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引 言

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在其新著《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挑衅意味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处于一个更槽糕的社会，情况会怎么样呢?笔者以趋势性分析，而非回答“是或否”来回应沃克的问题。哪种趋势正导致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更糟糕的社会?借助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著名论断，笔者认为，我们是在共产主义与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之间取舍。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转向新封建主义。我们的任务是扭转这一趋势，使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趋势并不决定一切。我们有必要也有空间采取政治行动。

笔者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指由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推动价值自行增殖的一种制度。为了维护自身发展并实现合法化，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一种可以确保公正和中立的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当今的数字资本主义是正在变为新封建主义的制度，其自我演进的进程正在加剧，且闭关自守。

笔者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终结于一种和解、和谐的整体。正如我们从精神分析中所了解到的，斗争是不可减少的，它一直都在。在笔者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为了实现无产者的共同自我解放而存在的政治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那种为了少数人的资本积累的生产将被满足多数人需求的生产所替代。

笔者对沃克的回应是以如下观点为前提的，即资本主义总是与其他的生产和积累模式部分共生，并依赖和剥削它们。实际上，资本主义瓦解了其他生产和积累模式所适用的条件，使它们屈从于外来法规，变得更糟。

随着其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进程的封闭，今天的资本主义正在使自身变得更糟。数字资本主义的垄断性集中、不平等加剧、政府对市场的屈从，正在导致一种新封建主义的诞生。在这种社会中，积累通过租金、债务和权力来实现。例如，在全球知识和科技产业里，从知识产权中获得的租金收入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收入。在美国，金融服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制造业。越来越多的资本不再投资于生产，而是作为租金而储存或再分配。价值的自行增殖因而被削弱。增殖过程已经远远超越工厂，进入了复杂、投机和不稳定的闭环，日益依赖监控、强迫和暴力。

二、新封建主义的四个特征

新封建主义具有四个紧密相关的特征。一是主权的分割；二是新的领主与农民的等级制度和征收；三是荒凉的腹地与特权城市；四是不安全感和灾变论。

(一)主权被分割而呈碎片化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埃伦·米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将主权的分割视为封建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主权分割的两个方面，即碎片化和超经济强制(extra-economic coercion),对理解新封建主义非常重要。

首先，国家职能是“纵向和横向分裂”的。由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和经济机构谋求权力和管辖权，因此地方的权力结构形式多样。仲裁与和解代替了法治。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其次，随着主权的分割，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交织在一起。封建领主通过法律强制榨取农民的盈余。这一行为之所以“合法”的部分原因是，封建领主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决定施加于农民的法律。全球金融机构和数字科技平台等新领主则利用债务在世界上最贫困人群与最富裕人群中再分配财富。无论是封建还是新封建，经济主体都是根据封建领主设置的条件将政治权力施加于特定的群体。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一起实施时甚至会作为一种经济权力，不仅包括税收，还包括罚款、留置、资产扣押、许可、专利、管辖权和边境。

有很多例证体现了这方面的特征。全球1/10的财富藏聚于离岸账户中以便避税。法律不适用于权势足以规避它的亿万富翁。最大的科技公司的估值远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体量。苹果、亚马逊、微软、脸书、谷歌等大公司在其所在的城市和州就像主权国家一样。城市力图吸引这些公司，与它们协商，根据它们提出的条件与其展开合作。集中的巨额财富有其“制宪权”,能够制定它们有可能遵守、也有可能不遵守的规则。外国投资者还有权在国际法庭起诉各国政府。当为保护水资源、社区和环境而设计的公益法规威胁到其投资价值时，他们经常这样做。加拿大矿业开采公司起诉拉美政府的案例比比皆是。曼努埃尔·佩雷斯—罗查(Manuel Perez- Rocha)和耶恩·穆尔(Jen Moore)指出：“这些公司可以越过国内法院，向从属于世界银行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之类的私人法庭起诉政府。这些法庭的成员系高薪聘请的企业律师，他们没有义务考虑地方的权益或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法庭代替了国家法律。

