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涌现了许多西方左翼学者重新审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文献。西方左翼学者关注媒介技术革新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聚焦包括媒介垄断、数字劳动、媒介新秩序等在内的研究议题与研究范畴，同时注重挖掘这些议题和范畴在数字时代语境下呈现出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数字劳动批判成为社会科学批判潮流的语境下，西方左翼学者将数字劳动作为媒介帝国主义批判的着力点，从而弥补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劳动的批判空缺，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在帝国主义中的作用。此外，西方左翼学者坚持媒介帝国主义对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最初使命，在数字时代作出了对媒介领域新秩序的构想。梳理西方左翼学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数字劳动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新研究，研判西方左翼学者对未来媒介领域发展的新构想，不仅有助于澄清学术界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质疑，进而揭露帝国主义的数字霸权新形式，而且也有助于为我国学术界认识和应对当代媒介帝国主义的新变化提供更加贴近现状的理论借鉴。

一、西方左翼学者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捍卫与反思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国际传播思想，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扩张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统治关系的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苏东剧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的诘难削弱了传播界的帝国主义研究。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与“逆向流动”“互联性”“杂交性”等其他相关术语挑战了帝国主义的概念，成为媒介和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的新口号。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萧条之后，西方左翼学者掀起了从马克思主义范式反思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缺陷的热潮。此外，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的发展促使信息交流多元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媒介领域的矛盾也逐步升级。西方左翼学者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息霸权和文化入侵的帝国主义行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着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经济主导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被遏制的状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等种种问题。因此，西方左翼学者梳理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演进逻辑和现实路径，总结经验反思不足，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捍卫与修订。

（一）回应学术界质疑，捍卫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分析框架

西方左翼学者回应了认为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带来的信息交流多元使媒介帝国主义分析框架失效的观点。传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认为，信息全球不平等表现为信息主要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且进口文化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意识形态影响。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交媒体的发展促使信息交流多元化。一些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者便认为，传统的媒介帝国主义分析框架过时了。例如，穆纳瓦尔•萨比尔（Munawar Sabir）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已经中和了媒介帝国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用户能够更好地接受和维持多元文化而不是吸收和推广西方文化。他在《媒介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中指出：“由于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影响，时间和距离的障碍已经消除，人们继续参与他们的‘本地’文化。因此，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可以成为保存和赞扬国内文化的工具，因为社交媒体上信息的接收者或观看者不是被动的倾听者。因此，所期望的或设计的信息不能强加给他。”

西方左翼学者捍卫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彼得•塞克洛查（Peter Sekloca）在《中心与外围：生产力与全球网络公共领域》中指出，互联网平台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流媒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平台凭借其垄断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塑造全球交流。”塞克洛查认为，虽然互联网为发展中国家的用户提供了可逆性，但这种可逆性不一定意味着互惠。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发展，并进一步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以固定宽带连接形式存在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为商业目的而建立的，而蜂窝电话的移动宽带连接已经可供最终消费者使用。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仍有很大的殖民空间。”这一观点表明，互联网平台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质是为资本主义逐利提供条件。因此，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并未解决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依然有效。

（二）反思自身问题，讨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范围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回顾了媒介帝国主义的历史境遇，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关于国际传播的工作都被倾向于贬低国家的作用的思想潮流所主导。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认为，鉴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私人经济活动的增多，国家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被轻视，“就国家被认为是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言，它是通过‘软实力’而不是‘帝国主义’的视角被承认的。”在文化和媒介领域，“全球化”与“逆向流动”“互联性”“杂交性”等其他相关术语一起成为了媒介和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的新口号。“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变体共有的一个中心要素：它系统地边缘化了国家的作用。”对此，斯巴克斯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本身出发分析了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认为“帝国主义范式最主要的内在问题是由于它把重点放在国际层面上而给该范式带来被动局面。该范式最原始的构成中明确承认内部的分化，即国家内部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现在）完全抛弃对内部化的重要认识，或者说将其重要性降低了”。

然而，卡勒•诺登川（Kaarle Nordenstreng）在《世界新秩序与帝国主义如何挑战传媒学》一文中对斯巴克斯这一说法进行了批判。诺登川认为，斯巴克斯把媒介帝国主义限定于国家的行动，“忽视了帝国主义理论在最前沿推动的基础，即通过国家和资本的两种行动的共同作用，使资本主义的要求普遍化。”马尔科•安普贾（Marko Ampuja）等学者也认为：“我们发现斯巴克斯最近对媒介帝国主义的辩护分析过于局限。”他们希望避免对媒介帝国主义的狭隘理解，认为“一个更全面的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领土（地缘政治）帝国主义的辩证和经常充满张力的共存”。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包括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包括资本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对之也有同样的看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就是两种形式的竞争——资本之间的经济斗争和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融合的结果。”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提出，媒介帝国主义还在国家内部发生。穆纳瓦尔•萨比尔（Munawar Sabir）认为：“媒介帝国主义并不总是在国际或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如果一个媒体集团或组织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不仅如此，萨比尔认为，国家内部的媒体也创造了帝国主义：“即使在同一国家，也有少数媒体组织或特定的本地电视中心控制新闻和其他节目的数量、质量、内容和流量。在解决全球帝国主义之前，应该解决和处理国家内部的传播帝国主义。”

