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国外马克思主义

乔洪武、陶芸: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新发展

发布时间:2017-03-30
字体: 打印
分享:

 

日本经济理论学会是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学术组织,每届年会的主题反映了不同时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的发展动态。我国学术界不仅非常重视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成果的研究,而且许多学者也对该年会的理论成果展开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程恩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卷)》一书中曾通过介绍经济理论学会2003年和2004年的年会主题,分析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吕守军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以“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为线索展开》为题,对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从2007-2010年有关研究成果进行过详细介绍。2010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各领域危机的频发引起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日本经济理论学会近年来的研究主题分别是:“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危机与国家:新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展开”(2011)、“东北大地震、福岛核电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课题”(2012)、“如何把握全球经济的地壳变动”(2013)、“经济理论的现在:作为对抗的政治经济学”(2014)、“资本主义的未来和政治经济学的课题”(2015),“21世纪的世界与马克思——在迎来《资本论》发表150周年之际”(2016)。本文旨在通过对2011年以后各届年会研究主题和近5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成果的介绍,阐述近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一、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成因、后果及对策的价值评价

2007年,以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老牌银行的倒闭为标志,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此后该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以希腊的债务违约为起点,欧洲爆发了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时至今日,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依然缓慢,欧洲很多国家仍然深陷债务的泥潭无法自拔。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日本的经济也困难重重,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失去的20年”之后,近年来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将迎来“失去的30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和解决对策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在2008年和2009年的年会上曾以“债务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和“2008年的世界性恐慌与资本主义的诱因”为题对次贷危机展开过讨论。在此之后,随着次贷危机的后果持续发酵,日本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讨论也从次贷危机扩大到了金融、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领域。立教大学教授池上岳彦以《经济、社会、政治的危机和现代财政》为题表达了自己对危机的看法。他认为,当前经济、社会、政治面临以下几个危机:第一,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率上升,使得进一步完善关于贫困者、高龄者的生活保障和儿童支援的财政制度显得急迫而重要,否则会使社会面临难以持续发展的危机;第二,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波及了实体经济,发展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政府执行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这些因素都会使得政府债务规模扩大、财政状况恶化。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又会招致国家信用危机,引起主权债务危机。池上岳彦认为,要预防上述危机的连锁反应,日本就应该从根本上进行税制改革,建立“强大的财政”。一方面,通过增加税收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这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将社会保障服务与创造就业联系起来,通过就业率的提升消除国民对未来的不安情绪,从而扩大消费以实现“强大的经济”(池上岳彦:「経済·社会·政治の危機と現代財政」(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下の経済金融危機と国家-新たな金融·財政政策の展開を踏まえて,経済理論学会第59回大会共通論題),载『季刊経済理論』2012年第49卷第1号。)。

埼玉学园大学教授相泽幸悦以《全球化下连锁的泡沫形成和崩溃》为题,首先对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所发生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源和粮食价格等经济领域的泡沫形成,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进行了回顾。他认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世界上经济泡沫连锁发生,这是由于随着资本主义迎来“成熟期”,生产力增长到极限,以生产为中心难以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以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为中心所代表的虚拟经济还有获取高额收益的机会。因此,它必然吸引大量资本涌入,从而催生出泡沫,积聚了巨大的风险。通过对全球化下经济泡沫的分析,相泽幸悦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充满着深刻矛盾的看法。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劳动者阶级极其贫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冷战结束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误以为战胜了“社会主义”的美国开始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寻求获取利润的机会。美国金融资本的过分膨胀使得虚拟经济架空了实体经济,从而造成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崩溃,并演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对地球环境资源的严重破坏和金融资本的过分膨胀所造成的泡沫崩溃,经济伦理的丧失,以及过分追逐资本利润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这些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深刻矛盾的原因(相沢幸悦:「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下における連鎖的なバブルの形成と崩壊」(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下の経済金融危機と国家-新たな金融·財政政策の展開を踏まえて,経済理論学会第59回大会共通論題),载『季刊経済理論』2012年第49卷第1号。)。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冈本英男在《欧洲债务危机下的英国福利国家》一文中,从福利国家论的视角回顾了英国自撒切尔政权以后福利国家建设的过程以及乔治·奥斯本的财政经济改革政策,并分析了英国保守主义财政思想和政策所造成的经济混乱、金融风险、社会福利制度缺失、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他认为,通过市场进行分配,由国家制定经济计划,在困难时期对社会成员进行援助,个人权利保护,民主主导权和控制权等等都是自由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如何使这些功能并行不悖是现代社会的难题。他指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本源头在于其自近代以来奉行的“将贪欲作为财富之源”的思想,这使得政府以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家计划的制定对于困难状况下的社会福利、个人权利保护以及民主权利的保障显得不足,从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金融危机、长期失业和社会动荡,因此,他认为应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方式进行反省,寻求一种与此前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经济均衡所不同的一种以经济伦理理念为指导的“新的均衡”(岡本英男:「欧州債務危機下におけるイギリス福祉国家」(<特集>ヨーロッパ資本主義モデルの行方),载『季刊経済理論』2013年第49卷第4号。)。