在民族国家内部，主权也被分割而呈碎片化。例如，资金拮据的美国市政当局使用复杂的罚款系统直接盘剥人民，这对穷人的影响尤为明显。亚力山德拉·纳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在其新著《无罪的惩罚》(Punishment without Crime)中记录了轻罪法在业已异常庞大的美国监狱体制中的应用范围之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穷人，特别是有色人种，因虚假指控而被捕，并以避免他们在对指控提出异议时可能招致牢狱之灾为名被劝说认罪。而认罪不仅被记录在案，还会开始累积罚款，如果罚款未被及时缴纳，将会导致更多的罚款和指控。出现在因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杀而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引发的骚乱中的法定的非法行为(legal illegality)和司法不公颇为典型。纳塔波夫写道：“该市的市政法院和警察机构公开从低收入非裔人群中索取数百万美元。”警察被要求去“逮捕和发出传票以牟利”。市政府像封建领主的仆从一样使用暴力没收民众的财物。贵族权力标识着一种挪用盈余的社会关系。难道我们与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媒体平台的关系不是一样的吗?它们利用我们交流互动的元数据侵占了我们的盈余，并通过网络化的个人通讯设备提取“信息”资源。

(二)新的等级制度导致不平等加剧

不平等是封建关系的特征。伍德强调，“封建领主在主权分割的背景下剥削农民”是西方封建主义的显著特征。安德森让我们想起了被封建领主控制的水磨坊之类的剥削性垄断。农民被迫将自己的谷物拿到封建领主的水磨坊去磨，而水磨坊是收费的。农民不仅耕种着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还居住在封建领主是“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和主人” 的环境中。

早在2010年，技术专家雅龙·拉尼尔(Jaron Lanier)在其名著《你不是一个器件》(You Are Not a Gadget)中就观察到了网络受压迫者和巨头的出现。随着科技巨头变得愈加富有和更具吸引力，它们的拥有者成为亿万富翁，其基础是工人的廉价劳动、将许多必要的工作外包给第三方承包商、用户的免费劳动力、迫切想吸引就业岗位的城市给予它们的税收优惠，以及其垄断地位的巩固。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指出了伴随着科技巨头的崛起而出现的封建化。他写道：“除了隐私灾难，这些科技巨头几乎从不交税；它们对登月的喜爱削弱了任何由政府主导的革新努力；它们的福利主义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事实上，后者很可能导致超现代的封建主义形式。我们将不得不为通过屏幕或按键获取任何东西而付费，至少将会像刷公交卡一样简单。”科技巨头都是榨取型的，给它们税收优惠意味着从市政拿钱。它们的存在推高了租金和房地产的价格，挤出了廉价公寓、小商业和人群。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关于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研究揭示了科技封建主义的另一个维度——服役。就像领主与国王一样，脸书和谷歌与强权国家合作，向后者分享法律禁止这些国家自己收集的信息。总之，当今网络科技的信息提取是无处不在的、侵入性的和不可避免的。

因此，尽管说当前是农民和领主的时代不是很恰当，但说不平等加剧(亿万富翁增多，贫富差距加大)、差异化法律框架的固化(保护大公司和富人的利益，剥削和监禁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这是无可争议的。

平台化和土地私有化表征具有等级性和征用性特征的新封建主义趋势。正如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 Srnicek)所说的，平台是“使两个或更多群体的交流成为可能的数字设施”。平台将自身定位为中介，是用户活动的基础、产生交流的可能性条件。谷歌使人们有可能从海量且不断变化的信息中寻找目标信息。亚马逊让人们可以轻松地找寻、比较价格，并从知名和不知名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消费品。优步使陌生人拼车共乘成为可能。爱彼迎在房屋和公寓领域也提供类似服务。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海量数据的生成和流通来实现的。使用它们的人越多，它们就会变得越有效、越强大，最终改变它们所在的大环境。因此，平台具有垄断倾向。

斯尔尼切克将云(cloud)和精益平台(lean platform)视为平台的两种类型。现在为人所熟知的云以广泛的按需计算服务为特色，通常是存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订阅或租用软件，而不必购买或开发自己的软件。就像土地的购买或重新流转一样，云平台提取租金和数据。精益平台具有类似的反身性(reflexive),能够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依靠外包劳动力负责自身的维护、培训等来提取租金。将消费项目重置为积累手段的优步和爱彼迎就是典型的例子。优步的车不是用于车主个人的交通出行，而是为了赚钱；爱彼迎的公寓不是业主的居住之所，而是出租之物。在这两个平台中，个人的所有权变成了平台“领主”积累资本和数据的工具。这种使个人变成“农民”的趋势，即成为拥有生产资料但其劳动却增加了平台拥有者的资本的人，是新封建性质的。

