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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西方传统左翼面临困局，激进右翼势力抬头，世界秩序呈现出逆全球化和民粹化倾向。世界大变革所导致的社会权力关系变化，对传统左翼政治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产生了很多需要从学理上回答的理论问题。作为20世纪左翼力量比较活跃的国家，英国的左翼思想近年来得到较多关注。二战后，在英国有三支比较有代表性的左翼力量，按照产生时间顺序分别是英国工党、共产党和新左翼。它们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与二战后西方左翼的总体发展路径是基本一致的。以这三者为切入点，分析其中异同，有助于总结和审视二战后西方左翼的发展规律和共性问题，进而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更深入的认识。对此，本文以二战后英国新左翼、共产党和工党这三个左翼流派的思想为研究对象，尝试从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实践战略和历史方位四重维度出发，对它们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展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在左翼谱系中居于什么位置”。这四重维度呈现出以下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构成左翼思想的基础;这一基础直接影响了左翼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实践战略是对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思考，受到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前三重维度共同决定了第四重维度，即在左翼谱系中居于何种历史方位。这四重维度的内在逻辑构成了左翼的基本理念。

一、英国新左翼、共产党和工党的发展历程

(一)英国新左翼

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世界爆发新左翼运动，其中以英国核裁军运动、法国“五月风暴”、美国民权运动等影响较大。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出，在英国共产党(以下简称“英共”)内引起极大震动，这一事件成为英国新左翼运动爆发的导火索。部分原英共党员和其他独立左翼力量一同构成了英国新左翼(以下简称“新左翼”)。英国新左翼运动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于60年代，70年代末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逐渐式微。它是二战后在英国兴起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根植于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和激进青年文化等思想，旨在探索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社会主义道路。1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左翼学者，形成了新左翼思想。主要人物有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拉尔夫·米利班德、拉斐尔·萨缪尔、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等。

新左翼中的第一代以汤普森、萨维尔和威廉斯等为主要代表。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过战争经历，对工人抱有同情心，重视民族传统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代则以安德森、奈恩等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为代表。他们大多未经历过战争洗礼，深受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第一代新左翼存在诸多理论分歧。霍尔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指出两代英国新左翼代表了战前一代和战后一代的代际差异，展现了“劳工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2新左翼的主要论著有《走出冷漠》、《五月宣言》等，早期以《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翼评论》两本刊物为主要宣传载体，后来这二者合并为《新左翼评论》，成为传播新左翼思想的主要理论阵地。

(二)英国共产党

英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起初是由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中的共产主义统一派以及南威尔士共产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等组成，后来共产主义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独立工党的左翼也陆续加入英共。英共成立初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内领导工人罢工、对外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1935年英共发表了系统的党纲《争取建立苏维埃英国》，之后于1951年、1957年、1968年、1977年和1988年分别进行了党纲修订。其中，1951年的党纲《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战争与和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国有化、增加社会服务、加强劳动人民的团结、壮大共产党组织等问题进行了阐发。

二战后英共经历了几次分裂。第一次发生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出和波匈事件之后，英共内一些党员因对英共盲从苏联的态度不满而退党。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期间，英共内部因对国际共运路线看法不同而发生分裂，部分党员被开除并于1968年4月自组“英国共产党(马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围绕英共与苏共的关系问题党内又起纷争，1977年部分党员另起炉灶成立“新英国共产党”。第四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党刊《今日马克思主义》主编马丁·雅克为首的多数派和以党报《晨星报》主编托尼·蔡特为首的少数派发生争论。《晨星报》主编和一部分党员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几次分裂使英共元气大伤。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共放弃了过去的理论路线和斗争政策，在1991年更名为“民主左派”，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团体。原“晨星派”则接过了“英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和旗帜，之后人们所说的英国共产党指的就是原“晨星派”改组后的英共。

