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认知资本主义的谱系、特质及其批判》一文中, 笔者向汉语学术界介绍、梳理了认知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基本文献, 并对其基本的来龙去脉与核心要义给予了反思, 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性的论域尚未充分展开, 诸如“非物质劳动” (拉扎拉托等人) 、“知识的无产化” (斯蒂格勒) 、“劳动价值论的质疑”、“阶级”、“劳动分工”等问题。本文试图集中论述“阶级”问题, 在论述之前, 我们需要先行摆脱一种误解, 即认为“认知资本主义” (Cognitive Capitalism) 不过就是知识经济, 或者是关于认知的资本主义。对于这一误解, 我觉得韦尔奇诺意识到了, 他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所说的认知是指向劳动非资本的, 即对劳动力的认知给予控制与开放, 从而这种认知的商品化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当然, 这里韦尔奇诺对资本来源的判断也是错误的, 不过, 正是在他所说的这一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 阶级这一事关历史唯物主义能否走近当代现实的问题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如果说, 原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阶级概念还是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话, 那么, 认知资本主义的阶级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它如何建构?在数字化智能时代, 创造性、情感性劳动被认为是剩余价值主要来源, 那么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否还能成立, 是否还能承担起改造世界的主体重任?以认知劳动构想的共产主义是否真的是一条可靠的路径?这些思考不仅是理论的偏好, 更是实践的要求。

一、理解阶级的方式:从劳动力到智能的转变

资本主义自身的更新已经经历了数次转变, 韦尔奇诺在《认知资本主义假设》一文中作过这样的划分:第一阶段是以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为代表, 这一阶段的生产模式基于所谓的外加工制和中央集权制。继而则是以工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 此一阶段在某些方面充满了“实际吸纳”的逻辑, 我们可以在福特主义的模型中发现其历史成就。然后是过渡到认知资本主义时期, “这种转变起源于知识重要性的日益增强, 同时, 知识的传播所带来的更高层次的教育和非物质的智力劳动的扩张。至少从生产的角度来说, 福特主义的社会危机决定了由资本带来关于劳动的实际吸纳逻辑产生动态危机。这场危机表现为知识的两极分化, 并且带来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信息中断”。显然, 依据这样的看法, 认知资本主义语境中阶级分化是与认知关联在一起的, 博当 (Bou tang) 告诫人们说, “我们不要再用工人阶级不可思议的统一性的怀旧眼光来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与知识社会”, 对这一点, 他还进一步指明马克思、恩格斯言说劳动阶级的时候, 用的就是复数“Working classes”,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就是如果我们将阶级看作一个单数“Working class”, 那么, 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无法被阶级化的人, 他们不能归于某些确定性的位置”, 所以, “我们有各种政治阶级的反应去回应无法适合劳动运动的传统模式, 接着便是非阶级化的社会运动”。因而, 也可以认为, 认知资本主义是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全球工人阶级运动的回应, 这种运动试图从工厂的领域与工资劳动中逃离出去, “随着劳动移到工厂围墙之外, 要保持计算工作日的假说, 并进而将生产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 或者工作的时间与业余的时间分离开来就愈加困难了。在生命政治的生产的层次上没有考勤的记时钟在敲击;无产阶级整日到处以其所有的普遍性进行着生产”。从而也就预示着一种新的智力无产阶级 (intellectual proletariat) 的兴起, 一方面, 认知工作者被转变为生产工人的条件, 另一方面, 他倾向于来自于机器自动化系统的部分自治权, 这导致了一种境况, 即一般智能不再被客观化为死劳动。

为了更直白地理解这里所说的无法阶级化的群体, 我们借助克里斯蒂安·富斯 (Christian Fuchs) 来加以说明。在《认知资本主义或信息社会?》中, 富斯对哈特与奈格里基于认知资本主义阐述的“诸众” (Multitude) 给予过细化梳理, 一共分为八种群体:

原先依靠出卖体力商品获得工资的传统工业劳动者依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使这些工人的体力商品和剩余价值得以增值。这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所指向的部分。而余下的七种则按照富斯的想法是原先阶级概念的“溢出”, 以知识劳动者来讲, “以出卖知识商品获得工资, 他们服务于工资关系或自我经营的劳动关系。资本使得知识商品、工人的服务和剩余价值得以增值”。之所以说是“溢出”, 因为这里的劳动者并非直接受命于资本, “我们必须注意:健康、教育、交通、社会护理、住房、能源等部门的公务员不直接受命于资本。这些公务员大多是拿工资的知识劳动者, 他们生产了社会和资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其他六种则分别是:第一是家务劳动者:这些人群依然以妇女为主体, 从广义上讲, 她们生产了交往、情感、家庭商品和服务的知识, 这些商品和服务不是作为商品出售的, 而是供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免费消费的, 父权关系再生产的工具。第二是一些被剥夺了获取资本和工资的工作机会的阶级, 这是随着技术、特别是数字化的技术所推动的资本增值的有机构成变化的结果, 失业者如同家务劳动者一样, 他们从事无收入的再生产知识劳动, 这些劳动是资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 失业者经常被迫从事危险且待遇差的低工资劳动, 从而屈服于极端的经济增值。失业人群在多数情况下都被迫从事低廉的强迫性劳动。第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移民和工作者, 移民通常身处极端的经济剥削中, 他们是民族生产关系中的非法、过量劳动者。他们遭受资本剥削。当然, 这也是不得已的行为, 要想获取更多的生活来源, 就得被迫去从事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 于是, 享有工资的劳动者从意识形态上是支持这种剥削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要么完全不受剥削, 要么沦为廉价、无技术的工资劳动者, 他们拿着低廉的工资, 在高强度的劳动环境下, 他们的劳动权利和标准完全被无视, 这显然便是知识的不对等、分化所造成的。第四是退休员工, 这些人由于在家庭、社会护理、家庭护理和教育等领域的再生产关系中没有收入, 从而遭受剥削。第五是学生, 注意这里富斯说的并非教师, 因为他意欲说明的是, 学生们免费为资本增值生产和再生产了知识和技术。学生往往作为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群受到过度剥削, 对此种现象的称呼有“无产者”“实习族”等。最后一种几乎所有的认知资本主义研究者都会注意到的是那些工作不稳定者, “兼职工、临时工、几乎不被雇用的合同工、假冒个体经营者等等, 这种劳动关系是临时的、没有保障的, 同时工资也很低。因此, 这些工人受到过度的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比正式员工更能获得高额的资本利润。”

上述这些“诸众”之所以得以形成, 在于认知资本主义转型中“劳动分工”不是根据市场也不是根据等级制度, 而是依据数字网络。此种劳动分工与产业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分工不同的地方在于:首先, “生产活动的专业化, 复杂的工作还原为简单的劳动, 以及依据一种被设计的智力概念去减少学习时间的手工劳作的划分, 不再是提高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其次, 市场的规模在小型系列的生产世界以及多变的经济中无足轻重, 而是服从于持续不稳定的需求, “结果便是创新, 但这是受泰勒主义与斯密主义劳动分工所束缚的”, 由此, “生产率的提高不再是来自规模经济, 而是来自学习型经济”。最后, 在我看来, 数字化的认知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生产方式”, 诸如维基百科式的生产模式, 这是“非市场关系、平等参与、贡献者协商互助, 还有民主治理的决断, 这些显然符合激进民主政治的规范性理想”。这样的转型目标实质上正是为了将工人的知识和生命转化为商品, 同时, 增加社会就业的不稳定性。

劳动的认知化 (cognitivization) 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这意味着资本关系拥有了新的特质, 以及当代剥削和阶级对抗的新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不仅是一个来源 (原材料) , 而且是一种生产手段, 其生产方式可以在全球层面限定积累的形式和型塑当代阶级的组成。当代数字化的认知资本主义改变了劳动的组织方式, 推翻了劳动本身的范式。毫无疑问, 正是这种劳动范式的变革, 导致了这些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家们宣称传统阶级概念的失效, 因为原先的阶级概念是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力产生价值”并被无偿占有等一系列分析中的, 换句话说, 阶级概念的成立是依据“劳动价值论”的, 所以,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资本只针对机器运作下的劳动力的耗费感兴趣, 这是获得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是, 在认知资本主义时期, 资本主义更多地瞄向的剥削对象是“认知能力”、“一般智能”, 也正是如此, 来自活劳动的死劳动得以持续再生。

那么, 这种阶级概念立足知识的思考真的有效地通过新社会运动加以克服了吗?这便是今天“共享式”合作理念所力图与共产主义糅合在一起的思路, 从而激发了数字化时代人们对未来乌托邦式的想象。但这显然过于乐观, 上面以“阶级”概念为入口, 使得我们能够看到, 如果真的存在工业资本主义阶级概念无法对接认知资本主义的话, 那么乐观倒是有理由的, 不过, 这种“认知阶级”的说法真的能够成立吗?

