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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的研究史上，“价值批判小组”或危机小组（Krisis-Gruppe）较之于德语世界备受关注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来说，则显得冷清的多。究其原因，大概存在三个基本理由：（1）难以归类其存在的困难。譬如雅普（Jappe）认为，“价值批判小组”不能被“归类”到通常的批判思想形式之中，因为，“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议会主义者、情境主义者，更不是生态学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但是，这些批判思想在这一学派的诸多学者思想阐发中的影响倒是扎根其中的，只不过有一种“混杂”的意味。（2）在“价值批判小组”的核心成员中，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恩斯特·洛霍夫（Ernst Lohoff）、罗斯维塔·肖尔茨(Roswitha Scholz)、罗伯特·特伦克勒（Norbert Trenkle）等人都是非学院派人物，譬如，1942年出生于德国工人家庭的库尔茨就是一个靠给人运送货物的谋生者，这也使得他们更多地产生社会影响而非学术影响。（3）语言本身的限制。“价值批判小组”的文献以德文写作，在之前一直缺乏英文译本，使得这一小组的理论贡献，在英语犹如世界学术市场的“统一货币”的情势下，被忽视也实属正常。不过，《资本的实体》英文译本甫一问世，便产生英语世界《资本论》研究的极大兴致。相应地，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它更显得“陌生”了。“价值批判小组”的起源是否定格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西德这一说法还存在争议，但1986年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在纽伦堡创办的《危机：商品社会批判》（Krisis）杂志为他们的主要阵地，2004年，随着分裂又出现了“出路”（Exit）杂志、还有于1996年春天在维也纳第一次出版的漫谈（Streifzüge）杂志。当然，在今天，“价值批判小组”已经溢出了1986年时期那个“经典作者群”，汇聚了数十位学者加盟其中，譬如开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霍洛威等人也参与其中。如果从理论源头来看，主要的影响来自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索恩·雷特尔等人的现实抽象与价值的社会综合能力；如果从“价值批判小组”的危机理论来看，又是在罗莎·卢森堡和亨利克·格罗斯曼、马蒂克（Paul Matick）的影响下继续推进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任何严肃讨论价值的西方学者都要注重分析伊萨克·鲁宾（Isaak Rubin）的《马克思价值论论文集》，“价值批判小组”当然也不例外。“一般说来，价值批判并不是要讨论别人的理论，而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不过，在这里主要是围绕“Krisis”与“Exit”这两本杂志下的作者群展开分析，并集中于一些著名的作品如《资本主义黑皮书》等讨论他们的核心概念价值批判（Wertkritik），为此，我们将试图回答“价值批判小组”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其主要讨论的中心原则又是如何的？

一   传统崩溃观念与“价值内在论”：双重批判

“价值批判小组”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价值内在论（value-immanent）的批判，它要破除的是将价值作为不变的永恒法则，所以，必须要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作品中包含的价值关系在逻辑-历史意义上自我毁灭的要素”。为什么要确立这一原则呢？这得从以往的崩溃理论（Theory of Breakdown）看法谈起。1913年，卢森堡发表了《资本积累论》一书，特别是在其第二篇中针对“三回论战”的讨论，进而讨论了资本主义实质上包含两个方面的生产：一方面是物质性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剩余价值层次的生产，后者又包含了a.剩余价值生产;b.剩余价值实现两个方面。对于卢森堡来说，剩余价值实现决定了资本的积累，因而，决定资本的积累的“实现”维度也必然决定资本主义的命运。所以她对以往危机理论理解的看法给予了批评，“它排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深刻而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正是由资本积累而生，它爆发为周期性危机”。当然，这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看法进行倒置处理的，因为后者更加强调危机会决定积累。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资本的积累问题？在卢森堡看来，“剩余价值必须脱去作为剩余生产物的形态，然后才能重新采取以积累为目的的形态；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它必须经历货币阶段”。所以，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最后被强调为是“以资本化为目的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只是可惜的是，“被推入幕后，直至结束时，很少为马克思所论及了”。对此，库尔茨认为，卢森堡式的危机理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解释缺陷：I.停留于纯粹的流通领域，抽掉了剩余价值生产环节。“这也在今天政治干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加强群众购买力）的幻想的始作俑者”，譬如一些““新和谐主义者”，如希法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那里得到推崇；II.视角停留在将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作为基础，没有将资本的扩展纳入到作为历史性维度的生产关系之中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前者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或者是“结果”，正是“在直接生产中被停滞的价值的基本趋势”。卢森堡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但是局限于流通不足这一看法的她自然也就错失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依然需要大量活劳动被吸纳到属于剩余价值生产之中，无疑，由于认为剩余价值实现依然需要依靠消费补充，从而片面强调流通领域是错误的，正如今天诸多左翼学者在消费或景观上推进这一补偿机制的看法一样。