(三)英国工党

作为20世纪英国影响力最大的左翼政党，英国工党(以下简称“工党”)成立于1900年，原名“劳工代表委员会”，是由当时各社会主义团体包括费边社、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和各职工会以及一些小型社会主义团体等组成的联盟，1906年组成议会党团并改名为“工党”。1918年工党发布党纲党章《工党与新社会制度》，在第四条第四款提到，要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私有制3。此后，在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工党在1995年最终修改了党章第四条，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标。二战后至今工党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执政，分别是1945—1951年，1964—1970年，1974—1979年，1997—2010年。

长期以来，工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尤以党内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工党左翼和右翼在不同阶段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外交政策。二战后初期，工党左翼对右翼联美抗苏、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外交政策极为不满。第二，关于党章第四条的修订。在20世纪60年代，工党右翼针对党的在野局面，希冀将工党由工人阶级政党改造为全民党，因此主张删去党章第四条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容，遭到工党左翼的强烈反对。第三，防务政策。工党左翼主张英国应采取单边核裁军政策，而工党右翼主张英国应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第四，关于党的领导权的争夺。二战后右翼在工党内部长期占据领导职位，为争夺领导权，左翼与右翼之间争斗不休。党内斗争大大影响了工党的支持率。为重建领导地位，工党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试图从左向中间靠拢，团结各派别并形成合作的领导集团。1994年，托尼·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提出了建立“新工党、新英国”的政策。该政策的推行使工党从左翼政党转型为中间政党。从短期来看，工党吸引了一大波中间选民，为1997年在大选中获胜奠定了基础。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使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区分度模糊化，工党失去了自身的阶级特性，与工人阶级政党的身份渐行渐远。

二、理论基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在这三个流派中，新左翼出现时间最晚，其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英共和工党理念的批判而形成，这在其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实践战略等方面皆有体现。

英共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旨在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英国和世界。原英共书记约翰·高兰曾表示，英共继承了英国宪章运动的革命传统，重申了社会主义早期先驱者的奋斗目标，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拒斥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思想。4英共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正在形成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第二，扎根于工人阶级，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而组织;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第四，主张国际团结，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密切的联系。5

工党的思想基础则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等。工党对自身的定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国有化”和“福利政策”是二战后工党的核心主张，但英共认为，在工党右翼的“国有化”背景下，收归国有的工业无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因为大企业大工业仍掌握在私人资本手里，这些大企业大工业是被用来为资本主义谋利益而不是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对于工党右翼政府主张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英共认为这是通过向资本主义投降的方法来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行径。

新左翼则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吸收融合了民主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和本土激进主义等。新左翼吸纳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传统，也认同其他思想的部分元素，如伦理社会主义对“道德”的强调深刻影响了新左翼。汤普森就继承了伦理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传统，并坚持认为“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与浪漫主义传统息息相关”6，主张通过德性的重构来实现社会主义。新左翼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立场，既肯定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社会带来的改变和进步，也对“福利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作了无情揭露。在20世纪50—60年代“福利资本主义”风头正盛时，新左翼就已从社会阶层、社会价值理念、丰裕社会、现代化、共识政治、人文科学等角度揭露了“福利资本主义”和“消费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时还对二战后以美英为首的“新帝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新左翼对“福利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性考察，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性、规范性批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力量。

三、价值取向: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英共希冀达到的目标是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4英共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必要性将消失。这个社会将没有剥削，应用科学和技术使人民从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扩大休息、教育和文化事业，以使人类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在这个社会中，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英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终结，是经济萧条和失业的终结，是战争危险的终结，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自由。在后来的党纲修订中，英共进一步提炼了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形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工厂、矿山、交通、银行和土地———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手段———都为全体人民所有，为全体的利益服务。”7

不同于英共的共产主义目标，工党虽然在20世纪早期曾声明希望建立“无阶级社会”，但后来不断淡化阶级色彩，将目标修改为建立“自由的社会”这种比较模糊的说法。前英国首相艾德礼曾表示，工党的宗旨是建立合作的联邦和一个自由、安全、平等的民主政治社会。“我们想要给与这个国家的每个男女和儿童一个机会，来过一种我们的岛国资源所容许的最丰富的生活。”3