二、数字化的“认知时代”:究竟谁生产了剩余价值

在《资本论 (1863—1865年手稿) 》中, 马克思曾经作出过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产物, 剩余价值, 只有通过与生产劳动相互交换才能创造出来。”也就是说, “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值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马克思认为, “从单纯一般的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 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 更确切些说, 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 对我们表现为 (Erscheint) 生产劳动”、“表现为劳动资料垄断者即资本家的商品剩余增量的劳动”。从表现指向的拜物教批判视域来看, 劳动作为一般规定只是在交换社会中才表现为特殊的“生产劳动”, 表现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由此, 剩余价值实质上是未付酬金的那部分劳动时间的物质化。但在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家们看来, 生产剩余价值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认知劳动”“非物质劳动”的主体不再聚焦于劳动者, 而是聚焦于“认知”“非物质”, 应该说, 这是资本进入数字化生产时代之后, 生产劳动者主体被篡夺之后的必然结果, 也进而是将生产与生活的界限完全模糊化的结果。

所谓数字化时代的认知劳动, 实质上是生产和分配信息、交往方式、社会关系、情感、信息和交往技术的劳动。按照富斯的看法, 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积累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的智力工人 (要么从事固定的工资劳动, 要么从事外包的自营劳动) 生产了如同出售的市场商品一样的知识商品和服务 (如微软、数据、统计、专家、咨询、广告、媒体、电影、音乐等等) ;间接的智力工人生产和再生产资本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以及诸如教育、社会关系、情感、交往、家务、日常生活的公共知识、自然资源、营养、护理等工资劳动。这些情感性的非物质劳动从而成为了认知资本主义最为核心的概念。上述列举的情感劳动往往是无收入劳动的形式, 比如, 我们的日常交际, 但这些形式却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进一步看, 这些劳动也并非能够独立完成的,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那些无正常工资收入的家政劳动者、失业者、退休人员、学生、非正式员工、临时工或兼职人员、移民等人群来承担。无收入劳动在再生产资本关系和工资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也就是说, 这些情感性的劳动恰恰构成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 这一点正如《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中所论述的那样:“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率的提高, 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 资本家得到的好处, 又是社会劳动的产物, 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 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 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 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这也就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不过, 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将这些无工资的劳动看作是根本性的社会剩余价值的来源, 而仅是一种辅助性的支撑, 这些劳动如今已被资本无偿征用, “这种认知不仅以知识产品的方式, 而且以日常生活得以生产, 例如父亲教育子女、市民参与政治、生产社会意义的媒体消费者等等”。生活就是生产, 今日的劳动已经溢出了工厂, 转变一切生活场所, 所以奈格里才会说:“当你坐在星巴克时, 价值榨取过程就已完成。”生活已经决定了生产, “生产与生活间的关系由此已被改变, 以至于考虑到政治经济学的规训如何理解它时, 现在这种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生活不再从属于工作日的再生产的周期中;相反, 生活是充满和统治了所有生产的事物。事实上, 劳动与生产的价值深深地决定在生活内部”。

之所以作出了这样的“颠倒”, 就在于认知资本主义观念的持有者否认了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劳动价值论, 否定了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 转而抬高“认知劳动”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生产没有完全被社会智力、一般智力同时也没有被情感表达所激活, 将不会有剩余物, 而情感表达决定着社会关系并统治这社会存在的体现。如今决定价值增量的因素有情感、知识交叉体、大脑的智力和纯粹的行为能力”。这显然是过分夸大了认知或者非物质劳动。现在, 我们再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的二重性”上来看, 首先是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这是一切世代都有的、反映人与对象物关系的劳动;其次是体现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 这反映的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 使得劳动具有了社会属性, 也就是说, 只有在交换的商品社会中, 劳动才会被“抽象化”为“抽象劳动”, 此种抽象是资本主义的杰作, 这便是将普遍化的人类劳动特殊化, 进而人们由于拜物教的观念, 将这种劳动特殊化看作是劳动一般。因此, 劳动生产的“产品”必须经过社会将其劳动抽象化特定劳动形态, 也就是要交换成功, 否则正像菜农无法卖出白菜那样任其烂掉, 其劳动也变成了毫无价值。

