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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阶段，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智能算法等新技术的影响下，形成的新型“资本—劳动”关系？这是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重新审视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非常有价值的路径。在数字如何成为资本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谈到的问题是，数字劳动是否构成一种真实的生产劳动。它是否是一些传统的文化研究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为的“文化劳动”或“非物质劳动”，一种不直接生产任何经济价值的劳动。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的批判中，数字劳动的分析与批判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吗？

对于数字生产下的劳动，一个直观的看法是，数字劳动是一种“非物质劳动”或“文化劳动”。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和“文化劳动”的概念，实际上都是相对于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而言的，只有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中，才能生产出凝结了无差别人类劳动的价值。然而，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他也曾经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服务这个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Tätigkeit）提供服务的。[1](P865)

马克思看到，除了在资本家的工厂里从事实际产品生产的劳动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其他类型的劳动。当然，这里的非生产性劳动并不涉及为自己的生产活动，例如，裁缝为自己缝制的衣物等，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都是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层面上来讨论的。那么，在社会生产的层面上，究竟什么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使用的词是“服务”，一种可以用来购买的“服务”，这种服务首先具有使用价值，它能产生一系列的效用上的功能。但是，这些劳动并不生产出“物”，不生产作为“实体”的物，而只是一个活动。马克思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非生产劳动”，即“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1](P862)马克思看到了歌女的歌唱，但这种卖唱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即她的演唱是以一种“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并换取了路人的货币。歌女的歌声并没有留下任何实体性的产品，但是，在驻足欣赏歌女的过客那里形成了一种关系，一种由歌声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使用价值上（在歌女和听众之间的使用价值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关系）的联系完全依赖于歌唱的过程。因此马克思才十分明确地指出：“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1](P866)这种歌唱的旋律在歌女和听众之间形成的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服务”，它依赖于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临时存在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医生和律师也同样提供着这种服务，他们的价值也生产出他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与病人和客户之间的服务性关系，而这种由服务活动产生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不过，马克思也十分敏锐地看到，“非生产劳动”是一种依附性的劳动，它与“生产劳动”构成一定依赖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或许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以“非生产劳动”为主，但在全球范围内，非生产劳动无法撼动生产劳动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非生产劳动只是生产劳动在相当发达基础上的结果，而不可能真正取代生产劳动。

不过，意大利自治主义显然从另一种意义上挪用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界定，而是将其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不过，他们这种扭曲式挪用，依然借用了马克思所谓“机器论片段”中的另一个概念“一般智力”。马克思的原话是：“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P198)马克思仅在这里直接用“一般智力”的英文单词，显然，马克思希望通过一般智力概念表达出一般的社会知识，也代表着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知识、语言、情感等无形的方面。也就是说，“一般智力”从一开始就区别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非生产劳动”，因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在“一般智力”中，马克思所指的是生产环节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产品，一种是可见的物质性的产品，另一种不可见的产品，用后来的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的解释，“社会个体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同一个部分并不是偶然的，在那里我们发现一般智力的概念构成了普遍（或前个体）的前提和‘诸众’(multitude)的劳动和生活的共同配置，社会个体的社会方面无疑是一般智力，弗雷格称之为无主体的思想。然而，它也是人类交流的直接的心理间的、公共的方面，这一点被维果茨基（Vygosky）以极大的智慧所认识。”[3](P231)所以，这种“一般智力”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语言、情感、智慧、认知的总体，而这种总体成了比实际的物质生产更重要的力量，也将工人和诸众凝聚起来，成为足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才从中提出了著名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由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可今天，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的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说取代。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价值理论……对活生生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剥削，它的最直观的社会维度将劳动结合进一切界定着社会关系因素中。”[4](P35)哈特和奈格里在21世纪初期，已经看到了电子通信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开启的黎明，他们看到了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厂里的生产已经逐渐让位于由通信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变革带来的无形的一般智力的总体，在这个情况下，非物质生产逐渐取代了物质生产的地位，那么资本家的剥削就不再是剥削实质的物质上的剩余价值，而是剥削一种无形的非物质性的一般智力。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在数字时代的劳动被解读为“非物质劳动”的问题所在。我们在使用一些社交、视频软件时，关键不在于我们上传了多少视频，转发了多少文章，或者对某些推送点赞或评论，而是在于，我们这些行为都属于一个统一的“一般智力”，而哈特和奈格里等人认为，我们这些活动之所以构成了非物质劳动或数字劳动，仅仅在于我们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上，形成了一种一般智力的生产，这种生产也被哈特和奈格里称为“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 production），这种生产是非物质性的，因为数字劳动从根本变成了生产“一般智力”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哈特和奈格里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指出数字时代的生产是非物质生产，而且认为这种非物质生产的劳动已经彻底取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提出：“第一个趋势就是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中非物质生产的霸权或者主导地位……例如，图像、信息、知识、感受、符码以及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中，都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质性因素和商品。”[5](P105)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已经是一系列图像、信息、认知、感受的生产，而物质生产在这种非物质生产之下变得不再重要，从而马克思对物质商品和资本的批判，也逐渐让位于非物质的一般智力的批判。

