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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艺复兴以降, 主体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石。从笛卡尔到康德,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不同哲学家都对主体问题做出过独具特色的阐释。但是诚如巴迪欧所言, 上帝已经死去很久, 人本主义的人却并没有在20世纪中幸存。显然, 资本的全球化布展没有更多地确证人的主体性, 反而愈益消解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 人之为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成为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 人彻底沦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面对这一现实境况, 特别是伴随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的“解构”, 一股“主体之死”的理论基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左翼激进思潮中弥漫。尼采曾在20世纪的转折点上振臂高呼“上帝死了”, 而在上帝与人共同消失的今天, 作为受马克思主义正面激励的激进左派领军人物, 巴迪欧关心的问题是:在资本逻辑场域中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一、资本逻辑与主体问题

众所周知,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凡之处在于, 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破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的钥匙, 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在上述双重维度中, 马克思对主体问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 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一样撇开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抽象地谈论历史进程, 而是确证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存在的起点。马克思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从理性或某种“类”本质出发界定主体的形形色色抽象人学叙事, 而强调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 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 个人是什么样的, 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正如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 这样的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 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 进而构成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后来, 马克思指认客观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首要前提与一般基础, 并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确证人的主体性, 这一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成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逻辑构架。

不过, 随着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发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 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 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得到深刻理解的。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 在资本逻辑统摄下, 仅停留于奠基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 不能再笼统地说物质生产活动确证人的主体性。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劳动二重性划分, 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落脚点是使用价值, 因而可被归为具体劳动。人们吃喝住穿等各种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这样一种活动, 它是人类自身持存以及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可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占据主导, 劳动被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束缚, 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与之伴随, 在资本逻辑中, 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一切主体都沦为价值增殖的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 资本在现代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制造了一种主体-客体的颠倒。甚至可以说, 这种倒置已然成为资本的典型特征。

从直接生产过程来看, 一方面, 工人只有被资本家雇佣从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才能维系自身的存在, 因而工人成为劳动力商品;另一方面, 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行使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职能, 因而成为资本的人格化。由此来看, 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 个人在摆脱传统等级关系束缚的伊始便难逃被资本操控的命运。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对工人来说, 除了“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便再无其他自由;除了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 便什么也不是。在资本家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购买劳动力时, 资本这一原初表现为物质形态 (如集中起来的货币等) 的客体仿佛变成独立于人并反过来操控人的“主体”,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 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 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 而为资本所有, 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在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生息资本, 剩余价值的源泉就被完全遮蔽起来。资本就更像是一个与原初的生产过程漠不相关的“自运动”场域, 而主体-客体颠倒的现象也就愈加明显。“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物神, 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 那么, 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 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在利润的场合, 人们总还想起它的起源;而在利息的场合, 不仅想不到它的起源, 而且让人想到的是和这个起源完全相反的形式。”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资本的逻辑把社会经济关系吸收进自身之中。人只是经济范畴的承担者, 并因此被还原为演员, 这个演员的经济学剧本是由资本自我增殖的需要写成的。”在资本逻辑中, 人不再是现代性意义上理性自律与自我行动的主体, 而作为客体的资本反倒仿佛获得一种自我决定与自我运动的“能动性”, 摇身一变成为独立的“主体”。“仅存的真实经济主体似乎就是资本, 但是如果资本是一个主体, 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人的创造性这个意义上的行动能力, 而是因为所有这样的行动能力都被它的无情的机器一样的逻辑扼杀了。恰恰是资本的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它的对象性和它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资本犹如黑格尔讲的“绝对理念”。当然, 在黑格尔那里, 绝对理念呈现为概念外化自身、否定自身并最终返回自身的圆圈式的封闭运动, 而资本则表现为一种无限扩展的螺旋式发展。不过, 正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被批评吞噬并消解了主体, 比如齐泽克就曾指认黑格尔的辩证过程其实是最激进的“无主体的过程”, 资本逻辑的这种“反客为主”亦导致了人的主体性消解。

