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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采用一种“三分法”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二分”方法（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红与绿、激进与保守，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如今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广义的“绿色运动”大致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虽然我们很难断定2009年底围绕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而组织的大规模公众抗议标志着“红绿”运动因其社会正义（制度）关切与全球向度而成为当代“绿色运动”的主潮，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上，“红绿”运动看起来的确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成长动力。基于此，本文将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红绿”）政治理论的最新进展做初步回顾与评述，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就该议题的更深入讨论。

　　一、绿色左翼政治：实践与理论向度

　　就实践向度而言，“绿色左翼”（Green-Left）主要是指西方受20世纪60、70年代新政治运动深刻影响的共产党或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或者其中绿色一派（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明确地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其社会与政治解放运动和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创建目标中的一部分。当然，与之相呼应或接近的还有作为新政治运动产物或继承者的欧美绿党中的左翼一派（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明确地把一种公正、民主与可持续的社会政治形态作为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的制度预设或前提。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北欧绿色左翼联盟”（Nordic Green Left Alliance），试图把选举政治中日渐凸显的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新政治要素纳入自己的共产主义或激进社会主义政治传统。这一正式成立于2004年的政党联盟，成员包括芬兰的“左翼联盟”党、冰岛的“左翼—绿色运动”党、瑞典的“左翼党”、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以及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的两个小型激进左翼政党，大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自前共产党民主改建而来。“北欧绿色左翼联盟”的政治纲领强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主义”，是其基本的政治原则或意识形态。[1]但在欧洲联盟政治层面上，其成员曾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而分属于不同的派别。比如在欧洲议会的政党党团中，在2010年，瑞典的“左翼党”是“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党团（EUL-NGL）的正式成员，而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曾经是其成员，但如今已转入“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The Greens/EFA）党团。此外，除了芬兰的“左翼联盟”党，“北欧绿色左翼联盟”的成员也大都不是“欧洲左翼党”（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的成员，尽管其整体作为观察员参加“欧洲左翼党”的相关活动。

　　而《民主的绿色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Green Socialist）是一个以苏格兰为基础、由致力于真正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撰写文稿的网络双月刊。尽管它否认自己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背景及其政治动员功能，却明确主张包括苏格兰在内的左翼政治力量加强团结从而推动进步政治发展。它声称，其宗旨是“社会主义、独立、环境与和平”，旨在促进苏格兰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的政治对话，并刊登关于政治时事、红绿社会主义、国内国际政治议题等多方面的文章。[2]

　　另外，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党自1990年起创办的《绿色左翼周刊》（Green Left Weekly）自称是不同于主流传媒的“替代性媒体”，旨在表达和捍卫“人权与公民权利、全球和平与环境可持续性、民主与平等”，致力于同时成为促进澳大利亚的世界性“反资本主义运动”（包括反种族主义团体、女性主义团体、学生、工会、环境团体、同性恋者、市民自由权利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其活动家的信息来源、理论讨论平台和政治动员渠道。[3]

　　至于后者，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政治角度来说，许多欧美绿党内部都存在着一个影响较大的“绿色左翼”（或“左翼绿色”）派别。

　　这方面最典型的当然是由原初的共产党等政党于1989年合并而成的荷兰“绿色左翼”党（GroenLinks）。1989年，当时的荷兰共产党、和平社会主义党、激进政治党和新教人民党决定合并组建成新党“绿色左翼”。合并成立的“绿色左翼”是1993年创建的欧洲绿党联盟（EFGP）以及2004年建立的欧洲绿党（EGP）的正式成员。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绿色左翼”奉行“绿色的”、“社会的”和“宽容的”基本理念，试图将绿色政治（生态可持续性）与左翼政治（热爱自由）的价值理想融合在一起。“民主权利”、“生态平衡”、“权利、知识、财产、劳动和收入在荷兰与世界层面上的公正分配”、“反抗剥削和对少数种族群体的压迫”，共同构成了“绿色左翼”政治纲领的基本原则。这既反映了上述构成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渊源，也体现了它们经历20世纪70、80年代以“环境主义”与“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新政治运动”洗礼后所达到的政治整合。到2010年，荷兰“绿色左翼”大约有21900名正式成员，并分别拥有荷兰议会两院（下议院和上议院）的10个与4个席位和欧洲议会的3个席位。此外，它还拥有100多名地方议会的议席，并在20个大城市的多个中参与执政。[4]

　　此外，英格兰与威尔士绿党（GPEW）内的部分左翼人士于2006年在海德科恩（Headcorn）成立了一个名为“绿色左翼”（Green Left）的“绿党内部的生态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派别”，并通过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5]在其成立声明中说，“绿色左翼”将忠诚地继承始于威廉•莫里斯的英国古老的生态社会主义传统，作为一种外围组织努力促进主流绿党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特别是工会运动和社会边缘群体运动等反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联合，致力于创造一个基于和平、生态平衡、经济平等与包容的新社会。“绿色左翼”的主要领导机构是一个由相关政策委员和区域代表组成的25人左右的指导委员会，主要活动方式是举行每月一次的公开性政策论坛和不定期的委员会会议，并发表对绿党有关政策或活动的政治声明。

　　从理论向度上说，“红”“绿”之争及其对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左翼政治理论家和学者的重大主题之一，结果是，“绿色左翼”或“红绿”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红色”（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革命）政治，也不同于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区域或“公社”自治）的“深绿色”政治的新政治。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这位前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政治理论家，不仅亲身参与了西部德国绿党（Die Grünen）和东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创建——晚年还领导了一个德国萨克森州政府支持的洪堡大学“国际生态村社区”（LebensGut）试验项目，而且从理论上致力于“红”与“绿”运动的政治融合。他的《社会主义与生存》（1980）、《从红到绿》（1984）、《创建真正的绿色运动》（1986）和《避免社会与生态灾难：世界转型政治》（1987）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作，其主旨是如何在实现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前苏联东欧模式的旧政治的同时，创建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在他看来，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终归是不可持续的，因而，支持并推动工业文明的解体是一种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

　　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了“红绿政治”论争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6]，不仅详细阐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正义）与“生态区域自治主义”（深生态学）之间在哲学理论基础和政治战略上的差别，而且明确提出生态运动的政治未来在于与传统左翼运动（劳工运动）和新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的联盟与整合。不仅如此，他关于“红绿之争”的理论分析以及“Red-Greens”和“Green-Greens”的概念性划分，虽然很容易造成“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之类的概念性误解（尤其是在中国的学术与政治语境下），但对于“红绿政治”概念的进一步拓展还是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尽管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的派别及理论歧见，“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较为明确涵指的概念：在哲学价值观上，它大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矛盾分析方法和充分尊重人类自身价值及其利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为生态环境难题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性弊端（同时在制度与政策层面上）；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它坚持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与反对态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框架内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政策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保护实践持一种总体批评态度。因而，在笔者看来，“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可以大致概括为西方左翼政治人士在后现代背景下试图将左翼政治传统与生态主义思维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努力。具体地说，它应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自治市镇主义）、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左翼绿党政治理论、环境正义运动理论、生态公民权理论、激进绿色国家理论等众多的学术与政治支派，并与“深绿的”生态区域自治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和“浅绿的”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资本主义）等其他环境政治理论相对立。


　　二、主要理论流派及其进展

　　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对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新进展的回顾与评述将集中于如下五个支派，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包容性民主理论，而在时间跨度上则集中在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即2006—2010年。[7]

　　1．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虽然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差别，并且现实中“北美学者领导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现象[8]，但是，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内涵而言，我们的确难以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来看待。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在马克思看来，解决环境恶化难题和工人悲惨境遇的唯一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概念是与他对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来克服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思考相联系的。‘要想摆脱人类的异化状态’，就必须‘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而这种目标只有在根除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9]如果对照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四要素组合”的经典性界定：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对引起生态危机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社会变革走冲突与集体行动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未来处方与绿色社会的前景。[10]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只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马克思及其他经典学者相关著述的理论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种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战略。因此，像维基百科一样[11]，笔者在此也统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对待。

　　“生态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绿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从政治理论层面上说包括两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生态环境问题性质及其成因的理论分析，二是构建或走向一种新型绿色社会的道路与战略。就前者而言，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一种由社会弱势阶级或群体来承担恶果或代价的社会问题，而导致其产生和不断加重的根本原因则是主宰现代社会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后者而言，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未来绿色社会的基本特征应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市场体系）与政治体现（自由民主制）的消除，而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社会政治变革的道路与途径既不能仅是单纯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也不能指望通过国家权力垄断或政治专制。基于此，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与政策主张方面的争论，生态社会主义既批评主流绿色政治（绿党与温和环境运动及其生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技术手段的依赖和迷恋，批评生态无政府政治（生态区域自治运动及其深生态学意识形态）对个体价值变革和自主自发意愿作用的过度推崇，批评其他社会生态运动（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包容性民主）对于社会结构和国家变革作用的相对忽视，同时也批评“现存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而且未能允许发展“萌生状态的环境主义”和生态学，批评一般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及其生产的积极价值和工人阶级自发环境意识的过高评价。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莫里斯等的相关理论著述渊源（比如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断裂”、“反对自然生态的私有权”、“改进后的自然环境传承”等思想和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生态社会主义主要是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可以大致划分为以90年代初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而且严格说来，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比如英国和德国的“红绿政治”/“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团体正变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络”于2007年在巴黎的成立[12]，而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2004年担任主编后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更加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球性中心，我们似乎依然缺乏充足的理由断定，21世纪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自2005年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方面较为重要的著述包括，一是英国“绿色左翼”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德里克•沃尔2010年出版的新作《绿色左翼的兴起：一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13]这是他继2005年的《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之后的又一重要著作，致力于阐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视野与国际向度。在他看来，全球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性生态环境灾难，正在促成一种世界性“红绿”政治变革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性蔓延，同时威胁着人类的未来与自然，因而，旨在消除与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生态社会主义行动与实践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政治选择。似乎可以说，德里克•沃尔已经成为继戴维•佩珀、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等之后欧洲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领军人物。此外，笔者编辑出版了《作为政治学的生态社会主义：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14]作为同一主题的2008年国际学术会议的最终成果，是东西方学者之间首次进行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对话。

　　二是萨拉•萨卡与布鲁诺•科恩合著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和英国“绿色左翼”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15]如果说前一个宣言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性的理论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政治选择必要性的学理阐述，那么，后一个宣言则更加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是制止或逆转资本主义“生态自杀”实践的唯一战略抉择。应该说，这两个宣言是乔尔•科威尔和迈克尔•洛威2001年发表《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16]

　　三是在专题论文方面，值得注意的包括，弗雷•贝托和迈克尔•洛威以新自由主义主宰下的巴西为例，强调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激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抉择：生态社会主义不仅主张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义”进步观念和狭隘的经济理性，而且要求彻底重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大众消费文化，以及依托它们的政治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因而，生态社会主义所真正致力于的是一种向不同于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态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其核心理念是“生态学、本土主义、地方自治主义伦理、整体主义、团结互助、女性主义和精神”。[17]戴维•施瓦茨曼则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灾难》的论文中[18]，除了再次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不相容性（但他承认一种绿色增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着力于阐述如何使全球气候风险应对成为向一种生态主义社会过渡的内在组成部分，其核心观点是用高效的全球太阳能供应系统代替目前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供应系统，并伴之以“贯穿所有环境政策的预警谨慎原则、信息技术的全球性和可接近性及其逐渐非物质化和人类人口逐渐集中于那些绿色城市”等等。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的“编者按语”中[19]，乔尔•科威尔以《像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那样思考》为题介绍了该期的理论探讨文章（它们重点分析与反思了以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他强调指出，鉴于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的“推翻资本”或“资产阶级社会中主宰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术语），就必须同时进行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心理结构）和政治实践层面上（街道）的革命，相应地，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而它的核心就是“否定辩证法”——对近代资本主义无限膨胀与扩张逻辑的内源性否定或“解构”。此外，理查德•利文斯（Richard Levins）专题分析了古巴近年来将可持续性、平等和生活质量相结合方面的实践探索，认为是“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优先性决定了生态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众生活质量承诺之间的天然性联系”，而约翰•桑邦马特苏（John Sanbonmatsu）则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明确质疑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来源”，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无意中重复了近代欧洲科技与文化思想中的目的论与认识论偏见”。[20]另外值得提及的是，《环境政治学》杂志刊发了阿兰•卡特（Alan Carter）的文章《超越优先性：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绿色政治理论》。[21]他主张，应该在一种新的绿色激进理论框架下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各自的理论影响及其可能的贡献。

　　2．绿色工联主义

　　绿色工联主义（Green syndicalism）或生态工联主义（Eco-syndicalism）主要是用以描述绿色基尔特（Guild）或可持续贸易运动的政治哲学理念，大致而言，它希望达成工会及其工联主义传统比如直接行动和工作场所的民主与绿色运动及其实践，比如公平贸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政治合作，但却未必能够接受后者的社会激进变革要求与目标。但是，“绿色工联主义”作为一种“红绿”政治理论支派的意义在于，以杰夫•沙茨（Jeff Shantz）和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 Purchase)等为代表的加拿大学者致力于实现“绿色劳工运动”和“生态无政府运动”（生态区域自治）在政治方法论与实践上的融合或结合[22]，而劳丽•阿德金(Laurie E.Adkin)等学者则更加关注在反资本主义总体实践中的“红绿”（左翼劳工运动与生态新社会运动）联盟。[23]

　　概括地说，“绿色工联主义”的理论要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规模、工业制度、技术或者劳工团结等具体因素。在格雷厄姆•珀切斯看来[24]，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环境灾难当然是值得谴责和需要人类深刻反思的方面，但是，其原因归根结底是以赢利为目的、增长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相应地，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肤浅地指责工业制度这种现代劳动组织形式以及其中的劳工组织。尤其是，无政府工联主义并不等于工业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大量的工业原材料与能源投入和非人道的工人生产环境，相反，工联主义的最高目标是追求一种自主、自足和自我管理的生产和生活，因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和环境友好的。不仅如此，即使工业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而未必一定是反生态的。事实上，绿色消费主义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使传统工业生产的过程及其产品变得逐渐环境友好。

　　二是未来绿色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分散和非工业的“社区”社会。而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服务于基层需要的非赢利性工业及其劳动组织就应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而不是需要消除的因素。格雷厄姆•珀切斯认为[25]，无论是基于对未来的合理想象还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现实的充分尊重，我们都不能设想一种完全分散化和非工业的“社区”社会。相反，一定程度的生产与生活活动的集中、必要的工业生产与交易、因而相互间必需的交通与沟通，都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意味着，现存的工业生产贸易与劳工合作，都应是在一种新型制度框架下的重建，而不会完全消除。甚至可以设想，即便人类社会最终真正决定完全退出工业文明与工业生产，那么，组织起来的劳工也一定是其中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而不是障碍。至少就现实而言，就像人类工业社会与经济技术系统的形成耗费了数个世纪一样，我们对它的摆脱或超越也一定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原始崇拜”和“技术迷恋”都不能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对“原始社会”或“地方社区”的过度崇拜，就像传统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自治的无条件信任一样，以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工团结和自治本身就能带来一个自由社会。总之，无政府工联主义所理解的未来社会大致是，“世界工人”不再为资本主义精英及其政治同盟生产，而是组织起来服务于人类社会——不仅创造沟通与交通网络，而且创造工业、服务和农业网络，来保证商品与服务的持续生产与分配。

　　三是在走向“生态无政府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理应成为相互尊重与支持的伙伴或政治联盟。无论就面对的共同对手还是就追求的未来目标而言，二者都有着很大程度的相近性。一种消除了资本主义交换价值至上追求与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阶级掌握自身生产与生活的社会，也必将是一个以社区利益与需求满足为中心的、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社会；而这样一种社会绝不可能是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及其全球化扩展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离开了“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的真诚尊重与合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将肯定会被推迟。基于对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及“阶级斗争”概念的理论批评和对现实中劳工运动与激进环境运动紧密结合事实的分析，杰夫•沙茨明确阐述了一种“绿色工联主义”的论点。[26]在他看来，“绿色工联主义清楚，劳工斗争与生态斗争密不可分”，而这种对历史激进运动比如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间联系的认可意义重大。对于绿色工联主义来说，它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环境问题置于生产问题之外的生产主义假定，同时又认为生态关切不可能离开生产或经济问题而得到真正解决。也就是说，绿色工联主义强调的不是“被分离的世界”的不同政治代表：自然、文化或工人，而是它们在同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格雷厄姆•珀切斯甚至强调，即使就单纯的政治斗争效果而言，工会团体的罢工也比生态运动团体的游说等“新政治抗议”更为有效。总之，在他们看来，创建一个绿色无政府社会的政治基础必须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的广泛性社会运动或“革命”，而这其中作为“工人的环境主义者”或作为“环境主义者的工人”及其阶级斗争概念理应拥有其相应的地位。

　　在“绿色工联主义”研究方面，近年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丹•雅科波维奇（Dan Jakopovich）的两篇文章。第一篇题为《团结起来赢得胜利：劳工环境联盟》，发表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另一篇题为《绿色工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综合/革新》2007年春季号（总43期）。[27]前者重点分析了在（反）全球化背景下劳工运动与环境运动政治联合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环境主义者对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的关注、对生态可持续性与资源保护的关切，表明了其劳工运动天然盟友的地位，而劳工运动可以利用其动员手段与能力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二者依然存在组织风格、行动战略和成员期望等方面的差异，“利益取向的”劳工运动与“价值取向的”环境运动应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和解与政治联合，以反抗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后者在回顾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以澳大利亚悉尼建筑工会致力于保护古典建筑和美国“地球第一”创始人朱迪•巴里（Judi Bari）组织的伐木工人与环境主义者联合行动为代表的“绿色禁止”（Green Ban）运动。在他看来，这些实例充分表明，“作为产品与服务生产者的人是物质上最有力量的”，“而这些来自工业部门的直接行动要比那些游说和象征性行动对于保护环境更有效”。因而，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环境主义者必须自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关切与政治愿望，尤其不能采取将环境保护的代价没有任何补偿地置于工人阶级肩上的战略，并实现二者之间的主动联合。