不难发现，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和哈特、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从根本上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发现了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之外，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特定的劳动类型，这种劳动类型不生产物质产品，而是生产一种感觉、关系、认知、服务等。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的分析的基础仍然是现实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哲学根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即将理论分析严格以现实的社会生产为基础。虽然我们不能说哈特、奈格里脱离了社会现实，但是，在他们为“非物质劳动”赋予新的支配性地位时，却忘却了今天的数字化不仅仅是我们在智能手机上点开音乐的应用，来找一首自己感兴趣的歌曲，或者浏览不同人上传的视频那样简单的事情，而是工厂、港口、物流等各个物质环境的充分联网和数字化，才让我们可以“虚拟”地感受到非物质层面上的便捷和享受。换言之，哈特、奈格里看到的非物质化的数字劳动的背面，仍然是以大量的现实物质生产、交换、分配、运输为基础的，而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在数字时代消亡了，而只是退居到了人们的电脑屏幕和手机屏幕之后，让我们误以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数字化的非物质界面。换言之，数字时代的生产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劳动的根基，而且将数字劳动简单地视为非物质劳动，或者坚持一个抽象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化劳动的区分，都会让我们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变化的根本，因为数字资本主义绝不是将资本主义的外衣从物质生产变成了非物质的信息、数字、图像等的生产的“换装秀”，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重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的真相。

二、作为历史概念的劳动

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P165)这段话经常被人们用来论证马克思早年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和憧憬。然而，很多人实际上并不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与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有什么关联呢？对这个问题回答，也直接涉及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如何来理解劳动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这段话描述的主要问题是劳动的分工。在这段话之前，马克思提到了一个限定条件“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我们人类的不同活动便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如打猎、捕鱼、畜牧或从事批判。如果我们做一个反推，是否意味着还存在着一个分工之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人类的一切活动还没有成为“异己的”“不依赖于”的力量，而马克思在这里的德文词不是“劳动”（Arbeit），而是“活动”（Tätigkeit），也就是说，在分工之前，我们人类的各种“活动”并没有被固定化为具体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活动并不是劳动，它没有被固定，而是可以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类型，这正是早上可以打猎，下午可以捕鱼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社会分工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即我们的活动被固化为某种分工的劳动。马克思指出：“社会活动（Tätigkeit）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6](P165)怎样来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呢？譬如，当一个女孩用采摘来的花朵制作了一个花冠，并戴在自己头上，这个时候她没有参与分工，仅仅作为自为（für sich selbst）的自我存在，在这个时候，少女采花制作花冠的行为很难与她的其他日常行为区别开来，她的行为就是她的活动，制作的行为没有将自己独立为一个独特的行为与其他行为相对立。相反，一旦少女变成一位花冠作坊的制作女工，她的制作行为不再是她自为行为的一部分，因为某一个特定性的行为从她的其他活动中被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种“异己性”的力量统治着她的其他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少女被纳入分工体系之中，她的“活动”（Tätigkeit）被强行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作为统治着少女的物质力量，一种让少女任何惬意和浪漫的愿望落空的“劳动”（Arbeit），而剩下的活动成为了休闲或娱乐，成为了“非生产”的部分。也就是说，社会分工不仅仅造就了猎人、农夫、牧民、渔民、批判家等各个行业，也同时在每个人身上进行了区分，将具体的人的活动区分成劳动和其他非生产性的部分（或休闲的部分），被区分为劳动的部分在分工的社会关系下成为了一种统治者本身的物质力量，也成为将灵活多变的活动固化为劳动的“异己”的力量。

