻辑之中，由此，资本生产出来的不仅是商品，而且是主体性。但是，如果说资本的每一次主体性生产都意味着对劳动主体更深度的管控，那么工人在遭受更大程度的剥削的同时也具有了颠覆资本主义生产的更多可能性。由于人与机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劳动者可以实现与机器的一同“出逃”（逃离资本主义的控制），“民众不仅使用机器来生产，而且自身变得愈加机械化，同时生产方式不断地被融入民众的大脑与身体之中。自治主义看到了资本借由新的技术条件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管控和真正吸纳，但更加强调劳动对资本的反抗之于解放的意义，因为只有劳动主体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并利用这种集体性的生产力量与资本作斗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
三、改良与超越：加速主义理论和解释机器理论针对“数字化”的不同路
20世纪下半叶的机器理论因其时代性而把关注重点放到工业生产领域，对21世纪快速发展起来的数字技术及其带来的人工智能神话缺乏充分的回应，而正是这一点使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遇到了新的理论难题。对此，当代西方左翼加速主义理论和英国新左翼学者拉里·罗曼的“解释机器”理论针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数字技术和智能机器的新发展，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数字化矛盾，分别从生产力加速和生产关系批判的角度把握了新时代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加速主义理论萌芽于1970年代吉尔·德勒兹等人的相关思想，建基于战后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始于19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主张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技术生产力来实现向后资本主义的过渡，其代表性文本见于2013年由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合著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一文。该文一经发表，便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界的诸多讨论。在加速主义学者看来，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要实现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终将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从批判技术转向拥抱技术，在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释放现代科学技术的最大潜能，通过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作为一种理论支撑，他们还援引了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的论断，即“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在加速主义看来，传统的西方左翼通过抵制现代技术来反抗资本主义的传统策略已经失效，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策略不应该直接对抗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而应将在既定的资本主义框架下已经极大成长起来的数字技术及其生产力的解放潜能视为变革的基础和希望。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一种障碍限制了技术变革的发展，要突破这一障碍，只能全力推动在此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由此，加速主义主张区分技术本身与技术的特定应用，提出要实现对技术的重新民主化利用必须采取一种激进的政治立场，以转变现有经济基础对数字技术的控制方式。加速主义设想的具体措施和途径包括：夺取物质平台的技术领导权，依托政府建立公共数字平台，扩大技术研发的民主参与，集体控制数据资源分配，等等。
沿着这一思路，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在其后来的著作《发明未来》和《平台资本主义》中考察并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延续了其加速主义的主张。当代左翼加速主义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汲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阿尔曼·阿瓦内森和罗宾·麦凯更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视为马克思“最为公开的加速主义著作”。借助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有关“一般智力”成为直接生产力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崩溃的论点，加速主义为其数字化矛盾分析和平台资本主义批判找到了理论依据，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及其最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推动了资本的新一轮积累并实现了对诸如“数字劳动”等新型劳动形式的剥削。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数字经济领域内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程度正日益加深，其中蕴含了由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速主义通过数字悖论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性，但其基本主张在于通过发展既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数字生产力来加速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如果说加速主义主张通过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来超越资本主义，以回应数字资本主义的人工智能神话，那么罗曼的解释机器理论则从生产关系批判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人工智能神话背后的资本逻辑及资本的内在矛盾在数字时代的新表现形式。
作为英国新左翼的新生代学者，罗曼思考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作证明，而是站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上反思当今数字时代与马克思所处工业时代的异同，以揭示当今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人工智能话语下掩盖的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实质。工业革命以来，“智能”（intelligence）一直被视为脱离工人而仅仅体现在机器之中的属性。这样的偏见导致无产阶级的智力要素被持续无视，社会监控被合理化。主流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更是将机器的智能（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智力（人类智能）对立起来，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机器根本上是人的对象化本质力量，是人脑和人手的外部延伸。作为一种技术性存在，人类始终要通过各种人造物来展现自身的认知和表达能力。在罗曼看来，21世纪的“人工智能”是对人的解释能力的机械化，尽管它不再是对人手操作的机械化，却依旧是对人类固有技能的分解与重组。因此，相比于工业时代的“工业机器”，罗曼创造性地使用“解释机器”取代“人工智能”概念，揭示了工业时代和智能时代的连续性。