　　此外，罗宾•哈尼尔（Robin Hahnel）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生态地区主义：一种建设性的评论》一文。[28]在一个由“市场社会主义、民主计划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三维替代方案框架下，他主张一种“民主参与型计划经济”模式——不仅承认地方社区自治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地方社区在更高层面上的合作与联合（社区联邦），因而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由市场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命令式计划，也不同于生态地区主义偏爱的基层社区自我管理。而且，无论是在社区层面上还是社区的联邦层面上，其核心都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组成的自主自由联合体。

　　3．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个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试图将“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理论与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女性在现代家庭、社会中的从属性和受压迫地位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或促动的严重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念。而对于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她（他）们更倾向于把当今世界描绘成一个由“资本主义父权制”主导的、由“南方、女性和自然”组成另一方的“三位一体”。[29]玛丽•梅洛（Marry Mellor）、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卡罗琳•梅昌特（Carolyn Merchant）、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等[30]，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信条之一是，男性对土地的占有导致了一种统治性的文化或“父权制”，突出表现在食物出口、过度放牧、“公地悲剧”、人际剥削和土地滥用等方面，这其中土地和动植物仅仅被视为经济资源。就此而言，自然生态的日趋恶化与女性对土地掌控能力的不断弱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关联，而这在资本主义时代变得尤为尖锐突出。比如，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诗娃（Vandana Shiva）对此明确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重新阐明社会如何错误地理解女性与自然的生产能力和主动性，从而使得她们被不正当地使用。[31]另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更强调妇女与土地被压迫之间的语言表达性关联，即往往把自然描述为“女性的”或“野性的”，反之亦然，比如“自然母亲”、“蹂躏土地”、“驯服自然”和“获得自然的馈赠”等。还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侧重于批评西方国家的生活消费方式与风格，比如反生态的进口食品和高能耗物耗的体育休闲活动。

　　值得提及的是，女性主义者和社会生态学家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政治》一书中激烈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其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却忽视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实际生活条件。[32]但时至今日，大多数第三代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不再简单坚持这种神秘性联系或“本质主义”思维。相反，像艾瑞尔•萨勒等唯物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非常关注现实经济与政治议题[33]，并且最多只是象征性地使用“大地母亲”或“盖娅”这些术语。

　　具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还可以依据其“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视角分成不同的分支流派。首先，以范达娜•诗娃为代表，“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公开承认，妇女与自然间的特殊联系不仅是由于受父权制社会剥削压制的共同经历，还在于女性相比男性对自然的更积极认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从生物学意义上加以解释。在她看来，妇女在维持生计的经济中，与自然合作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财富，是天然的整体主义者和自然生态过程知识的专家；但是，这种选择性知识技能并未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理解与尊重。其次，“女性主义的环境主义”基于性别在日常工作与职责分工中的区别，来研究不同性别在自然资源与加工过程中的角色差异。再次，“社会的生态女性主义”侧重于女性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分析男性和女性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及其维持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则致力于分析性别和环境的关系与身份象征性因素比如年龄、阶级、种族等的相关性。最后，“自由主义的女性环境主义”集中于把女性作为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持项目中的积极性角色。此外，艾伦•戴蒙德（Irene Diamond）和格劳丽亚•奥林斯坦（Gloria Orenstein）在1990年编辑出版的《重构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一书中[34]，将“生态女性主义”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强调自然环境的安全健康必须与社会正义相结合（社会向度），二是强调地球本身的神圣性（精神向度），三是强调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向度）。这些分支流派尽管在上述立场与观点上存在具体差异，但仍然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并成为更为广泛的“红绿”政治理论与运动的一部分。

　　2005年来，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著作方面，主要有艾瑞尔•萨勒主编的《生态足量与全球正义：女性论政治生态学》（London and New York：Pluto Press，2009)、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当物种相遇时》(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2008)、玛蒂•黑尔（Marti Kheel）的《自然伦理：一种生态女性主义观点》（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巴巴拉•库克（Barbara Cook）的《妇女论自然：女性主义视角》（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卡塔琳娜•莱帕内（Katarina Leppanen）的《埃琳•瓦格纳的警钟：战争间歇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玛丽•雷斯（Mary Ress）的《拉丁美洲的生态女性主义：来自边缘妇女的声音》（Maryknoll：Orbis Books，2006）、洛伦•科德(Lorraine Code)的《生态思考：关于知识源泉的政治》（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埃里卡•卡德沃思（Erika Cudworth）的《构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差异的复杂性》（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海瑟尔•伊顿（Heather Eaton）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导论》（London：T&T Clark International，2005）、罗斯玛丽•鲁特尔(Rosemary Ruether)的《综观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和世界宗教》（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和卡罗尔•亚当斯（Carol Adams)的《生态女性主义与食肉：女性主义和动物保护》（Sacramento：Black Powder Press，2005）等。[35]

　　在专题论文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艾瑞尔•萨勒主持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对话”专栏(2009年6月后由利•布朗希尔接替)。它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的讨论。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和父权制的批判。比如，范达娜•诗娃在《地球民主：对死亡民主与屠杀经济的超越》一文中，从一种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激烈批评，认为正在全球扩展的垄断性公司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和自杀性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在离其最初宣扬的人民民主目标相距渐远，为此，只有用一种基于地球公民权利和关爱精神的“地球民主”取而代之；而克劳迪娅•冯•沃尔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则在《批评资本主义却不批评父权制：为什么左翼难以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一文中，反思批评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主义研究的去政治化倾向，认为只有同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特征和父权制特征的“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够提供一种资本主义的真正替代，而左翼政治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在于只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却把后者视为理所当然。[36]二是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全球向度。比如，特里萨•特纳（Terisa Turner）和利•布朗希尔（Leigh Brownhill）从理论上阐述了一种“革命性的、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社会运动出现的巨大意义，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劳工运动的历史性产生”，其中革命性的工资和无工资劳动者、女性与男性并肩作战；而瓦胡•卡拉（Wahu Kaara）则以其亲身经历描述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公众抗议行动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参与及其政治影响。[37]三是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联合。在这方面，斯图尔特•罗斯沃恩（Stuart Rosewarne）在《社会主义生态学吸纳生态女性主义的必要性》一文中，从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资本主义“第二矛盾”概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计划必须有意识地吸收“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并在实践中结成与异质性多样化的社会运动的政治联盟，特里萨•特纳和利•布朗希尔则在一篇回应性文章中明确把“生态女性主义”界定为一种“性别化、种族化的阶级斗争”，并因而认为无工资劳动者、家庭妇女、第三世界女性等具有不容忽视的革命代理人潜能，而乔尔•科威尔则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基础》一文中强调：“男性要想重建与自然的联系，而女性要想摆脱从属与他者的地位，就必须分别依赖于或吸纳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新一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与生态女性主义结成紧密的政治与战略同盟。”[38]

　　4．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作为一个“红绿”生态政治理论与运动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默里•布克金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9]，而他于2006年夏的辞世也使这一理论的未来走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默里•布克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逐步创建了这一哲学政治理论。《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和《自由生态学》等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40]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植根于更为深层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统治性的等级制政治与社会体制，而正是后者导致了现代社会对一种“增长或是死亡”哲学的无条件接受。[41]在它看来，一方面，除了那些纯粹的自然灾难，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其经济、种族、文化和性别冲突的根源。布克金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人类必须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人对人统治的现实。”另一方面，抗拒或替代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体制，很难通过个体性行动比如伦理性的消费合作，而必须借助于基于激进民主理念的更加深刻的伦理思考和集体行动。

　　在哲学层面上，社会生态学更加强调人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并主张将对这种复杂关系的尊重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布克金明确主张，人类作为自然界长期演进的智力结果或体现，理应在自然界的未来上升性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主动性的角色。依此，他晚年强烈批评了深生态学、“新时代”复古主义等对自然生态价值的盲目推崇和对人类生存生活选择合法性及其理性能力的贬低。

　　值得指出的是，默里•布克金一生的学术思想主旨经历了一个从传统革命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回归社会主义左翼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他中年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晚年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日益明确地把社会生态学概括为一种自由进步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的新形态，或者称之为“自治市镇主义”（municipalism/communism）。不仅如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社会生态学”也已经从一种最初的政治哲学演变成为研究主题更广泛比如更加关注时代现实议题、更强调实现资本主义绿色变革的理念普及与技能储备的政治社会理论。对此，我们可以从作为社会生态学大本营、位于美国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机构设置与研究重点调整上看出来。[42]

　　2005年以来，“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布克金逝世前后对他著述的进一步编辑出版及其相关评述，二是布赖恩•托卡（Brian Tokar）等新一代社会生态学家的新著述。但总起来看，我们很难找到像安德鲁•赖特（Andrew Light）1998年主编出版的《布克金之后的社会生态学》那样的围绕社会生态学理论本身的全面争论性作品。[43]而且，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学术活动上，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似乎都在强化着与位于挪威的选择性民主研究中心及其杂志《公社主义：理性社会国际学报》的联系。

　　前者除了于2004年和2005年再版的《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还包括由埃里克•艾格拉德（Eirik Eiglad）编辑的《自由城市：地方自治主义与左翼》、由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编辑的《无政府集体组织：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我管理》和由埃里克•艾格拉德编辑的《社会生态学和地方自治主义》。[44]此外，《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刊发了一个“默里•布克金的遗产”的专栏。其中，布赖恩•托卡回顾了默里•布克金对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及其对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环境政治社会运动的影响，认为无论就理论创新还是实践推动而言，他都是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而达米安•怀特（Damian White）从布克金“市镇自治主义”对后工业城市未来想象的视角较高评价了他的理论遗产，认为这对于我们探索未来城市的功能与规划仍具有借鉴参照意义；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则从哲学角度批评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在承认其理论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它是使辩证法庸俗化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学（詹尼特•比尔随后对这种理论批评做出了回应和反批评）。[45]

　　后者包括布赖恩•托卡的《走向气候正义》、弗雷德•玛格多夫（Fred Magdoff）和布赖恩•托卡主编的《危机中的农业与食品：冲突、抗拒和更新》，等等。[46]但可以看出，由于布赖恩•托卡理论关注点上的新特点，我们恐怕已很难再看到由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主持发动的像《先驱》（一种社会生态学杂志）（2001—2002）和《左翼绿色观点》（1988—1998）那样的理论争论。而这对于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及其社会生态学本身的长远影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5．包容性民主理论

　　包容性民主理论（Inclusive Democracy）是一种旨在促进直接民主、经济民主（消除货币与市场）、社会民主（自我管理）和生态民主的“红绿”政治社会理论。概括地说，包容性民主理论试图将古希腊民主传统与社会主义自治传统相结合，提出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未来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方案，而它对直接民主、市镇自治主义、废除国家和市场经济理念的坚持，使之具有相当程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47]它最先由希腊政治哲学家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在《走向一种包容性民主》（1997）和《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2005）等著作中加以集中阐述[48]，并通过《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前身名为《民主和自然》）杂志及其作者群体得以不断阐发和完善。依据福托鲍洛斯本人的解释，包容性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概念，“以民主的古典界定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为直接政治民主、超越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限制的经济民主以及在社会领域的民主和生态民主。总之，包容性民主是一种将社会与经济、政治和自然重新统一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概念来自于对古典民主与社会主义两大传统的综合，同时也吸纳了激进绿色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南方国家自由运动的思想”。[49]

　　包容性民主计划（ID Project）的理论起点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一种多重性危机：经济的、生态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这种危机是由权力日益集中在少数各类精英的手中引起的，而这种集中趋势是过去几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代议制民主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基于权力在各个层面上平等分配的包容性民主，不仅不是一种乌托邦，而且还是克服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依据上述民主概念，公共领域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就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和默里•布克金等所主张的那样，而是还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领域。政治领域是政治权力及其决策发生的领域，而经济、社会、生态领域则是相应的其他权力及其决策发生的领域。因此，不同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涵盖着其决策可以集体和民主地做出的所有人类活动空间。相应地，未来的包容性民主制应包括四个核心要素：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前三者构成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框架，从而保证相应权力的平等分配，并有效消除目前的人类间统治，而后者将构成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新型制度框架，从而消除人类企图主宰自然世界的做法，并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具体而言，包容性政治民主的核心是创建一种能够保证权力在所有公民间平等分配从而使得各种决策可以由全体公民本人集体地做出的适当制度，并通过各个方面（知识技能、健全性格和公民意识等）的公民教育培养一种支持支撑这种政治民主的公民文化或政治空间——显然，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前苏联式民主都不符合这样一种要求。包容性经济民主指的是基层民主自治单位旨在保证经济权力平等分配的经济决策机制。所有涉及到经济整体运行的“宏观”政策，比如整体性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工作与休闲的数量、需要利用的技术手段等，由这一公民机构亲自和集体地做出，而那些“微观”经济决定仍然由个体的生产与消费单位通过一种“凭证”机制来做出。包容性社会民主是经济与政治民主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自然与合理的延伸，比如工作场所、家庭、教育与文化机构等等。权力在这些机构中的平等分配与自我管理，将通过创建由其中的所有参与者组成的大会（比如工人大会、学生和教师大会等）来实现。包容性民主理论下的“生态民主”概念，则整合了反资本主义、激进民主和生态关切的思想。史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认为，福托鲍洛斯所理解的生态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框架，它旨在消除人类试图统治自然的任何企图，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致力于重新统一人与自然的制度。这意味着超越目前的‘工具主义’自然观：仅仅把自然视为权力无限集中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50]

　　应该说，尽管与早期的《民主与自然》(1992—2003)相比，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及其主编的《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较少直接面对生态环境议题，包容性民主理论对于“激进非集中化”的预设和对“生态民主”的强调，都依然包含着强烈的生态主义色彩，因而它仍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红绿”生态政治理论与流派。而这一理论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找到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伴随着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制的扩张）向包容性民主变革的公众政治社会动员的突破点或契机。

　　2005年以来，包容性民主理论的进展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的相关文章或专著。二是其他杂志发表的关于包容性民主主要议题的文章。就前者来说，虽然明显表现出了对全球经济政治现实比如2008年以来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特别是希腊危机的关注，它还是发表了许多包容性民主理论具体阐述与现实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史蒂文•贝斯特编辑的专辑《全球资本主义与左翼的死亡：以包容性民主革新激进思想》（2009年第1期）。[51]此外，2006年第2期的“关于生态村落的对话”专栏、2007年第1期的“生态危机与反增长争论”和“社会运动”专栏、2007年第3期的“生态危机与‘生态恐怖主义’”专栏、2008年第4期的“增长经济与生态危机”专栏等，也都很有特色。至于后者，《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先后刊发了3篇明显与包容性民主理论反对“增长意识形态”和“市场制度全球化”主旨相吻合的论文。[52]其中，彼得•纳斯（Petter N ass）和卡尔•霍尔（Karl HΦyer）在《皇帝的绿色新装：增长、解构和资本主义》一文中，评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环境可持续性与增长的理论争论和挪威关于可持续经济增长与消费的战略措施，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是与长期的生态可持续性不相容的”；贾斯明•西迪（Jasmin Sydee）和莎伦•比德尔（Sharon Beder）则在题为《地球庇护所与以市场为基础的保护》的文章中，以澳大利亚的“地球庇护有限公司”（ESL）为例，分析了动植物私有化保护所带来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管理主义地对待自然生态所引起的生态立场问题和私有化使得缺乏社区公众参与所导致的平等主义原则问题；而斯蒂芬•安德里亚森（Stefan Andreasson）则在《为什么积累和增长》一文中强调，基于一个“发展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的无限增长与积累信念不过是“现行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行性”，也就是说，少数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与风格几乎肯定不可能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而如果我们现在坚持不肯面对这一关于发展的事实并采取激进的变革，那么终将不得不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比如来自边缘国家和基层的革命。

　　三、简短评论

　　那么，从上述对西方“红绿”政治理论主要流派及其最新进展的评述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或者说，我们应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呢？就实践层面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从民主政治制度的视角还是从新型民主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说，欧美“红绿”的社会主义激进政党/绿党左翼和全球性运作的民主、生态新社会运动/团体，都还难以构成对现实主导性经济政治（国际制度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实质性挑战。政党层面上“红绿政治”的弱势地位毋需赘述——严格意义上的“红绿”政党在国内和超国家层面上都不足以构成一种“第三种力量”，而在社会运动层面上，2009年底哥本哈根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公众抗议与参与即使可以描述为一种“红绿政治”的明确体现，那么，哥本哈根的无果而终所凸显的正是社会运动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不对称性、脆弱性和有限性。目前广泛宣传的各种形式的生态城市/社区、可持续城市/社区、绿色城市/社区、低碳城市/社区等试验（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推荐的世界可持续示范城市鹿特丹、杜塞尔多夫、马德里、阿雷格里港、杭州等），都至多是“浅绿”而不是“红绿”和“深绿”意义上的，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或导致经济政治制度本身和价值观生活方式层面上的根本性变革[53]；而戴维•佩珀曾专题研究过的西班牙“红绿”经济合作社，则更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绿色孤舟”，而不是足以扩展成为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连他本人也怀疑其未来的绿色变革潜能。[54]承认这一点绝非意味着，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与政治及其蕴涵的对环境的吞噬破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未来制度前提（对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或“不可避免的宿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而是说，对具有生态破坏本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真正“红绿”式超越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理论层面上说，我们又必须看到，无论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反对或解构，还是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愿景或想象，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都在提供着前所未有的内在一致性、可信度和吸引力。乔尔•科威尔在阐述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时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包括三个维度或侧面[55]：一是要求保持与扩大社会主义理念的核心，即消除现代阶级和国家以实现人们的自由自主劳动；二是要求发展一种后资本主义的、合乎生态的生产方式，即解放后的劳动不再为商品和交换价值而是为人类基本需求满足和使用价值而生产，并促进一种繁荣的、整体性的生态系统；三是要求充分（适当）考虑人类社会存在的性别基础，即未来生态社会必须使女性价值与视角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体现。对于“红绿”政治理论，我们也可以大致从上述三个维度或侧面来理解和评判。