相较英共和工党的价值取向，新左翼追求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新左翼在反思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试图挖掘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内核，重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构建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新左翼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与人的自由、理性以及具体的历史传统相结合，通过把人从物的奴役或经济必然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新左翼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特点是试图突出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将道德置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主张以道德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出是新左翼构建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尝试。它肯定了“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试图在“人的价值”维度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这一思想带有较为浓厚的乌托邦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脱离经济结构改造的抽象的“人道”最终陷入了空想的泥潭。

四、实践战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使新左翼、英共和工党在经济、政治和斗争策略等实践战略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经济方面，英共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国有化和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对大规模的工业、银行、大的供销独占事业、保险公司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并由政府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来打垮百万家财的垄断资本家和其他的大资本家的势力。实行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而目的在于根本改革社会的计划经济。”9工党执政初期也推行了“国有化”政策，但之后逐渐向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型。在工党的“国有化”政策下，私人资本仍控制主要大工业部门，英国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工人在企业中没有决策权。工党的“国有化”“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在收入分配方面，工党虽然也提出了缩小差别、消灭性别歧视、实行财政补贴等政策，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按资分配’的性质，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10针对工党的不彻底的“国有化”和倾向大资本的混合经济政策，新左翼主张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上扩大国有化范围，增加社会福利。

在政治方面，英共强调建立一种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各阶级广泛联盟的人民政权，应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行使国家政权，但可以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改革。与英共不同的是，工党不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而是主张实行开放的民主制，这使工党在组织上过于注重党员的民主权力，从而导致组织涣散、效率低下。工党的政治主张中最为突出的是“普遍福利”政策。战后工党颁布了多个社会福利法案，包括国民保险法、国民救济法、国民医疗保健法、住房法、教育法等，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但工党的“国有化”与“普遍福利”政策是在不彻底改变英国现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实行的“福利资本主义”，与保守党的区别只是在于实行程度和范围的不同。另外，工党一直带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自由党开始分崩离析，自由党知识分子开始转入工党，这就使工党永久保持一种倾向，即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从阶级内部、而是跨越阶级界限去寻求支持。”11因此工党天然地带有向中间转型的倾向。新左翼对工党推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和“共识政治”都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福利资本主义”带来的“丰裕社会”只是一种幻象，繁荣背后存在着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的严重失衡，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而“共识政治”的目的只是营造出一种民主政治的假象以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新左翼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工党左翼较为接近，例如反对核武器，限制但不消除私人资本。因此新左翼曾希冀通过扶持工党左翼来践行政治理想，寄希望于工党左翼组成政府内阁。但1961年在工党内部关于核裁军提案的投票中，右翼得到多数票，这实际上使新左翼寄希望于工党左翼的希望破灭。

在斗争策略方面，英共主张将议会内的民主斗争与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议会和政府。“统一的工人运动必须争取选出那些能够贯彻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言行一致的政策的工党和共产党议员到议会中去。”9英共在1951年的党纲《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提出了“和平过渡论”，即在英国通过议会的民主改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是通过与左翼工党政府合作，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这是英共对探索英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不代表放弃工人运动，英共认同“只有通过政治和产业群众的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成为现实。”7有学者指出英共的“和平过渡论”虽然代表了英共对独立道路的探索，但过高地估计了工党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斗争策略缺乏可操作性，对英国国情和未来趋势缺乏科学合理的判断。12不同于英共将议会内斗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策略，工党由于受到民主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的影响，注重议会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通过议会掌握国家政权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对议会斗争的强调也是战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普遍共识。与英共和工党不同，新左翼提出了“和平+革命”的战略，即将渐进式转型和突变式变革相结合，使社会主义要素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成熟之后再进行革命性突破，实现社会主义。工党主张渐进改良模式，传统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模式，新左翼尝试将前者的量变和后者的质变相结合，先积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量变，使社会主义要素和形式在资本主义内部成长、成熟，然后在某一个节点上进行“和平革命”，达到质变。质变的关键节点在于阶级权力的转移，即资本权力从制高点被赶走，社会主义民主权力得以实现，这是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水岭。新左翼还提出社会主义者要通过批判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和大众媒体、打破议会崇拜、积极战斗、掌握议会权力、利用国际环境的变化推动国内的革命性突破等方式来加速这个关键节点的到来。13