还有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要从多角度全方位去研究当代的媒介帝国主义。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坦纳•米尔雷斯（Tanner Mirrlees）指出：“对21世纪传媒帝国主义的研究，应该是在旧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新兴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对‘媒介’的全方位研究。”他们认为，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的重点可能包括媒体融资、媒体所有权和知识产权控制，媒体企业商业模式，以及包括跨境媒体制作、发行和展示在内的特定国际化媒体产品的组织和管理。西方左翼学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对传媒帝国主义的研究应该越来越关注传媒公司经济学与国家地缘政治学的交融，以及宣传运动和信息运作的全球协调与冲突。”

西方左翼学者对媒介帝国主义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补充，是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适应当代时代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

（三）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探讨媒介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作用

西方左翼学者探讨了当前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是否可以被称为媒介帝国主义，或者说媒介是否在现阶段的新帝国主义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以斯巴克斯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媒介在帝国主义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在《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中，斯巴克斯指出，“如果我们接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就是通过金融资本进行征服的政策的定义，那又怎么可能谈到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核心是强迫性地使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被迫接受另一个国家的意愿。而媒介帝国主义的意义却不太一样。媒介帝国主义的定义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而且不少学者采纳了相互矛盾的解释。因此，他认为需要避免使用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很难想象任何一个用文化或媒体机构单独地实施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统治的例子。因此最好避免使用像文化或媒介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因为它会使人们忽视那些正在探讨的问题的实质。”

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虽然媒介在帝国主义中的作用不是主导性的，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帝国主义内部讨论媒介的帝国主义性质。福克斯在2010年发表的《新帝国主义是信息媒介帝国主义吗?》一文中，依据列宁对帝国主义五个特征的概括，逐一探究了媒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帝国主义中的作用。其一，金融业仍是最集中的部门，而信息产业只是最集中的经济部门之一；其二，信息公司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重要性远不及金融业和油气工业；其三，尽管金融化、通过持续依赖化石燃料和汽车的超工业化和信息化是新帝国主义的三大经济趋势，但资本输出的主导部门是金融业而不是信息业；其四，西方公司主导了涵盖信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传播的行业；其五，信息战是新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战争的主要性质不是也从来不是信息性的，而是旨在消灭和战胜敌人。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对比研究，福克斯认为，我们不能断定新帝国主义是媒介帝国主义或信息帝国主义，因为这必然意味着媒体和信息是当今资本集中、资本输出、世界贸易和战争的最重要特征。尽管媒体和信息在新帝国主义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起主导性作用。因此，他认为，媒体和信息具有集中化、跨国化等帝国主义性质，这使我们可以在新帝国主义内部谈论媒体和信息的帝国主义性质。

二、西方左翼学者对媒介帝国主义劳动理论研究的补白

在传统的媒介研究中，西方左翼学者对劳动的研究是一片空白。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2011年在《交流和文化劳工》一文中指出，“劳动仍然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10对此，福克斯在2014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和今天的媒体与文化研究》一文中作出了回应：“当代媒体和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对劳动方面的忽视。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通信劳动已成为大量批判性研究的主题。为了克服媒介传播学研究的劳动盲点，许多学者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了包括出版专著、组织、参加会议等重要的工作。”其中，不乏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对劳动的研究。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进入数字时代，“针对媒体和新闻业的劳动力问题，隐私和大规模监视的商品化以及受众在数字平台上为公司提供的无酬劳动的研究有了显著增长。”西方学者分析了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帝国主义，并聚焦于对无报酬的数字劳动的批判上，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对之批判。