有趣的是，随后，马克思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下的状态，一旦超越了现有的分工状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下有着特有的共同“活动”（Tätigkeit）。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那里，一旦消灭了分工，以及分工对应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那么那种异己性的支配着人们的物质性力量就会消失，人们不再是分工固化的劳动的产物，而是重新具有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普遍力量，即重新获得了“活动”的生命力，这也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内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P165)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并不是指消灭打猎、捕鱼、畜牧、批判等活动，而是说，这些活动仍然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但是与之前的分工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不同的是，这些活动不再是一种固化的劳动，不再是人们活动的异己性的物质力量，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这些活动再次与人的其他活动融合在一起，不再凌驾于人的其他活动之上，不再是奴役着人们的现实的力量。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劳动并不是一个天然给定的概念，或者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只有通过一定阶段的分工，我们才能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将某些特定的具有生产意义的活动从人类的其他活动中分离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一个孩子拿着弓箭出于游戏的目的射死了一只兔子，这不是劳动，而是未被分工状态下的活动。因为孩子还尚未进入分工之中。相反，一旦人类社会一旦出现分工，仿佛有一种力量将人们一分为二，将人的时间区分成工作或劳动的时间和休息娱乐的时间，或者将一定的空间分离开来，将其作为独立的劳动空间，从而让劳动的时间和空间凌驾在其他时间和空间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出来的人的活动，便获得了新的概念——“劳动”（Arbeit）。劳动一经产生，它就是抽象的，因为它并非天然地将打猎、捕鱼、畜牧和批判作为人类活动，而是在一定的分工的尺度下，特定的人类活动被固化为“劳动”。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劳动的界定和区分并不是由天然的人类活动来决定的，而是由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来决定的，准确地说，劳动之所以成为劳动，不仅在于它能创造出价值，更在于它让人类从属于一个分工系统，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

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这个不平等分工中最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以最直接和暴力的方式占据了劳动分工生产的产品，并彻底将从事劳动的人变成奴隶和农民，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发明了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和量，让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无论是打猎、捕鱼、还是畜牧、制作陶罐、甚至创作艺术，都可以放在统一的尺度下进行衡量，而这个尺度就是货币。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的物质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物质力量通过货币这种抽象化的普遍的量来进行度量，从而让所有的劳动都可以在一个普遍性的抽象量的架构下被纳入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而这个可以度量一切劳动及其产品的尺度，成为这个社会中的神，人们在它面前膜拜，形成了拜物教，无论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还是资本拜物教，其本质都是将具体被分工的劳动放在一个尺度上衡量的后果。正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指出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非从劳动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相反，它基于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试图指出，资本主义劳动在中介社会关系时扮演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角色，同时，它也阐明了这一中介形式的后果。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过程必然比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更为重要。相反，他对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特殊性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联系着这一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并为后者所塑造”。[7](P18)由此可见，对于什么是劳动的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机制下形成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具体的生产和分工机制，人类的某些活动（主要与生产有关的活动）被视为劳动，而另一些活动则不被视为劳动。在其中正是通过一种抽象的度量关系才让生产劳动凌驾于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之上，成为统治性的物质力量，而生产劳动或资本主义劳动之所以能获得社会统治的力量，其根本仍然是历史的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阅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名言，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核心在于，消除各种劳动之间的分工，也就是说，将固化的劳动重新统一为共同的“活动”，打猎和捕鱼、畜牧与批判作为劳动消失了，但作为总体的人类活动没有消失，人们可以在打破固化的历史分工的结构中不断地重新恢复各种人类活动的活力，从而摆脱资本和社会统治的羁绊，也不会堕入空洞的抽象批判的藩篱。也只有在那一刻，尽管人类仍然从事着打猎、捕鱼、从事着生产和批判，但这些活动本身不会构成人的异己性的力量，相反它们与人类活动本身合而为一，成为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条件。

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为我们理解当下的数字劳动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武器。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实际上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准确来说，奈格里并不是在数字时代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而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工厂里，在自动化的流水线上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因此，非物质劳动虽然出现在21世纪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著作中，但这个概念属于20世纪，即自反性和自动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也同样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斗争密切相关。但是，数字时代的兴起，以及随之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或许正在生产新的劳动类型，简言之，数字时代的来临，或许正在将某些人类活动不再视为劳动，也同样将某些之前视为休闲和娱乐的活动，变成了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是具体的，并非所有的数字劳动都是文化的和非物质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解数字劳动只有在新的数字劳动的框架中才能理解，数字劳动重新从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分离出劳动的成分，原先不能在货币框架创造价值的活动或许在数据和算法环境下能够大放异彩，成为最重要的数字劳动。而我们需要理解的不再是简单的流水线操作，而是被数据和算法结构整合起来的各种人类活动的总体。