　　令人欣喜的是，一方面，“红绿”政治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已经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扩展到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尤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绿化处方”的全球性失效或无能（比如可持续增长和消费或反增长）。正是在这方面，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显露出越来越多的“不愿面对的真相”，也侧证着“红绿”政治理论阐释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另一方面，“红绿”政治理论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想象与设计，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简化设想扩展到对生态社会变革及其转型必然涉及到的诸多问题的具体分析。国家、所有权、市场、货币、工业、技术、交通、等等，都在一个“绿色社会”需要与要求的框架下得到重新审视或讨论。概括起来，基于基层民主平等实体单元的多维度、多层面邦联式联合体已成为绝大多数“红绿”理论流派的共同制度预设，而与此同时，它们都断然拒绝一个完全交给市场自发力量的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和一个高度强权与垄断的政治化国家和社会。依此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詹姆斯•奥康纳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之间围绕“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是“社会生态学”的激烈争论似乎已经得到化解（其核心是民主化国家在未来绿色变革中的作用与地位），至少乔尔•科威尔与福托鲍洛斯对此没有实质性分歧。[56]客观地说，这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这些理论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渊源，对于已经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霸权，“去集中化”解构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路径选择，况且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性变革尝试并未能提供真实意义上的道路替代。

　　但是，即使从纯学理的角度来说，问题也依然存在。首先，正如丹•雅科波维奇已经指出的[57]，“红绿”政治结合的理论潜能与现实展开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或者说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实践性障碍。事实证明，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关切和环境主义者的生态环境价值关切，无论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往往更多地体现为冲突、竞争而未必一定是契合，而这在一个总体上走向“更少生产与消费”的绿色社会变革过程中很可能会变得更突出和尖锐。就此而言，目前较多关注劳动者物质利益关切的“红绿”政治依然有着明确的局限性。其次，即使“红绿”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与行动，它能否最终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关系（比如私人所有权）和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浪费性生活方式与风格，也是完全不确定的。当然，这已经不简单是一个“红绿”政治理论挑战现实主流政治的决心与力度的问题[58]，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层面上的问题。

　　注释：

　　[1] Wikipedia，“Nordic Green Left Alliance”，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dic_Green_Left_Alliance，accessed on 12 July 2010.

　　[2]Democratic Green Socialist，“Editorial policy”，http：//www.democraticgreensocialist.org/，accessed on 13 July 2010.

　　[3]Green Left Weekly，“About GLW：The need for alternative media”，http：//www.greenleft.org.au/about，accessed on 12 July 2010.

　　[4] Wikipedia，“Green Left”，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Left，accessed on 12 July 2010.

　　[5] Green Left，“Green Left：An eco-socialist，an anti-capitalist current within the Green Party”，http：//gptu.net/gleft/greenleft.shtml，accessed on 12 July 2010.

　　[6] 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3).

　　[7][8]这样一种阶段性划定的另一个原因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时间跨度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前后，因而已经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对其中某些理论流派做过一些初步概括分析。参见郇庆治主编：《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章。

　　[9] James Jackson，“The concept of Eco-Marxism”，http：//environmental-activism.suite101.com/article.cfm/the_concept_of_ecomarxism，accessed on 13 July 2010.

　　[10] 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pp.45-55.

　　[11] Wikipedia，“Eco-Socialism”，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socialism，accessed 17 July 2010.

　　[12] Ecosocial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EIN”，http：//www.ecosocialistnetwork.org/index.htm，accessed 26 July 2010.

　　[13] Derek Wall，The Rise of the Green Left：Inside the Worldwide Ecosocialist Movement(London：Pluto Press，2010).

　　[14] Qingzhi Huan，Eco-socialism as Politics：Rebuilding the Basis of Our Modern Civilisation(Dordrecht：Springer，2010).

　　[15] Saral Sarkar and Bruno Kern，Eco-Socialism or Barbarism An Up-to-date Critique of Capitalism(London：Initiative Eco-socialism，2008)；The Green Left，Ecological Manifesto(the second version，2008)，http：//gptu.net/gleft/greenleft.shtml，accessed on 18 July 2010.

　　[16] Joel Kovel and Michael L wy，“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http：//www.iefd.org/manifestos，accessed on 19 February 2008.

　　[17] Frei Betto and Michael L wy，“Ecosocialism and Spirituality”，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1/2(2010)，pp.87-99.

　　[18] David Schwartzman，“Ecosocialism or Ecocatastrophe ”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1(2009)，pp.6-33.

　　[19] House Organ，“Thinking Like an Ecosocialist”，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9/4(2008)，pp.1-5.

　　[20] Richard Levins，“How Cuba is Going Ecological”，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6/3(2005)，pp.7-25.；John Sanbonmatsu，“Listen，Ecological Marxist!”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6/2(2005)，pp.107-114.

　　[21] Alan Carter，“Beyond primacy：Marxism，Anarchism and Radical Green Political Theory”，Environmental Politics19/4(2010)，pp.951-972.

　　[22] Wikipedia，“Green Syndicalism”，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syndicalism，accessed on 18 July 2010.

　　[23] Laurie E.Adkin，“Ecology and Labour：Towards a New Societal Paradigm”，Global Solidarity Dialogue，http：//www.antenna.nl/~waterman/adkin.html，accessed on 22 December 2004.

　　[24][25] Graham Purchase，Anarchism and Environmental Survival(Tucson，AZ：Sharp Press，1994).

　　[26] Jeff Shantz，“Radical ecology and class struggle：A re-consideration”，http：//nefac.net/node/161，Accessed on 19 July 2010.

　　[27] Dan Jakopovich，“Uniting to Win：Labor-Environmental Alliances”，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2(2009) pp.74-96;

　　“Green Unio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Synthesis/Regeneration43(Spring 2007).

　　[28] Robin Hahnel，“Eco-localism：A Constructive Critique”，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8/2(2007)，pp.62-78.

　　[29] Wikipedia，“Ecofeminism”，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feminism，accessed on 19 July 2010.

　　[30] The Ecofeminism Bibliography，“Ecofeminism Books”，http：//www.lancs.ac.uk/staff/twine/ecofem/boo.html，accessed on 28 July 2010.

　　[31] Vandana Shiva，Staying Alive：Women，Ecology and Development(New Delhi：Sage，1988).

　　[32] Janet Biehl，Rethinking Ecofeminist Politics(Boston，MA：South End Press，1991).

　　[33] Ariel Salleh，Ecofeminism as Politics：Nature，Marx and the Postmodern(London：Zed Books，1997)；Ariel Salleh(ed.)，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Pluto Press，2009).

　　[34]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Orenstein(eds.)，Reweaving the World：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90).

　　[35] The Ecofeminism Bibliography，“Ecofeminism books”，http：//www.ecofem.org/biblio/，accessed on 21 July 2010.

　　[36] Vandana Shiva，“Earth Democracy：Beyond Dead Democracy and Killing Economies”，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1/1(2010)，pp.83-95；Claudia von Werlhof，“No critique of Capitalism without a Critique of Patriarchy：Why the Left no Alternatives”，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8/1(2007)，pp.13-27.

　　[37] Terisa Turner and Leigh Brownhill，“Ecofeminism and the Global Movement of Social Movements”，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1/2(2010)，pp.102-106;Wahu Kaara，“Reclaiming People's Power in Copenhagen 2009：A Victory for Ecosocialist Ecofeminism”，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1/2(2010)，pp.107-111.

　　[38] Stuart Rosewarne，“Socialist Ecology's Necessary Engagement with Ecofeminism”，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7/4(2006)，pp.78-86;Terisa Turner and Leigh Brownhill，“Ecofeminism as Gendered，Ethnicized Class Struggle：A Rejoinder to Stuart Rosewarne”，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7/4(2006)，pp.87-95;Joel Kovel，“The Ecofeminist Ground of Ecosocialism”，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6/2(2005)，p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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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对于欧美城市可持续性的更具体分析，参见郇庆治：《城市可持续性与生态文明：以英国为例》，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第69—77页。

　　[54] [美]戴维•佩珀：《论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载郇庆治主编：《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18页。

　　[55] Joel Kovel，“The Ecofeminist Ground of Ecosocialism”，pp.2-3.

　　[56] James O'Connor and Takis Fotopoulos，“Dialogue on Socialism and Ecology”，Society and Nature2/3(1993)，pp.176-214；Wikipedia，“Joel Kovel”，http：//en.wikipedia.org/wiki/Joel_Kovel，accessed on 28 July 2010.

　　[57] Dan Jakopovich，“Uniting to Win：Labor-Environmental alliances”，pp.74-96.

　　[58] David Johns，Joel Kovel and Michael L wy，“Has Ecosocialism Passed on the Tough Question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4/2(2003)，pp.120-128.

　　

　　

　　福柯与马克思关系研究

　　作者：朱述超 来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摘 要: 福柯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马克思。这种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构成扬弃式继承与理论

　　超越。福柯强烈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与国家权力观，但又和马克思同样对资本主义持强烈批判姿态。在新历史语境中福柯发展权力的微观机制理论为种族、性别、生态等多元话语批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启发了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多元政治与霸权结合理论。

　　关键词: 福柯; 马克思; 关系研究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福柯之间的关系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福柯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福柯从来不允许别人给他戴上任何主义的帽子，在《知识考古学》一书的引言中，他写道: “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能要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 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1］22在1982 年美国佛蒙特大学的研讨班讲座中他又宣称:“我的角色———这是一个必须特别强调的词———就是要向人们阐明: 人比其感受到的更自由，比那些被当作真理的和论据接受下来的东西更自由，比那些在历史上某一时刻被建构起来的主题更自由———这些所谓的证据是可以被批判和摧毁的。”［2］27这意味着，我们在思考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说肯定或否定，忠诚或叛逆。福柯作为一位西方思想的叛逆者和创造者，他有自己的取舍和立场，他不可能全盘肯定或否定马克思，而只会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马克思。这种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构成扬弃式继承与理论超越。

　　一

　　作为一个一贯的偶像破坏者，福柯很少引征马克思，这多少是因为他不想作为一个正统派成员的形象出现，特别是不想作为某个正统派成员的形象出现。福柯发现他很难理解为何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未能反对苏联在精神病机构中对政治思想家和科学思想家的监禁，所以，他努力远离马克思，是为了尽力澄清自己并非他所言的“共产主义学统”( communistological) ，然而，福柯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分析范畴有一些必定是马克思的。伊•库兹韦尔在《结构主义时代: 从莱维 － 斯特劳斯到福柯》一书中指出: “他和图南一样，似乎没有随着存在主义的发展而进入结构主义，而是在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进入到思想成熟的年代———这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对两个派别采取某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也说明他为什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距离。虽然，就他的批判分析中包含有关阶级利益和错误意识形态的思想而言，他后来暗中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但事实上，福柯的早期著作却几乎没有提到过马克思。”［3］192所以对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或许并不能囿于福柯自己说了什么，而是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结合福柯学术成长的历程追寻福柯的理论与著作中他反对着的马克思的“幽灵”。

　　早在 1950 年，福柯就曾经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他继承了法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他曾经冒死投身极左派的非法政治活动，和学生一起爬上顶楼向警察投掷瓦片，或参加与军警的街头激战。他的传记作家这样描写福柯此时的形象: “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4］244据目击者说，福柯在与警察搏斗的时候非常勇敢。每遇不平之事，福柯总是拍案而起，为一些可怜的人们，无权的人们，比如法国囚犯、阿尔及利亚移民、波兰工人、越南难民，仗义执言。福柯的研究也大多数与弱势人群相关，并由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福柯形成了一种稀奇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夹杂了强烈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的色彩。

　　这一点不难理解，福柯属于战后法国反思和反叛的一代，在其晚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谈到: “那场战争的经历向我们证明了，创造一个与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根本不同的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战后法国年轻人的反应是全面的拒绝，我们不仅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社会，而且需要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改变我们自己。”［5］48这里福柯所言的不仅是法国也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中知识分子的状况，从两次世界大战中醒来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二战之后的最初几年，当福柯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正是法国知识生活中的两种主要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法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包括福柯在内的许多法国大学生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政治和哲学是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谈论和思考世界还力图改造世界。对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能够保证历史必然地由工人阶级来推动和扭转。这无疑可以拯救战后西方知识界的彷徨和无助。

　　但 1953 年，福柯又离开了法共。福柯离党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据阿尔都塞的说法，福柯是由于同性恋的倾向。但福柯自己认为是由于自己反感于轰动一时的犹太医生密谋斯大林性命案。但正如萨特所说，实际上，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已开始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具体的社会活动”，福柯也开始有这种想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通往哲学道路上的一种经验。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或许才是其真正离开法国共产党的深层原因所在。伊•库兹韦尔总结道: “在福柯看来: 马克思主义着重于经济学，精神分析学( 法国式的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着重于个人的孤立，结构主义着重于无意识结构的统一性，存在主义则集中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切观点都创造出一些片面的理论，最后成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福柯着手去发现他们的潜在的统一性———即知识的历史信码———它是一种考古学而不是历史。”［3］195

　　二

　　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引来过许多批评。福柯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学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同 19 世纪思想的主潮完全相吻，没有质的区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一回事，此外马克思与他的同时代人在实证主义和末世学之间，也建立了并不虔诚的联盟等等，而对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基础上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贡献，福柯则视而不见。但最多反对意见针对的是福柯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譬喻: 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西方知识中打开一个缺口，它不过就是儿童嬉戏水池中的一场暴风雨。这个譬喻不但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为之震惊，就连一些对福柯挑战萨特和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传统颇有喜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觉得福柯走得太远。萨特就对《词与物》中的反马克思立场不以为然，认为福柯高扬断续性的历史观是用灯笼变幻替代电影，用一系列的静止画面替代运动，而这样一种历史观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福柯真正要做的，萨特说，是建构“一种新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得以营造起来反对马克思的最后堡垒”。萨特的发难本身招致了一些疑问，因为学界一致看好福柯，认为他最有可能替代萨特成为法国哲学的明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柯反击说，萨特本人不久前还被共产党人指责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6］159。《词与物》初版第一个星期中销出三千册，之后数月间，销量超过五万册。在《规则与惩罚》和《知识考古学》等讨论权力的著作中，福柯也显示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他认为正如右派依据宪法、君权等法律术语来提出权力问题一样，苏联的社会主义权力为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将西方资本主义斥责为腐朽的阶级统治形式，同样是没有去深入分析权力的内在机制。而权力的内在机制是无所不在的，远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故事。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概念福柯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非小心谨慎，不可轻易去使用的概念。原因是意识形态总是与真理处在对立状态中，总是在指称有关主体的某种秩序，也总是为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关系所决定。在《规则与惩罚》中福柯除了贬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还从另外两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提出了责问。

　　其一，不同意马克思假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是权力关系的主要功能。福柯称他不反对权力关系受制于经济关系，但是要强调权力关系决不是在所有的领域中都一模一样，并且受制于一个预先给定的中心原则。在《权力与性》中，福柯谈到: “从 19 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是从其经济的本质出发的，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对‘政治’的还原，但这种倾向同时也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基本的权力关系。”［7］43

　　其二，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将权力关系等同于国家机构，认为这样做要么是忽视了政治学和国家领域之外的权力关系，要么是把所有权力关系都归结到了国家关系名下。福柯认为权力是一张密密的网，对权力的抵抗并不导致变化，而是导致重复。照福柯的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将政治实践交付给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将来，是毫无意义的。同样在 1977 年题为《权力与性》的访谈录中，讲到权力关系中抵抗、战术、战略等等军事术语的大量运用时，福柯说过这一段话: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它们总是关注‘阶级斗争’的问题，可是对这个短语中的一个词，即‘斗争’，却忽略了。不过这里也要区别对待。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从马克思本人开始) 总是尖锐的强调‘军事’问题( 军队是国家的机器，武装暴动，革命战争) 。可是。当他们谈到‘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主流时，却总是重点来定义阶级: 阶级的界限、成员，而从不具体地探讨斗争的本质。但这是有例外的: 马克思自己的非理论化的、历史的文本就好的多，也不同的多。”［7］47

　　福柯发现这里马克思本人的非理论和历史文本是一个例外，比较上文可以说对“斗争”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由是观之，福柯像德里达一样，都处在一个怀疑的时代，针对本国同胞利奥塔( Jean-FrancoisLyotard) 所说的“元叙述”，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到对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义之中。这如福柯所言，理论并不表达和转译实践，也不服务于实践的运用: 它就是实践。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说法相信又会得到德里达的首肯。但福柯强调这实践不是总体论的实践，而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它并不是旨在唤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斗争，而是在于削弱权力，所以它总是与权力的斗争并生，而不是远远站在一边，不痛不痒来做评述。