再来看土地私有化。在过去的40年里，英国有超过200万公顷的公共用地(占英国总土地的1/10)被卖给了私人。这些土地售卖因各种因由出现在从地方到全国的各个层级，以一种“零碎的进程”在不同的情况下推进。马克思将圈地运动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条件，因为圈地运动将农民赶出了土地，迫使他们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以下趋势对新一轮私有化来说至关重要，即“私营部门囤积土地的现象增加；英国正日益转变为地租经济——越来越多的人向富裕的、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支付租金；广泛的社会混乱”。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强调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自身创建了这一模式，资本主义创建了自身的前提条件，新瓶装旧酒，为旧物品和实践赋予了新的形式。当代土地私有化进程非但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基础，反而倾向于向比资本主义更糟的新封建主义(亿万富翁购置囤积大量土地)的方向转变。

土地私有化也表明，伴随着消费的个性化，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新型领主和受压迫者的出现。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样的，有些人是忠诚的跟随者，他们承诺对企业忠诚以换取积分、折扣、福利等好处作为消费者的回报。作为全球贵族和统治阶级，超级富豪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他们的飞机是私人飞机，学校和俱乐部也都是私人的。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大量的直接征用机制——每笔可能的交易都收取费用，非法止赎和非法驱逐，将服务分解为单独收费的项目，直接盗取工资——聚集财富。这些都是经常性的、普遍的，负担不起律师费用的人难以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金融部门系统地劫贫济富。正如理查德·韦斯特拉(Richard Westra)所观察到的：“金融化的许多神秘结构及其不透明的证券化工具建立在普通劳动人民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等方面的债务激增的基础上。”同样的结构在国际范围内重复上演，整个国家屈服于强大的债权人，被迫削减社会供给。

(三)城乡差别拉大

新封建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其空间性，即受到保护的、活跃的中心城市被农业和荒凉的腹地所拱卫。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城乡差别，或者更为抽象地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撕裂，安全与危险、繁荣与绝望之间的分野。伍德认为，中世纪的城市在本质上是寡头性质的，“统治阶级通过给国王、皇帝和教皇提供商业和金融服务而富起来。他们共同统治周边的乡村……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中榨取财富”。安德森将城乡之间的封建撕裂描述为一种商品生产与自然生产之间的“动态对立”。与此撕裂相关的是游牧民族和移民，他们因面对着难以忍受的条件而寻找新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但却常常碰壁。他们在生存边缘的真实状况反映在对那些永远都感觉不够安全的受保护者的恐惧中。

美国的腹地是失落和被拆解之地，传说拥有辉煌的资本主义的过去，这或许暂时能让一些人流连忘返于其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好的梦想之中。埃米莉·京德斯贝格尔(Emily Guendelsberger)在《为生计奔波》(On the Clock)一书中写道：“我在肯塔基、印第安纳和北卡罗莱纳看到了如此多的鬼城和废弃工厂，从任何方向随便开车20分钟就能看到。”腹地已成熟，等待着接受比资本主义更糟糕的新的剥削。人们不再制造东西，而是通过仓储式量贩卖场、呼叫中心、一元店和快餐店维持生计。

在政治领域，腹地的绝望表现在城外居民的运动中。这些运动有时围绕环境问题(如水力压裂和管道斗争),有时围绕土地问题(如私有化和征收),有时围绕服务减少问题(如医院和学校被关闭)。在美国，枪支政治使腹地与城市对立。腹地与城市划分的方式在城市内部被重新定义，这体现为贫困地区被遗弃以及其因资本主义的土地掠夺而逐步消失。城市变得更为富有，而更多人却变得无家可归。

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的新凸显是对腹地化(即再生产基本生活条件的一般能力的丧失)的一种回应。腹地化表现为自杀率上升、焦虑和吸毒成瘾者增加、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降低，以及在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的精神病性社会的自我毁灭。腹地刻在人们的身上，刻在土地上。随着一些医院和学校的关闭以及基本服务的减少，生活变得更加绝望和不确定。

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Cerny)早在1998年就写道：“全球革新、交流和资源节点(全球城市)是一端，不受欢迎的、支离破碎的腹地是另一端，两者日渐疏远。”塞尔尼对由此而导致的排斥和流氓化(lumpenization)发出了警告。他指出，由于大范围的地理空间缺乏基础设施和支持，“许多人将被排除在‘圈子之外’,乡村‘土包子’甚或流浪的贫困乐队……就像中世纪一样，再次被迫变成城市的掠夺者或求助者”。