三、一般数据结构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人们关于劳动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制作短视频上传到网站上是劳动，将自己的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上，也是劳动，甚至我们点开社交软件上的一篇推送、点赞（或者倒踩）、转发也成为了劳动。一些游戏玩家，在电子游戏中驰骋疆场，勠力拼杀也成为了一种劳动。数字劳动似乎成为了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似乎我们拿起手机，打开电脑，就在从事一种数字劳动，似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娱乐和劳动的二分，在数字时代似乎不存在了，我们一些在互联的数字世界中留下的数字痕迹都可以视为劳动。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了今天数字劳动这种玩与劳动难分彼此的局面：“传统上，玩和劳动是两个分开的活动领域，前者发生在私人业余时间和公共时间，后者发生于工作期间的工厂和办公室里。‘玩’劳动意味着玩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区域模糊：劳动呈现为玩，而玩则成了一种价值生成形式。玩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例如，在‘谷歌’办公室工作看起来像在游乐场工作，但是高压力的工作空间与长期的加班工作。公司社交媒体的使用（‘脸书’‘谷歌’‘推特’等）都很有趣，在‘玩’中使用这些平台就隐藏了这一情况：这些平台是由公司经营的以便赚取更多利润并剥削用户的劳动。”[8](P465)的确，通常的休闲或玩，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界限被数字技术、算法技术的新中介打破了，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劳动的本质是“玩”或“非物质性”，而是需要在一个新的生产方式的层面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根据前文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人类的活动可以区分为劳动和休闲的尺度，并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标准，即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导致的分工。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或者说市民社会阶段，这种尺度从隐秘的主奴关系的尺度，变成了显性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总是一定的“价值生成形式”下的活动。换言之，一旦人类的活动被还原为价值形式上的某一种可以度量的量，那么，这项活动就可以被视为劳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经过价值形式所衡量的一般性的抽象劳动，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的价值形式凌驾在我们具体的活动之上，强制性地将人类的活动一分为二，一部分能够生产价值的活动成为了劳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1](P35)与之相反，那些不能被价值的一般尺度衡量的人类活动就变成了休闲或娱乐，人的生活世界被强行地分为两个不同一部分，一个部分是进行生产的劳动世界，另一个部分是不能被价值的一般尺度衡量的休闲的部分，只有前者创造出价值，而后者是休闲和娱乐的部分，在后一个部分中也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非生产劳动”，即经过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在休闲和娱乐的部分重新分配，形成了也能产生消费和分配的娱乐性商业活动和服务活动。但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而言，起到支配作用的劳动仍然是生产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的高速运行的列车是在被价值的一般尺度衡量的劳动下运行的，它的光芒也射入了消费和娱乐的生活世界，并为那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尽管，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劳动的价值作为一般尺度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是，在互联的数字世界中，的确产生了另一种区分或分工原则，即以数据为基底的生产原则。在加拿大左翼加速主义的创始人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那里，他看到了在劳动的价值层面下，形成了一个数据层。他认为：“简单来说，我们应该把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来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无知。数据越多，用途越多。”[9](P46)那么，在数字时代，数据是一种全新的区分方式，以往在市民社会阶段，所有的活动被区分成生成价值的劳动和不能生成价值的休闲。与之相对应，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区分变成了可以生产数据的活动和不能留下数据的活动。比如对于苹果手机的Siri软件来说，它不仅是一个与我们进行智能对话的手机管家，而且在与我们对话的时候，也提取了我们交往的数据，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被提取数据的活动（如驾车出行、搜索餐饮、网络购物、外语翻译等）与其他不能提取数据的活动（如无意间打一个喷嚏）区分开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购物平台或应用上的搜索能够创造有价值的数据，可以供平台的后台分析和定位的数据，所以，我们的搜索行为不再是休闲，而是重新被纳入劳动框架下。这种劳动从定义上，不同于产业劳动阶段上的劳动定义，因为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区分系统，一个是以价值的一般形式为尺度，另一个以可以分析和提取的数据为尺度，如果我们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有价值一般的概念，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概念变成了一般数据（general data）。所以，尽管我们的活动相比于以前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菜场买菜是一种纯粹的消费活动，不能作为生产劳动来定义，因为菜场买菜的行为不生产具体的价值。但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在网络平台上订菜的行为，事实上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是用来分析具体的用户信息，而且成千上万的数据汇总之后，能够对农业生产部门进行有效的指导，即今天某个地区的市民有多大的关于白萝卜的消费量，那么在生产过程中预设了下一个生产环节可以种植的白萝卜的总数，从而避免了生产过剩。同时，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白萝卜生产也可以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数据监控，一亩地的白萝卜的光照多少，雨水多少，土壤的营养情况都作为数据被收集、被分析、被分类。这样，以数据为基底的数字时代的生产和劳动，绝不是奈格里等人所说的“非物质劳动”，而是与现实的物质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劳动。在数字劳动这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不再重要，数字的收集与分析已经跨越了休闲与生产、物质与非物质的分界，而是直接将可以数据化和不可数据化作为全新的区分标准，可以数据化也代表着数据化的标准，即符合相对应的网络中的数据交换协议，那么表面上的活动，只有通过数字化界面，在一定的数字协议的参数下，被转化为数字空间交换的数据，这个活动才是有价值，那么能够创造出这种规范的数据化的活动就是数字劳动。换言之，数字劳动最根本的标准不在于这个活动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活动是否能被纳入一个巨大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交换的网络之中，这个在互联的数字世界里构造出来的大数据和算法系统，反过来再次成为凌驾在我们活动之上的异己性的物质力量。这次不再单纯是价值的一般形式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区分，而是巨大的数据网络正在将我们变成那个密不透风的数据装置上的提线木偶，我们通过数字劳动变成了这个数据装置的附属物，并与之相生相伴。而那些不能进入数据装置的活动逐渐被替除，我们逐渐感觉不到那些活动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要摆脱这种数字化的异己的物质力量，并不在于我们变成无法数据化的存在者，而是说数字劳动批判的根本在于发觉那个隐藏在所有活动区分背后的数据装置，正是这个数据装置将可以被数据化的人类变成了数据人，而数据人在数字界面上不断地留下数据，形成了数字劳动。