但是，对于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来说，他们直接的结论便不再从什么客观的条件本身寻求资本主义无法延续的崩溃的逻辑，而是借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所以，这在资本支配结构日益升级的历史情势下，则多少有些主观的味道。不过，这也不是一条没有人继续推进的理论构想。譬如在对于政治地阅读《资本论》或者一些主张主体性抵抗的左翼话语中，他们的看法依旧不断地被填充为新的名字，这一方面只要打开当代西方激进型的左翼著作便无需赘言了。当然，列宁也没有为危机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解，也不太可能发展出充分的危机理论。因为，在这一段时期，人们对资本主义消亡的看法不再植根于经济的危机，而是关于政治冲突——在资本力量的意义上。因而，在列宁的关注点中，“绝没有遇到绝对的物质限制，并将这一层面作为客观基础，不是历史性积累的崩溃，而是各国帝国主义资本的政治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潜在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在世界各地将能够使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停滞下来。”从非经济因素出发，必然在资本过度积累问题上存在着不够理想的阐释。政治与经济最后成为随资本主义危机渐次展开的两个不同方向。可惜的是，在面对19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时，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于1929年发表《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明确指认，“卢森堡完全误解了马克思方法论程序的重要性。谁能确保在两个部门中按比例进行积累？在资本主义下不存在这样的调节器”。因而，他退回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重新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定位为资本的过度积累，“虽然马克思没有给予崩溃法则一个简明的描述，但他确实指定了此类描述所需的所有元素。在价值法则的基础上，可以将崩溃法则发展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自然结果。”与卢森堡一样，他发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增值过程的统一。价值的增殖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驱动力。譬如，对企业家来说，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是一种结束的手段，一种必要的邪恶。所以，扩大生产或积累的收入只是利润大小的增值的函数。如果利润扩大，产量将扩大，如果增殖失败，产量将减少。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矛盾，“从纯粹的技术方面来看，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增殖过程中遇到障碍，即生产要素作为必须增殖的资本。如果利润消失，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最大可能的增殖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目标”。 换句通俗点的说法，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生产力提升当然导致使用价值产量提高，相应必然使得价值的增殖受到严重影响，进一步地看，伴随技术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会提高，这也就意味着可变资本的降低，在资本总量在一定生产技术水平情况下，利润率也随之降低。“从使用价值方面来看，生产力绝对限制地发展。这种使用价值的积累（同时是价值的积累）导致利润率下降，这反过来意味着高级资本的增殖不再可能以给定的速度，这意味着危机，现有资本的贬值”。所以，崩溃与危机理论应该是根据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给予确定，只不过，危机往往可以帮助恢复资本的价值增殖的目的，当然，最终的崩溃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所以，他才指出，“鲍威尔关于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和谐结论代表了一种平庸的妄想”，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必须从更长的时间看待崩溃问题，但是鲍威尔没有这样做。他将计算限制在四个生产周期”，也就是说，“如果鲍威尔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他的体系的发展，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一体系必然会崩溃”。因为，“随着资本积累的绝对增长，这种扩张资本的增殖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这些“反趋势”（countertendencies）被消除或干脆停止运作，崩溃趋势就会作为最终危机的绝对形式占了上风。”随后，马蒂克（Paul Mattick）强化了这种“反趋势”的失效，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其“死亡危机”。