(四)不安全感被放大

第四个特征是情感和主观方面的，包括不安全感、焦虑、世界末日。这些情感取向将前面三个特征联系起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全。在一个严重不平等和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掠夺社会盈余的灾难是真实存在的。

松散和神秘的新封建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放大了世界末日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似乎正在拥抱神秘主义、科技异教和反现代的过程中形成。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乔丹·彼德森(Jordan Peterson)的神秘荣格主义和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亚特兰蒂斯和希柏里尔神话地缘政治，还有所谓的“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和“新反动派”(neo-reactionaries)的兴起。例如，贝宝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自由与民主是不相容的。蒂尔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封建主义与科技初创企业之间的关联，认为“没有一个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结构。人们赋予领导人各种权力和能力，然后在出现问题时指责他们”。有趣之处在于，封建结构是如何被渲染为自由的工具的。科里·罗宾(Corey Robin)将这一举动与美国的“民主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民主承诺完全像君主统治他的臣民一样去统治另一个人”。尽管蒂尔乐于完全抛弃民主元素，但他也认为自由是对特权的保护，特权是内在天才的表现。与其他硅谷企业家一样，蒂尔也关心、保护其财富免受民主的冲击，因而提倡生活在海上和太空殖民等外拓和孤立策略，不惜一切代价避税。总之，这种新反动意识形态的出现说明了极端资本主义是如何步入新封建主义的激进去中心化进程的。

对于处在新封建主义鸿沟的另一端的人而言，焦虑和不安全感是借助药物、酒精、食物以及任何可以减轻绝望、盲目和无休止的苦差的物品而非意识形态来化解的。京德斯贝格尔描述了由工作中持续的技术监控引致的压力——迟到几秒钟、未完成配额、使用卫生间次数过多，都有被解雇的风险。重复、低控制、高压力的工作，就像受到技术监控的工作一样，直接与“抑郁和焦虑”挂钩。无规律的作息和不可靠的工资会让人感到压力巨大、令人窒息。至少对于一些人而言，新封建世界末日论可能是个体的、家庭的或地方性的。当一个人经历了数代人的苦难时，很难会为气候灾难而烦恼。

三、新封建主义带来的新变化

笔者通过将这种比资本主义“更糟糕”的社会命名为“新封建主义”来反驳如下观点，即当前最大的对抗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在美国，我们经常可以从自由主义的报纸和主流资本主义政治家那里听到这种论调。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制度是为资本的利益和享受权力而设置的，因此，认为法西斯对民主的威胁是主要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随着金融家、媒体和房地产大亨、碳排放和科技领域的亿万富翁等寡头的权力与日俱增，谁不知道这一点?

从民主国家受到法西斯主义抬头威胁的视角来看待当下，这种做法转移了对全球网络数字资本主义在加剧民众愤怒和不满中的主要作用的注意力。法西斯主义的花言巧语妨碍了我们思考为何表面上的民主社会似乎正在转向右翼。法西斯主义的言辞使仇恨自然化，并依据身份处理仇恨。它未将向右翼的转向视为一种政治化。右翼政治化背后的因素在经济方面：复杂的网络产生极端不平等，赢者通吃。向右转是对这种不平等加剧的回应。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绝望和不确定。工会的力量更弱。科技对劳动力部门的威胁前所未有，进一步削弱了有组织的抵抗的场所和机会。资本主义正在将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种更糟糕的社会。当左翼的力量薄弱，或者被主流媒体和资本主义政党阻止发表政治言论时，民众的愤怒就会由其他的力量所表达出来。当前，这些“其他的力量”是极右翼。

当民众经历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时，他们想要一些可以抓得住的东西和一些可以责备的人。此时，右翼提供了一种围绕国家、教会和家庭的身份认同。它将矛头指向威胁到这种身份的人，即移民、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而从新封建主义的角度思考，可以远离身份认同的阶段，直面极端经济不平等对政治社会和制度的影响。它让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亿万富翁囤积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并将自己封闭在飞地之中，而数百万人却成为气候难民，数亿人的生活前景黯淡，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更坦率地说，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变成新封建主义，就会让我们不再奢望任何选举或小范围改革足以应对当前的灾难。