毫无疑问, 正是由于现实境遇中真切地发生了资本逻辑对主体的消解, 理论上才会出现“主体之死”的叙事逻辑。我们看到, 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任何“主体之死”的论断, 但是在《资本论》中他将资本家视为资本的人格化, 强调“这里涉及的人, 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 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后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之所以走向“经济决定论”, 正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潜在的“无主体”理论倾向, 进而指认历史是由无主体的经济力量决定的自然过程。不过第二国际的问题在于把“资本决定”庸俗化或者说实体化为“经济决定”。事实上, “资本决定”只是一种“场域”或者说“处境”, 其特点是“不在场”。也就是说, 资本的决定作用和统治力量的发挥是不可见的, 对于人来说也是无意识的。因为“资本”从来不只是一种实体化的物质对象, 它更是一种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和“关系”。继第二国际之后, 阿尔都塞明确提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 也是对由“资本决定”所引发的“主体之死”的一种理论映现, 不过他以结构消解主体的理论操作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危机更为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二、主体何以摆脱资本逻辑操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从强调阶级意识以高扬主体性原则的卢卡奇到以萨特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主体性叙事逻辑的线索。同样不难发现, 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还涌动着一股与之旗鼓相当的“反主体”理论暗流。在这条“反主体”的道路上, 阿尔都塞最为彻底。正如巴迪欧所言, 在拉康那里尚且存在一个拥有本体论地位的主体概念, 阿尔都塞则没有主体理论, 也永远不可能有主体理论。阿尔都塞的理论目标是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在于涤除了一切经验主义与人本主义残余, 提供了一套揭示社会历史多元决定结构的科学概念构架。“马克思的概念并不是要反映、再现和仿造历史, 而是要产生出对历史的认识:这些概念是结构的概念, 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历史的结果。”在理解社会历史变迁时, 阿尔都塞既不认为历史自始至终只是人的现象, 又设法避免堕入任何牺牲多样性的决定论或机械论之中。在他看来, 历史概念的秘密只有在认真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中才能发现。社会整体表现出各个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的等级性, 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结构, 因而“不能在同一历史时代中思考整体的不同层次的发展过程。这些不同‘层次’的历史存在不属于同一类型”。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同质的线性的大写历史, 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结方式决定着历史时代的区分。由此, 社会历史变迁也就无关乎具体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 “而仅仅涉及在结构中完成某种特定职能的人:劳动力的承担者”。如果说人是结构关系的承担者, 其个性的各个方面也都由结构的特定作用决定, 那么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在结构之中实际上就消失了。

阿尔都塞这一“结构无主体”的论断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示资本的结构化特征, 尽管当时他并未明确使用“结构”概念。《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 倘若诚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 现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那么这表明一切“存在”都必须进入商品体系之中才能得到界定, 因而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商品的形式。伴随商品交换普遍化, 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交换的终极目的, 而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进而形式化的“量”取代“质”占据主导, 所以, 资本主义商品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奠基于“数量”计算的形式化的结构。特别是在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强烈驱使下, 这种形式化的结构不是封闭静止的, 而是表现为一种不断扩展的自运动, 它将一切人与物都吞噬于其中。显然, 马克思与阿尔都塞都敏锐地洞察到一种结构化运动中人的主体性的消失。但问题是, 倘若工人是劳动的承担者,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一切存在都被迫卷入资本形式化结构的自运动中, 主体究竟如何才能打破资本逻辑的操控呢?尽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基本矛盾, 指出其构成了资本本身的限制, 并谈到平均利润率下降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但是, 对于主体解放的具体路径, 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能够详细阐释。后来, 正是为了解决在马克思那里尚未得到充分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到当今左派激进学者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马克思身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所有人都必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才能存在, 人们从生产到生活已然受到资本的剥削与操控。而20世纪伴随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到来, 泰勒制或者说福特制的出现则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主体的劳动方式与生存境遇。这正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面对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 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从生产过程、社会运行乃至思想意识的全面物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全自动、自组织的工业体系, 特别是在福特制流水线生产普及之后, 人的劳动过程完全被分解为一系列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由此, 劳动不仅越来越无关乎人的主体活动, 反倒为了适应机器的合理性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机械化, 进而与人的主体活动相对立。也就是说, 人彻底变成了机器系统中的一个配件, 不管主观意愿如何, 客观的机器体系都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摆在人的面前。除了人的劳动过程的物化之外, 卢卡奇还揭示了物化意识的生成机制。他指出, 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职业技能教育的普及, 人们已经从心理上自愿地认同外在的物化结构, 甚至将其作为既定事实与必然规律来服从。面对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实, 卢卡奇认为唯有通过重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能对其进行超越。按照他的理解,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阶级意识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由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直接统一, 这种直接性使得他们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不仅无法感受到物化现象, 反而有效地维系了资本的再生产。与之不同, 无产阶级并不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直接统一, 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感受到痛苦与不自由, 因而能够自觉意识到并在现实中打破这一物化结构。

