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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英国著名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指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继承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却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了，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批判。很显然，佩里·安德森指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转向。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历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批判转向，固然有其另辟路径推进理论探索的初衷，但主要是为了反驳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和斯大林模式的观点，从而转向对具有历史主体性的人和人的日常文化生活的研究。这种思想文化批判自然有着一定的可取之处，毕竟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对于我们批判各种主张文化霸权主义和市场绝对自由的经济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却有着格外鲜明的“书斋”镜像。毕竟，“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这固然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气质是严重脱离群众所致，但更重要的理论启示是：对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抽象批判必须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将其融入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群众性实践活动之中，从而获得全面自信。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之中。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流派纷呈，每个流派的理论旨趣又相对有别，故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群体庞大，然而理论内容却又相对繁杂和松散。但是，作为西方社会有相当影响的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没有相对明晰的逻辑主线。从卢卡奇对社会物化意识的剖析和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理论的阐述，到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再到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争论。笔者认为，两者具有地域内涵的一致性和时间上的前后相继性，故不能将后马克思主义简单地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外）对当今消费文化的解构和批判等等，这些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主线。如同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逻辑主线“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并将目光转向“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文化批判，力求从社会意识、文化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角度，找到“整体性”战胜资本主义，实现人类“整体性”解放的理论路径。

在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转向时，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注的问题”（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页），“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页）。但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方向是因为他们面临着“痛苦的现实”，它的历史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群众革命实践的缺陷。

在痛苦地思索欧洲革命失败的理论原因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没有“群众精神”，而这种局面与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宣导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有直接关联。葛兰西指出，这种经济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神秘主义，因为它会让人觉得自己被某种神秘的东西左右着。他在描述人的这种感觉时写道：“虽然他无所事事，却经常有什么在发生，所以就会发生一种想法，以为不依赖单独的个人而存在着一种幽灵的东西。”（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1页）葛兰西做了辩证分析：这种经济决定论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当它告诉我们历史存在着这样的决定性和必然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时，它也在一定意义上坚定了人们的必胜信念；然而，这无疑也是一种麻醉剂式的让人莫名兴奋的宗教“芳香”，它最终只会消融人们的反抗意志。故此，葛兰西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的人的自觉力量更加重要，他反对经济决定论。柯尔施和卢卡奇也同样反对经济决定论。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被第二国际的这种经济决定论变成了一些纯而又纯的科学理论观察，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活动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卢卡奇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进一步指出，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们无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以才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为这种“纯粹科学”的理论，它在实质上是教化“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规律’，或者抱一种苟安的宿命论的态度”（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8页）。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从批判第二国际后期的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出发，转而认为需要从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结构来寻找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放道路。并且，时代背景也不同了，随着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普遍物化，物化意识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提出强调人的主体意识能动性的意识形态革命理论，力求凸显文化的解放力量。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学说是其代表性的理论学说。于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传统的经济政治出发，从主张暴力革命转向了意识形态革命，从阶级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研究”（姜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嬗变的文化向度》，《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意识形态研究对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深远。其后，法兰克福学派开展了多角度的文化批判运动，且多以人的日常生活中文化心理和本能结构为主要内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形式不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统治而是文化心理统治，其统治是通过各种文化形式潜移默化地完成的。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实质上搁置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完全转向了文化批判。在霍克海默看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普遍异化的文化因素，他倡导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应以文化批判为中心，把文化批判作为自己的革命任务。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史上，追随霍克海默左右及其后的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强调多视角文化批判的代表人物。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时代背景又有了很大改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进入所谓的“消费社会”。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在解构“消费社会”的同时，还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此前的批判向度——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是其代表人物。虽然鲍德里亚在早期著作中提出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口号，但他并不是刻意要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而是主张在给予消费社会差异性解构的基础上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这是因为：其一，鲍德里亚强调的消费并不是社会经济流通的一个环节，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渗透到了所有文化的和物质的商品之中。它成为了消费的普遍性”（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页）。在他那里，消费在本质上是趋向于规控消费者的文化符码建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权力策略的一个要素”。其二，鲍德里亚并没有跳离后西方大众文化的理论主线，即在进一步解构经济决定论的一元本质主义过程中，针对法兰克福学派所不见的大众文化内部的差异性、矛盾性，将差异性的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进而引入对于人的主体身份建构的探讨。