笔者将当前的趋势称为“新封建”也是在暗示劳资关系的变化。今天，为强制性阶级关系辩护、并为之打掩护的自由契约劳动的理想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自愿同意”这一最赤裸裸的幻想也不足以解释当今财富积累的社会关系。在全球北方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中，多数人在服务行业工作。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手机、自行车、汽车和房子已经失去了作为个人财产的特性，而变成了生产资料或者赚取租金的手段。现在，与他人拥有的平台捆绑在一起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成为了平台拥有者的积累手段。有些人沉溺于“我们的服务是创造性的、我们是知识工作者这一特权阶层的一员”这样的幻想中。然而，知识工作者就像临时工一样，经常为合同而竞争，如果赢了，就可以为一份工资而工作。多数人构成了一个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只有通过为高收入者的需求服务(例如，做私人助理、培训师、家庭教师等)才能生存。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一份报告称，未来十年增加工作岗位最多的职业将是个人护理辅助人员，不是卫生工作者，而是帮人洗澡和清洁的辅助人员。在以前，人们通常称他们为仆人。工薪阶层的可怜收入因不可避免的债务、费用、罚款和租金而被进一步掠夺。

四、新封建主义不只是并行于资本主义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笔者关于新封建主义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承认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存，以及这种共存可能会加剧不同生产方式的特定趋势，使统治和经济贫困变得更糟糕。与此相关，卢森堡发现了资本主义对外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马克思置之于封建时期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长久特征，直接占有(而非交换)是资本主义的属性。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以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暴力、榨取、剥夺，以及根深蒂固、世代相传的等级制度。

卡伦·奥伦(Karen Orren)聚焦美国，强调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劳资关系的重叠。与安德森和伍德用等级制度下的主权分割分析封建主义相呼应，奥伦写道：“封建社会是由一个个有着不同特权的单独王国组成的巨大蜂巢，由各自的司法机构传播和执行这些特权。每个王国都在更大的封建等级伦理中展现自己独特的道德。”从主仆法则的视角看，成为工人不是与雇主签订合同的结果，而是一种依附于人的地位。罗宾同样强调了封建关系在美国的持续存在。他写道，保守主义政治主张的优先考量是维护私人权力体制，允许男女成为民主国家的公民，确保他们在家庭、工厂和田地中依然是封建臣民。所以，我们再次有了强有力的例子来证明不同的权力与生产安排方式共存，特别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模式的重叠，以致于个体化等级制度的封建关系助推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生和加剧。

在拉美举办的关于“正在出现的封建因素”的讨论中，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早就分析道，作为封建因素出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效应，在拉美，则是帝国主义的效应。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集中、垄断和金融寡头的加剧。当今复杂的数字、通讯、信息网络导致了幂定律分布，增强了更加不平等的趋势。像弗兰克在其关于拉美的分析中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今日的美国、英国，甚至全球，新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延续。当我们分析复杂网络的结构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晰。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在其著作《链接》(Linked)中阐述了复杂网络中幂定律分布的形式特征，即以自由选择、增长和偏好链接为特征的网络。这些是人们自愿链接或选择的网络。每个站点的链接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人们喜欢某物是因为其他人喜欢。例如，最受欢迎的书籍、餐馆或网站的链接(点击)量通常是同类第二受欢迎的两倍，第二的链接量又是第三的两倍，依次类推，直到食物链的底端或分布曲线的尾端的差异微不足道。这种赢者通吃的效应是幂定律分布。顶端拥有的明显比底端拥有的要多得多。分布的形状不是钟形曲线，而是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推特上最受欢迎的人有过亿关注者，排名第九、第十的人大约有5000万关注者，而一般人只有大约200个关注者。要使空间平等，就需要进行干预。

复杂网络的结构要求包容性，网络中的项目越多，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获得的回报也就越大。这引发了对关注度、资源、金钱和工作等任何被赋予网络形式的东西的竞争，进而导致了集中。因而，自由选择、增长和偏好链接的结果是等级制度、幂定律分布，这就使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比底端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讲，等级制度是网络所固有的。要摆脱它们、与它们斗争，就要破坏、废除导致其产生的制度。也就是说，废除固有的等级制度需要政治行动。

当意识到数字网络使我们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资源——数据——的持续生产者时，我们对新封建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交流和互动生成了为他人、而非为我们自己所使用的数据。我们的生活和互动已经被变成了资本积累的资源。资本主义未能通过剥削生产性劳动力来维持其利润率。它现在利用消费，通过将数据作为一种资源，物尽其用地提取盈余，进而反作用于劳动力、生产、流通、金融和债务。