格罗斯曼对利润率下降这一资本主义生产进程的必然趋势的强调，在一定层面想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可以认为是在那一时代最切近《资本论》的危机观念。但是，库尔茨对他的评价与对待卢森堡一样，认为他们的理论都建立在价值内在论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回到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价值对象性之间的矛盾”，从而，“无法识别生产劳动概念本身的矛盾，因此，格罗斯曼所持有的崩溃理论过分依赖于一个高度可疑的数学例子，它使得价值本体论化，它（像早期的危机辩论一样）不是以价值的概念和生产劳动为推理出发点，而是《资本论》第二卷中的 “再生产模式”，因此从一开始就停留在对市场的表面中介的理解上”。这一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格罗斯曼来说，崩溃理论的确存在一个“数学基础”，因而，资本主义危机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利润率下降的计算，对于库尔茨来说，“都只是在定量的价值关系及其分析的范围内被理解的；不相称性只是在价值的定量逻辑中被理解，而非作为物质与价值关系中的定性不相称性被考察。换句话说，在危机中变得过时的并非是价值关系自身，而是市场盲目的调节机制；崩溃的并非是价值关系，而是交换价值的相对平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值关系崩溃远未达到，那个时代注定只能在价值关系之内谈论危机，价值已经内在地嵌入在资本主义分析的前提之中。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在随后的发展中，显然是基于经验性地理解资本主义的那些学者眼中的“鸡肋”，价值的内在论死死地咬住了现代人们的头脑。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正是人们对于一个去价值化的社会为何失去了任何的想象的理由。因而，价值作为人们自己创造却支配人自身的“抽象的统治”的“第二自然”的思考方式，在研究上反倒是被运用自如，甚至会在价值这一关系维度内讨论新的未来的文明存在样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值批判小组”不仅针对以往的崩溃与危机的理论，他们也是在现实的层面去告诫人们，面对资本主义处境中的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发展中遭遇的种种曲折的论调，库尔茨声称，“东欧国家的衰落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信号，而是建立在商品、价值、抽象劳动和货币基础上的世界经济逐渐崩溃的一个阶段。”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站到价值关系崩溃点上思考呢，那必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化的技术（socializing technologies）的来临，在其中，应用自然科学和劳动科学融合起来，因此，“在今天，资本主义可以被历史性地解读为与真正的、直接的社会工业的粗糙、笨拙、不成熟和各方面都很肮脏的前身形式相同，即只有今天是从资本主义的孢子中生长出来的，它因此不可逆转地爆炸了”。

二  以劳动本体论撬动资本主义：一个视角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价值批判小组”自己是如何实施价值内在论批判的？可以概括为“劳动批判”→“拜物教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这样一种逻辑进路。具体言之，“价值批判小组”所做的工作是将危机理论激进化，因为，不仅是资本主义精英，就连在西方左派学者当中，资本主义能够永恒地自我更新的的陈词滥调也一样非常流行。不过，“价值批判小组”非常明确地认为，现代化只是这一资本主义体系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的形式，至于是私人资本主义的机制，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机制并不重要。因为，只要“价值内在论”这一拜物教始终存在，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难以抓到实质。对于商品生产社会来说，其基本范畴：劳动、价值、商品、货币，一直作为生活的“自然”事实和“客观”需要而被拜物教化。譬如"劳动"，一些人会将早期马克思人类学特质的劳动观念平移至《资本论》的看法中，并以此种可以在一切世代的社会中找到的劳动作为批判的基础，“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但依照特伦克勒的看法，这一常常被人们用来以人类学层面上的劳动去批判异化层面的劳动观念所构成的进路是很难成立。因为，一方面从文本上看，马克思在早期批判李斯特的著作中便谈到废除劳动作为解放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必须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劳动是一个人类学的常量吗？”这里特伦克勒试图走出人类学的劳动的思考方式是有其深刻性的一面，而他的这一思考是否能够达到马克思后来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劳动的分析，则是要小心的问题。当然，“价值批判小组”的主张正是要否定“劳动是一个人类学的常量”这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一种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不能够深入质疑作为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支配原则的商品价值，依然还处于资本主义价值主导的社会生活之中，那便依然遵循世界市场的运行逻辑。也就是说，价值批判更重要的是对价值生产这一仅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的历史性特质的关注。价值生产所指向的劳动，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人类学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价值生产的运行原则只能奠基在抽象劳动之上，这里的劳动便是价值支配之下的压迫性活动，受着所有权统治下的劳动，它的废除才是废除价值统治的根本条件。或者说，这才是构成价值批判的真正入口。显然，他们更是将批判指向取消劳动本身，而不是像“价值形式”或者抽象统治的学者那样仅仅批判抽象劳动，譬如，海因里希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明确指出，这应该是从一种匿名的强制而与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当然，为什么“价值批判小组”要彻底从抽象劳动批判转向劳动本身的批判呢？乍一看，这着实有点违背我们一直以来对《资本论》解读的某些习惯。