　　三

　　那么，福柯与马克思的理论联系到底在哪里?《马克思与福柯》一书的前言第一段写道: “正如马克思有好几个一样，福柯也有好几个，且有各种各样的特点。福柯所参照的马克思时而是有关一种模糊不清历史运动或者一种《圣经》的马克思，时而是写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写了《资本论》的马克思。我们也可以通过阿尔都塞来认识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理论背景。我们也可以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来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学派是具有共同兴趣的团体。我们也可以从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彼此联系在一起。”［8］1

　　福柯与阿尔都塞一直私交甚笃，正是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他于 20 世纪 50 年代加入法共，尽管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因为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不满及其他原因退党，但不容否认，他一直是西方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中的一个先锋。因为他的《疯癫与文明》这部为社会边缘者呐喊的书没有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太大反响，福柯表示了强烈的失望［5］76。对法兰克福学派，福柯一改对其他学派的冷漠与批评，他甚至带着赞美写道: “如果我在年轻时就了解到法兰克福学派，那么在我余下的生命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对它进行评论。”［5］119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批判权力宰制和追求人性解放，在这一点上，福柯和马克思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针对由技术文明发展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和日益深化的权力体制对人的扭曲和控制展开讨论。这或者直接影响到福柯一生对主体问题的关注。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说，在揭穿资本主义永恒真理的神话这一点上，两人基本上是一致的。福柯虽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许多批评家认为，福柯即使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绝对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9］23。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福柯不满于马克思的被曲解。例如“在文化整体性的主题中———在这个主题上，人们先是批判了马克思，然后又为他乔装改扮，———在起源研究的主题中———人们先是以此同尼采对立起来，而后又把他移植到这个主题中去……”［1］15很显然，如果你承认尼采深受福柯的影响，那么同时你就不能忽视马克思对福柯的影响，毕竟，福柯在这里同时为二人辩护。这种对马克思与尼采的同时辩护不止出现一次，又如“因此，人们只好把马克思的学说人本化，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家，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文主义的言论。因此，人们用超验哲学的术语解释尼采，并在起源研究方面抑制他的谱系学”［1］14。

　　罗伊•博伊恩在《福柯与德里达》一书中提出，在德里达、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可以找到贯穿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比以往哲学家更深刻的是，马克思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哲学不应仅仅是揭示和解释，还需动员无产阶级起来改造这个“虚伪”的世界。福柯同样对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持批评的态度。但与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同，福柯并不主张暴力。1972 年，在同左派领导人皮埃尔•维克多共同讨论“人民法庭”的意义时，福柯为了阐释自己的革命观，举了一个让激进的好斗分子维克多都感到毛骨悚然的例子: 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期间，巴黎的好斗分子和群众为“王党阴谋”的谣言所激怒，曾疯狂地冲进监狱，扑向叛国嫌疑犯。棍棒、长矛、铁头、刀剑，甚至木匠的锯子，一齐向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 其中有些只是妓女和普通刑事犯) 猛击狠刺，当受害者们被打死和被切割成碎块之后，人们甚至还挑起死者的头颅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行示威。维克多被这一极端的图景所震慑，提出法律和审判的问题。福柯却对之嗤之以鼻，他对发生在大革命时期的这种“古老的日耳曼习俗”大加赞赏，认为革命只有彻底铲除法律机器，才能取得胜利。但不久，福柯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他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非理性的革命观是错误的。福柯问道: “甚至( 尤其是) 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 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4］320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构成了福柯 1968之后的政治哲学思考的主题，他在设想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建构一种新的权力与革命话语。如果说马克思提出以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为历史的必然，有着令人信服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话，那么，在福柯那儿，这个问题则变得难以回答。但是，既然社会的根本变革不可能寄希望于理性，而非理性的癫狂、犯人、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这些所有构成边缘性话语的人，似乎也都难以担当起出任时代先锋的重任。他能够做到的只是以他的哲学理论试图对现今的语言文字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上的革命。他以写作、颠狂等历史边缘的东西来颠覆以往的历史观，以知识考古、权力关系学等来揭示他所谓的历史真相。这样，福柯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开出了考古学和系谱学处方。也恰因为此，福柯与马克思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以我们正在论及的方式看，由于每个系统都是偶然的，经济系统的优先性可能是错误的。对福柯来说，监狱和司法权力系统与经济分配处于同样一种权力格局中”［10］18。马克思强调劳动阶级通过宏观经济系统革命来实现对生产方式的控制，那么，福柯则主张微观变革如监狱暴动以获得偶然突破。像很多参与五月事件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样，1968 年的五月事件深深挫伤了福柯，当时那些看起来是文化、社会和经济的革命在发生前就已经终结。起义的的理论背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象学的存在主义都引起了福柯的不满，它们不仅自视为思想系统，还不合时宜的嵌入到了权力关系之中。与这种总体革命相对，福柯更相信局部化的改造。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将福柯的理论视作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文化图景的批判。工业主义的机器性质，使其生产过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非人化的制度痕迹。工业资本主义催生一套制度之网，规模性的企业生产必须在严密而精巧的制度下进行，他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需要纪律和惩罚机制，需要量化和严格的时间表，这些制度和规章成为所有员工的魔法。对这一点的发现和认可，马克思和福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马克思说过，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者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而福柯更进一步，他既把工厂看成监狱，也把监狱看成工厂。监狱不过是工厂和兵营的强化形式，这个工厂式的监狱，只不过不是在生产工业产品，而是在生产罪犯———工人。事实上这种规训式的工厂———监狱已经密布在整个社会的肌体之中，以至于一个连贯的不间断的监狱群岛已经在欧洲形成。

　　四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上述的那些与马克思若隐若现的精神基因的相似性，我们在论述马克思时会很容易忽视福柯，对马克思与福柯关系的探讨也并无太大意义。幸运的是，福柯是一个先天的怀疑者与叛逆者，这使他有机会在一定距离外冷静地审查马克思，审查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在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将何去何从。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视角我们都能看到: 如果说 18、19 两个世纪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好处之享用因分配不均而凸显出阶级问题的尖锐性，那么进入 20 世纪情况则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包括下层社会在内的人们，其营养、健康、人力资本、闲暇，在前两个世纪的水平之上整体而言获得了迅猛的提高，尤其在消费社会全面到来以后，阶层之间的区分似乎仅仅存在于消费能力的量的差异上。阶级斗争愈发成为一种不可能，工人阶级也日益成为一种带有怀旧意味的文化名词，几乎难以让人联想到斗争、暴力或者社会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们都在直面这种变化，他们试图以文化革命的形式来重塑阶级斗争的主体，整合革命斗争的队伍。但这已经被证明为一种资本主义时代的浪漫想象，证明者恰恰又是后来的本雅明、阿多诺们，是他们理论中对美学救赎的吁求证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逼近一个悲剧的结尾。情境主义者德波带着浓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印迹，强烈地批判着单向构成的景观社会对主体的销蚀与蒙蔽，但他对一个拨云见日的真实世界的渴望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激情，最终，他只有和后来者鲍德里亚一起臣服于后现代情境中无尽的仿真与类象，主体与革命至此无望地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

　　在这个时刻使马克思主义重燃批判激情与革命希望的是阿尔都塞和福柯。他们用结构主义方法将文、史、哲、艺中的意识形态作为认知和分析的对象，探究了意识形态机制中文艺形式、学术思想与权力格局的复杂的三角关系。尤其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它跳出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分析，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以近代人文科学、癫狂史、性史等为例，深刻揭示了话语的建构功能。探讨了话语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话语理论为种族、性别、生态等多元话语批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直接启发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主张政治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福柯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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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派评论》五十周年

　　作者：康慨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0 年3 月3 日第 4 版

　　英国著名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迎来了创刊 50周年。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

　　刚刚出版的该杂志今年 1/2 月号，以一贯的简朴风格低调纪念，仅刊出首任主编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长篇回顾文章及现任主编之一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的长篇社论，反倒是其他英国左翼媒体，如《新政治家》和《卫报》，不吝溢美之辞。

　　1956 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苏伊士战争和匈牙利事件，及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戏剧化冲击”（霍尔语），直接导致了四年后《新左派评论》的诞生。《新理性主义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份政论杂志的编辑们酝酿合并，以更鲜明的姿态，在冷战的僵局中开辟第三个政治空间，采行第三种政治立场，日后则不断对英国工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消费主义展开持久而尖锐的批判，亦曾在 60 年代成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温床，并对环境问题、电影理论、媒体现象和国家学说等多有关注。此份双月刊据说每期发行量可达 1 万份，虽无任何党派或机构补助，过去五年仍能实现小幅赢利。

　　1960 年初，《新左派评论》创刊号发行，初创时以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强烈关注时事。但两年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发动“宫廷政变”，攫取了杂志大权，引入更为严谨的大陆学术规范并保持至今，使该刊很快成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卫报》，1993 年）。在风格上，它亦以其国际主义视野、超长篇幅的雄文和高度的政治性独树一帜。该刊发表过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左翼作家——如本雅明、拉康、马尔库塞、阿多诺、葛兰西、阿尔都塞、萨特、卢卡奇、詹明信、伊格尔顿、霍布斯鲍姆、巴迪乌、恩岑斯贝格尔和齐泽克等人的文章，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亦曾为其撰文。

　　为什么不应对资本主义妥协

　　霍尔在回顾文章中生动描绘了杂志初创时英国的政治生态，并说人们普遍将“新左派”的定义与 1968 年联系在一起，但对 56 一代而言，68 年已是第二、甚至第三个因素。苏珊•沃特金斯则在本期社论中写道，1990 年代，《新左派评论》经历了国际政治环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全球化和私有化浪潮，弗里德曼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言九鼎，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美国霸权，工人运动式微，社会民主党转向，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但该刊终于站定，在 2000年创刊 40 周年时，安德森以一篇沉重而决绝的社论，重申面对一切统治制度时不妥协的立场。而最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则更让左翼知识阵营坚信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痼疾，并对在一个缺乏政治运动的环境下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前景生出期许。

　　当期杂志还刊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专访。谈及其所著《极端的年代》一书出版之后世界历史的巨变，先生说，20 年来有五大变化，“首先是世界经济中心由北大西洋向南亚和东亚的转移。此变化虽始于（20 世纪）70 和 80 年代的日本，但中国自 90 年代的崛起，才让它出现了实质性的不同。第二个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对此早有预言，只是它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生。第三个是 2001 年后，美国大张旗鼓要独霸世界之举的失败——非常明显的失败。第四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以新阵营面目出现，如金砖四国，在我写《极端的年代》时，这些还不曾发生。第五则是国家权威和以国界为限的民族国家的磨蚀和系统性弱化，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所有有效的国家权威都是如此。对此或许有过预判，但我不曾料到它演变的程度会如此之大。”

　　《卫报》在 2 月 25 日的社论中，赞扬了《新左派评论》一贯的国际主义视野和专业风范，指出该刊长期以来便自立准则，要求编辑部内人人皆须掌握第二门语言，并熟读相关国家的历史。例如，有人被分派学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精于南斯拉夫经济分析；还有人学会汉语普通话。《卫报》特别提到了《新左派评论》近几年来对中国的持续关注，高度赞扬了该刊在这一领域“无与伦比”的贡献。

　　“在一个对左派而言前景如此暗淡的时代里身为左翼，在名流文化中坚持严肃，在快餐时评中坚持深刻，”《卫报》说，“《新左派评论》仍然是一份必需的出版物。”

　　

　　国外学者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作者：杨生平 刘世衡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摘要: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后,西方学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意识形态研究热潮,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本文通过对西方学者主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与疏理,从意识形态概念形式、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以及意识形态与文化等方面总结了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观点。这项工作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发展,还可给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国外学者;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并把它引入西方哲学史,在19世纪马克思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扩展“意识形态”一词的意义。在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人们对“意识形态”研究热情不高,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让它有了广泛的影响。自此以后,围绕意识形态概念的纷争就没有停止过,而国外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更是纷争不断,此起彼伏。由于每个学者的思想及其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总结:

　　一、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总体情况

　　1.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统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在1932年才正式出版,但在此之前,国外学者都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有大量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以后,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但是他们在分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时候,不同的人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不同方面来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据麦克里兰的论述,“在这段期间,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探讨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进展。第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的一般学说,这会使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的等同更为突出”。[1]第二是“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被剥去了否定涵义,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出现了”。[2]即列宁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认为前者是统治的意识形态,后者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第三是“由于革命运动在西方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在诸如葛兰西(Gramsci)和阿尔都塞(Althusser)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意识形态是比迄今可以想见的更为强大而独立的力量的印象逐渐增强,并因此给予了它更多的注意和重视。”这是因为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一些理论家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由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正是如此,而葛兰西更是提出了夺取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主张。正是由于“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到达了另一个高度。”[3]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论述,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谱系。这样,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都或多或或少的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进行了深入梳理,对象包括列宁、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

　　2.国外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统

　　国外学者对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也进行了深入梳理。“一般认为韦伯、杜尔凯姆以及弗洛伊德的思想对后来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很大的影响”[4]。这是因为,“由孔德肇始的实证主义思潮,经过涂尔干(又译作杜尔凯姆—引者注)等人的推动,也已经在思想界拥有一定的影响。受到这一思潮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形成了‘价值中立性’学说,力图消融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内涵。”[5]而所谓价值中立性是指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撇开个人的主观情感和臆想,中止价值判断,本着完全尊重事实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如赖克(Reich)和帕累托就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意识形态现象进行了分析,而“曼海姆则被公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代表人物。

　　对曼海姆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构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6]另外,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继承者盖格尔主张“把意识形态作为认识批判的概念,使之理论化、认识论化,完全脱离阶级和党派的利益。虽然他批判了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他们在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淡化意识形态理论的阶级归属。”[7]

　　二、国外学者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方面

　　1.对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形式的研究

　　由于意识形态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及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也在不断的改写。据此,国外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概念形式或者说模式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8]

　　首先,卡尔•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式(Bewusstseinsformen):一种是走向没落阶级的偏见,即‘意识形态’(Ideologie);另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意识形式,即‘乌托邦’(Utopia)。而他分析的重点在于意识形态,他把意识形态分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他认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多少研究价值,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既有研究的价值,又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加以改造和提高的可能。不但如此,“曼海姆还把意识形态学说的发展史理解为‘特殊的意识形态’逐步融入‘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理解为意识形态本身不断地摆脱党派的政治影响,逐步中立化的过程”[9]这样,“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是使意识形态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10]。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把这两种意识形式仅仅归结为有限的实在知识,并从‘抽象的理智’出发,期待对部分现实有所认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达到一种综合。”[11]

　　其次,莱蒙德•盖斯(Raymond Geuss)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种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入某种价值观来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中性的、客观的描述,不作带有任何主观意向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却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歪曲社会存在,掩蔽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取批评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与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12]如果以盖斯的标准来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显然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列宁则把它变成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正如J.拉雷所说:“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成了关系到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治意识,他特别把探讨的重点放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上。因此,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涵义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的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到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的概念。”[13]而卢卡奇、葛兰西也可以说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无庸置疑,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无疑也是一种批判性意义上或者说否定性的意识形态理论。

　　再次,詹明信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即意识形态是有局限性的意识;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意识形态是物化意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异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可以肯定的说,在他的七种模式中,前三种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模式,而后四种是对经典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这就很好的说明了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自身那里也不是单一、永恒不变的,它是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着,这不仅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证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意义,而且为意识形态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还有其他关于意识形态形式的区分,如齐泽克就认为,根据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史,应把意识形态区分为自在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和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这样三种形态。

　　2.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的研究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从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出发,积极的论证了意识形态与政治(主要是革命)的关系问题。虽然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二者的意识形态理论其实就是意识形态革命理论。“他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意识形态是决定一切的,革命的胜利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拥有成熟的阶级意识、是否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14]这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相继失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都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认为西方工业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疏忽。正如F.哈利戴所说:“柯尔施和葛兰西都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15]对于卢卡奇来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而更是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因此,革命的重点不在于经济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而在于“物化意识”(或者说拜物教意识)的克服和无产阶级“总体性意识”的形成。而对于葛兰西来说,作为意大利人,他的思想深受克罗齐、拉布里奥拉的影响,尤其是后者重视精神、实践的传统对葛兰西的影响很大。正是从西方社会现实出发,葛兰西提出了与列宁不同的领导权理念。首先葛兰西把整个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这样相应的领导权也分政治的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或称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后者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葛兰西探讨全部问题的焦点都在这儿。

　　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虽然法兰克福学派也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但他们是从完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在他们看来,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其制造者们为巩固与扩大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杜撰、虚构出来的,其目的是左右人们的思想,决定社会的生活。统治的形式己由传统的政治经济统治转变为现在的意识形态控制,意识形态己经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力量。因此,“人的解放”过程主要就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揭露与批判,以瓦解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思潮,这股思潮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特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此思潮的代表人物是一些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爱德华•希尔斯、李普塞特和贝尔等。雷蒙•阿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以“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作为其最后一章的标题。此后,雷蒙•阿隆在《阶级斗争》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贝尔在《意识形态终结》中宣称:“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16]由此可见,终结论者之所以对意识形态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乃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无利益冲突的时代,政治诉求已无必要。麦金太尔说:“‘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家们‘未能接受一个至关重要的可选择的可能性,即意识形态的终结绝非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他本身的提出就是得以产生那个时代和地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17]实际上,意识形态的“终结”主要是指传统的意识形态中蕴涵的强烈政治因素已经终结。

　　实际上,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时,都离不开政治或者说权力的问题。因此意识形态中的斗争虽然并不都是权力的斗争,但是决不是和权力斗争无关的。因此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说都关涉到权力与利益冲突的问题。正如伊格尔顿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是利益斗争和权力斗争的产物。