在像美国这样种族主义严重的社会，在围绕性别、种族和民族进行了数十年的运动斗争之后，很难想象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虚构能给市场关系提供合法性。今天，富人和白人不再觉得有必要为他们的不平等份额辩护。其余的人肩负着证明为什么自己应该得到任何东西的重任。帝国主义已自我封闭，以致于垄断资本能够迫使国家减税、提供回扣和激励政策，以及制定用私人法庭代替国家法院的条约。为了资本，各州不得不出售公共财产和资产，寻找吸引开发商的交易，并采取讨好富人、取代穷人的策略。

新封建主义不是保守地退回到原来的政治经济形式。相反，新封建化是帝国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持续和反身。复杂网络的结构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向新封建主义转变的原因。复杂网络通过包容、自由选择和民主参与破坏平等，并强化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以自由选择、增长和偏好链接为特征的网络的固有属性。与此同时，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言论和讨论自由等与民主相关联的实践集结、拆解于情感网络中。在这里，政治被简化为日常愤怒。从民主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却又假装民主合法性，国家被炼化为矫顽力(coercive force)、监视和控制的工具以及在持续的征用、剥夺和分裂中维持秩序的手段。

五、新封建假说的政治交易

当前，左翼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一些很受支持的观念强化了新封建主义。地方主义认可分割化。科技和平台路径强化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地方自治主义坐实了与腹地化相关的城乡差别。

对生计和生存的强调使得小农经济貌似有理，不仅对生活在城市的那一多半人口(包括82%的北美人和74%的欧洲人)是这样，对因气候变化、战争和商业化土地侵占而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也是如此。当然，那些居住在腹地的人们面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条件使他们无法通过农业工作谋生(大约50个国家被划入低收入食物短缺国家，这些国家大多遭受气候变化的冲击，且大多位于非洲)。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一个同样站不住脚的生存主义路径。它信誓旦旦地说，生活在腹地的人只要不去他们负担不起生活费用的城市，便足以生存下去。

综上所述，这些立场展望了一个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奶酪生产的小团体的未来：或许城市的边缘有生存主义者的飞地，使用无人机的科技劳动者在城市的花园进行试验。此类群体共同再造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再造的共同体必然是小的、地方性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排他性的和精英型的。这就像是对未来的基本看法：“酷城”(cool cities)被有机农场(很少关注农业生产方式)包围。是农民自己选择成为农民，还是他们生来如此?他们是否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共享土地吗?出口其产品吗?使“酷城”成为可能的潜在条件(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清洁工和维护者，交通和通讯的提供者，健康、教育和儿童护理员)是什么?城市对他们而言是“酷”的吗?这些城市如何彼此关联?它们是联合堡垒(意味着边界和围墙、警察与不安全感、对家门口的野蛮人和腹地游牧民族的恐惧与日俱增)吗?一个温暖星球上的繁荣，是否实际上预设了一个更大的、未被提及的、有能力攫取和摧毁大规模化石燃料经济的国家?

流行的左翼观点反映了新封建主义的倾向，它们通过放弃被遗忘的腹地、农村地区和小城市以及培养有利于富人和受教育者的城市要素而融合。该模式无视工人阶级，远非以解放工人阶级为立足点的愿景。当工作被想象出来时[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后工作想象”(post-work imaginary)],它看起来要么是浪漫的无风险农业工作，要么是科技工作，是“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到目前为止，对呼叫中心苦差的曝光，更不用说脸书等监控网站因令人不安的非法内容而引发的创伤性劳动，已经使“非物质劳动”观点的不足以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后工作想象同样抹去了工业、制造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大量的劳动力以及潜在的国家结构。鉴于大多数城市位于沿海地区，此模式缺乏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制度基础。

新封建假说让我们看到了流行的左翼观点的吸引力和不足之处。它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与主流意识产生了共鸣；它们之所以软弱，是因为这种主流意识是新封建主义倾向的表现。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左翼以外的一些人早已用新兴的新封建主义对当下的状况提出了批评。有人指出：“经济封建主义……没有私有部门，没有资本主义关系，只有家臣和封建领主。”诸如此类的分析认为，新封建化源于国家。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大规模农奴制源于可持续的绿色精英主义和时下颇为流行的奉行“少即是多”的裁员。例如，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认为，可持续性是富人的自由主义政治，损害的是多数人的利益。与高科技和金融业相比，能源、农业综合企业和建筑业雇佣的人更多，这意味着它们对大多数人更有利。科特金写道：“旧经济制度强调增长和向上流动。相反，新经济秩序则更关注‘可持续性’的概念而非快速经济扩张，这反映了封建的世界观。”科特金提供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内部成员的划分方法，就像多数人与少数人(即一种民粹主义划分)的划分一样，他将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划入民众的一方。他认为，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是敌人，它们威胁“要创建一种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封建结构而非混乱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秩序，其对流动性设置的障碍往往是牢不可破的”。在这种自由主义的想象中，封建主义占据了“敌人”的位置。集权的威胁和对私有财产的威胁是依然不变的意识形态要素。