明白了上面一点, 我们再来看认知资本主义所谓的“认知劳动”、情感劳动或者“非物质劳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是否成立。第一, 如哈特、奈格里等人的看法, 这些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产品倾向于逾越量化计量, 但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政治批判普遍关注的是用计量和量化方法去理解剩余价值和剥削”, 从而劳动价值论所论述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时间计量的言说失效了。这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 正如马克思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所说的, “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 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 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因而, 哈特、奈格里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 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 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一旦遗忘了对价值形式自身秘密的分析, 也就不懂得劳动价值的真正内涵在于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条件, 马克思更多的是指引人们从具体内容的迷恋中走出来, 进入到价值形式的分析中, 反思价值形成具有怎样的机制。这一点柯林尼可斯要比哈特、奈格里深刻得多, 在他看来,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在于讨论“是什么使得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 使用价值以他们相对价格表达的比例进行交换?”。第二, 非物质性、认知等劳动取消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差异, 也就是将使用价值生产与资本的价值生产相混淆, 正如哈利比所批评的那样:“这导致了把所有什么的迹象, 生物的、精神的、感性的, 等等, 与一种通过自身的生产渠道进行的资本生产看成是一样的东西。”因而, 反驳非物质劳动概念并不能从劳动是否物质的视角进行, 而应该集中于将这些劳动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定的抽象劳动区别开来。但是, 哈特、奈格里在这一点上显然作了错误的推定, “计算机将其自身推为万能工具, 或者就是核心工具, 通过它所有的活动得以进行, 然后通过生产的计算化, 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这里, 他将异质性的劳动被数字化所具有的“同质性”特征误判为抽象劳动了。

三、基于非物质劳动的共产主义假设:一个反思

今天在西方学术界, 讨论革命主体的著作已经渐渐从苏东巨变的短暂沉寂中, 再次呈现出了复兴的迹象。以最新的一些著作诸如奥利弗·哈里森 (oliver Harrison) 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革命主体:拉克劳、奈格里与巴蒂欧》、拉查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的《符号与机器:资本主义与主体的生产》以及吉多·斯塔罗斯塔 (Guido Starosta) 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法与革命主体》等著作为例, 均反映了身处资本主义更新换代中的人们, 基于时代境遇对于“阶级”的重新思考。如上文我们分析的, 认知资本主义的阶级思考当属这些思考中最为体系化的一脉。依照认知资本主义论者的看法, “生命政治劳动趋向于生成自己的社会协作形式, 并自主地生产价值”。紧跟着这种判断, 哈特与奈格里提出了在西方左翼学者谱系中较为真诚的设问, 这在左翼的谱系中如今似乎也变成了稀有之物, “在考察生命政治生产、剥削和管控的新形式之后, 我们应该发展当下的阶级斗争的语言:阶级斗争的基础是什么?冲突社会的路线是什么?能够为组织行动的政治形式是什么?”。并且, 在此基础上, 他们所提出了一种基于共同性的“共产主义”理念, 而“共同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想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私有化来消除或者掩盖的东西, 这恰好对应了他们所倡导的非物质劳动的分析。“非物质立即涉及到社会的互动和合作”, 而且这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于是, 共产主义的曙光不再是原先阶级革命的逻辑, 而是非物质劳动形式自身的必然生成。

第一, 非物质劳动之所以被高度重视乃在于, 它能够给人们提供摆脱物的稀缺性的逻辑。诸如在信息网络的知识生产过程中, 不仅不会减少知识, 反而会不断推动知识的衍生。这与经济自由所主张的私有财产是自由场所的标准叙事完全不同, “现在, 共同性成为自由和创新的核心场所———自由交往、自由使用、自由表达和自由交往———这与私人控制相反”, 哈特与奈格里进而将私有财产设定为“共同性的失灵”。因而, 非物质劳动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不需要通过摧毁或者消耗原材料去创造财富”、“产品不具有排他性”, 例如, “当我与你分享一个观念或图像的时候, 我思想的能力并没有弱化;相反, 我们关于观念和图像的交流增强了我的能力。感受的生产、交流的网络以及协作模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 并为整个社会所共享”。由此, 非物质劳动的生产中, 争取共同性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旨趣。也就是说, 生命政治劳动力要从现有的资本关系中“出走”, 现有的资本关系框架恰恰是私有的, 是遮蔽了共同性的建构机制。“出走”让他们重新建构出新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新的生命形式, 这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资关系是因为必要劳动而引起的阶级冲突的首要领域”完全不同了。以往的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的, 如剥夺性的资本积累就是剥夺共同性的形式加以完成的, 即将公共财富和社会共同占有的财富转化为私有的财产, 这便是对“共同性”的消除, 因而, 认知资本主义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方式, 转而以相互增强的方式拓展与提升了共同性。