（一）数字时代媒介领域的国际劳动分工

西方左翼学者探讨了在新的信息社会条件下，媒介信息领域的国际劳动分工包含的劳动形式。在2014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和今天的媒介和文化研究》中，福克斯分析了数字时代媒介领域的劳动形式，认为一些劳工仍在从事着工业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体力劳动，“他们是制造和装配工人，他们在工作中冒着健康和生命危险……接受高度控制、工作场所被监督和标准化的工作。”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劳工，“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交谈、用情感说服、打字、使用电话系统和访问数据库。”此外，“国际数字劳动分工还涉及一种相对较新的带薪劳动形式，即高薪、高压力的技术性工作。”在2016年《每月评论》上发表的《数字劳动和帝国主义》中，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作为资本主义创新和剥削的最新领域，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结构至关重要”。福克斯进一步举例指出，包括从刚果开采矿物以用于组件电子产品的矿工，富士康工厂中的工人以及印度的低薪软件工程师、谷歌等其他西方公司的高薪高压力软件工程师、不稳定的传播文化的数字自由职业者，以及暴露于有毒物质中拆散电子垃圾的工作者等，“如今，这些数字生产关系中的大多数都由雇佣劳动、奴隶劳动、无偿劳动、不稳定劳动和自由职业者的劳动构成，使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成为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全球剥削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网络。”这样，数字媒介的发展使具有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特征的各种劳动形式以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劳动形式相互作用，从而使媒介领域不同形式的劳动形成了一个被剥削的全球网络，促使帝国主义在媒介领域的国际劳动分工中更好地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而获得了高额利润。对此，安东尼奥•卡西里（Antonio A.Casilli）认为，“这些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对称地理环境允许通过在全球北方和南方之间创造财富和权力的依赖和不平衡来部署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

此外，西方左翼学者认为，由于数字生产在当今时代缺乏监管，媒介帝国主义加剧了对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数字劳动的剥削。卡西里强调，由于全球价值提取链的不透明，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生产基本上不在监管框架之内。这会加剧数字劳工议价能力的丧失和工作的不安全感。数字劳工不知道他们在为谁执行数字任务，也不存在一个评估数字劳工薪酬、保险等方面的标准。

（二）劳动价值论与互联网用户的无酬劳动

西方学者还集中讨论了劳动价值论是否能够分析互联网平台用户的数字劳动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互联网平台用户的数字劳动是无报酬的来判断劳动价值论已经不适用了。亚当•阿维德森（Adam Arvidsson）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有在劳动有价格的情况下才成立，前提是劳动已经转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以某种方式买卖的商品。很明显，在这一点上，很难将劳动价值论应用到没有给定价格的生产实践中，这些生产实践是在工资关系之外展开的。”

对于这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媒介领域的数字劳动的观点，福克斯进行了回应与批判。他认为，“数字劳动并不是历史上唯一没有报酬的工作，人们还可以考虑家务劳动或奴隶劳动。”他批判了阿维德森的剥削只有在工资得到支付的情况下才存在的假设，认为这一假设淡化了剥削的恐怖，也暗示了古典奴隶和家庭工人没有受到剥削：“阿维德森的方法意味着从事提取信息和通信技术物质基础的无报酬刚果奴隶工人没有受到剥削，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福克斯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奴隶、家庭主妇和企业互联网用户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与联系。因为第一种人受到身体暴力的压抑，如果他们停止工作，他们很可能会被杀害；第二种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身体暴力和感情的胁迫；而第三种则是意识形态上的胁迫，他们被迫使用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互联网平台来维持社会关系和声誉，如果他们停止使用平台，他们不会死亡，也不会被杀死，但可能会更加孤立。“这三种形式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都被其他人（奴隶主、资本家和工薪阶层、公司）所占有。他们的劳动是无偿的。其他人剥削了他们所有的工作时间。”除此之外，福克斯认为，社交平台用户在此类平台上花费的所有时间所产生的使用数据都被记录、分析以被创建成数据商品，并出售给向用户提供有针对性广告的客户。用户的劳动力价格为零，使得资本可以通过将劳动力价格降低到低于其价值的程度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综上，他认为，“全球工人的多元宇宙不是由不同的工作类型和生产关系组成的，而是由相互依存的生产关系组成的一个整体。”互联网平台工作和全球工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论的终结，而是将剥削从传统剥削场所扩展到了互联网平台。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互联网平台使整个世界都成为资本主义工厂，使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平台用户处于被剥削之中。

三、西方左翼学者对媒介领域改革的新探索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讨论需要何种变革以及怎样去变革，也就是说，寻求一种有效的政治纲领是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左翼学者对媒介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构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全球公司媒介帝国和互联网的兴起，激进的媒介改革已成为无数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西方左翼学者对媒介领域的改革作出了新的探索，一些学者认为我们需要在互联网平台中建立新的公共原则和价值观来应对媒介帝国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需要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媒体而建立替代性媒体。

（一）建立互联网中的媒介公共价值观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现在是发达国家的媒体巨头掌握着基于商业价值来制定媒介公共价值观的权力。在他们看来，当前全球媒介领域已经被美国的五大科技巨头主导，即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和微软。这些基础平台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商业价值观的，并且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的平台生态系统。金大永（Dal Yong Jin）认为，“在过去20年里，这种强大的平台生态系统已经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并且在欧洲、亚洲大部分地区（中国除外）、非洲和南美洲占主导地位。”何塞•范迪克（Jose van Dijck）指出，“五大科技巨头日益成为所有在线社交和经济活动的守门人；他们的服务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民主进程。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获得了制定规则的权力。”以范迪克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对如何在互联网平台中建立和捍卫公共利益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范迪克认为，除了保护自己的私人信息，确保互联网接入安全、准确的信息，并在服务方面追求透明度这些与互联网作为数字环境直接相关的原则之外，“还需要阐明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关的公共价值观，如公共领域的民主控制、参与者的公平竞争环境、反歧视做法、税收和劳动公平以及责任。”