在西方左翼学者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者那里，常常喜欢用一种非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劳动来作为批判的构式。对于马克思来讲，他也的确认为劳动可以区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而价值之所以能够主导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原则的秘密，就发生在这个具体劳动被抽象的过程之中，这一抽象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式的抽象，如花、水果，而是“一种历史地建立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权力，将人名置于其拇指之下的暴力抽象”。分析劳动绝不是意味着要对一种人类学意义的劳动展开研究，重要的是聚焦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之下的劳动。在特伦克勒看来，“由于将所有非劳动环节排除在劳动领域之外，劳动的历史性确立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独立领域的形成，所有那些不相干的环节都被放逐到这些领域，这些领域本身具有排他性：休闲、隐私、文化、政治、宗教等等”。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看到，闲暇、爱、追逐自我都只能在劳动之外，劳动之内其实注定只能是“独立”的领域，是从社会生活的其余部分中撤出来的，这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劳动除了价值化之外没有其他目的。这里要强调一下：这是对劳动本身的批判。因而，人类进入到劳动这一独立的、分离的领域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脱离了最基本的生产和生存手段，现在只能通过暂时出卖自己来生存。因此，“对他们来说，劳动主要意味着对生命力的基本提取，因此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其真实的、实际存在的抽象概念。”所以，如果不废除创造价值前提劳动的话，自然不可能废除抽象的劳动，进而废除价值。