应该说，安德森的判断是有说服力的，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路径恰好是背反的。在马克思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传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整体性地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研究。这必然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镜像质态。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镜像质态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带有宗教“芳香”的经济决定论，要求恢复“人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在现实中成为经济事实的动力，“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开辟道路”（《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页）。它强调了“人的意志”决定现实的精神气质，这无疑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回光返照。它即使上升到对一切压制、消弭“人的意志”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只能是“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对于这样的思辨形象，马克思早就在《神圣家族》中精辟地刻画过，即“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日耳曼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通过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尝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指认了第二国际的根本性理论缺陷。在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那里，社会历史的发展恰似生物进化规律的客观演进，人类历史只不过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在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是被动的，且只能站在一旁观望；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离开人而独立运动的自然而然的客观物质进程，这一切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于是，资本主义自然而然要灭亡，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自然而然要发生，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这样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成熟。这本质上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原则的背叛，这样的机械主义立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失败。

但令人困惑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反驳以及因此转向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批判，并不是回到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理论著作中寻找“养料”，而是离开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问题予以双重批判的理论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或许与他们质疑、误解恩格斯的思想直接相关。恩格斯晚年也已经注意到第二国际的错误动向，并特意在各种书信中辩证阐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认为，在创立科学的新世界观之初，马克思为了批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唯心史观而特意突出强调了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基础作用，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绝不是经济决定论，因为他并不是将经济因素视为唯一起作用的社会力量。恩格斯说：“如果有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其实，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决定论所缺少的就是实践辩证法观点，它无法辩证看待和分析社会历史发展。

卢卡奇后来承认对恩格斯的思想有误解，但他在此前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历史辩证法的整体性方法论立场，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现了经济决定论片面强化客体决定主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机械论观点。应该说，纠正第二国际在革命实践活动中非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初衷。此后，他们强调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并侧重对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批判。但他们由此而远离经济基础和搁置对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研究，就不仅矫枉过正，而且舍本逐末了。因为他们即使阐发了整体性的辩证方法论，却离开了考察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社会实践领域，更谈不上深入群众领导现实的社会革命运动了。久而久之，脱离革命群众在书斋里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研究和批判是他们必然的镜像质态。故此，大卫·麦克里兰在《意识形态》一书中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就曾总结道:“给予意识形态以更多注意，并更多地将其当作理论讨论的问题而非实际的政治活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点。”（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次强调，“对市民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若罔闻。在马克思因解剖市民社会而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唯物主义传统之后，葛兰西却将“市民社会”概念偷渡、转换成文化意识形态的范畴，自然也就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向“文化霸权”的研究和批判。葛兰西的理论遗产影响是深远的。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譬如，阿尔都塞）那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被追随，但这时的文化霸权却更多地被界定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仅被拆解了革命性，而且使主体性的人被其无意识地建构，人丧失了自觉把握世界的理性意志。这一概念拆解和理论腾挪颇有葛兰西的风范，但两者在“文化霸权”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功能的界定上自然就大相径庭了。更有甚者，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化霸权作为理论原点被多元解构，用来论证多元文化意识形态（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并行不悖的永恒存在，这就完全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初的理论宗旨的对立面了（付文忠、孔明安在《新霸权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逻辑》（《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解构。该文认为，后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实质上是论证了多元文化意识形态（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永恒并存性）。由此，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理论路向之“镜花水月”的结果就清晰可见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书斋”镜像的理论质态决定了它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群众之后的“无根”漂泊状态。因此，它始终无法摆脱各种新潮的资产阶级学说的渗透、纠缠，使他时而跟这个“主义”结合在一起，时而又跟另一个“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史上，曾出现过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众多流派。他们之所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大多主动在自己旗帜上标出了“马克思主义”几个大字；他们执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有些学派却时常成为偷运、扩大资产阶级学说及其影响的平台和试验场。这就不难理解，鲍德里亚在前期理论中不断偷借马克思的概念术语传播自己的影响之后，为何在《生产之境》及其后著作中却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了。安德森认为，流派纷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管在其他方面是多么的互不一致，这些体系却有一个基本标志：一种共同的，潜在的悲观主义”（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页）。这无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书斋”镜像的总体性理论气质。

三、启示：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马克思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传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却逐渐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了作茧于“书斋”的理论镜像和悲观主义的理论气质。这是值得马克思主义学者反思的。