基于此，范迪克以欧盟为例，从五个层面为建立网络媒介中的公共价值观提出了建议。一是基于超国家层面，即对欧盟提出的建议，要与现有的网络规则制定权相对抗以保护平台市场中的公众价值，形成关于平台状态、数据流所有权和政府治理的更具原则性的指导方针。二是平台公司要将公共价值观作为平台架构策略和设计的一部分。他认为，“公众价值观的明确表达和认可不应该是外部压力和临时补救措施的结果，而应该被清晰地整合到平台的政策和算法设计中。”同时这需要一些企业主的勇气和责任心来推动公共值观的践行。三是监管机构需要更新和重组。这是因为目前法律话语往往缺乏恰当的词汇来捕捉网络世界的技术经济变化。每一套法律的总和可能不足以处理整个平台生态系统。四是国家政府应该刺激和推动非营利平台和公共平台的发展。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目前没有公共空间，也很少有非私人竞争对手。国家政府应投资于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以在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三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五是学术界可以帮助制定一个跨学科、多方面的议程，设计一个负责任的平台系统，建立并维护一个负责任的数字社会，以适应我们在数据化、平台化和数字化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对于数字社会中谁来捍卫公众价值观的问题，范迪克认为，需要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层面共同努力。“如果我们希望互联网保持民主和开放的空间，它需要政府、公司、公民和研究人员进行多层次、多学科和多利益相关的努力。”

（二）建立真正的公共服务媒体，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

传播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家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认为，媒体和文化部门的三种政治经济可能性是：资本所有、国家所有和公民社会所有。在他看来，运作于资本之外的两种最重要的社会传播形式是公共服务媒体和社区媒体。两者均以非营利为基础运作。然而，以福克斯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尽管目前的公共服务媒体独立于资本和国家，倾向于拒绝商品的逻辑，但“这些平台的覆盖面很低，操作和维护它们需要大量资源”。除了在没有国家资助和广告支持的情况下调动资源的问题以外，替代性媒体还面临着媒体垄断和寡头的力量。社交媒体的寡头结构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即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社交媒体使用。范迪克指出：“公共服务和社区媒体与资本主义媒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和矛盾的关系。资本主义是扩张性的、帝国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它试图将一切归于商品形式之下，并摧毁不遵守商品逻辑的生活领域。”因此，当今的公共服务媒体和社区媒体很难在资本主义中生存。

在福克斯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存在着市场和广告的媒体平台，而是一个真正独立于国家、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媒体。“我们需要世界和互联网的非殖民化，使它们不再基于官僚和经济权力，而更多地基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的逻辑。”他进一步指出，公共服务媒体应该是剥夺了所有者的资本、为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集体媒体。“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群体需要有权利以及技术和组织上的机会来创建自己的媒体，这些媒体是集体所有并作为非营利性经营的自我管理公司而运作的，以追求信息和教育的目标。”

而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媒体，必须要从根本上推翻媒介帝国主义。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工斗争的目标应该是推翻这些领域的资本主义组织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要想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媒介公司的工人必须要进行联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传播政治支持世界各地的数字劳工和媒介工作者的团结。为了使这一斗争有效，我们需要国家和国际工会，将所有不同的通信工人，打破部门、职业、国家、公司、文化等的阻碍，团结成一个通信工人的联盟。”同时，由于“治理平台社会最终是一场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地缘政治斗争”，西方左翼学者认为，不仅要联合媒介领域的力量，还要联合一般的全球资本斗争力量，制定国际团结和共同斗争的战略。展望未来，西方左翼学者预测到，媒体问题引发的运动将成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重要的一部分。

四、结 语

聚焦媒介帝国主义的最新劳动生产模式及破解路径是诸多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共同关注。西方左翼学者看到了跨国媒体生产价值链中数字劳动被剥削的事实，但目前仅停于表面，未能对帝国主义的当代行径进行深刻揭露与批判，因而未达到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的深度。他们对如何破除帝国主义的媒介障碍，设计了自己的替代方案，这一方案虽难以摆脱乌托邦性质，但这一理论和实践探索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合理性。尽管如此，西方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范式在媒介研究中的复兴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有效捍卫。同时，西方左翼学者对媒介帝国主义的重新审视及对数字劳动的研究是媒介领域帝国主义批判的重要理论成果，为认识当代媒介领域帝国主义的新变化提供了更加贴近现状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认为，“在数字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