然而，这还不是数字劳动批判的全部，因为数字劳动不是个体性的，数字劳动的奥秘并不在于我们在购物网站上点取了一个链接，然后第二天一个用瓦楞纸箱装好的货物就摆在家门口等待我们的开启这样简单。英国学者大卫·W.希尔（David W.Hill）通过对亚马逊的分析，发现了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化操作背后实际上掩盖了数字劳动的许多层面，希尔谈道：“危险在于我们看不到在线购物的背后的物质性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了我们的消费体验，只看到了在屏幕上的点击和扫货。你鼠标一点，货物就到门口，像亚马逊这样网络零售商与其说超越了，不如说掩盖了生产界面。”[10](P521-536)希尔看到，在我们点击背后，还有大量的被销售商控制的生产商、仓储企业、物流企业，他们也在从事着劳动，他们的活动同样被巨大的算法结构数据化，他们每一次生产、每一次仓储、每一次物流都在数字网络中留下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只对物联网的界面开放，坐在屏幕前的我们实际上对这些活动没有太多的感知。

所以，我们从一个巨大的数据化的界面整体来重新理解数字劳动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后面的点击和浏览，只是数字劳动体系在个体身上的表象，而在这个表象背后支撑的是被数据化的物质生产、仓储、交换、物流、销售的等具体环节，而数据将这些环节与每一个屏幕背后的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分享了我们的阅读、浏览、购买的数据，而生产企业、仓储企业、物流企业则贡献了支撑数据网络的物质性连接。我们购买的货物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隶属于被数据和算法高度调度起来的生产体系，而这个生产体系在效率上和控制上远远高于由货币和金融调动起来的生产能力。这才是隐藏在数字劳动背后的物质性现实，而数字平台则在普通人面前将这些东西变成了电脑屏幕前的一次次点击。马克思曾经批判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将人变成了帽子”，而今天的一些庸俗的数字政治经济学家则进一步“将帽子变成了点击或浏览的数据”。倘若说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用帽子遮蔽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那么今天的庸俗的数字政治经济学正在用表面上的点击或浏览的数据，遮蔽了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的物质性方面，即架构在大数据结构中新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那么，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动批判，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不是关注屏幕上的点击和浏览量，而是关注在这些数据背后被遮蔽的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性方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建立真正的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