一般来说，劳动已经成为了不言而喻的事情，并且人们还会认为劳动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加洛·贝尔格曼就做过一个关于劳动（arbeiten）的词源学的考证，古希腊语中ponein来自ponos（劳作，负担），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劳动一词travail /trabajo来自粗俗的拉丁语tripalare，其意思无非是 "折磨"；在俄语中，则为rabota，它来自rab，意思是"奴隶"，而日耳曼语的arba只是意味着 "仆人"。所以，像今天这样，劳动被认为是理想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但是，身处劳动的“价值内在论”视野之内的人是看不到“劳动创造自由”这一理念背后的暴力史，特伦克勒就认为，人们还进入不到瓦解或质疑劳动拜物教的层面，不然为什么德国工会始终会认为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为数不多仍值得在其成员培训课程中使用的小册子之一。当然，他这里的意思并非是要否定任何为了创造生存的手段，问题仅在于：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活动都被归入一个唯一的抽象概念，即劳动？当然，这里抽象只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环境，“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一项活动是否在商品生产的抽象社会环境得以实现，以及是否为其提供了一些工资。这就是为什么一项特定的活动取决于环境，有时被认为是劳动，有时不是。”在“可市场化”的意义上，有意义的活动（Tätigkeit）变成了劳动（Arbeit）。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劳动者与资本家一样，对自身劳动内容毫不关心，劳动就是劳动，无论是工人还是资产者都是带着价值面具的木偶人，哪一种类都不重要，所以渲染劳动选择的自由其实只是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界限内，或者说在“价值内在论”的界限内“一种激励的话语”。所以，人们对此也没有什么意识，作为现实抽象已经内化于心，人们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形式的财富的创造形式，或者说，生命的一切的活动都已经劳动化了，甚至我们学术的交流、情感的对话这样的活动也如此。现实抽象正如卢卡奇所说的那样，犹如车轮碾压一样真实地嵌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了，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特伦克勒认为打破这种现实抽象的真正障碍来自于资本主义形式下的作为普通个体的我们。只要看清两个问题：生产的剩余物的走向与时间去哪儿了。“在商品生产、抽象/异化劳动、作为目的的资本积累这三位一体的暴政下，目前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人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从而切断了基本的生存手段。”在这样一种框架之内，“正义”如何能够成为正义、分配剩余物如何能够转向人类自身的需要，这些注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天，劳动更是被强化了，在生命政治之下，新的社会再生产的种种形式重塑了“监狱问题”，也就是说，类似于原先的“监狱的问题，它的作用，它可能的消失，只能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被提出，从非法主义行为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被提出”。但普遍出现的状况是，抵抗这种制度的维持，最后变成了人们是为了劳动而站起来，而不是为了反对劳动本身。为此，“如果我们不能设法摧毁这种致命的定势，让人类意识到，过去所取得的创造财富的潜力，必须从资本和劳动的拜物教形式中解放出来，劳动社会的危机将最终消灭人类生存的社会和自然基础。”这也就是我们在西方左翼学者那里所看到的，一些人始终把现实抽象理解为在市场上商品流通中的抽象化过程，这意味着对商品生产系统的批判被排除在外，譬如将现实抽象理解为交换抽象的索恩·雷特尔。于是，资本主义的消极性问题被完全压缩在流通领域和与之相关的分配等领域，这只能从这个表面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从生产劳动入手则具有釜底抽薪的味道。

那么，“价值批判小组”是如何看到劳动本体论的批判具有走向现实的可能性呢？从现实经验来看，“我们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的历史痛苦极限，其经济极权主义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只不过随着技术革新，“这场意想不到的危机看起来与以前想象的大不相同，这是由于以前的参照系本身解体了。”值得注意的是，库尔茨对危机本身的来临的判断建立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基础之上的，即“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与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因为后两者依然是在现代性的扩展性逻辑中寻求资本的自我增殖，第三次革命则是作为“自动化的愿景”（Visionen der Automatisierung）展开了现代性的解体过程。当亨利·福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引起轰动时，有一件事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尽管装配线和泰勒主义者对“劳动科学”进行了合理化，但人类的劳动力绝对不可能真正大规模地从生产过程中消失。的确，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与新的工艺技术有关。但是，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根本的“劳动社会危机”，因而也是“抽象劳动”本身的危机，显然超出了当代人的想象。那么，在第三次革命的“自动化的愿景”中，劳动是否真正能够退出价值增殖的逻辑？我们知道，在现代技术生产中，榨取相对剩余价值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方式只能够通过生产过程的“科学化”，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家在新价值中的占有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但不是指雇佣的劳动者的绝对数量，因此也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绝对量，随着价值创造的绝对减少，剩余价值本身也必然减少。”相对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但是，剩余价值却减少了，所以必须进一步扩大资本再生产，那么，这又得以生产性的活劳动为条件，当吸入的劳动与甩出去的劳动（失业）两者之间不均衡时，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趋于停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增加了剥削的程度，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破坏了剥削的基础和对象，即价值的生产本身。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与现代科学和物质生产过程的逐步融合分不开的，它包括消除活的、直接的、生产性劳动的趋势，而这种劳动是全部社会价值的唯一来源。”比如，今天在智能化社会中，从表面上看，工厂的活劳动逐渐被消除了，随着生产力在技术的辅助下得到快速发展，工人的绝对人数在减少看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由此，“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三  无阶级的斗争与虚拟资本时代的解放理念

