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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3月，列宁带领俄共（布）果断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影响深远。它不仅使俄共（布）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克服了空前严峻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也成为共产党人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动教材。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明确指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没有前人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的结晶。虽然，新经济政策距今已经整整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容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也都远远超越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但把握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精髓，包括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党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判断党的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必须从实践而不是从书本出发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要善于从政治看问题和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与错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等，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人民是否满意是党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判断党的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

　　在1921年春天召开的俄共（布）十大上，列宁带领全党决定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促使这一转变的直接推力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武装暴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实际上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是曾经支持俄共（布）的享有“俄国革命的光荣和骄傲”荣誉的一支部队，但这样一支部队竟然发起了反对俄共（布）的暴动，喊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实际上，远不止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暴动，仅1920年底到1921年初，全俄就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城市，也发生多起将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的工人罢工。这对俄共（布）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政治危机。列宁对此说道：“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为什么人民政权得不到人民的认同？为什么人民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甘愿挨饿也愿意追随布尔什维克，而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却对党产生了不满？特别是曾经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水兵，转眼间竟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这给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共）造成强烈的冲击，引起列宁的深入思考。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全俄各地之所以农民暴动、工人罢工不断，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竟喊出反对党的口号，背后固然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等各种敌视俄共（布）的势力的兴风作浪，但归根到底，还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继续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不满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这里的“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指的就是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将全部工业和商业企业都收归国有，全部工矿业由各级政府统一安排生产和经营；商业领域实行国家垄断，禁止私人贸易，取缔市场，实行主要消费品的配售制度等。应该说，这一政策对有效地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击退强大敌人的进攻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功不可没，但这毕竟是近乎极端的临时性非常措施，是以牺牲农民根本利益为代价的。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而且，当时由于国家没有工业品同农民交换，也没有钱给农民，给农民打的是“白条”。在大敌当前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农民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甘愿挨饿拿出自己的口粮支援国家，而当大敌退去、和平已经到来却仍看不到结束这种政策的迹象时，心中压抑的不满便不可阻挡地迸发出来。列宁对此说道：“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 “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至此，列宁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之所以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忍无可忍，结束这一政策是人民群众的心声，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是党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共产党人执政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保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成效，让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列宁还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学做经济工作，少一些坐而论道的高谈阔论。他说：“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实干”。列宁把共产党员能否学会做经济工作比喻为全党“一定要经受的一次考试”，认为考试是否合格要由人民群众评判，而人民判断的标准不是听你如何宣传，而是“用事实向他们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是“让大多数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都说：‘不是你们自夸，而是我们夸你们，我们说你们已经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列宁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人民是否满意是衡量党的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而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满意与否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必须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成效表明党有能力满足人民的愿望、实现人民的利益，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从以上可以看出，列宁无论是果断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要求共产党人力戒空谈、切实提高做经济工作的本领，无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他把满足人民的心愿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共产党人最高的价值依归，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切实尊重人民的意愿，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党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衡量党的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重温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学习列宁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牢记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和使命，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时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自觉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必须从实践而不是书本出发，与时俱进，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十月革命胜利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了列宁领导的俄共（布）面前，能够供他们参考的也只是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基本设想，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按劳分配、经济活动由计划来调节、没有商品和货币等。但众所周知，这些设想是基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前提，而俄国是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前提相去甚远。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而是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强调：“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在临终前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又总结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正是列宁从实践出发，根据时代发展探索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动写照。具体地说，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之所以还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大有把其常态化之趋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政策强调的国有化、计划经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主要方面是一致的，这使得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共产党人一度认为借助这一政策能够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曾坦言：“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但事与愿违，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共（布）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残酷的现实使列宁认识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这里，列宁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共产党人必须与时俱进，善于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确定适应形势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俄共（布）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心目中，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错误做法的纠正，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探索和尝试。他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从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发展租让制、租借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恢复货币和商品交换等可以看出，无论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允许自由贸易、商品货币关系存在，都是列宁破解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难题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毕竟，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无疑是破天荒的。也正是基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外遭到相当大的思想阻力和理论挑战。不少人对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持强烈质疑、担心甚至是激烈反对的态度。有老布尔什维克出于朴素的社会主义感情，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搞资本主义而抱头大哭，还有人对让外国资本进入苏俄表示严重不理解，发出了“我们把本国的剥削者赶走了，又要把外国的剥削者请进来，怎么能这样呢？”的疑问，还有人说：“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 “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等等。更有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派别指责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离经叛道、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等。难能可贵的是，列宁没有被这些不理解甚至是责难束缚住手脚，也没有拘泥于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从实践出发，勇于承认自己过去认识上的偏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果断实施新经济政策。完全可以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推进正是列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对此，列宁也说：“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没有一本书写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