五、历史方位:英国新左翼、共产党和工党在二战后英国左翼谱系中的相对位置及问题

在二战后英国左翼谱系的这几个流派中，根据观点立场的区别，从左至右依次是英共、新左翼、工党左翼、工党右翼。英共居于左翼谱系的左侧，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私有制。工党左、右翼都主张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同意采用混合经济模式，但偏向有所不同。工党左翼认为应扩大“国有化”的范围，使主要工业部门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时增加社会福利，不能过度兼顾资产阶级利益。工党右翼则倾向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工党右翼的主张中，大工业部门仍受私人资本掌控，“国有化”的只是一些辅助性部门。新左翼起初与工党左翼政见接近，也曾寄希望于通过支持工党左翼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在1961年核裁军提案失败、希望破灭后，新左翼开始进行独立探索。新左翼与工党左翼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工党左翼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被加以利用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新左翼则对“福利资本主义”的弊端给予了严厉批判。新左翼的主张介于英共和工党左翼之间，在客观上推动了英共和工党的自我革新。为解决“国有化”带来的问题，1964年工党再次上台执政后，哈罗德·威尔逊政府推行改革，尝试用“计划化”代替“国有化”，制定经济计划，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市场经济，同时推行科技和教育革命、改造英国工业、增加社会福利等。另一方面，在新左翼的支持下，工党左翼的力量也得以加强。在20世纪70年代，工党左翼力量曾一度足以与右翼抗衡，工党和工会内部呈现急剧向左转的趋势。在英共方面，自1951年《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表后，英共依据国内外形势在1957年、1968年、1977年等对党纲党章进行过多次修改。新左翼的批评也对英共领导层造成压力，使其愈加重视结合自身实际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而不盲从苏共。

作为这三支左翼力量中最晚出现的一支，新左翼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既承继了英共、工党等传统左翼的思想和运动特征，又为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与传统左翼相比，新左翼在思想理论上与其有相似点:比如认同通过议会斗争夺取领导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比如强调要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支持工人罢工的运动形式;比如在阶级基础方面主张最大程度地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等等。同时，新左翼也尝试丰富拓展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比如主张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应当是多样化的，不应局限于工人罢工;比如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应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罢工浪潮，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克里斯托弗·希尔、爱德华·汤普森以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拥有极大声誉和大批追随者，并享有稳固的职业地位。在法国和意大利，用以解释法国大革命和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核心范畴，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阐释的。”14与此同时，各种新社会运动出现，比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新形式的大众青年文化运动等。传统左翼的重要特征是反传统权威，尤其是反资本主义权威。而到20世纪后期，单纯的反资本主义权威发展为反社会权威，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新左翼关注的议题涵盖了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贫富差距、教育公平、医疗住房保障、女权、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冷战等，同时还启发人们关注一些非物质性议题，比如人性、文化、对个体和自我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左翼提出的概念、思想和方法对20世纪后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了各学科理论范式的革新。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新左翼提出了一些有别于传统左翼的观点，但新左翼及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新左翼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有限。从思想上看，新左翼思想始终没能上升为系统化、规范化的理论，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观点使大众在了解新左翼思想的过程中难以迅速扑捉到它的思想精髓;早期新左翼深受伦理社会主义影响，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道德的理想，其思想缺乏科学性基础，带有比较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分析在新左翼的思想中几乎是缺席的，对经济要素的忽视使新左翼难以从根本上找到突破资本主义的方式。从组织上看，新左翼内部组织不够严密，存在严重的思想分歧;缺乏统一坚定的理论来源，价值追求多元而分散;忽视革命政党理论;带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脱离人民群众，没能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措施缺乏实际可行性，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了新左翼发展受限，难以发挥实质性政治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左翼式微，除了外在环境的影响，新左翼自身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