第二, 非物质劳动生产的合作、共同性被认为与共产主义十分吻合, 因而成为人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视域。哈特与奈格里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共产主义:“共有 (Common) 之于共产主义, 正如私有之于资本主义、公有之于社会主义。”显然, 共有是作为私有的反面来定义的, 数字化的劳动为此提供了可能, 在《帝国》中, 他们有一段文字专门陈述了这一理念:“如今, 生产率、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合作的互动性的方式, 于是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力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因而, 他们拒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念, 以为资本主义统治的终结来源于灾难性的危机, 从而新的经济得以产生, 同样, 他们也反对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 “这种过渡将财产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 而他们的主张是, “要求诸众同时摆脱私有制和公有制, 并获得自主性;在协作、交往和组织社会相遇过程中接受教育和训练, 从而实现社会主体的转变;最终实现共同性的不断积累。这就是资本创造自己掘墓人的方式。”这样一来, 共产主义便在资本主义内在的合作中生成出来, 我同意齐泽克如下的批评:“哈特和奈格里, 他们将我们带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站在我们这边’的信念之中, 即历史发展已经生成了一种共产主义未来的形式”, 这种理解“消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观念:资本主义已经生产了‘未来新生活形式的瑰宝’, 它不停地生产出新的‘共同性’, 亦即在革命的爆裂中, 这个新的形式将会在旧的社会形式下解放出来。”

这真的是值得期待的共产主义方向吗?套用哈利比的说法, 认知资本主义, 到底是新社会还是理论与政治的死胡同?

要回答这个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追问非物质劳动是否改变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厘清这一点恰好是与认知资本主义最为核心的一个“错识”链接在一起的。那就是将马克思持有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逻辑逆转为劳动具有独立于资本的主体逻辑, 这些完全体现在一批意大利学者的文本中, 诸如潘齐里 (Raniero Panzieri) 、特隆蒂 (Mario Tronti) 、博洛格纳 (Sergio Bologna) 、科斯塔 (Mariorosa Dalla Costa) 以及奈格里 (Antonio Negri) , 在他们看来, 劳动不仅是积极的, 而且是抗争性的, 但就这一点来讲, 约翰·霍洛威 (John Holloway) 也认定劳动抵抗的策略。我们知道, 在劳动自治的逻辑叙事会这样描述, 当资本试图通过“绝对” (延长工作日) 或“相对” (提高劳动强度或劳动生产率) 来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价值的时候, 工人在日常实践中和有组织的斗争中, 坚持他们自己非常不同的计划, 寻求一个安全的、充分的、全面的生活, 从而逃离转化为纯粹的劳动力, 他们启动了一种否定资本的反逻辑, 并进而认为, 劳动与资本是相互分离的, 资本最终是需要劳动力的, 但是劳动不需要资本, 就是说, 劳动具有了豁免 (Dispense) 劳资关系的能力, 它潜在地具有自治权。奈格里在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机器论片段) 重新强调, 也正是为了提升这种劳动的本体论地位。特隆蒂将这种逆转说地更直接, 他认为历史一直被描述为资本的统治史, 而工人阶级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被看作是次要的, 而事实上, 历史的发展与此是正相反的。

明确了这一逻辑, 我们便知道, 认知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想象不再是原先朝向资本逻辑的革命, 而是立足劳动自治的视角, 以劳动形态重组的方式开启未来社会, 但是, 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 非物质劳动 (生命政治劳动) 依然是一种具体的劳动, 他缺乏对抽象劳动的深入思考, 当然由于它们错误地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混淆也不可能接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真正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讲, 认知资本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 “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 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 因而, 马克思的如下批评同样适用于认知资本主义者们, “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 从而, 他们没有追问具体的劳动何以被抽象化的机制, 当认知资本主义畅想认知劳动蕴含社会关系重建的时候, 却遗忘了抽象劳动自身, 不管具有怎样的“数字化”形态依然是遭受强大的资本逻辑的吸纳, 从而认知资本主义根本构不成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质疑, 让我们用哈利比的一句话结束本文:“认知资本主义远不会导致一个新社会的诞生, 可能会成为一个理论和政治的死胡同。”（注释略）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