那么，到了今天，按照价值批判学派对技术推动劳动本体论崩溃的看法，如何理解斗争？或者说，还有阶级斗争的必要吗？特伦克勒认为，“阶级对立的范畴并不能为任何关于社会不平等极端增长的概念提供基础，也不能简单地重复这种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要反对这种阶级对立的斗争形式的原因在于，这一斗争的思考是建立在劳动（无产者）与资本（资产者）之间的冲突基础上的。也就是，“以资本的价格稳定为目的指挥和组织生产过程的资本代表和以劳动“创造”这个过程所必需的剩余价值的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正是围绕这一矛盾去塑造阶级斗争方式。正如我们前面在“价值内在论”批判中所已经阐明的，价值批判学派坚持认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都是在价值面具之下的内在冲突而已，两者犹如在一座现代商品生产为前提的围城之内，围绕着怎么生产、怎么分配、如何交换、如何消费的系列问题进行斗争，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在围城之外去思考，在价值面具拿掉之后去审视人的非价值生活的可能。故而，无论特伦克勒、还是其他的价值批判学派小组成员并不太像德国价值形式分析的那些学者，因为对于后者来讲，那个“价值”才是凝视外部世界的“入口”。相反，价值批判学派认为，只要不跳出价值的内在论视角，社会冲突注定会永恒下去。当今，在一些西方左翼学者那里，试图将革命无限延宕下去的话语不正是努力要在这种永恒的画面上添砖加瓦？因为，资产主义不在乎革命本身，它只关注能否一直维持这价值增值这一目的，或者说，如果革命能够换来价值增殖，它便会比无产者革命更加主动。

在特伦克勒看来，劳动与资本因为都受到价值的制约，使得他们往往又在价值的增殖与保存价值的生产上，“不再以劳动力卖方和资本卖方的利益不可调和为前提。恰恰相反：重点总是放在它们的兼容性上，无论是以生产率、地方竞争力的名义，还是以国内需求的购买力的名义。” 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并不是说资本不好，而仅仅是在资本“过分地追求高利润这一意义上去谈论“恶”。资本本质的“恶”往往被遮蔽掉，因而，整个社会还在思维上为资本的存在留有足够的存放空间。人们也普遍性地认为，“必须创造利润、资本增值、提高生产率和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增长，这是自然而然和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一切正是我们生活幸福的来源。所以，人们根本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才表现为资本对生产力的推动，而推动生产力的方式并非只有资本这一种形式。这样，“劳资之间的斗争发展成为越来越类似于它们在主观层面上的有效同一性，这可以归因于一个完全一般化的商品社会的系统建立，一个成功地将资本主义的功能逻辑赋予社会，并使得社会将这一逻辑看作为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资本的发展逐渐到达以自我为参照系的阶段。譬如，资本化和资本积累价值的未来预期虽然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和形式所固有的，但它是通过出售一种商品来实现的，即证明对一笔特定金额及其增加的索偿权的财产所有权，这些财产所有权的出卖人并不是出卖十年或二十年后提供劳动的许诺的工人，而是资本本身的操作者（主要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互出售这些经证明的未来价值债权，从而产生和积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已成为资本积累的实际动力。也正是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

在上述意义上说，资本试图抽掉劳动这一基本的积累的方式，虽然，它依然存在着以劳动的方式进行的商品生产，但这已经不再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为此，摆脱对现代劳动和劳动力出卖者的剥削也就意味着阶级话语在虚拟资本时代失效。要理解特伦克勒这一看法，就在于他始终认为传统的阶级话语内涵是，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以及剩余价值占有的基础上的，所以，必然产生另外一个无产者的阶级。对此，特伦克勒区分了“产生剩余价值的有薪工人”与“依赖雇佣劳动的工人”，两者指向群体的数量是不一致的，但是，现在两类工人已经完全在生产与生活界限突破之后变得并不清晰了，相应地，阶级概念也同时从原先的特有指代的力量变为一个宽泛的、失去了特定内涵的群体。就“依赖雇佣劳动的工人”这个概念来说，它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仅仅通过劳动和商品生产加以调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商品生产表现为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的强迫。虽然这种普遍的强制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它绝不适合于工人阶级的规定，因为所有的人，无论他们社会身份和生活状况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如何，原则上都要服从这种强制性。”为什么要强调劳动的强制性，或者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综合原则的劳动，因为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这一点正是原先阶级话语无法理解和分析的，因为阶级话语概念太窄，或者说，它变得离生活有点远，而仅仅被限定在少数人的生产之内，而劳动强制则弥散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传统马克思主义始终通过劳动对社会的调节是所有社会的跨历史的常量，没有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特定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阶级话语之所以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不能够被接受，原因在于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异化现象已经超越了阶级统治，它只能在劳动力被雇佣这个意义上来谈论。