显然, 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 卢卡奇承继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维度, 力图通过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发动总体性的暴力革命以颠覆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不过二战后,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相继建立, 特别是消费社会的兴起, 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 阶级差别从现象上看在不断地缩小。诚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那样, 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 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 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 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 那么工人阶级还能否生成否定性思维与反抗意识就成了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法兰克福学派持续关注。但是, 多数学派成员并未继承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元叙事, 反而大都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实施了一种技术理性操控, 这是一种不同于暴力压迫与外在强制的新形式控制。通过创造一种合理舒适的生活环境与文化工业, 资本使得主体自愿而愉快地服从资本逻辑。“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 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 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 工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 遭受最严酷的剥削, 因而站在资本的对立面。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 资本牵手技术理性并协调政治与文化, 通过许诺更美好生活将无产阶级整合到自身之中。基于此,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都对解放政治前景抱悲观态度, 最终纷纷走向感性解放与艺术革命。在他们看来, 只有那些尚未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体, 如城市失业者、激进学生、失地农民及非法移民等, 才有可能成为革命力量。但问题的关键是, 那些已然身处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如何摆脱资本操控?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给出答案。更重要的是, 即使果真有一些主体能游离于资本逻辑之外, 如何将这些分散的多元个体集结起来, 使之成为具有相同利益诉求与自觉反抗意识的革命主体, 也是有待进一步澄清的。可以看到, 这些问题构成了以巴迪欧为代表的当今激进左派学者话语竞争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三、巴迪欧的激进动向:“忠诚于真理性事件的主体”

在当今欧美左翼激进思潮中, 巴迪欧无疑居于一个不可或缺、却又极富争议的位置。之所以说“不可或缺”, 是因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近年来流行于学院讲堂, 成为理论风尚。而说“富有争议”则是因为他独树一帜的理论话语不断招致各方批评。巴迪欧本人对此有着相当清醒的认知:“我经常受到批判, 这也包括来自潜在政治友人‘阵营’的批判, 因为我没有描述当代资本主义诸种特征, 没能提供一种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此, 对我而言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空想观念;总之, 我被公认为是一名不落脚于现实的唯心主义者。此外, 我对资本主义种种惊人的变化无动于衷……”事实上, 即使巴迪欧的确没有出版任何旨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的专著, 甚至按照他本人的判断, 当代资本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创造性的和后现代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头换面, 当今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 从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都尚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操控。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依旧构成了巴迪欧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桥梁。

客观地说, 巴迪欧并非如人们所指摘的那样, 是不落脚于现实的唯心主义者, 现实测度与时代诊断始终是其理论研究的聚焦点。德勒兹、奈格里等其他左派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光怪陆离的新现象做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 但巴迪欧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拥有古典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 当代“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出现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当初关于“世界市场”与“资本集中”的洞见。“马克思准确地分析了周期性危机的必然特征, 这尤其确证了资本主义绝对的非理性, 以及帝国主义行动和战争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的一生中, 几次重大的危机都证实了这些分析;而殖民战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内战也为他的分析提供了圆满的论据。”[1]在主体问题上, 巴迪欧没有进行一种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针对当代资本主义诸种新发展所导致的主体生产的变化, 他并未提供一种详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至于拉扎拉托指认其最终发展出一种纯然“政治的”或“理想主义的”主体性概念。