二战后西方左翼曾经历了由繁荣到低迷，又逐渐奋进、在曲折中复兴的发展过程。二战前左翼力量通过斗争努力获得执政权力，二战后在50—60年代左翼力量得到发展和巩固，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左翼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受挤压。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左翼遭遇重创和重组，为谋求生存而艰难奋斗，曾在90年代后期经历了短暂的“复兴”。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左翼根据新形势再次调整和更新，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传统左翼理念的“复归”。长期以来，西方左翼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身份特征模糊。左翼政党在阶级党和全民党身份中迷茫和徘徊，身份特征不够鲜明，导致左翼政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模糊化，因此急需重塑左翼独特的身份和形象。第二，派别众多，内部分化严重。虽然形成了如“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这样的联合阵线，但总体来看左翼内部依然派别众多、分裂严重，矛盾冲突时有发生，这使其难以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第三，理论体系不够系统和规范。虽然曾有“欧洲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等这些理论上的创新尝试，但其实质只是修改过去左翼坚持的一些理念并融合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话语概念，难以经受时代变迁的考验。第四，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在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抗议方面，左翼往往能够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症结所在，然而在如何克服危机和解决问题方面，却难以提出切合实际的有效方案。这些问题大大制约了西方左翼的发展。

六、结语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在基本不受限制的状态下发展起来，出现了全球性扩张。这一方面带来垄断的强化，另一方面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盛行。财富从劳动向金融投机转型，信贷的大规模发展导致金融泡沫的产生，最终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集中和过度积累产生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也加剧了不平等。一方面，金融不再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工具，而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扭曲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获得了政治权力，控制了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使其变成金融大鳄的发声器。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是持续性、系统性的，它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经济复苏困难、贫富分化严重、意识形态危机、软实力下降、社会冲突加剧等现象越来越暴露出这一制度的脆弱性。如何超越资本主义，重建新的国际体系，是当前社会主义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和批判工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矛盾的分析在今天依然能深刻回答时代问题。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想要理解并改造世界，就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工具，使左翼思想服务于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

注释

1参见Linchun,The British New Lef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3,pp.16-17;张亮、熊婴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参见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 II,Vol.61,No.1,2010,pp.177-186.

3参见[英]C.R.艾德礼著，吴德芬、赵鸣岐译:《工党的展望》，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90页。

4参见[英]高兰等著，符家钦等译:《英国共产党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页。

5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编:《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下)》，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217-218、257页。

6 Edward Thompson，“Romanticism Utopianism and Moralism:The Case of William Morris”,New Left Review I,Vol.99,No.5,1976,p.94.

7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121页。

8参见Edward Thompson，“Socialist Humanism-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The New Reasoner,Vol.1,No.1,1957,pp.105-143;Edward 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Vol.1,No.1,1957,pp.31-36;Edward Thompson，“Agency and Choice-1:A Reply to Criticism”,The New Reasoner,Vol.5,No.2,1958,pp.89-106;Alasdair Mac I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I”,The New Reasoner,Vol.7,No.4,1958,pp.90-100;Alasdair Mac I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II”,The New Reasoner,Vol.8,No.1,1959,pp.89-98.

9英国共产党著，李同译:《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16页。

10[英]彼得·诺兰、苏珊娜·佩因等著，章宗炎等译:《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1[英]亨利·佩林著，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英国工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8页。

12参见商文斌:《战后英共的社会主义理论及英共衰退成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3参见Norman Birnbaum ed.,Out Of Apathy,London:Stevens&Sons Limited,1960,pp.287-308.

14[英]唐纳德·萨松著，姜辉等译:《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92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