右翼的这些恐惧指向左翼所需要接受的东西，即共产主义对新封建主义的替代。回到新封建主义的四个特征，我们可以找出通过政治组织和意愿使新封建主义的趋势向另一个方向转变的可能性。主权分割化可以被重新界定为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面临的民族国家力量的削弱。它呈现的不是碎片化，而是可能被重新配置为应对灾难所需的新全球国家结构的要素的分离，包括金融机构、企业、社会媒体平台、政党、议题联盟(issue alliance)和政治组织在内的跨国组织。这让人想起跨越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公共结构的合理性。不难想象，它们会被重新定位为全球共产主义机构，不致力于资本积累和保护亿万富翁的财富和特权，而是致力于多数人的解放、平等和富有。

资产阶级不会自己放手，实现这些要靠政治斗争。主权分割化提醒我们，资产阶级的力量远比我们任何人认为的要脆弱。这为我们考虑如何从一众复杂的、乱作一团的联盟(以超越简单的垂直和横向几何学或地理上地方和全球的陈词滥调的方式运作)中形成一个国际共产主义“国度”提供了思路。

封建领主和农民，即等级制度、不平等、征用，提供了重启(second opening)的机会。共产主义道路承认这一分歧，并在阶级冲突中站在农民和无产者一边。此类轨迹早已在由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推动的农民组织中获得了动力。消灭封建领主，废除私有制，并掌握生产、流通等领域的生产资料，让生产服务人的需求。分散万亿美元规模的虚拟资本并不是很难，资本主义制度经常这样做，我们也将这样做。我们需要仔细考虑我们想要、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以及它们的实际成本。例如，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手机而在钶钽铁矿中服刑?我们是要彻底废除元数据的收集，还是想办法用它来更好地评估需求?摆脱资本积累的束缚，我们最终能抓住关于我们的集体生活的基本选择，而不是任由这些选择背着我们被决定。

至于城市和腹地，资本积累经济的终结使得城乡差别以及导致城乡差别的劳动分工的解体成为可能。更为具体和接近的是，我们秉持注意到腹地问题的共产主义愿景，开辟了基于当前趋势的有组织斗争的新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会想到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无论如何，围绕移民和难民的政治博弈愈演愈烈，在城市郊区以各种形式开展的阶级斗争、腹地被剥夺者的日益增长的愤怒，在法国、选举政治驱动着向右转的美国、匈牙利、波兰、加拿大和其他地方上演，提供了开展真正斗争的背景，但我们尚未做出决定。向右转并非不可避免。这是一个组织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满足人类广泛的需求和关切，以及繁荣的可能性的政治问题。

最后，与其被不安全感和世界末日论所困扰，我们能且必须培养团结、勇气、纪律、自信等共产主义美德，这些美德源于并产生一种同志情谊。少了任何东西，都注定我们会走向新封建主义。

七、结 语

我们需要考虑为什么我们不再处于资本主义，而是更糟糕的新封建主义。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关系，而是意味着征用、支配和强制等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方面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于组织自由和平等的主体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对抗已经没有意义。它意味着租金和债务在积累中的作用相当于甚至超过利润的作用，工作日益超过工资关系。它意味着与资产阶级相关联的国家形式已经被彻底改变。垄断、金融和世界的领土划分需要另一种分析，新封建主义或许会让我们对数字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力量有不同认识。卢森堡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需要“外部”支持的一个标志，资本主义总是依赖于它自身不生产的物质和劳动力。当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会发生什么呢?它闭关自守，通过数字网络和大众个性化媒体生成、包围和挖掘人类生活的特征。这种反身性产生了幂定律分布、新领主和受压迫者、巨额财富和极端不平等，以及确保这种不平等的主权分割，许多人在腹地彷徨和受苦。要直面这一局面、避免这一局面，就需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注释略）

（作者单位：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译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