从某个角度看，窘迫的社会历史环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政治经济学后的批判”的“后批判”镜像质态的客观因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因批判共产国际而受共产国际组织的官僚打压、欧洲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和东欧剧变后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单极强势，是催逼西方马克思主义拿起反意识形态压迫的批判武器，而又被迫退回“书斋”的三大历史因素。尤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20年里，欧洲法西斯主义是瓦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罪魁祸首”。葛兰西在意大利的法西斯监狱中与世隔绝，柯尔施和卢卡奇各自流亡他国，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工农群众中活动自如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存在了。从这之后，“大学”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流放地，他们与工农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且只能以自己宗教格言式的或密码式的语言来说话。

但问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相似的历史境遇中，却有着非凡的革命魄力。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被欧洲一切反动势力联合围逼，却从不妥协，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欧洲工人的革命运动，并有了“世界公民”的高大形象；列宁虽被沙俄流放、驱逐，却始终坚持现实的革命批判，与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密切联系，成了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师。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批判”转向及其理论立场本身是有问题的，是应该被批判的。其一，忽略、攻击恩格斯的思想直接导致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虚化，并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体系中寻找反驳经济决定论、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资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转向片面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直接原因。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批判”的向度选择实质上是自掘堤防，不仅不能彻底驳倒经济决定论，反而不断被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渗透、挤兑和“始乱终弃”。这一“镜花水月”式的理论发展结果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式幻想的破灭，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这也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批判”理论是何等的“苍白无力”。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传统，实质上是背弃了进行现实的实践批判的基本原则，必然导致脱离群众。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看来，理论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而实践这个概念本身则应由理论来阐明。阿多诺写道：“理论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概念。”（转引自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页）这样极端的理论主义见解，“一开头就宣称理论与实践在词汇上的同一性，这样就有效地压制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群众革命斗争之间有力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实质问题，这种理论主义可以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口号”（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铃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页）。由此可见，远离群众和脱离现实的群众性实践活动，必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批判”镜像质态的另一种注解。

即使遵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也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的批判，是居于其次的而非唯一的批判，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据和前提的批判。这样的整体性批判才能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如果说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放弃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前提的整体性批判原则，那么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则完全搁置或抛弃了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前提的批判原则，因为“整体性”被他们当作“同一性”概念不断被解构和消解，最后只剩下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片面向度了。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彻底驳倒经济决定论，因为它走向了另一极端，而且也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它失去了批判的实践根基。

很显然，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基于反思而获得的应然启示。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坚守现实批判原则的必要条件。只要这样，理论因为有了现实的群众性实践根基才能愈发正确和自信。毕竟，正确的理论——恰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要求理论批判应该回到真正群众性的实践活动中去，在理论解剖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关系过程中真正地与广大群众的利益保持一致。

应该说，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也是同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意义性并不矛盾的。这样，我们才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批判和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重要作用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譬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坚定反驳和批判启示我们，不仅第二国际的“庸俗生产力论”必然失败，而且主张市场绝对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也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因此，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对改革开放的GDP崇拜和各种盲目的市场化浪潮的批判，固然要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但最终也要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这是维护社会、国家的整体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还有，在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当今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启示我们，提高中国在全球文化话语权角逐中的竞争力，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当前必须应对的挑战。因此，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既要有对其予以直接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针对性，也要立足于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高度。这既是揭露西方资本寡头操控全球文化产业，实现其经济剥削、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之真实面目的必要，也是激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加速提升有着群众性基础的文化产业之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初企图推动马克思主义关注资本主义异化对人的压抑，而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寻找话语表达，但最终却形成“共同的”悲观主义理论气质。如果说这是因为他们放弃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执迷于转向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路径选择所致，那么，回归并自觉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传统，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执政党应当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和批判作用，并进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上升到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必然路径选择，从而也是获得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必要前提。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坚持新唯物主义的现实批判原则，是对现实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总和的解剖，既和关切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利益联系在一起，又在有效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了整体性的辩证法原则。因此，邓小平指出，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成败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页），“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页）。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前赴后继地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生成传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乐观主义理论气质和实践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理论气质和实践精神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获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自然也是增强中国人民幸福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力量之源。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2]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4]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第1辑·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5]姜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嬗变的文化向度》，《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