二、从制度伦理视角审视核危机所带来的生态问题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等方面展开。“福岛核电事故”被认为战后日本最严重的全国性公害问题,这一事故的发生无疑使得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一论题也是当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环境破坏的原因从伦理学、生态学等角度进行分析,并探寻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和解决对策。如吉田文和以《核灾害的政治经济学》为题提出了对核电事故的认识,他从公害事故的原因、损失、责任、对策、赔偿、救助等角度对福岛核电事故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明确指出,这场事故是日本能源政策的失败,也是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管理问题。他在文中探讨了日本能源立法的滞后及缺失给事故处理带来的麻烦,也分析了在能源管理上的二元制结构所带来的弊端,并在核事故所带来的损失和灾害赔偿问题上,主张尽可能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国民负担。最后他从环境经济学的立场出发对于无核化作出了展望(吉田文和:「原発災害の政治経済学」(大震災·原発問題と政治経済学の課題,経済理論学会第60回大会共通論題),载『季刊経済理論』2013年第50卷第1号。)。

一桥大学教授岛崎隆认为,“311大地震”及此后引起的海啸、福岛核电站泄漏等灾难事件的发生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破裂,其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生活,即天灾和人祸并存。他通过借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展开自己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岛崎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对利润的追求使得自然环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持续开发,这是造成环境危机的第一要因,即所谓:“现代经济是一种自然环境作为追求利润道具的竞争经济构造”。所以他批判道:“商品、货币社会全面化的资本主义体制是环境问题的最重要因素。”(島崎隆:「人間と自然関係のより深い認識を:レイフイールド『マルクス主義と環境危機』を中心に」,载『環境思想、教育研究』2013年第6号。)然后,岛崎隆运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对两个方面的危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方面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并无偿占有其劳动的剩余价值,这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所进行的剥削和支配,其最终后果会引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资本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所进行的剥削和支配,其最终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在岛崎隆看来,现代日本低下的劳动分配率使得国民生活恶化,大企业内部保留的盈余却不断增加,而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变暖以及福岛核事故,是资本的利益共同体对日本劳动者和全体国民的压榨,这两种危机都是由于资本活动所引起的。

日本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一桥大学教授岩佐茂以前就曾运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对环境伦理和生态学问题进行过详细深入的研究。福岛核电站事故爆发后,他又出版了新著《脱离原子能发电和工业文明的歧路》,并发表了《311后从马克思的视点看待后资本主义的构想》等多篇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收录在论文集《马克思与生态学: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物质代谢论》中。岩佐茂认为,“资本的逻辑”以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积累为目标,是对社会、人类及后代完全不关心和无责任感的一种认识。“资本的逻辑”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劳动者,对自然也进行掠夺,在“资本的逻辑”支配下的现代工业是一种被异化的工业,这样的异化工业对环境污染和破坏很深刻,也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他明确指出,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根源应该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虽然由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所支撑,但是主导工业化的是资本主义。岩佐茂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特征即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的交融中劳动、饮食、谈笑、享受闲暇,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自我表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物质代谢的表现。“资本的逻辑”必然破坏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代谢。只有采取重视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的价值理念即“生活的逻辑”,以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为目标,将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同等重视和尊重,才能真正地享受生活。而为了实现这样的生活,岩佐茂认为,必须要抛弃异化的工业化,从能源和产业构造两个方面建立另一种工业化,将环境的观点彻底引入经济活动中去,实行“环境产业革命”,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认识来进行产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岩佐茂:「3·11後にポスト資本主義論を構想する:マルクスの視点から」,载『現代の理論』2014年第2号。)。

三、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未来前途的伦理反思

近年来,在整体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基础上,一些学者通过深入探讨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进行了思考。鹿儿岛大学教授八尾信光以《从长期经济统计看21世纪的世界经济:1950-2100年的长期展望和经济社会课题》为题,提出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他通过GDP、经济增长率、人口出生率等一系列经济数据,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规模、长期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今后发达国家的课题是在已有的经济实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基础上,致力于使人们安心工作、好好生活的福利社会建设;发展中国家的课题是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提升市民意识并进行经济社会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同时他也指出,近代社会以人的“自由平等”价值观为理念,建立了以“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这种体制包含了“剥削和支配”“贫困和贫富差距”“战争和掠夺”,为了从根本上革除这种制度的弊端,今后要实现从“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向“以市民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八尾信光:「長期経済統計から見た21世紀の世界経済:1950·2100年の長期展望と経済·社会の課題」(グローバル経済の地殻変動をどうとらえるか,経済理論学会第61回大会共通論題),载『季刊経済理論』2014年第51期第1号。)。