不可否认, 针对巴迪欧的诸种批评确实指出了其理论建构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 他的主体理论使用了传统哲学中并不常见的“事件”“真理”与“忠诚”等概念。但要看到, 这是同其独特的理论目标密切相关的。巴迪欧浸染于法国结构主义传统之中, 不遗余力地反对“主体之死”是巴迪欧“哲学宣言”的主题之一, 不过, 他所力图重构的主体理论也严格区别于以往的一切主体话语。他反对奠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传统形而上学人学叙事, 反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大写历史主体, 亦不同意阿尔都塞彻底消解主体的理论操作, 他所讨论的不是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在巴迪欧的视域中, “主体”既不充当某种本原、基础和中心的角色, 也不是一种“实体”, 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 更不发挥某种先验功能。“主体只是真理程序的局部状态, 是溢出情势的一种构型。”

首先, 巴迪欧之所以甘愿冒着被误解为“唯心主义”的风险赋予主体以“真理性”理论维度, 直接原因是为了批判“民主唯物主义”的简单主体观。“民主唯物主义”是巴迪欧对当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新概括, 其基本内涵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 这就是“只存在身体 (body) 和语言 (language) ”。按照他的理解, 当代西方流行哲学, 从德国解释学、英美分析哲学到后现代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主题, 即以多元意义的讨论代替对普遍真理的追寻, 语言问题被置于核心位置。“这个世纪的哲学主要表现为对语言的思考, 对语言的能力、规则, 以及就思想而言它所能使其合法化的东西的思考。这一点显然见于我所讨论的三种哲学方向之中:在一定意义上, 解释学总是包含对言语行为的理解;分析哲学包括表达以及控制表达的规则之间的对抗;后现代主义则崇尚大量没有同质性的句子、碎片以及各种话语形式。于是, 语言就成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历史超验物。”巴迪欧认为如果哲学不再追求真理, 思想就丧失了普遍性与无限性等超越维度, 那么, 一切就都将服从于现实的资本运作法则, 成为可被即时消费和瞬时流通的有限物。

今天, 资本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疯狂榨取剩余价值, 而“民主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恰恰迎合了资本的这一贪婪本性, 最终形成了“存在=个体=身体”的观念, 也即把人类降为动物的庸俗主体观。“在当代世界中, 个体只能识别出诸身体, 当然首先是其自己身体的客观经验。在各种欲望的语用学中, 在商业和贸易主导的迹象中, 在销售和购买的形式法则中, 个体被我们的有限性以及我们向快感、痛苦和死亡所敞开的教条所确证和界定。”资本积累从来不需要太复杂的主体形态。将“主体”还原为自私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体”, 进而贬低为卖力工作、渴望享乐与充满欲望的“身体”, 便可使其充当资本生产和消费的再合适不过的工具。诚如大卫·哈维所言, 资本具有极强的塑造能力, 它重新定义了主体必须成为怎样的人才能生存下去。正是为了改变这一境况, 巴迪欧主张重新确立哲学的普遍性与无限性维度, 不遗余力地重申主体的“真理性”维度, 强调“身体的主体化”, 以试图超越迎合资本逻辑的“民主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显然, 同马克思一样, 巴迪欧的主体讨论也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 把人的全面解放这一抽象的哲学问题具体化为主体如何打破资本逻辑操控的解放政治学议题。

那么, 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是, 为何从真理程序出发界定主体, 也即建构一种“真理主体”, 就有可能打破资本逻辑场域的操控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巴迪欧对“真理”的独特理解。不同于传统“符合论”真理观, 巴迪欧不赞同以命题或判断形式界定真理, 而是主张将真理从知识论中抽离出来。他经常援引拉康的话“真理在知识中打洞”。在他看来, 真理既无法被定义或论证, 也不能被描述、命名或分类, 它代表了打破“百科全书式”知识体系的一种新奇性。“为了开启一个真理程序, 需要有某事的发生。已经存在的一切——就知识情势 (the situation of knowledge) 而言——除了重复不会产生任何其他东西。为了确证一个真理的新奇性, 必须要有一个增补 (supplement) 。这个增补被交付给机遇。它无法预料、不能计算。它超越存在本身。我称其为事件。在事件的新奇中, 一个真理显现了, 因为事件的增补打破了重复。”可以看到, 承继于马克思, 巴迪欧深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在他的视域中, 真理首先同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event) 相关, 而所谓“事件”则是在既定结构中发生的某种中断或者说颠覆整个结构的力量。

