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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毫无疑问，这对于确立指导未来的新思想，对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本国的历史以及鲜明地体现了百年民族史演进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决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来的组织和斗争历史中，所起草的第三个有关自身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于1945年。在这个历史决议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斗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形成了总体意见，如农民与工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持续时间等。此后，在1981年，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特别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中肯的批判性分析，同时明确地指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根本性贡献的毛泽东，其功绩是远远大于错误的。

二、寻找正确的路线并展望未来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前两个有较大的不同。它并非仅限于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并未局限于对过往关键历史阶段的评价，以及对不应再犯之错误的进一步明确。仅从标题来看，我们就可知晓，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内容体系，显然是更为宏大且具有战略性愿景的。第三个决议对历史进行了更全面的总结，审视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突出了党的系列鲜明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能力最强且取得最多胜利的政治革命组织之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也开展了很多斗争与实践。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积累诸多重要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自身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纠正错误，并总能一个历史阶段又一个历史阶段循序渐进地辩证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依据的唯物辩证法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团结——行动——新团结”“理论——实践——新理论”。《决议》本身肯定了党对唯物辩证法强有力且正确的实践，正如《决议》中所说：“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一个面向未来的强大的党——中国共产党，并未执着于剥离或谴责那些选择了错误路线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继续纠缠于过去的矛盾），而是在其演进的特定阶段在展现出恰当自信的同时，懂得如何明确地结束一个阶段以开启另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从而专注于新的优先事项。这使得党在能够坚守且取得更多功绩的同时，还能将之延续下去，传递给新的一代。

　　换句话说，经过内部广泛讨论和与人民群众广泛讨论后，争论不能永远不休，而是必须告一段落。对于在广泛辩论中已经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中国共产党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以运用，同时使之在现实社会中对人类进步产生有益影响。从中国共产党对其决策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即如何一砖一瓦地构建列宁所设想的新型革命政党所代表的宏伟历史大厦，如何建成革新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先锋队。

　　这赋予了党员和人民群众信心，并引导他们不仅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去思考问题，还要不畏风险和挑战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革命史诗中去。这将使党能够在新形势下始终保持活力以及自我改造的能力。《决议》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常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意识，重申了他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共识。《决议》深刻地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三、革命历史的延续性

　　《决议》继续肯定了毛泽东在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尤其是其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民族解放并成立新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是致力于国家改革、经济发展以及捍卫社会主义的掌舵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动荡，就会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重大意义。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百年来的历史发展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在于从不否认自己的过去，而是定期对历史进行分析并丰富更新观点，以从中汲取更多、更具普遍性的经验和教训。这并非一种不值一提的做法：苏共和苏联都没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最终，其悲剧性的后果震惊全世界。阐述自己的历史并建构一种认同——使人民认识到自己是具有历史使命的，是人民群众作为主角的革命进程走向胜利的主观决定因素。

四、没有虚假的谦虚：必须承认并庆祝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0年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和民族解放的胜利，以及推动生产力获得惊人的发展。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习近平同志承诺在党的百年诞辰之年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惊天动地的脱贫攻坚战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目标如期实现。这是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又一个新里程碑，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在《决议》中，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复兴的战略意志的重要性得以充分显现。中国共产党深知，要沿着成功的历史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有一个前提条件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仅要保持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团结和凝聚力，还要保持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即防止自由主义渗透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实质性负面影响。中国的成功基于三大支柱：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任，以及对以之为指导思想的党的远见卓识的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稳定，即国家的主导作用远远高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为人民和国家谋求福祉，即与社会不平等和歧视作斗争。而对中华民族复兴之前提条件的强调，就是对连接三大支柱起纽带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的重申。

　　支撑中国成功的三大支柱，对我们当今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但不幸的是，以美国统治阶层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咄咄逼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煽动一场新的冷战，意图阻止大西洋体系的衰落和一个新的多极地缘政治秩序的出现。在新的地缘政治秩序中，中国因“一带一路”倡议而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这对于被压迫的人民和贫困的国家而言，是有益的。他们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能够将自己从新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进而在一个更广阔、更公平的人类社会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角。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胜利。只不过这次胜利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交往中。

五、重申党的历史作用，加强党的独立性

　　《决议》也清晰地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两个要素：首先是适当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例如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并推动下的反对腐败和反对特权的加强党的建设的运动），其次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往往可能与在野的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理政的方式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存在较多差异——但这不应该成为阻碍彼此寻求国际主义团结的借口。

　　与此同时，捍卫党的核心作用并不意味着以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封闭党，而必须推进理论创新。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决议》也正确地重申了这一点，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一贯坚持要实事求是。即使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也承认要与时俱进，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的这一段话，“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意义重大。

　　这段话也恰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坚持独立性，拒绝任何崇洋媚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放弃对本国的左翼力量进行认真的历史考察，而是试图复制他人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同一个月，瑞士共产党也召开了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认清前述关于独立探索的重要真相后，瑞共以自己的方式，在政治文件的一个章节的标题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学习我们自己的历史，成为我们自己的典范”瑞士共产党人在解读今天的阶级斗争时，强调了反帝国主义中存在的偏见。然而，在瑞士复杂的国情下采取行动，需要具备创造力并秉持现实主义原则——只有身处实地的人才能够懂得如何去做且如何能够做到。我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始终谦虚地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同时也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研究并恰当借鉴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六、这是一场涉及所有人的意识形态战争

　　一些西方记者和教师几乎强迫性地坚持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给予否定的看法，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基本动机，例如，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和成就，并以一种完全工具性的方式影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完全是宣传性的，因此其历史判断是不可靠的等等之外，我相信还有其他原因。

　　反对中国的那些人，实际上意识到了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一个危险的现象。具体而言，在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文化中，有一种完全是自我暗示的所谓“毛泽东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浪漫”和所谓的“反叛”的观点。而且它首先在具有良好情感、热爱和平和生态、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不能满足其需求的年轻左翼分子中取得了进展。为了防止这些年轻人以革命的方式认真组织起来，防止他们不仅认可中国的功绩，而且承认当下历史时刻的优先事项——即保卫和平和多极化，从而接近科学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之间也相互配合，即把左派的典型价值观加以工具化。他们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突出强调了一种怀旧和理想主义的亚文化，将毛泽东同志描绘成与其真实形象不相符的样子。这些资产阶级反对势力如此狡猾地行事，唯一的目的就是首先在具有进步倾向的群众中，同时也在政治意识不强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伪造成只是一个对“商业”感兴趣的“专制政党”。这是一种充满了痴人说梦荒唐感的论调，但部分自诩为西方共产党的人也持这种论调，他们还因此对华持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这样做的结果是，愚蠢地完全为帝国主义和大西洋自由主义的狡猾设计所服务。

　　关于在西方国家活动的共产党，还有一点不得不说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要意识到应实施颇为明智的“软实力”政策。该政策不仅要与国际主义相一致，还应与其对民族利益的保护相兼容。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也已经对意识形态领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我们看到，《决议》不仅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常怀远虑、居安思危”，而且还澄清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经济动态的看法，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社会罪恶。而这些都是大西洋帝国主义及其知识分子和媒体系统今天已经在推广的内容，未来也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上述的负面价值观能够穿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盔甲，也能通过诸如资本主义公司和学术计划等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或许会因此受到严重危害。因此，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领域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为在帝国主义衰落和多极主义新兴的背景下，科学社会主义和国家主权之间的联系仍然是无比紧密的。

　　（作者简介：马西米利亚诺·阿伊（Massimiliano Ay）系瑞士共产党总书记；李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