神奈川大学教授的场昭弘在《从马克思视角看待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总体状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自己的运动,过去积累的资本现在被不断使用并日益膨胀,资本主义的体系就是一个过去的资本制约着现在、金融活动制约着生产、丰富的产品制约着贫乏、发达国家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体系。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追逐世界市场的需求使得资本主义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展,这种在全世界范围内生产的扩张必然会引起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的場昭弘:『マルクスとともに資本主義の終わりを考える』,東京:亜紀書房,2014年,第6頁。)在他看来,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极其繁荣,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到达了顶峰,此时遭遇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各种深刻的危机不是某一国或地区小范围内的短期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全体的长期危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哲学、伦理学的层面上来看,就是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使得资本家只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期的整体利益,而资本主义危机却正是长期的、全体的问题。同时“资本的运动刺激了人类的利己心和竞争心,自然反倒成为人们生活的道具,变成了为人类提供原材料的场所,自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们感受生活丰裕的工具,人类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幸福感被否定了,人类的幸福成为超越自然的一种存在。大地植被等生物是否有价值不被考虑,只关注人类是否有价值”(的場昭弘:『マルクスとともに資本主義の終わりを考える』,東京:亜紀書房,2014年,第183頁。)。的场昭弘将这种价值观称之为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就是植根于在这样的价值观,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系统。对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及其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的场昭弘提出了“小社会”的构想,即建立类似于联盟或公社之类的小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盲目的经济增长,因而地球也不会遭到破坏,这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讳言“停滞”这个词,但的场昭弘却认为现代社会发展过快,适度的慢下来才是对人类社会而言最适应的、永续发展的社会。

一些学者通过回顾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建立过程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从而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部分成果收录在《近代世界系统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还能持续发展吗?》这本论文对谈集中。千叶大学教授三宅芳夫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动摇,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解体,由雇佣关系非正规化、不稳定化所引起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加,从而造成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同时过分注重经济增长突破了资源所能承受的限度,由此带来的生态系统危机也逐渐加剧。三宅芳夫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的两大目标,即资本或利润的最大化和单纯的为了增长而增长的宏观经济。他同时指出:“近代世界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原则是为了顺应‘资本积累最大化’的目标而被认可和鼓励的。”(三宅芳夫、菊池恵介:『近代世界システムと新自由主義グローバリズム:資本主義は持続可能?,東京:作品社,2014年,第11頁。)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京都大学教授广井良典也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在扩大增长和稳定化之间不断反复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数百年历史就是一个从纯粹资本主义向着相当程度社会化推进的历史,这是一个对资本主义不断修正的历史。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已经有了很多社会主义要素,所以资本主义必须要向着吸取社会主义要素的方向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三者之间的融合。在修正的方法上,广井良典指出:“对资本主义的修正应该从系统的末端部分开始逐步向着中枢部分扩展,也就是最初在生活保障上,以市场经济为依托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从而逐渐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换言之就是,从事后的修正向尽早阶段的修正转变,或者从系统的末端部分向系统的根茎部分推行社会化,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三宅芳夫、菊池恵介:『近代世界システムと新自由主義グローバリズム:資本主義は持続可能?,東京:作品社,2014年,第266頁。)

除了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外,近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各种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也逐步走向综合化、系统化。日本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立命馆大学的松井晓教授从2006年开始就连续发表了《马克思与自我所有》《马克思与正义》《马克思与自由》等多篇学术论文,近年来,他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和深化。他立足于“正义”“所有”“自由”“平等”“功利”等自由主义价值观,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从“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扩展”“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发展”三个层次进行了全面、系统性的考察。松井晓首先通过分析自由主义的每一种价值观即正义、所有、自由、平等、功利等在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得出“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自由主义否定的社会,自由主义价值规范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已经不占有支配地位”(松井暁:『自由主義と社会主義の規範理論-価値理念のマルクス的分析』,東京:大月書店,2012年,第389頁。)的结论;然后他又分析了马克思如何立足于每一种自由主义价值观来批判资本主义,提出了“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以克服和超越自由主义为目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继承自由主义成果并在其积极方向进一步扩展的规范思想”(松井暁:『自由主義と社会主義の規範理論-価値理念のマルクス的分析』,東京:大月書店,2012年,第395頁。)的看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社会形态三阶段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松井晓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自由主义社会,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基础上综合了社会因素,既是一种超越也是一种延伸,所以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同时他明确指出这种发展是否定与扩展的统一。

四、评价和启示

2007年至今,资本主义进入了各种危机的高发期,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生态危机轮番登场,危机的频发使得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这些危机的发生对已经陷入低谷的日本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它们严重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同时经济的不景气促进了人们对伦理的重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问题,使得人们渴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自由、洁净、可持续发展的家园。严峻的现实和伦理的诉求促进了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同时这些经济伦理思想也表现出了一些积极作用。