　　面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列宁没有拘泥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思想观点和论断，也没有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而是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并不断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换言之，是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带来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突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而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的深入发展。这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仍然意义重大。因为当今时代无论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料，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模板。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这意味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学习列宁从实践而不是从书本出发的创新精神，必须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要善于从政治看问题，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是列宁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鲜明品格。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从政治上看问题，发挥党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引领作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更是集中体现了他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极强的政治判断力和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把握政治大局的能力。在俄共（布）十大上，在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列宁就明确指出，这一事件很快就会被平定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同各种危机联系起来，从政治上慎重地加以考虑，仔细地加以分析”。通过对水兵喊出的“贸易自由”、“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摆脱“党的专政”等诸多口号的综合研判，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这次暴动是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不满的集中爆发。列宁提醒全党：敌对势力正在利用这一政策给农民造成的生活困难蛊惑他们反对俄共（布），困苦不堪的农民在资产阶级不遗余力的煽动下已经对党产生了离心倾向，“这一切将直接导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现在是存在的”。基于对党所面临的政治危险性的认识，列宁对俄共（布）面对的政治形势作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在正确判断党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的基础上，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果断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强调这一转变“首先而且主要是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在列宁看来，对于在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执政的俄共（布）来说，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争取农民政治上的支持。他说：“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但列宁也清醒认识到，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并不天然倾向社会主义，因而要赢得农民对无产阶级执政党政治上的坚定支持，就必须建立起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结合。关于这一点，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就指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要靠工人和农民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真诚的联合来贯彻”。事实上，也正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了分土地给农民的政策，农民在国内战争时期才会拿出自己的口粮支持俄共（布），因为他们不想俄共（布）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战败进而导致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这意味着国内战争期间农民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俄共（布）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以土地为纽带的政治军事联盟。但由于这种政治军事同盟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因而也是有限度的。对此，列宁说道：“他们已经饿了三年肚子，但不能四年、五年地饿下去。饿着肚子，政治积极性自然大受影响。”列宁这里是在强调，如果俄共（布）不能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建立起和他们的经济上的结合，就不可能得到农民坚定的政治支持。在列宁眼中，“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直接决定着农民对党的政治态度，“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列宁说：“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基于此，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方面，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列宁还明确提出了“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的重要论断。1920年底，随着苏维埃政权从军事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列宁提出必须改变军事化领导方法和实行工人民主的主张，但遭到托洛茨基等人的强烈反对。托洛茨基等人主张工会迅速国家化，并挑起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以致形成八大政治派别并发展成为严重的派别活动。列宁认为，如果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就会“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批评不仅置若罔闻，还指责列宁只从政治上而不从经济上看问题。他引用列宁曾经说过的话攻击列宁，说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我们要少搞点政治，多搞些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