　　3.对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关系的研究

　　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西方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包括许多具体的形式,如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科学是意识形态。显然,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科学是被排除在意识形态概念的范围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换言之,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把自然科学作为具体的意识形态形式。这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以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自然科学则是以客观地、正确地反映自然界为其特征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8]但是,到了列宁那里一般不谈虚假意识的问题,而是认为,意识形态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不是虚假意识,而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体。正如列宁所说:“一句话,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19]

　　总之,国外学者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有以下两个观点:一是对此问题的否定回答。可以说,在意识形态史上,除法兰克福学派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把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基本出发点。实证主义学派就主张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孔德不仅反对宗教神学,而且反对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认为人类智力发展的前两个阶段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虚假的,而第三阶段即科学才是实证的。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也明确区分了科学与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20]

　　二是对此问题的肯定回答。在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就认为,技术的合理性是意识形态的内核。他说:“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社会是比以前的文化更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在今天,意识形态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这一见解以富于刺激的形式揭示了普遍的技术的合理性的政治方面。”[21]可见,在这里马尔库塞所要强调的是,“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变为政治的合理性。”[22]言下之意,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具有一种以自身为基础和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可以说,技术的合理性成了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真正的灵魂。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这一思想,他在纪念马尔库塞七十诞辰的时候发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文章中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就是,科学技术不仅成了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4.对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关系的研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泛理性主义倾向的反拨,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思潮开始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两位哲学家从新的角度出发反省并批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深受这一思潮影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了以无意识理论作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学,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批判性解释,从而开辟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差异的另一种解释社会生活的理论。如果说,马克思重视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层面上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弗洛伊德重视的则是无意识和性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23]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还是有人认为,弗洛伊德的《文化中的不满》这部著作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即相对于理性来说,而弗洛伊德更多的是强调本能、无意识的作用。他说,“本能的升华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种升华使更高的心理活动,即科学的、艺术的或意识形态的活动成为可能,它在文明的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4]这正如I.H.柯亨所指出的那样,“运用心理分析的理论,意识形态和意识能够从人的原初的本能的倾向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理解。”[25]可见,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叔本华所开创的唯意志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对意识形态学说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有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尝试,其首倡者是奥地利的赖希,步其后尘者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这种嫁结一个突出方面是试图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26]赖希通过改造弗洛伊德性格理论提出“社会性格”概念,并以此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纽带。他认为,一旦了解了人的性格结构的形成过程,也就理解了经济发展过程如何转化为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具有相对独立性。弗洛姆认为,虽然思想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但经济基础并不直接产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直接反映经济基础,二者必须借助于“社会性格”[27]这一纽带。所谓“社会性格”,是指在一个特定文化时期内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而马尔库塞试图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并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结合在一起,论证建立一种无压抑的文明社会的可能性。他从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中提炼出“爱欲”作为人的本质,并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解放实际上就的人的爱欲的解放。[28]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拉康提出“回归弗洛伊德”的口号,学者们又看到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结合并以此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希望。可以说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学术界,并成为直接生成后现代思潮消解主体哲学的主要理论资源。尽管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阿尔都塞主要运用拉康早期的有关镜像阶段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人的质询起作用。具体来说,阿尔都塞所做的是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与葛兰西著作中不十分明显的历史主义特征的结合中,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这在他著名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国家机器》以及专著《保卫马克思》的片断中可以找到踪迹。[29]如果说阿尔都塞主要是用拉康早期的理论来发展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话,那么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则主要运用了拉康后期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他的理论是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与阿尔都塞不同的是,齐泽克并不准备用精神分析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不足,而是重新强调社会对抗(阶级斗争)的不可消除性。

　　5.对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如果说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意识形态与政治(主要是革命)的关系时,是从文化视角来展开的话,那么对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称大众文化为“文化工业”。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并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化,相反,它是在“民主”掩盖下,受商品社会操作的产物,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纵。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文化视域,其主要指向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对大众意识的控制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阐述及批判,揭示出文化工业是文化与政治、经济融为一体的产物,导致了人的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卢卡奇“物化意识”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证明了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并且以更隐蔽、更欺骗的方式存在着,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指导,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它行事。

　　更有甚者,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进一步把人类的文学现象理解为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导权无关,而是人类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的理解;意识形态是用来解决社会生活中心理上的紧张的。格尔茨认为,“无论意识形态还会是别的什么————莫名恐惧的投射、别有用心的伪装、集体团结的假情表达————它们最明显的都是成问题的社会现实的地图及产生集体良心的母体。”[30]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认真研究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还有詹明信和伊格尔顿。可以认为,詹明信的“认知测绘”是他从文化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初步尝试。对詹明信来说,现实主义的文化是一种祛魅文化,而现代主义的文化看起来与现实无关,但是文化却是个人所构筑的内在的神秘世界。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文化不仅与现实世界脱离开来,而且同意义世界分离开来,文化符号更加抽象,成为一种符号堆积;简单的符号堆积不表达任何意义,也不试图表达任何意义。所以对他来说,文化现象就是被思想体系中介了的意识形态。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詹明信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以文化为视角的。这是因为对詹明信来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由生产方式构成的结构,这个结构中包含了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生产力等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的层面是半自主的,它们都是生产方式的一种表现。由于它们都是生产方式的表现,于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同构的。这些不同层面之间的同构性,使得借助于其他层面的东西来分析文化现象成为可能。这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来分析文化,我们也可以借助于文化来分析意识形态。那么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意识形态就完全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解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分析,而是新的意识形态的解读方法。詹明信把这种解读方法称为“认知测绘”。他说:“‘认知测绘’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31]

　　与詹明信一样,伊格尔顿也认为文化是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范畴。在伊格尔顿心目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概念。表面上看,它无关乎真假,也无关乎利益;但从深层次看,它不仅关乎真假,而且关乎利益,因而成为伊格尔顿进行文化分析的重要工具。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范畴一如既往地是利益、价值和政治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依他之见,文化批评既不是纯客观的事实判断,也不是纯主观的评价,文化批评是由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并与社会利益和社会权力密切相关的价值判断。这样看来,他在对文学现象进行审美价值分析时,无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权力话语。可见,他将意识形态研究置于文化的视域之中,又进一步揭示文化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本质。即在他的文学批评背后,我们看见的是伊格尔顿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坚持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寻找意识形态的源头,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恢复并增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理所当然,意识形态作为他文化政治学的核心范畴,也就成了他据以对抗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坚固基石。

　　当然,意识形态的研究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除了政治、科学、文化、社会心理外,还包括经济、语言、思想教育、存在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价值等内容。限于篇幅,本文只是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方面加以论述,以试图总括出国外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全貌。总之,国外学者对这些方面的探索,既有其局限性,但也不泛真知灼见。不管怎样,这些资料都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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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 [M] .孔兆政,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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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50.

　　[7]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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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H. Marcuse: One-DimensionalMan, Boston : Beasom Press,1964, p.ⅩⅥ.

　　[2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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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庄福龄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327﹒

　　[27]弗洛姆说:“我所说的社会性格指的是同一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不同于个人性格,因为即使属于同文化的人,个人的性格也是彼此不同的。”(见E. Fromm: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62, p. 78. )

　　[28]庄福龄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27-328﹒

　　[29][英]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兴衰[J].齐泽克,编.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00.

　　[3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263.

　　[31][美]詹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47.

　　

　　

　　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

　　作者： 衣俊卿 来源：《求是学刊》2010年第1期

　　摘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国家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历史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7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稳定的学术学派存在，具体地说，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体融入到西方学术界，但其学术创作仍然有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烙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70年代后欧美新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格局，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在于：（1）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2）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命运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3）对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

　　关键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理论特征

　　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要看到的是，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

　　实际上，严格说来，我国学术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时间并不短，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甚至更长时间），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已经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推出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没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突出表现为：研究主要集中于赫勒、科西克等几人身上，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都不为人们所知；而且，即使涉及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科西克、赫勒等人的作品翻译和理论研究也相对比较零散，人们常常把这些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而没有从总体上将之自觉地定位于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涉及代表人物众多，分属不同国别，受语言等因素限制，人们很难从总体上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和基本定位。应当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越来越多地直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不仅他们的早期著作陆续翻译成各种文字，而且他们80年代以后的著作大多数是直接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发表的，并且在国际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已经到了系统地、总体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即推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自觉的时候了。而为了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自觉，首先需要围绕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划界和理论定位作一点基础性探讨。

　　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划界，一是要基本厘清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下，应当包括哪些国别的哪些理论流派或理论家；二是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中，确定其基本的位置。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十分复杂。从60年代起，弗洛姆开始关注南斯拉夫实践派等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起，西方一些研究者分别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笔者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不是用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是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 1923—）、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 1931—）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 Heller 1929—）、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rgy Markus 1934—）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ak Kolakowski 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一些理论家，例如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安德拉斯•赫格居什（Andras Hegedüs），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日沃基奇（Miladin ?ivoti?）、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达迪奇（Ljubomir Tadi?）、波什尼亚克（Branko Bosnjak）、苏佩克（Rudi Supek）、格尔里奇（Danko Grli?）、苏特里奇（Vanja Sutli?）等，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但是，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我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作上述基本划界，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从基本的理论取向上看，尽管人们在讨论20世纪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时，常常不加严格限定地用“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泛指各种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思潮，但是，就大多数情形而言，“新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其比较清晰的界限的。严格说来，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同时，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在这四个国家中产生，并非偶然的事情。1948—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曲折艰巨的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尽管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PRAXIS）杂志和科尔丘夏令学园（Kor?ulavska ljetnja ?kola）。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仅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了基本的划界，而且也间接地揭示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历史方位，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我们上面所探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是不能划归“新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它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围和理论方位的分析，我们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定位于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之一，但是，这些分析还主要是外在的，要真正确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或历史地位，还需要对其理论的特色或独创性作一些分析和揭示。这是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笔者发现，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倾向于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的分析，需要先从历史发展线索入手。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稍加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如果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接受另外两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单向影响，那么它当然很难确立起自己的独特理论地位。但是，事实上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

　　就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时期而言，他们的确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丘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些活动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收录了30多篇论文，其中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歌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同时收录了科西克、沙夫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论文，特别收录了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Danilo Pejovi?）、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6名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 同一年，弗洛姆还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等继续留在本国的学者，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60—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语言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同时，他们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于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其中，赫勒尤其活跃，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不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 Prize）。我们发现，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论述只是用简单枚举法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作了掠影式的扫描，我们还应当从总体上揭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点，以便全面把握其理论地位。这种揭示和把握的基础应当是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历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笔者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了。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20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学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1］（Px）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2］（P19）。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在90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反思、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道德伦理重建、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才能达到。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更为详细地具体展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独特的理论建树，当然，我们也没有具体揭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理论差异、理论分歧，以及他们的理论局限，甚至是理论失误。但是，通过上述简要的概览，已经不难看出，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无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释及其丰富性的深入理解，还是对20世纪社会批判理论视野的全方位把握，缺少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了解，都将存在一个很大的理论盲点，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背景同东欧社会历史进程的特殊关联性，这种理论盲区和缺陷就会显得更大、更严重。

　　参 考 文 献

　　［1］AGNES HELLER．Everyday Lif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

　　［2］PREDRAG VRANICKI．Socijalisti?ka revolucija——O ?emu je rije??［J］．Kulturni radnik，No．1，1987．

　　

　　西方学界关于巴迪乌思想研究综述

　　作者：吕清平蔡大平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

　　当谈起当代法国哲学时,我们通常会想起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思想大师。然而,随着福柯、德里达等的相继去世,法国的巴里巴尔、让-吕克•南希、洪席耶等一批新人出现在世界学术舞台前沿,其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就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 1937-)。巴迪乌是法国后结构主义之后,挽救哲学及左翼政治的原创性思想家。与德里达、德勒兹、福柯等在年轻时期就在世界范围声名显赫相比,巴迪乌可说是大器晚成,在其著作《存在与事件》发表十年之后才开始受到法国人的关注,而取得世界性声誉更是21世纪初的事情。尽管如此,无论在法国还是英美世界,巴迪乌都成为继齐泽克之后炙手可热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存在与事件》发表之后,他出版了大量著作,广泛涉及本体论、数学、美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性别政治,逐渐在各领域产生影响。

　　当然,巴迪乌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贡献是巴迪乌通过两次根本性转变寻找左翼政治的可能性,一次是通过毛主义而摆脱阿尔都塞无主体过程的非政治性悖论,进而把政治学奠基于拉康式的主体理论视域中;另一次是通过数学转向而摆脱毛主义所具有的不计后果的政治性。因此,巴迪乌既坚持左翼革命政治的可能性,又在西方左翼理论中保持了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沉着。这既是巴迪乌对左翼理论界作出的独特贡献,又是巴迪乌在理论上不随波逐流,勇于坚持信仰的体现。第二个贡献是巴迪乌以数学和诗为手段,以复兴真理为目标拯救摇摇欲坠的哲学,进而以一种冷静的眼光对当代的一些重大理论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通过对《存在与时间》及其相关文本的研究,揭示出海德格尔哲学及其延伸出来的当代解释学、当代分析哲学和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在对当代社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的误判,凸显出柏拉图所开创的数学转向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巴迪乌告诉我们,后现代只是哲学家们误判时代特征的结果,我们仍然处于现代性的范围内,无论是哲学还是政治在当代尚未终结,并且永远不会终结。

　　巴迪乌的事件哲学既是当代西方左翼理论建设性转向的标志,又是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终结、“(科学)思想”转向开始的标志,它是巴迪乌对思想史的核心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个标志性贡献,它在当今的学术界饱受争议。总体说来,国外学术界对它的内涵及其思想史地位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巴迪乌事件哲学的思想史定位

　　齐泽克把巴迪乌的事件哲学置于阿尔都塞和拉康传统中,认为巴迪乌关于存在与事件、知识与真理的区分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区分的翻版,而巴迪乌的主体理论是拉康主体理论的转换。①巴迪乌在英文传记中回忆说,自己的事件哲学深受萨特、阿尔都塞和拉康的影响,萨特存在即行动的主旨、阿尔都塞哲学划界的思想和拉康主体理论的公式化和形式化是自己总体哲学框架形成的三架马车。②从这点看来,齐泽克从阿尔都塞和拉康传统入手来理解巴迪乌事件哲学的确有很大的优点。不过,齐泽克把巴迪乌事件哲学拉康化,把巴迪乌事件哲学的核心解读为获得一种从计算为一的国家状态中减出来的缺乏任何差异的政治性剩余的这种做法,虽然看到了巴迪乌事件哲学与拉康之间的承袭关系,但解读得过头了,以至于把巴迪乌变成了拉康。齐泽克认为,巴迪乌与拉康只是在主体理论问题上才存在区别,而在真理、事件观念上,与拉康几乎没什么区别。③因此,与拉康相比,巴迪乌最核心的理论贡献就是在阿尔都塞之后以某种特殊方式复兴了笛卡尔式的主体。这显然是对巴迪乌哲学的误解,因为从整体构架看,巴迪乌的事件哲学与心理分析学是不同的。与齐泽克不同,让-吕克•南希把巴迪乌的事件哲学与海德格尔和萨特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列维纳斯现象学与基础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巴迪乌的事件哲学深受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影响,《存在与事件》的一个核心构架就是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康托尔集合理论转换。但这种转换在哲学方向上不是无关痛痒的,它是哲学在20世纪末由语言学向“思想”转向的巨变。所以,南希以这种类比揭示了巴迪乌事件哲学的贡献是不恰当的,因为巴迪乌的事件哲学对基础本体论所具有的诗性语言特征、非理性特征进行了颠覆性批判,它的核心特征是返回柏拉图。而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的批判是他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后现代性置换,其核心特征是确立一种犹太教式的新海德格尔哲学。当然,让-吕克•南希正确地指出了巴迪乌事件哲学的突出贡献,即哲学不再作为科学之王,不再缝合于某一条件,它与真理程序之间处于历史性变动关系中。④

　　巴里巴尔把巴迪乌事件哲学置于法国“真理史观”的背景中加以理解,认为巴迪乌在真理观上的核心贡献不仅使数学化的真理与其条件关联起来,而且返回到真理的普遍性观念。使真理数学化,返回真理的普遍性是巴迪乌《存在与事件》一书的核心内容,它是以返回柏拉图的姿态实现此目标的,以便使真理本身成为“思想”范围内的事情。这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逻辑—现象学和逻辑—认识论探讨的真理完全不同,在德里达眼中,真理是一种超验现象,它处在理念的时间化和意义的弥散化运动中,并且在起源处嵌入逃脱了控制的差异的空隙;而在继承了法国科学认识论传统的康吉扬(Canguilhem)眼中,真理不仅包含着其对立面(错误),而且它的标准植根于批判人类学;在福柯那里,真理是在反抗和统治之间的差异关系中构成的。这些真理是一种逃脱了“思想”控制的东西,是一种碎片化的、没有普遍性特征的相对的东西。⑤这种观点在彼得•霍尔沃德的《巴迪乌:臣服于真理》一书中体现了出来,他认为,巴迪乌事件哲学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对真理严格性和普遍性的重新肯定,在于把真理从解释或判断中解放出来。⑥