正如其最为人所熟知的著作《存在与事件》的书名所揭示的, 巴迪欧的哲学区分出两个领域:一方面是“存在”的领域, 按照巴迪欧的表述就是“情势” (situation) 的领域, 它代表了一种“计数为一”的结构。在转向“数学本体论”之后, 不同于传统本体论追问“存在是什么?”或“什么存在?”, 巴迪欧强调本体论应该关注“存在的显现”问题, 并指认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多”。但是对于纯粹的杂多, 也即非一致性的多, 我们既无法判定其存在, 也不能断言其显现。只有那些属于某一具体情势, 也即被某个情势计数为一个成员, 进而成为一致的和可数的多, 才能够显现并被确证存在。这里, 巴迪欧借用数学集合论, 通过“情势”概念表征一种内部一致性与秩序化了的严格客观性领域。这种情势的“计数为一”的客观结构所对应的就是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形式化结构。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分析, 商品价值量是由劳动者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 而劳动量是按照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时间是由每小时、每天等一定时间单位累加而成的, 因而是一种“多”, 同时这种表征时间量的多又可被计数, 特别是资本能否实现快速增殖也与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所以, 商品交换普遍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奠基于对时间量精密计数的一致性结构, “要思考并超越资本及其平庸的规定 (对时间的一般运算) , 我们必须从资本已经揭示出来的起点出发: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多”。

另一方面, 与“存在”领域相对应的是“事件”的领域, 这是一个充满偶然性与断裂性, 没有任何秩序且完全独异的主观真理的领域。巴迪欧强调真理总是悬系于事件, 而事件是对情势中“空无”的一种命名。也就是说, 尽管情势“计数为一”的结构内部是严格秩序化了的, 但还存在着不被情势计数或限定的“空无”, 它代表着既定情势的断裂性或者说非一致性。在这种“空无”边缘所发生的“事件”能够破坏情势中对象的有序组织, 因而其本身不构成情势的常规部分, 而是情势中的一种新奇性。正如齐泽克所分析的:“事件产生于无:……它把自己归于每种情境的虚无、归于其内在的不连贯和过剩之中。”比如, 一个“事件”可以是一次社会革命、一项科学发明, 也可是为亲情与爱而做出的抉择。由于事件产生于每个情势的空无, 从情势内部很难对其识别或判定, 它的发生总是不可预测又难以掌控的。因此, 巴迪欧认为一个事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主体的宣言与忠诚:“如果一个事件已经发生, 对于该事件, 我们既不能评估也无法给予论证, 那么我们就只有对它保持忠诚。主体凭借运气决断一个事件的存在, 以使不被判定的事件固定下来。这一决断开启了验证真理的无限程序。”

概言之, “真理”在巴迪欧那里是“后事件性的”与主体性的, 是确证并忠诚于一个事件发生和结果的主体生成程序。无论如何, “主体”都不是先天存在的, 而是通过真理性事件的介入而不断被建构出来的。“我称主体为忠诚的承载者, 承载一个真理程序的人。因此, 主体绝不先于程序存在。在事件发生‘之前’他绝对不存在于情势。我们可以说真理程序诱发一个主体。”这意味着即使一切人与物都被吞噬到资本的形式化结构之中, 但其结构内部也并非完全秩序化的或一致的。当某一事件出人意料地发生, 它就会开启无限的验证真理的主体程序。这一真理程序会赋予个人存在以一致性, 将分散的多元化个体召集成为单一的革命主体。所以巴迪欧指出, “革命主体”既不是个别战士, 也不是阶级主体。每一个战士都进入了这个主体的构成之中, 而这个主体再一次超越了他。也就是说, 在事件爆发的特定时刻, 个人的身体与能力会被召集到忠诚于该事件的真理程序之中, 他也就进入一个主体的构成过程中。由于真理程序的召集和占有, 每个人都将超越即时的欲望满足与当下的物质享受而成为“不朽者”。由此, 在资本逻辑中消散为“物”的个人将再度获得主体一致性。