　　列宁认为托洛茨基对他的指责是把经济和政治严重割裂并对立起来，强调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针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在列宁看来，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等暴露出的工团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种明显地背离党、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因而“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进一步指出，如果放任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等加剧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必然会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和加深党的分裂，势必导致“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和取消了”。“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基于这样的政治判断，在党的十大上，列宁在作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决定的同时，又通过了严格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党“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实践表明，由于列宁带领俄共（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挥了正确的政治领导作用，党内由在工会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引发的派别活动得到有效遏制，实现了党在新经济政策上的意志统一。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工农业生产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党面临的严峻认同危机得到根本克服。列宁对此说：“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这有力地说明，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内外部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切实提高把握政治大局和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能力。不可否认，我们党内一些党员、干部还没有把讲政治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政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问题是事关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必须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全面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这要求全党必须自觉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转化为内在主动，努力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四、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党内外相当多的人对此想不通，感情上难以接受。想不通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措施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农群众生活的改善，因为这是很容易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来说明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发展会不会伤及共产党人追求的社会主义。面对这些疑虑，如何让党内外对社会主义政权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如何在实践中避免广大党员干部的担心不成为现实，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

　　对此，列宁先是在《论粮食税》等文献中对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做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理论阐释。针对最能代表人们心结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说法，列宁认为这只是从俄国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总和中抽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结构抽象地加以对立，没有考虑俄国主要是小农经济的客观实际。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当然是祸害，但相对于俄国汪洋大海般存在的小生产来说则是幸福，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这个中间环节，就不能改变俄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更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基于此，列宁强调：“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针对资本主义的“祸害”的一面和人们对发展资本主义的担心、顾虑，列宁指出：“如果说它丑恶、不好，那我们可以改造它，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

　　另一方面，也应指出，列宁对党内一些人关于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可能会伤及社会主义前途的担心也并非听而不闻，而是相当重视。毕竟，连反对俄共（布）的政治势力如“路标转换派”也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针对“路标转换派”的观点，列宁做了这样的回应：“是‘热月政变’吗？头脑清醒地看待，或许是的？会发生吗？会见分晓的。上战场别吹牛!”这说明，列宁不是不清楚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对共产党构成的潜在政治风险。只不过，他没有被可能面临的危险所吓倒，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往山中行，他追求的只是如何不被老虎吃掉并在见分晓中胜出。关于这一点，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所言：“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里，列宁表达得很清楚，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是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作准备，共产党人应掌握驾驭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本领，使国家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奋斗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列宁之所以如此强调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目标，但同时也是因为他深知，资本自有资本的发展逻辑和本性，诸如惟利是图、盲目性、自发性等，发展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主义构成潜在的危险。列宁说：“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实际上，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增长，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利用与反利用的矛盾十分明显：俄共（布）希望新经济政策为苏俄实现社会主义服务，而资产阶级则要利用新经济政策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自己发财致富的目的。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列宁把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形成的俄共（布）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比喻为一场比军事战争还要危险的较量，他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这表明，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共产党人不能驾驭资本主义因素，就有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社会主义的前景就会化为泡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强调：“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问题是，俄共（布）是否拥有驾驭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呢？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不无忧虑地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由于共产党人缺乏管理的本领，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列宁这里用不听使唤的汽车来形象比喻，如果共产党人缺乏驾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能力，不仅不能保证它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反而还会让它牵着鼻子走。鉴于此，列宁向全党发出了努力学习做经济工作并同资本家展开经济竞赛的号召，强调“要做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其生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即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做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而是必须努力让人民群众觉得“这比旧制度好”，“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俄国”。列宁这些论述无疑都是在强调，共产党人只有掌握高于资本家的本领和能力，才能在和资本家的激烈较量中赢得主动，才能真正实现利用资本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利用，才能让人民群众通过比较，选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从而实现“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俄国”的目标。

　　以上表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的精神实质在于通过利用资本主义为实现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危险保持警惕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是提高苏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是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的根本目的。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需要调动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大格局下，我们一方面应认识到“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立和矛盾保持清醒认识。要清醒认识到资本逐利的本性，也要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绝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强大，必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发展。特别是当前，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我们正面临空前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需要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学习借鉴、吸纳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让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作者：王进芬，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重点基地；杨秀芹，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