　　尼克•胡列特把巴迪乌事件哲学定位于法国“人的解放”的思想政治传统(即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传统)中,认为巴迪乌事件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于复兴了解放传统。⑦巴迪乌的《存在与事件》写作于法国自由主义盛行时期,自由主义倡导政治斗争、反抗,力主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这种政治逻辑广受法国人欢迎,许多原来的左翼思想家纷纷倒戈,攻击左翼理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巴迪乌要做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左翼政治的可能性。在哲学上,巴迪乌事件哲学以事件为核心概念,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的可能性,它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解放。当然,巴迪乌事件哲学的解放内涵是与返回数学本体论关联在一起的,它只有与存在、主体和事件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理解。与毛主义时期相比,事件哲学的解放内涵不再局限于在意识形态中导出主体范畴。当代许多左翼把“思想”等同于技术、管理控制,并倡导一种碎片化、局部性反抗的解放理论,事件哲学的解放内涵是一种肯定“思想”创造性前提下肯定人类文明进步并倡导一种集体反抗的东西。因此,胡列特说巴迪乌事件哲学复兴了法国的解放传统,对全球范围内左翼理论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评价是正确的。不过,他没有看到巴迪乌事件哲学解放内涵与当代左翼理论的巨大异质性。

　　与上述学者不同,加布里埃尔•列拉和彼得•霍尔沃德对巴迪乌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列拉认为,巴迪乌的事件哲学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谈论政治创新的条件、哲学的可能性、性别差异的伦理学和主体的形成等问题。⑧正因为如此,霍尔沃德断言,巴迪乌的事件哲学与当代主流哲学不同,它在本体论上拒斥对存在的统一性理解,主张存在的多样性;主张返回柏拉图以拒斥现代诡辩论者;主张激进普遍主义但又远离康德和任何超验传统,使巴迪乌以科学理性形式反对哲学在语言学或相对主义方面的转向;主张回到主体以便与阿尔都塞以及科学经验主义观念断裂。当然,巴迪乌的事件哲学也拒斥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以文化批判为核心的伦理学,拒斥列维纳斯的差异伦理学。⑨

　　二、巴迪乌事件哲学的起源

　　博斯特尔斯认为,巴迪乌事件哲学不仅深受法国68年事件的影响,而且继承了毛主义、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的心理分析学的因素。⑩巴迪乌在《存在与事件》中坦承,自己的事件哲学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分析哲学的数学—逻辑传统和后笛卡尔的主体理论,特别是拉康的主体理论,但又超越了它们。与此不同,让—米歇尔•拉巴泰(Jean-Michel Rabate)把巴迪乌事件哲学中事件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追溯至贝克特《瓦特》中的法则和偶然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把巴迪乌事件哲学的真理观追溯至贝克特关于法则场所问题中遇到的不可命名性,因此,巴迪乌事件哲学深受萨德美学和康德伦理学的影响。【11】

　　扎卡里•卢克•弗雷泽(Zachary LukeFraser)认为,巴迪乌事件哲学萌芽于《模式的观念》。巴迪乌的理论起步是阿尔都塞。20世纪60年代,《模式的观念》是巴迪乌参加阿尔都塞主持的“保卫科学家”哲学课程而形成的发言稿,《存在与事件》中以形式化范畴思考新事物出现的主旨最初就萌芽于此文。在《存在与事件》中,事件得以成立的根据是新事物从旧事物中减除的真理程序,而在《模式的观念》中,作为“前—事件”的“认识论断裂”是指意识形态通过数学化而去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数学化转变为《存在与事件》中的“减法”;《存在与事件》中的“零”观念就是《模式的观念》中的“真”概念的转化形式,而真的“重铸行动”转化为《存在与事件》中的“力量”观念;数学是存在作为存在的科学,这种哲学理念由巴迪乌最初于1984年在与利奥塔的一个访谈中提出,成熟于《存在和事件》,但它可回溯至巴迪乌的《模式的观念》。【12】不过,扎卡里•卢克•弗雷泽没有注意到,《模式的观念》在整体构架上对《存在与事件》的影响是其哲学划界。

　　三、巴迪乌事件哲学的内涵

　　在事件哲学中,本体论与主体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归结为以下几种:首先,博斯特尔斯认为正确理解巴迪乌事件哲学的首要前提是理解本体论与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要么只从本体论途径,要么只从主体理论途径进入巴迪乌哲学,因而把巴迪乌事件哲学关于存在与事件的区分理解为康德式的现象和本体之间的区分,这是对巴迪乌事件哲学的康德式理解。【13】巴迪乌事件哲学要从本体论与主体理论之间的关联进行理解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巴迪乌事件哲学中是一种辩证关系。倒不如说,巴迪乌事件哲学解决了后结构主义在本体论与主体理论关系问题上的理论逻辑短路。其次,奥利弗•费尔萨姆(OliverFeltham)和贾斯汀•克莱门斯(Justin Clemens)把巴迪乌事件哲学的核心问题锁定为协调现代本体论与主体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后结构主义逻辑框架中,一般本体论和主体理论、主体与一般存在处于同一层次上。因此,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取消了行动主体,在政治上,后结构主义取消了独立理性行动的可能性,最后滑入了非政治主义的反讽中。【14】巴迪乌在《存在与事件》第一卷中不把二者混同,而是承认主体存在与一般本体存在之间的区别和张力。当然,主体存在不是指主体以一种独立方式创造一个行动,而是指主体通过改变情境的独立行动。它不仅与事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事件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因而,主体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主体化过程。所以,与后结构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巴迪乌事件哲学解决了后结构主义的非政治性悖论。

　　山姆•吉莱斯皮(Sam Gillespie)把巴迪乌事件哲学价值目标定位在“新事物”是什么及如何出现的问题上。追求“新事物”是20世纪哲学的价值目标。对齐泽克来说,“新事物”就是“真”;对德勒兹来说,新事物就是事实。与德勒兹的“新事物”在重复过去整体的基础上形成不同,巴迪乌的新事物概念是一种与过去的东西的完全断裂。在《存在与事件》中,新事物通过事件出现,它使任何给定情境中的连续性产生断裂,并且使身处其中的各种情境根本上被重构。与德勒兹相比,巴迪乌的新事物概念的特性是:德勒兹的新事物和事件是世界中的现象,而巴迪乌的事件和新事物可实现与世界的断裂。【15】由此,德勒兹和巴迪乌的哲学完全不同,德勒兹的哲学是一种创造性观念,而巴迪乌的哲学什么也不创造。在凸显自己事件哲学的特殊性上,巴迪乌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德勒兹。贾森•巴克和霍尔沃德都把巴迪乌事件哲学最基本的内涵界定为有关真理的激进话语。巴迪乌事件哲学激进内涵最大的特征是把形式性的、公式性的、平等的思想观念与激进的变革理论联系起来,以便既坚持柏拉图式的革新(即坚持真理的普遍永恒性),又坚持萨特式的革新(坚持主体介入)。但又与萨特和柏拉图不同,巴迪乌激进的真理观实现了与现状的彻底决裂,通过主体实现了对情境的彻底改造。【16】因此,它既克服了萨特存在哲学的虚无主义和诗性倾向,又克服了柏拉图理念哲学的与世无争的倾向。不过,巴迪乌事件哲学的这种重要的左翼立场只是在霍尔沃德的一篇文章中体现了出来,在《巴迪乌:臣服于真理》中,左翼立场在文本中被消解了。贾森•巴克虽然指出了巴迪乌事件哲学的核心,但《巴迪乌:批判性引论》只是对巴迪乌学术思想的传记性评述。【17】

　　洛伦佐•基耶萨(Lorenzo Chiesa)、费尔萨姆和克莱门斯认为,巴迪乌事件哲学本体论维度是在吸收拉康主体理论之“真”基础上形成的。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乌继承了海德格尔本体论差异观念以及维特根斯坦的情境观念,并消解了其中所具有的统一性之原初性,使统一性成为不再是存在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一的结果,巴迪乌的存在概念是一种作为一的、非连续的多。【18】因此,巴迪乌事件哲学的本体论既受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又深受拉康主体理论的影响。【19】与他们不同的是,诺曼•毛道拉斯(NormanMadarasz)把巴迪乌事件哲学本体论的集合理论内涵揭示了出来。【20】当然,巴迪乌事件哲学本体论之集合理论特征使巴迪乌的本体论区别于德勒兹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即本体论不再是诗性的或事实性的。

　　齐泽克、拉克劳、墨菲和西蒙•克里齐利(Smi on Critchley)认为,巴迪乌的事件哲学具有浓厚的政治学英雄主义特征,具有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21】在博斯特尔斯对巴迪乌事件哲学有关问题的采访中,巴迪乌认为,自己的事件哲学既是要终结政治学中的英雄主义,又是要终结哲学的终结,以便重启解放政治。这种解放政治倡导民主和平等。【22】这种观点对巴迪乌思想存在极大的误解,从巴迪乌在本体论上解构了“一”和任何“总体性”范畴、提倡一种数学化的“多”而言,巴迪乌哲学本身已经消除了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的可能性,消除了政治学英雄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巴迪乌事件哲学是一种独特的思想,西方学界对它存在诸多误解,处于“熟知但非真知”阶段,而中国学界至今对它还很陌生。

　　注释

　　①齐泽克:《敏感的主体》,应齐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第182-184页。

　　②AlainBadiou,“Philosophy asTheBibliography”,http: //profilemyspace•com•

　　③④⑤【13】【16】PeterHallward, ed•,Think again: Alain Badiou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4,p•166,pp•40-41,p•25,p•26,p•29•

　　⑥⑨PeterHallward,Badiou:A Subject to Truth,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2003,p•xxxii,i pp•xxii-xxiii•

　　⑦Nick Hewlet,tBadiou,Balibar,Rancière:Rethinking Emancipa-tion,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Group,2007,pp•1-2•

　　⑧⑩【11】【20】【21】【22】GabrielRiera ed•,Philosophy and ItsConditions,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14-15, p•18,pp•14-15,p•14,p•18,p•18•

　　【12】Alain Badiou,The Concept ofModel,trans•Zachary Luke Fraserand Tzuchien Tho,Melbourne,2007,p•xv,i,p•xxiv,p•xxxviii•

　　【14】【18】Alain Badiou,InfiniteThought:Truth and the Return to Phi-losophy,trans•Justin Clemens andOliverFeltham,London,Con-tinuum,2003,pp•3-4,pp•11-12•

　　【15】Sam Gillespie, The Mathematics of Novelty: Badiou sminimalistmetaphysics,Melbourne,2008,pp•7-9•

　　【17】Jason Barker,AlainBadiou: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Plu-to Press,2002,p•1•

　　【19】PaulAshton,A•J•Bartlettand JustinClemens, ed•,ThePraxisofAlain Bdiou,Melbourne,2006,pp•147-149•

　　

　　

　　“后危机”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趋向与未来

　　作者：李 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5期

　　［内容提要］ “后危机”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在国际范围的新生存格局中展现出在金融、政府政治、政党、社会制度和文化等领域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未来潜在走向的基本可能的估计，有助于研究“后危机”时代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 复兴运动

　　“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出现复兴迹象。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激化了西方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配与消费、劳资关系、民族宗教等领域的深层矛盾，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马克思的经典原著中去。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来势凶猛。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在最近也作出了“未来世界七大意外”的预言，其中第七个即“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①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则试图倡导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人们联合起来。西方世界正又一次面临向左和向右的历史关口。

　　一、“后危机”时代的生存格局

　　“后危机”时代的生存格局是重新理解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在这个生动的历史实践中展开的人的生存状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对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某种新的预期。马克思主义在“后危机”时代的复兴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全球范围的金融、政治、文化等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在“后危机”时代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会逐步提高。

　　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其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散和渗透，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巨变，美国的地位正逐渐削弱，世界金融版图也将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不少专业人士认为，新兴国家今后的金融体系发展趋势可能更加向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靠拢。“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格局具有两个重要共识:一是金融危机过去后，经济复苏缓慢，各国将谋求削减赤字;二是形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危机是否已经过去。某种程度上看，纽约金融市场依托的更多的是近年来发展缓慢的美国国内经济，而伦敦依托的则是蓬勃的全球经济，尤其是以中国、俄罗斯、印度、拉丁美洲、海湾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力量。

　　第二，国家主义不会在“后危机”时代彻底取代新自由主义，但政府与市场之间将会出现重新妥协的局面。

　　这种金融格局直接影响到 2009 年 4 月初的G20 伦敦峰会。 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断言，强调监管与协作的“伦敦共识”将会取代“华盛顿共识”。实际上，作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政府与市场皆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度强调某一种手段都可能会遭遇“失灵”的困境。如果陷入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缺乏对于市场机制的约束和监管，其所带来的危害可能会更加剧烈。

　　2009 年 9 月，金融峰会在美国匹兹堡召开。会议认为，改善金融市场是避免危机重演的根本，呼吁 20 国集团尽快履行其在伦敦金融峰会上作出的相关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和监管机构加强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提高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堵塞存在的漏洞，重组银行结构，确保经济增长和信贷流动的恢复。

　　第三，“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更加推崇建设具有本国特色或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欧洲主流社会民主党的向右渐转，给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留下了一块真空。此外，对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复兴也催生着一股力量来填补此真空。一方面，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更加重视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国外共产党在后危机时代的重大思想变化与进步。苏东剧变时，西方人认为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度陷入沉寂，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新帝国主义陷入困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很多问题也暴露出来。德国所作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前东德人都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超过 40% 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这种状况的出现，促使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左翼组织重新回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推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行动。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全球化在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会有所调整，这也会促进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六大新动向

　　伴随着 2008 年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讨论日益激烈。21 世纪的人们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仰破灭—信仰再建的过程，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将会是人们更加理性的、自觉的选择。世界变得更加富裕，但同时也有着更多的灾难，例如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它们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面对这次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危机，就绕不开马克思主义，绕不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经济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它预示着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开端。

　　孤立地看一次危机是不明智的，要站在更高的视点连贯地、综合地看。“后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特指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从广义上针对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衰落而言的复兴趋势;第二层是指作为因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带有强烈的社会运动特征，国外共产党与新左翼只有通过各自政党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才能重新崛起。

　　美国学者赫伯特•基茨凯尔特 ( Herbert Kitschelt) 在 1989 年出版的《政党形成的逻辑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运动型政党概念。他在 2006 年发表的《运动型政党》一文中，对运动型政党的特征、产生原因及向其他政党转化的可能进行了具体论述。社会运动是走“议会道路”的左派政党重要的支持力量，往往共同关注某些问题，看法接近，在开展活动中相互支持，结成联盟。尽管如此，社会运动仍然基本保持体制外抗争的基本特征，斗争方式限于游行、抵制等，而不主张通过建立政党赢取国家政权。在“后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带动下，国外共产党、左派组织及社会力量呈现出社会运动与政党结合的趋势，即普遍重视并采用允许大众参与、决策的民主机制，以此进行组织并开展活动。动员公众开展大规模行动，反对特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就自己所属群体的核心利益提出要求，向政权机构表明他们对政治和民主的新的理解，或者就国家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原则和设想。

　　第二，以欧洲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带动左翼崛起，并且运动的发展由非主流意识形态推动逐步转变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联合推动。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危机，就绕不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数百万民众参与了大规模反资本主义的示威游行，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捧起了《资本论》。英国的 E. 豪伯斯本和法国的J. 阿塔利等都明确表示人们在重新回归马克思，因为人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才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豪伯斯本在最近的一次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学术界也在研究和探讨“资本主义是否走到了尽头”的问题，法国政界、学术界等一批知名人士参与了讨论，其中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在德国，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52% 的原东德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3% 的人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②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中，各种资本主义反对党、共产党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加强协作，凝聚政治党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劳动层面的民众力量，逐步推进左翼对右翼的替代。以学院派知识分子讨论为先锋的运动逐步转变为西方媒体积极涉足的社会运动。这种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国外共产党等左翼力量进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良性发展阶段。它代表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将有机会在更富原则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这是全盛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主义党都没能做到的。如果社会运动不是想方设法去发动群众力量，而是选择加入选举竞技场的荆棘之路，那么，即便是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这条道路也根本不可能有所收获。

　　第四，探讨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当前世界时所具有的可能性及其挑战，使“后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具开放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更多地展开方法论创新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展了一个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能够理解和改变世界的分析架构和方法论，只有当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具体的实际情况，吸收新经验，并容纳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见解之时，其分析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才会揭示其全面的潜力。例如，研究并探讨一些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遗产和当代意义，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和新形态问题。研究组织问题和日常生活的形式之间的主要文化矛盾是什么;研究阶级斗争的实质和特性是什么;研究与霸权相关的消费主义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等。

　　第五，“后危机”时代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新关注以及对《资本论》的研究成为一大特色;并且，逐步由对《资本论》中商品理论的研究转为更多关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整体机制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态研究。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转向了《资本论》，因此对《资本论》的阅读和理解是从微观层面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素。《资本论》全球销量的飙升、D. 哈维组织的《资本论》在线阅读激起了普通读者的强烈兴趣，这一切都说明了西方左翼试图在一个更为宽广和整体性的视域基础上“保卫”马克思的深刻意图。西方政治家们也试图通过研读《资本论》，找到破解劳资矛盾的灵丹妙药和挽救资本主义于病榻的治世良方。危机状态下西方社会的这种奇特图景，体现了“后危机”时代关注人类整体生存状态发展的趋势。

　　第六，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更具行动力和实践性，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发挥马克思主义实践创造历史的潜能。

　　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并不是理论家的呓语。“后危机”时代，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西方，而是西方越来越多的觉悟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英国有“马克思主义节”与“《历史唯物主义》年会”，致力于研究世界局势与新左派的现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拯救、乌托邦和社会反抗等;法国有三年一度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持续性地关注文化、法律、生态、经济、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学等问题;其他诸如国际左翼论坛和世界论坛等，都倾向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如 D. 哈维、C. 哈曼、T. 伊格尔顿、T. 阿里、A. 卡利尼柯斯、S. 齐泽克等，也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始终坚持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理念，即便是带有人的面孔的资本主义也必须被超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等东西，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使更多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民主社会。并且，我们所追求的这种超越并非抽象的西方哲学理论推演，而是更具行动力和现实性的实践，例如关注生态问题、普遍的贫困问题、贫民窟、战争、非正义等。

　　三、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走向何方?