一方面，罗曼充分肯定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于人类解释世界能力的积极意义。人的解释技巧分为多种类型，具有认知、象征、情感的内涵，不仅在日常活动中发挥作用，也构成活劳动的核心要素。在过去10年里，人类的解释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如面部语音识别、谷歌翻译程序、全球定位系统、机器学习程序等。随着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解释机器被定义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成为增强全球资本主义活动的新机制。
另一方面，罗曼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到来并没有解决工业时代的任何矛盾，而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把这些固有的矛盾带到了当代。一直以来，“机械化”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手段。早期的工业机器推进了劳动分工，分解了工匠的整体技艺并将其转变为更简单可控的组件，由此资本家能够大量购买低技能劳动力并减少费用支出，而劳动力的价格则相对更便宜、更容易被替换。21世纪的解释机器以同样的方式使“智力”及其所有权被集中到资本手中。工业机器与解释机器之间的相似性在于，它们都不是模仿人类活动或复制人的技能，而是识别并分离出人类行为的特定片段，再利用热力学组织的综合“能量”高速、重复地放大和复制这些片段，以产生大量均匀的输出，这是资本主义分裂人类活动并使碎片化的刻板重复活动重新充满活力的过程。同时,比起传统的工业机器，今天的解释机器（人工智能）并没有让活劳动“过时”，谷歌翻译同纺纱机一样，也需要电力驱动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而这都需要额外的人类工作来支撑。因此，把解释机器与活劳动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罗曼的解释机器理论表明，在新一轮的解释机械化浪潮下，资本的内在矛盾依旧不可避免。解释机器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对大量数据进行无休止的能源密集型处理，但这些数据本身是由世界各地不断进行的劳动密集型过程产生的。借助“深度学习”算法、快速处理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配之以廉价的热力学能源，资本每时每刻都能直接收集全球人口更多的综合解释技能，并通过将其转化为大数据，把它们加入到资本的“利润元素”中。无论资本如何定义劳动者的技能和智力，随着更多的机器应用和由此而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将在体系内的另一区域产生对更大量的活劳动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解释机器（人工智能）的进步并非朝向“完全自动化”的迈步，而是体现了资本的一种更加复杂的“异质化”策略，即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中从低成本或免费的劳动力中榨取经济价值。脸书、优步、谷歌翻译等解释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使命就在于，增加了使用机器的用户的免费活劳动并隐藏了这种无酬劳动，从而打造出对人工智能的拜物教和“完全自动化”的意识形态。
四、结论与启示
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机器理论的研究经过了论域不断扩大、主题不断转换的过程，表现出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强大阐释力。在这一历史变迁与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围绕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基本观点所展开的讨论和由现实的技术变革所延伸出的批判充分体现出“变与不变”两条线索。一方面，变化的是机器技术本身从“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数字化”的时代发展，随着机器技术形式的变化，原本主要应用于生产领域的机器逐渐蔓延到人类生活和交往的各个领域，人类正一步步进入技术时代，“技术的全面控制”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不变的是从传统的工业机器时代到今天的解释机器时代，资本在机器应用及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引领和主导地位。无论经过新科学技术革命和数字技术崛起之洗礼的新型机器较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多大不同，其背后的根本逻辑仍是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律，大行其道的依然是资本逻辑，变化的不过是资本统治范围的扩大。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非物质劳动等带来的世界性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对百年来马克思机器理论研究的整体把握表明，这一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真理价值。当今西方社会的技术现实没有超越马克思理论的论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回应新自由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依然具有基础性意义。
21世纪数字技术和解释机器（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当代的资本主义批判带来了新的难题。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曾经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机器的双重效应并存，而在于使机器的双重效应得以产生并持续下去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运用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工业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作出了科学的研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机器理论研究也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全新的技术现实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作者：朱春艳、高琴，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数字劳动悖论的生成机理与消解路径研究”、东北大学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我国工匠精神的历史演进与传承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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