既然，虚拟资本积累之下的价值化与通过在商品生产中使用劳动力而实现的资本价值化是不同的，那么，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则不再是一个常量，虚拟资本推动的价值化才是最基本的动力。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价值批判学派”的回答是，反对劳动。因为，作为人类活动本身的纯粹的“劳动力支出”，已经被提高到一个能够支配整个社会关系的抽象原则，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臣服于这一原则。时间不再是生命的时间，可以说，生活不再存在于现实的世界。在这个层面上，“价值批判学派”便彻底否定了这样一种左翼批判思路：以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去构想反对资本的原则。因为，其隐含的前提仍然还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去讨论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与对立。劳动其实本身就是拜物教的，正如他们在《反对劳动宣言》（Manifest gegen die Arbeit）中所说的，经过几个世纪的驯化，现代人甚至无法想象没有劳动的生活。劳动不仅在狭义上主宰着经济领域，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渗透到整个社会存在中，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深入到每个人的皮肤之下。当然，对于“价值批判学派”来说，更多的还是从“否定”的视角出发，讨论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完全脱离劳动的社会，并认为社会解放的唯一前景是废除这种形式的中介，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可以而且必须在今天迈出。面对危机管理和资本的疯狂肆虐，社会既定的成就必须得到保护，但物质财富的生产必须摆脱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新的社会自组织部门，利用所有可用的潜在生产力（即技术）来建立去中心化的全球网络结构。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发展新形式的社会中介，让自由联合的个人有意识地决定他们自己的事务。故而，劳动的结束就是政治的结束。

四   结 语

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价值批判学派”看到了从价值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这一经验主义视角的缺陷，并一再提醒人们注意面对资本主义时，理论思考要摆脱“价值内在论”，这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拜物教的批判意图正在于告诫人们，价值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一旦将其作为自然的现象必然会掉入到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样看，“价值批判学派”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劳动等绝对不是一个恒定的常数，可以看作是对回到历史的特殊性上把握和确定它们的质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接近。但可惜的是，“价值批判学派”并没有再向前推进，也就是没有再继续深入分析价值作为一种脱离了人的关系，又反过来统治社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劳动为什么要表现为价值？由此，他们并没有看到，“价值内在论”只是以分工和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意识上的结果，所以，“价值批判学派”在“价值内在论”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劳动本体论”、“阶级话语”，恰恰丢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性这一环节。虽然，他们认识到价值来源于劳动、资本是死劳动的凝结，但这是不够的。一般来说，劳动的统治问题来自不同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劳动被镶嵌在一个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劳动被镶嵌在价值关系之中。“价值批判学派”只是看到了后一个方面，而没有触及到生产方式的前一个方面。因为，就前者来说，不仅要看到劳动被价值化这一“劳动本体论”的经验事实，还要分析为什么会表现为这种事实的社会原因以及历史根源，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像马克思那样，再推进到劳动的二重性，进而分析造成劳动的抽象化的社会形式，并从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的内在自我矛盾入手，推进和重塑劳动，从而打开新的历史展开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价值批判学派”要求取消劳动以消解现有的政治方式只是美学的幻像，虽然，他们看到了价值背后的劳动根源，这是比其他一些左派批判理论仅仅看到价值的主导作用要高明的地方，但是，与这些西方左派一样失误的地方就在于，只能从资本主义这一定社会形式的表面寻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一对立始终是置于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加以解决的。（注释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