其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由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重视文献考证和原始文本解读的“学术性”,所以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大多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展开。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新的时代内涵,不论是池上岳彦对财政危机原因和对策的认识、相泽幸悦通过泡沫危机反思现代经济的矛盾,还是三宅芳夫对资本主义危机长期性的认识,这些研究都立足于全球化、一体化、社会福利、新型雇佣关系、虚拟经济等现代经济的新元素展开,这无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其二,从制度的视角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环境伦理的批判。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坚持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环境问题的关键,这一传统在当前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深化。“福岛核电站事故”作为环境问题的导火索,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批判的出发点,这一事故被认为是战后日本国内最大的全国性公害。事故的发生不仅反映了日本能源管理体制上的缺陷,更从深层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不论是吉田文和对核事故及其处理的认识、岛崎隆从危机论的两个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还是岩佐茂资本主义工业异化的观点,其最终批判的矛头都鲜明而深刻的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及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其三,从伦理价值观层面全面审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当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透过对资本主义各种现实问题表象的认识,看到了隐藏其后的哲学和伦理根源。例如,的场昭弘认为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使得资本家只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期的整体利益,而资本主义危机却是长期的、全体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植根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价值观,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系统。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揭示过这两个主义之间的关联。马克思指出,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方式是“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这里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实质是要求人们放弃对自然过于功利化的追求,走自然和谐与人的身心愉悦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同时马克思又强调,“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所以“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马克思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了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取自身生存发展和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性,却忽略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运行的必要性,而且人类中心主义也无视自然界对人类的反作用,生态危机本身就是自然界反作用于人类最好的证明。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的遮羞布。此外,近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理论研究,从此前只注重分析西方某一具体伦理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向着既注重研究深度和广度,又重视研究的综合性和体系性这一方向转变,如三宅芳夫认为,近代世界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原则就是为了顺应“资本积累最大化”的公理而被认可和鼓励的。这些都标志着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当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离不开“危机”这个关键词,不论是学者们对危机成因的认识还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思考,都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前途的质疑。日本学者们解决目前危机的政策建议既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其中也不乏空想主义的色彩。例如,池上岳彦的税制改革建议、吉田文和的无核化理念、岩佐茂的“环境产业革命”等主张都对解决经济、环境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广井良典对资本主义修正的方法和的场昭弘田园牧歌式的“小社会”的构想,都没有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这种修正至多只能延缓危机的发生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历史对比上看,当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改良建议与近代西斯蒙第的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对西斯蒙第思想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精辟地指出:“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这一学说的积极价值在于:“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露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所以,“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7页。)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斯蒙第经济学说的评价,今天仍是我们认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指针。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社会的矛盾也日益上升。如何从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其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这其中既有认识上的误区,也有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未能充分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有着很强的不可再生性。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的“环境产业革命”、“生活的逻辑”等理念强调以人与自然的调和为目标,主张将环境的观点彻底引入经济活动中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认识来进行产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其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所关注的“危机”这一焦点问题同样值得我们认真重视。相泽幸悦所分析的虚拟经济因其拥有获取高额收益的机会而吸引大量资本涌入,易引发泡沫破裂的巨大风险,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在次贷危机后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承担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等职能过程中,以土地财政和大量举债的方式完成建设资金的筹集,同时官员绩效的考核机制也使得政府官员有动力通过大兴土木拉动当地GDP的增长,这使得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在201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资产也在追求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脱实向虚”的倾向严重,通过各种杠杆来推高房地产和虚拟经济市场的价格。日益膨胀的政府债务和虚高的房地产价格很容易引发债务违约和银行流动性风险,因此,必须深化政府职能和官员绩效评价机制改革,严控债务规模和完善债务偿还机制,防范政府信用危机的爆发。其三,切实转变发展伦理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场昭弘认为,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使得资本家只关注当前利益,植根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价值观之上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系统,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危机是长期的、全体的问题。这些思想对我们具有警示价值。我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这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区别。但是在选择具体的发展模式、发展理念时,如果我们不彻底抛弃实用主义的哲学观,误入“人类中心主义”陷阱,仍然将经济的高速增长视为发展的第一要务,我们有可能重蹈别人的覆辙,将来花更大的代价来治理发展的负面效果。

参考文献:

[1]岩佐茂、高田純:『脱原発と工業文明の岐路』,東京:大月書店,2012年。

[2]松井暁:「社会経済学と規範理論:“創造”の経済学へ」,『季刊経済理論』2004年第41期第1号。

[3]韩立新:《环境价值论——环境伦理: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4]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5]邢盘洲:《马克思经济伦理方法论及其当代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