　　当下最根本的问题是，激进左翼的序幕是由改良主义拉开的，当接近它的人群有着改良主义的背景，它又如何能够避免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的老路?

　　总体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要走出艰难处境，一方面是要明确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新左翼党的特性是什么，与中、右翼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他们的中长期定位是什么，在各种选举中应该联合谁或与谁结盟，才能获得更大胜利;另一方面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强势的新自由主义和中、左翼主流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找好自己明确的政治定位，努力把自己与新社会运动所代表的新兴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争取在左翼运动中的领导权，重新获得西方大众的支持，形成新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否则，各种左翼力量转向右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有以下几种潜在可能:

　　第一，欧洲向左转或向右转的力量会依然胶着难辨，这需要左翼力量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准备和勇气。

　　全球金融危机威胁后的总体形势，并不一定必然让左翼力量凝聚壮大。整个欧洲到底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目前为止，情况还不明朗，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让右派保守主义势力在左翼政治力量仍然分散薄弱的情况下乘虚而入，集体向中间派靠拢。2009 年 6 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就是明显例证。选举结果是:由欧盟各国右翼党派组成的欧洲人民党团再次成为最大赢家。打着改良派外衣的社会民主派政党，在选举中被选民唾弃。而中、左保守派在竞选中甚至使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右翼政党得票率增加。在金融危机加剧的时刻，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极右政治势力趁势崛起，迷惑并分裂劳动群众，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敲响了警钟。

　　前工人政党演化而来的“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在本次大选中遭受挫败是因为，事实上，新左翼所实行的政策并没有明确地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在形式上也没有明确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正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欧洲社会民主党全面自由主义化，甚至使现纲领路线与右翼日益趋同。③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美国都已经或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欧盟选民普遍对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极为不满。如果政界人士未能抵制保护主义，那么全球滑入经济萧条的可能性将更为严重。近 30 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④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指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 30 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社会民主党稳居西方主流政党地位，总体情况比西方共产党的处境要好。至 2003 年，社会民主党已在 152个国家地区有 156 个成员党。2008 年 6 月，社会党国际在希腊召开 23 大，也表达了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向左转的意向。向左转及其新的政治阵营将恢复左派计划中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努力提供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方案。因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必须在政党纲领、争取斗争领导权和动员民众方面多下功夫，例如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工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等，从而使人们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不一样的新欧洲。

　　第二，新欧洲模式。

　　这种新欧洲模式是借鉴北欧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新欧洲模式，它吸收中国在近些年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借鉴正在逐渐被广泛认同的中国模式。

　　以英国为代表，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的修修补补完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某种政治整合，获得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这恰恰非常符合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之为资本主义成功之动力源的“创造性破坏”。在此基础上，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希望有一个督导小组来监控全球 30 个最大的金融机构，“现在的市场已经是全球金融市场，但我们只有各国和区域性的管制和监督。必须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适应现代世界”。路透社的评论也认为，21 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在需要“大修”，包括在金融体系、政府角色、社会公平等方面都有可能催生改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传统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逐步解体，而逐步形成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反资本主义、文化上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左派的深刻原因。

　　总的来说，展望“后危机”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未来，尽管可能依然会对新改良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抱有怀疑，但是在战略上我们必须致力于一场能带来真正变革的决定性斗争，并阻止在现存秩序束缚之下作无原则的妥协。归根结底，资产阶级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即资本的代理人，虽然在危机中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不断吸收和借鉴原属于共产党、中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包括国有化、福利国家等，但是，资本和资本家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左翼所致力的亦不是一场代表全世界受苦者的道德运动，而是一场彻底“拯救”资本主义于病榻，致力于人类未来的真正革命。历史造就使命，时代要求左翼只有不断努力去反省所犯下的各种政策和策略错误，揭露和反抗资产阶级的本性，积极组织劳动群众，并且团结激进的政治力量，才能去对抗来自资本的攻势，赢得未来。

　　注释:

　　①参见 2008 年 1 月 13 日《参考消息》。

　　②参见 2008 年 11 月 21 日《环球时报》。

　　③ See http:/ / www. coe. int / DefaultEN. asp.

　　④ Richard Milne，“Nordic Model is ‘Future of Capitalism’”，in Financial Times，2009- 3- 2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

　　作者：刘同舫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摘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应力求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脉络去阅读与思考, 厘清其问题逻辑, 即判断其基本性质, 把握其理论特质, 考究其历史与逻辑的边界问题, 并勘定其问题意识。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依旧疑窦丛生, 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 而是一个“家族相似”。依此认识而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 有助于我们把握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与问题所在, 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进而明确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家族相似”;问题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廊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道独特的理论景观。这道景观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30 多年来, 它以独有的话语体系和犀利的思想锋芒, 刺激着中国学者的理论神经。一次次研讨与争鸣, 一本本译作与著作, 成果不可谓不丰。然而“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问题性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理论特质、学科边界、问题核心、历史与逻辑的主脉等基本问题, 既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认识, 也未达成共识性的见解。这种状况也许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复杂性。独立细致的专业化研究是必要的, 但如果缺乏问题逻辑和整体意识, 不自觉地将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题, 就会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 之所以是一个无法跨越的理论环节, 就在于这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 柯尔施在1923 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长篇论文。在该文中, 柯尔施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并间接地批评了列宁的一些观点。因此, 该文一发表就受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但柯尔施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观点, 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批评的范围。1930 年, 他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的论文(此文作为增补材料附在1930 年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之后) , 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发表之后所遭到的批判进行反驳。在反驳中他指出了这样一个“现状”: 1923 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世以后,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哲学派别从马克思主义内部诞生了。这个派别的诞生使得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出现了对立的两派: 一派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旧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 另一派是以卢卡奇和他本人为代表的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带有批判性的理论趋向。

　　柯尔施坦承了这两个派别的对立性, 他说: “我们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派别。” 这里的“西方共产主义”, 就是他后面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该文中, 柯尔施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概念。

　　柯尔施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具有内涵和外延上的明确性。从内涵上看, 柯尔施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指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一股“理论趋向”。这股“理论趋向”在论及俄国革命、西欧各国革命的成败等问题上, 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不适用于西欧及整个西方。在列宁主义所指导下的俄国革命主要是在东方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西方革命要想取得成功, 必须结合西方文化的特点, 从马克思哲学中挖掘出强调辩证法的黑格尔主义源头, 把总体性革命特别是主观意识革命置于重要地位, 决不能像“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用旧的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自然化与实证化。从外延上看, 柯尔施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指植根于西欧大陆各国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马克思主义, 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奇、柯尔施等。可见, 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意义上是明晰的不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但是,这个概念在提出之后的20 多年里,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直到1955 年,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一书,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才开始流传开来。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 梅洛•庞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章的主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尽管他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出直接的说明, 也没有指明哪些人的理论属于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从他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 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指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开始的、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这种理论突出强调主体能动作用的历史辩证法, 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看成是其对立面; 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理论”, 为意识和意识形态恢复地位; 突出强调“实践哲学”, 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 突出强调“历史相对主义”, 注重偶然性的历史作用, 等等。

　　显然, 梅洛•庞蒂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据此, 可以把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看成是对柯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一种沿用, 只不过在具体用法上略有差别而已。如果说柯尔施与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属同一种用法, 那么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是另一种用法。1976 年, 安德森出版了一本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 “安德森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界定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 在安德森看来, 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历史继承表现为几代人的更迭: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者是拉布里奥拉等四人, 他们都来自“落后的东欧或南欧地区”; 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包括列宁等七人, 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来自柏林以东的地区”; 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其理论具有了与第一、二代继承者完全不同的崭新学术结构) 包括卢卡奇等13 位新一代理论家。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有一个地域上的显著特点——他们“都来自更远的西部”。 正因为如此, 安德森继续使用了梅洛•庞蒂用过的术语, 把他们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显而易见的是, 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用法上是很不相同的。前者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 后者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也就是说, 安德森是从外延的角度来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 而梅洛•庞蒂则是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这一概念的。从逻辑上讲, 这两种界定概念的方法都是有效的, 都能从特定的角度明确概念的意义。但是, 仅从外延的角度或仅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概念, 都会带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 仅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概念, 其外延会比较模糊; 同样仅从外延的角度来界定概念, 其内涵会比较模糊。事实上, 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有比较清晰的内涵, 但外延不甚明确; 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有比较清晰的外延, 但内涵却模糊不清。如何克服这种片面性? 一个现存的且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 将梅洛•庞蒂与安德森二者的用法结合起来, 先从内涵的角度进行定义, 再从外延的角度进行划分。

　　中国学者徐崇温先生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就是这样界定的。作为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徐崇温早在1982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 首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 后来在1989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一书中又作了新的表述, 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方面, 它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分析和社会主义的展望上, 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 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 在哲学方面, 它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 而主张按照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些唯心主义流派, 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精神, 以后还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的精神, 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 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上述表达包含了内涵与外延的双重规定。其中, “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 构成了这个概念的内涵; 而“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等流派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划分, 则构成了它的外延。

　　很明显, 徐崇温先生是把梅洛•庞蒂的内涵定义与安德森的外延定义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问题在于, 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或者说, 前者所揭示的内涵与后者所揭示的外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具有相同的语词形式(这是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 , 但它们却不能很好地吻合, 因为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之间只是交叉关系而不是全同关系。将这样的两个概念捏合在一起, 必然造成意义上的混乱, 造成内涵与外延上的不一致。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困难, 徐崇温先生在其2000 年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中, 没有再给这个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国内其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也都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没有轻易给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俞吾金、陈学明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一书, 就没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明确定义; 张一兵、胡大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 也只有大致的背景描述, 没有严格的性质定义。这样做确实避免了某种不必要的麻烦, 但它同时又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 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定义, 我们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呢? 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 解决了其中一个, 另一个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核心问题

　　上面的考察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 只是明确了如下的事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难以精确定义的。问题是, 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学术界对此的普遍看法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 而是一场多线索多形态的、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不难想象, 给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织体”下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是困难的, 难怪有人因此怀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的合法性。 一个“不统一”的现象却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字——西方马克思主义, 并且广为流传, 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人们深思。然而要真正思考这一现象必须借助“他山之石”。这不能不使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

　　“家族相似”理论是作为共相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些事物之所以归在一个语词之下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属性。维特根斯坦以“游戏”为例否定了这一观念。

　　他指出种种游戏并没有共同的属性。娱乐性不是游戏的共同属性, 因为激烈的棋类比赛并不具有娱乐性; 竞争性也不是游戏的共同属性, 因为单人纸牌游戏或单人球类游戏也不具有竞争性总之, 在“游戏”这类事物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贯穿所有成员的共同之处, 有的只是家族相似, 即其中一些和另一些有相似之处, 另一些又和其他的一些有相似之处, 如此等等。维特根斯坦说: “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 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 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 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 ‘游戏’形成一个家族。”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因其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而受到一些学者的诟病, 这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共相观念的巨大惯性, 不可能使人完全放弃对本质的追求。但另一方面, 家族相似的存在也不容否定。为了克服这一矛盾, 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拓展, 提出了一种叫作“建构型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 这种理论主张在家族相似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寻找事物的本质, 并指明了寻找本质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以各个成员的共有属性为本质; 第二, 以多数成员具有的属性为本质; 第三, 以众多属性中的核心属性为本质。所谓核心属性也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属性, 它最能代表该类事物的本质。这种属性往往不是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 甚至也不是多数成员所具有的, 很多情况下可能只为少部分成员所具有。核心属性在典型事例中显示得最为突出。因此, 典型分析对于确认一类事物的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够统一的理论思潮无疑也是一个家族相似。也正因为如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一个处于争论中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干脆绕过这一问题, 去进行具体的理论研究。这当然不失为一个有用的策略, 但这一策略显然只是暂时的应对而不是长久之计。其实, 如果换一个角度, 站在家族相似的立场上, 并借鉴“建构型的反本质主义”所提供的方法去探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我们会发现, 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并不那么困难, 因为基于家族相似的求本质的方法并不指望找到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普遍本质”, 它所要把握的只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别性特征”。这一视角转换的效果是明显的。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性特征——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列宁主义的区别,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柯尔施和梅洛•庞蒂在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时候早就揭示出来了。也就是说, 柯尔施和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所抓住的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性特征, 它集中体现在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的理论中。

　　这一结论蕴涵着历史的视角。柯尔施和梅洛•庞蒂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新的“理论趋向”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 它的内部是统一的、同质的。因此, 在柯尔施和梅洛•庞蒂那里,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所反映的, 乃是这一思潮的“共同属性”或“多数成员具有的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流派开始增加, 各种不同旗号的理论开始出场。当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等人举起“科学主义”大旗的时候, 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更是出现了分化。此时, 早期代表人物所具有的个性鲜明的区别性特征, 在“众声喧哗”的历史舞台上逐渐被遮蔽起来了。但是, 这并不表明它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恰恰相反, 它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被深深地积淀在了历史的底部, 成了这个理论思潮的“硬核”。这就类似树的年轮, 越是早出现的越是占据“核心”位置, 一切后来者都只能围绕这个“核心”扩展自己, 尽管它们会越来越远离这个“核心”, 但却不会完全脱离它。我们可以得到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家族相似, 尽管理论流派纷呈复杂, 但绝不是一盘散沙, 事实上, 在这个家族内部, 有一个具有统摄作用的理论“核心”, 这就是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的理论。究其所以占据“核心”地位, 除了因为他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给这个思潮定下了一个“基调”。正是这个“基调”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家族”, 也正是这个“基调”使得一个“不统一”的思潮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字——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特性, 给我们把握它的性质带来了困难, 同时也提供了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 必须在庞杂的外表下抓住具有统摄意义或典型意义的“核心”只有这样, 性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目前, 我国学术界在经过了广泛的讨论之后,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三种不同的解答。第一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 第二, 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第三, 认为不能笼统地定性, 必须针对不同人物、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 前两种观点是对立的, 第三种观点具有“折中”的性质。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根据上面提供的思路可以证明,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笼统地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都是片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家族相似不存在贯穿所有成员的共同属性。事实上, 只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稍加分析, 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例如, 卢卡奇从1918 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述了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因而他被很多人誉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6 年被法西斯监禁, 在狱中继续坚持探索革命真理, 写出了《狱中札记》这部优秀的理论著作, 无疑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柯尔施1920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曾是德共的意识形态领导人, 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对哲学和革命的理解, 其理论框架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 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者; 梅洛•庞蒂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他宣称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和文化, 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大多是歪曲的; 科莱蒂是德拉•沃尔佩的学生, 也是新实证主义学派最出众的成员, 他于1950 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1964 年退出, 后来成为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法兰克福学派, 最初大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在40 年代以后, 某些理论家越来越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此可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 不同流派、不同人物甚至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 其思想倾向、政治态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 若进行“一揽子”评价, 无论是把他们笼统地归入马克思主义还是归入非马克思主义, 都是失之偏颇的。

　　据此, 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第三种观点? 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针对具体的理论做出具体的分析, 而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出整体性评价? 当然不是。根据上面提供的思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质是可以评价的。既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理论核心的家族相似, 这个核心统摄着整个“家族”,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质应该从这个核心来得到说明。前面已经指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据核心位置的, 乃是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的理论。这些人的理论观点、政治倾向除个别之外都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 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说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非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显然具有统计学的意味, 它是基于统计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的结果, 它没有排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但不认为这些成分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决定整个“家族”的性质; 恰恰相反, 这些成分只是非典型意义上的“特例”, 它们在“正态分布”中处于边沿位置。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除了事实的依据之外, 还有一个逻辑上的理由。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成立, 那么只能这样作出理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但问题是,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 这显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 相反, 它还处于争论之中。以这样的前提为出发点其结论必然是可疑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蕴涵着逻辑上的困难它不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命题, 它与“白马非马”的命题如出一辙, 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了。其实, 无论是从逻辑自洽还是从“名实相符”的角度来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既合乎逻辑又合乎直观。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边界

　　前面列举的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 柯尔施和梅洛•庞蒂的定义是值得推崇的。因为他们的定义是基于“典型特征”或“区别性特征”的意义作出的, 抓住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家族”的“核心属性”, 从而在“总体上”揭示了它的本质特征。据此, 柯尔施和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是, 柯尔施和梅洛•庞蒂是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 他们的定义并没有明确其外延, 我们从中不能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边界在哪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逻辑上的缺陷。

　　因此, 必须在明确其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它的外延。概念的外延由概念的内涵所决定一个概念的内涵确定了, 其外延也就随之确定。但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似乎不那么简单, 即使阐明了它的内涵, 其外延仍然难以把握。问题在于: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在英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引起争议, 归根到底还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思潮, 而是一个家族相似。家族相似的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它的内涵难于精确定义, 同时也造成了它的外延难以明确划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包括哪些流派?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徐崇温先生在2000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 如果按照思想路线来划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上可划分为五个流派, 即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以赖希、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以梅洛•庞蒂、萨特、高兹和列菲弗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俞吾金和陈学明先生在2002 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一书中, 除了论述上述流派之外还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等最新流派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中予以论述。该书前后共涉及32 位作者的87 部著作, 可谓视野开阔、取材宏富。张一兵和胡大平先生在2003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中, 则以安德森所说的“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论述对象, 同时兼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至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 张一兵、胡大平先生则将它们排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外而以“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概念来标识, 因为在他们看来, 从20 世纪60 年代阿多诺出版《否定辩证法》开始,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终结了。 此外衣俊卿等学者合著的《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 其西方马克思主义部分主要论述的是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理论的发展, 分析学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在论述之列。