结语

愈益明朗的是, 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性特征:他讨论了偶然发生的真理性事件中的主体性, 并赋予事件以打破既定情势“计数为一”结构的革命性内涵。当然, 巴迪欧所讨论的“政治”严格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他强调“政治的本质不在于各种意见的多元性。它是与现存事物决裂的一种可能性指示, ……更重要的仍旧是宣言, 介入和组织”[6]。就此来看, 巴迪欧确实“忽视”了经济与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关系, 这一点使他在当今左派阵营中同哈特、奈格里相区别。事实上, 之所以在主体理论的建构中如此突显政治性维度, 主要还是因为巴迪欧深感资本逻辑对主体愈益施加的统摄作用。今天, 这种统摄作用如此强大, 以至于人们全都陷入无限制的竞争与盈利的客观欲望之中, 而不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马克思曾指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与暂时性。时至今日, 更多的左派学者所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朽而不衰”。比如齐泽克就指出:“关键并不在于,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候, 生产关系的框架就会开始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 正是这一固有的限制, 这一‘内在的矛盾’, 驱使着资本主义的永恒发展。”

正因此, 在寻找当代资本逻辑的主体超越路径时, 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乐观精神逐渐被悲观主义取代。毕竟, 原本革命的无产阶级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革命”, 而暂时游离于资本逻辑场域之外的个人又无法迅速生成为集体性的革命主体。面对这一境遇, 巴迪欧既不赞同阿尔都塞彻底宣判“主体之死”, 又不相信奈格里关于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生产业已孕育出未来共产主义形式萌芽的预言, 也没有像马克思一样探索经济领域的革命潜能。如果基于巴迪欧关于“存在”与“事件”两个领域的划分, 那么诚如齐泽克所指出的, 对巴迪欧而言, 经济“属于存在秩序之域, 并不包含潜在的‘事件性场所’。由于这个缘故, 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纯粹’的政治组织之路”。这也说明了为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巴迪欧的研究中付之阙如, 其奠基于真理事件的主体理论带有动员性声明的鲜明政治色彩。事实上, 突显事件相对于客观情势“计数为一”结构的偶然性与断裂性, 继而强调“真理”的主体性, 巴迪欧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尽管资本永不停息地扩张其生产, 但是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形式化结构并非坚不可摧, 因为总会有不时发生的真理事件以及对其忠诚的主体, 这些主体一旦出现就会同一切既定结构、现成秩序与客观逻辑相对抗。

可是, 倘若按照巴迪欧的观点, 主体并不先于事件存在, 一个真理事件总是“诱发”主体出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事件产生以前, 人们除了静静等待之外就无所作为呢?为此有研究者提出批评, 认为在巴迪欧的语境中, “一个情势中的事件仿佛被笼罩在无法解释的神秘之中, 所以如果读者在巴迪欧的哲学中发现了某种宗教虔诚, 弥赛亚结构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因为事件似乎总是自发地出现, 好像从天而降的神迹一般”。这里有待追问的是, 仅仅笃信偶然发生的对抗性真理程序, 把解放行动限定在发动忠诚于真理事件的政治动员上, 而闭口不谈经济发展的现实进程和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 果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解放困境吗?

至少在齐泽克看来, 情况并非如此。他认为当今激进左翼存在一种分裂:一方深陷于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之中, 拒斥一切政治干预与革命斗争的可能性;另一方走向纯粹的政治, 脱离经济领域探寻斗争的场所。巴迪欧显然属于后者。为了弥合这一分裂, 齐泽克主张在今天必须重新回到列宁的立场与道路:“是的, 经济是关键领域, 应该在那里一决雌雄, 我们应该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咒语, 但政治的干预应该是政治性的, 而不是经济性的。”应该看到, 主体解放的关键从来不是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 而是集体性斗争所需要的普遍交往和联合是否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其提供物质基础。马克思早在谈论人类社会历史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时就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 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是, 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 真正的自由王国, 就开始了。但是, 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 才能繁荣起来。”因此, 对于巴迪欧而言, 将真理性事件的革命潜能还给经济领域, 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