　　可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与其性质问题一样, 也是一个争议颇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来看。从现象上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集中表现为“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 从本质上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可以理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边界”, 如果有, 这个边界是什么, 如果没有, 应如何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显然, 本质的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 本质的问题解决了, 现象的问题也就相应地解决了。因此, 必须从“边界”问题着手来解决对象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 这个问题和家族相似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是一个家族相似而是经典意义上的“封闭集合”, 那么其对象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 它直接蕴涵在概念的内涵之中, 而内涵明确了, 其外延或对象也就随之明确了。但现在的情况是, 即使给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 其外延仍然不甚清晰。这正是家族相似的典型特征。对此, 维特根斯坦在阐述家族相似的外延问题时, 曾以“数”为例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可以这样来对‘数’这个概念作出严格的限定, 也就是把‘数’这个词用作一个严格限定的概念, 但是, 我也可以这样来使用这个词, 使这个概念的外延并不被一个边界所封闭。而这正是我们使用‘游戏’一词的方式。因为游戏的概念该怎样来约束呢? 什么仍可算作游戏, 什么又不能再算了呢? 你能给出一个边界来吗? 不能。”

　　“游戏”之类的家族相似, 其外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决定了家族相似的成员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增加的, 就像“游戏”的种类越来越多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正是这样一种“开放集合”, 它的成员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开始一直处在扩展之中。尽管1966 年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出版和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发生使这一思潮有了“断裂”的痕迹从而被部分学者指认成思潮本身的“逻辑终结”

　　但我们确实很难以此为界限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封闭起来并圈定一份精确的对象名单, 因为在世纪70 年代之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依然飘拂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国家的理论园地它们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 问题只是给这些“身影”以怎样的命名, 是依然如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还是赋予它们以“晚期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等新的名称。

　　这就表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不是如何“制造”边界的问题, 而是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那些远离中心的“新生代”究竟还是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它们作为“远亲”

　　我们还要不要把它们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之中?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英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而在于看问题的视角。因为英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 它的内部包含众多不同的理论派系, 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无论我们怎样分析和比较, 所能看到的都只能是无尽的“重叠和交叉”, 不可能发现一种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线性关系。因此, 英美马克思主义究竟属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 在这里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 上述新旧名称的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如果继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指称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意味着承认了那些“远亲”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家族的成员; 相反, 如果赋予它们以新的名字, 则表明它们已被排斥在这个家族之外。俞吾金、陈学明等学者的观点显然属于前者, 而张一兵、胡大平等学者的观点则无疑属于后者。

　　对于这种相互冲突的观点, 我们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去驳斥某一方而支持另一方。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调整观察的视角, 即通过增加或减少概念的内涵来缩小或扩大概念的外延。具体地讲, 如果不在“反对列宁主义”、“植根于西欧大陆”以及“局限于哲学领域”等意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而只是把它看成是“西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提出的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 则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是可以很宽泛的, 涵盖20 世纪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成问题的。国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 这种超出“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宽泛用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大部分学者默认了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法从而不再为对象问题纠缠不休。应该说这是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明智之举, 我们不能死守过去的用法而无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发展自己, 必然会有时空上的起点但不必然局限于这个起点, 以这个起点的名字命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的选择。事实上, 柯尔施和梅洛•庞蒂当初完全可以不用“西方”这个地域性名词作修饰语而选用别的修饰语, 比如某个代表其理论特质的修饰语。

　　当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家族成员”之间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差异的。比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部分缘于认为西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匮乏革命精神, 而这恰恰是由商品经济所产生的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 因而特别突出意识形态斗争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功能的重要性; 后马克思主义则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激发下, 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的挑战, 需要积极地利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来重建现代政治, 且主张从“霸权”概念出发, 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作批判性的解构。这就从问题意识到理论构建上都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此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流派之间存在理论逻辑差异, 而且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也存在着理论差异。如詹姆逊所言, “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行制度, 从后现代性, 从曼德尔划分的信息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产生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各场政治运动以及知识和理论的抵抗形式) , 必然会不同于现代时期, 即第二阶段, 也即帝国主义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

　　它们与全球化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 而且, 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相比, 也似乎更具文化性从根本上转向迄今人们所知的商品物化和消费主义等现象。” 虽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及其在各个不同流派之间固然存在理论逻辑上的差异,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家族相似”, 总体上却享有共同的“理论特质”, 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基因”。

　　总之,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地域性概念, 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家族相似”。当这股思潮跨越空间的限制蔓延到西欧以外的地区时, 我们不能人为地剪断它们与这个家族的联系, 而应该以新的视角打量它们的理论特质, 审视它们的理论躯体中是否还含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基因”, 如果有, 我们就得承认它们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如果没有, 就不能勉强将它们纳入到这个家族的谱系之中。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建立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 就不会存在对象问题上的混乱。当然, 这是一件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证精神, 需要众多理论工作者的长期努力, 唯其如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或边界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

　　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 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应该与前面讨论的“定义问题”一样,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中既是基本的又是重要的, 它作为“定义问题”的进一步展开, 体现了认识过程的连续性和纵深性, 是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必经之路。但是, 这一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学者们大都热衷于探讨更为具体的理论问题而将它弃之不顾。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程。虽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深入考察理论内部的种种辩论与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观念与主张, 但也应当在辨析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理论特质和边界问题之后, 清晰地把握住支撑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展的“问题意识”, 从而明确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因此, 如果说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那么忽视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徐崇温先生的介绍,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缘起, 乃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 —1978 年间, 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 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说, 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 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 这个最初的缘起, 不能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户的必然性——即使当初没有这个“政治任务”,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仍然会在通往中国的旅途中找到自己的路, 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带有必然性与紧迫性。

　　自近代以来, 中国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强行叩开国门, 硬生生被裹挟进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历史, 全面遭遇到现代性。从此, “救亡图存”与“启蒙大众”相交织, 诸多西方的学术理论被引介进中国社会, 与中国传统学说相竞胜, 并掀起了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建构。虽说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一开始并非主动为之, 但也隶属于世界历史一部分。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以及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浪潮的进一步拓展, 中国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融入世界历史, 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然而, 现代性建构在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的同时, 也日益暴露自身之矛盾和困境, 这样一来, 现时中国必须面对的即是“如何推进现代化同时克服现代性问题”这一全球理论难题。

　　毋庸置疑, 对这一难题的解答需要我们深刻理解“现代性问题”, 理解造就现代社会的历史渊源, 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理解西方, 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是因为, 中国的健康发展, 理论研究上离不开对伴随着“全球化”从西方蔓延至世界各地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 更需要批判吸收西方应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脉络中的一员, 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的学术结构”, 因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而兴起, 充分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这对于长期浸染在僵化、封闭的教科书体系中的中国学者来说, 无异于他山之石。

　　依前所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家族相似”的理论特质在于其含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基因”, 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脉络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我们认为, 这个“问题意识”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的激进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首先是通过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而反思马克思的理论而诞生的, 之后的发展则衍变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意识衰退的历史处境下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因此,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无论是詹姆逊划分的现实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如斯科科特•拉什及约翰•厄里划分的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以及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提升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如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出现的各种挫折(欧洲工人运动之未能制止法西斯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和失败、1968 年的“五月风暴”及其失败、苏东剧变等) 之后, 不断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作出反映, 他们在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同时, 汲取新的理论学说, 以求更准确地切中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与困境, 并提出基于自身理论的解决方案, 如凯尔纳与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 “某些理论家(如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拉克劳与墨菲、杰姆逊以及许多女性主义者) 力图发展一种新的激进政治; 而另外一些理论家(如利奥塔) 则退回到了旧的自由政治当中, 并给之贴上了新的标签; 同时还有一些人(如博德里拉) 最终全盘放弃了政治, 声称社会、政治、大众以及历史均已终结。” 探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问题意识”之后, 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反思教科书体系, 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品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促进我们的理论自觉的同时, 激活了我们沉寂多年的批判性思维, 使我们在开阔视野的基础上增强了学术反思能力, 从而反观自身之不足与缺陷, 明确未来学术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其中最突出的应当为反思传统教科书体系。传统马克思主义先入为主地对经典文本进行剪裁与割舍, 强制性地磨平文本之间的问题棱角, 将其处理成一以贯之的同质性存在。苏联模式的教科书正是这种“打磨”后的结果。可以想象, 在这种“体系严整”的教科书中, 一切问题似乎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剩下的只是对已有的“定论”进行补充或做些细枝末节的考证。但是, 翻开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等著作,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耕细作式的文本解读, 同时还伴有超越文本的理论想象。这种被阿尔都塞称为“症候阅读法”的研究方式, 具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 它能从固化了的字里行间透视出作者思想变化的心路历程。并且, 它使我们注意到, 过去很多被认为是铁板钉钉的结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警示我们, 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圆满”其实是一种假象很多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被“体系”的外壳掩盖起来了, 并因此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是“揭开了盖子”。因此,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离经叛道”我们应该表示好感甚至敬意。正是他们敢于挑战“正统”的理论勇气, 激活了我们沉寂多年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也正是他们缜密而多样的研究成果, 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使得我们能够在新的起点上“回归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并将二者统一起来。

　　第二, 反思学院式研究, 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与实践性、科学属性与政治属性相统一的理论。我们只有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双重属性, 辩证看待其双重属性的关系, 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求真”的理性精神, 凸显其在学术上的权威性、神圣性和科学属性, 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诉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也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求善”的价值意志, 凸显其在实践上的动力性、影响性和政治属性, 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现实的动力和源泉。“但是, 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有另一种不良的‘学院化’趋势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作一种纯而又纯的学术活动, 关进‘深楼大院’, 远离现实, 直接地说就是远离政治, 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使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变成了一种‘中性’的概念和话语操作。” 与此相反, 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是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著称于世的, 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注重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精神, 借鉴其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实践中的困境与难题, 直面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政治的实践品格, 无疑有助于促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走进现实, 为解决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思路。

　　第三, 批判现代性弊病, 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现代性建构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却也有其自身的弊病。故而, 探索中国特色的健康合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 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端与困境, 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大课题。面对这样的课题, 既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也需要我们汲取已有的理论成果, 充实自身的理论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 世纪初, 其对现代性的危机有深切的体会, 或者说其本身即是应对现代性弊病的产物。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都是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新兴的理论来克服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虽然中国的现代性处境具有历史的•具体性, 但是, 其与西方的现代性却也有一定的同质性, 尤其是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性弊病随着全球化蔓延至世界各地的同时,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与中国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亲缘性的“他者”, 无疑能够更好地增强中国在实践政治中克服现代性的诸多弊病的能力。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即不把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现代性本身, 而是积极地澄清现代性问题的根源, 并且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为矫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理论思路。

　　第四, 应对全球化趋势, 推进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因此, 如何应对全球化, 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议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与全球化趋势不断凸显的现实背景相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大多以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参照, 希图打破其“意识形态性”的体系建构, 重新梳理、阐释抑或补充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论述, 以此指导当时东欧或西欧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尤其是二战以后, 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 全球化趋势明确的彰显出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 还是对新形势下共产主义革命的论述都明显带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印迹。因此,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无疑是一项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理论工程, 既有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全球化的理论效力, 也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共产主义事业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示好感或敬意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它的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的确不断地汲取同时代其他哲学思潮作为理论资源。但是,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这些哲学流派的理论来反对教条主义等扭曲和偏离马克思的学说的倾向时有时的确可能存在积极的方面, 但他们自己往往又受到这些流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片面性学说的影响, 用这些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混淆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原则界限。”

　　总体来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 很多流派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失误。但必须承认, 相对于其所取得的成就,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是瑕不掩瑜的。更重要的是, 即使是局限也不是只有消极意义———它能给我们以必要的警示和教训。因此,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是双重的: 除了使我们登上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从而获得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之外, 还能使我们得到一面镜子, 从这面镜子中虽然不能看出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可以看出我们不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失误了, 我们应引起警觉, 避免重蹈它的覆辙, 避免像对待苏联教科书那样将之神圣化。只有这样,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回归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的建设工程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

　　作者：吴苑华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影响历经几十年而不衰，堪比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它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是，十多年过去了，却很少拥有某个系统深刻的研究成果。

　　一

　　自20世纪70年代始，I.沃勒斯坦、J.阿瑞吉、T.霍普金斯等学者以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的“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文明研究中心”为基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修正、补充和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同时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与方法来修正和补充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而形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沃勒斯坦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积极地领略和运用了依附理论的“边缘—中心”理论、“不平等发展”理念、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范式、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批判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批判精神，分析非洲的落后贫困问题、世界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这一理论的正式问世是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在1974年出版为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世界体系》3卷本全部出版，这部巨著以及其他论著完成了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方法、价值取向等基本内容的规范性界说。在这一时期，霍普金斯、阿瑞吉、阿明、多斯桑托斯、彼得拉什、法农等世界知名学者也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引导下，学者们一方面深入探索前苏东剧变的深层根源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具体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异常变化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不确定影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丰富和深刻化。

　　总体上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内容。

　　第一，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范式。首先，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创立了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以期取代西方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和马克思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位对世界历史所作的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长时段”和“大历史”视野为特征的周期研究法，用于考察历史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其次，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马克思的历史批判以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否思”（即否定性思维）思维方法，以期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研究范式，试图获得对历史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新解释；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为特征的“一体化学科研究”，用于消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范式的缺陷，以及西方教育学科体系的“学科分隔”之弊端，追寻学科知识融合之新思路。

　　第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体系结构——“世界体系”，在其中，中心区集中了发达国家，边缘区集中了发展中国家，位于两者之间的地带集中了那些较发达国家，因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均衡的”、“不平等的”结构体系，这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和不平等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得以进行提供了坚实基础。关键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成与扩张等同于“世界历史”的生成与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又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含了亚经济体系、国家间体系和文明间体系，它还是历史体系或社会体系。作为“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世界体系”；作为“历史体系”，资本主义是一个生命体，遵循着“上升—平稳—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呈现出长周期和中短周期不断地交叉发生的复杂状态。在历史的总趋势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灭亡。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理解。与传统理论不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反体系运动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等三种理解维度。在它看来，第一种社会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修改，它是老左派运动的意识形态，因为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与此不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种社会主义始于列宁的俄国革命，成为20世纪最大规模的世界反体系运动；第三种社会主义尚未出现，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替代物极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性解读。“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科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等三种理解维度。在它看来，第一种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始于列宁的俄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者们反体系运动的行动规划；第三种马克思主义源于前苏联的教育学科体系，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教育知识。因而，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总和构成的，而是由人们为了发动某种“反体系”的政治行动而提出来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构成的，换言之，它是由那些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学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实践中不断提出的主要观点“汇集”起来的理论。

　　从以上内容上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一些新的理论特征。其一，融合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跨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视界，融合了广泛的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就此而言，它不仅超越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而且优越于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神学马克思主义等。其二，原创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某种意义的原创性，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则更为鲜明突出。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诸如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结构，还是一个生命体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创立了“长周期”研究法、“否思”思维方法、“一体化学科研究”法，乃至“世界体系分析”范式，把“世界体系”作为考察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分析单位等。其三，批判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理论而创立了“否思”思维方法，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科体系之弊端，提出了消解学科边界，广泛融合学科资源，促进人类文化的良好发展；它还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而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关于历史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等。其四，修正性。比如，“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修正为反体系运动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修正为“历史阶段论”，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板块结构扩张论”，把马克思的“危机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和“霸权危机”等，这类“修正”要比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判识更具有“颠覆性”。

　　二

　　客观地讲，“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和发展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推进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研究。可以说，加强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既有助于人们改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知，变革我们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有助于人们从学理上强化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有助于全面客观地探索它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贡献。可是，我们的研究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现存的研究成果很少有系统深刻的力作。总体情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形。

　　第一，一批学者在史学语境中研究“世界体系论”，而不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索“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这类研究的成果虽然比较多，但它们至多把“世界体系论”视为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没有循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去探讨其生成逻辑、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等基本内容。比如，张广智先生和江华先生认为，世界体系论是“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学派或一种类型” 。其实，这类理论的论证视阈和成果对于论证“世界体系论”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不充分的，至多告诉人们它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理论，更不要说用它来确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和理论价值。

　　第二，更多的研究虽然不是从纯粹的史学视阈出发，而是在一种汇集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语境为一体的混合性语境中展开探讨，但它们几乎都停留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名义的指认上，而没有把自身的研究和视阈推进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语境及其本质内容上。比如，王正毅、庞卓恒、吴瑛、焦建华、赵自勇等先生的研究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世界体系论的一种“酵素”，而不是视为它的基本特质，更没有深入地探索其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所做的实际贡献及其内在的马克思主义意蕴的实质。这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认知是吻合的。很多国际权威观点也不过是把世界体系论视作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激进主义左派”理论，也没有多少关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性成果。这也启示我们，这类研究压根儿就没有关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觉悟”。

　　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少数学者明确地使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指称沃勒斯坦等学者创立的“世界体系论”，这为我们确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种学理性支持。问题在于，这类指认彼此之间既不一致，也存在某些混乱。曾枝盛先生早在《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1998年）一书中就介绍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问题在于他的指认很容易让人们把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都视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的、本质的构成内容。 可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依附理论只不过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而不是其理论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曾先生的指认得到了梁树发教授的支持，后者在《冷战结束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一文中把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明人” 。可见，二位先生虽然都向我们展示了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意义，但其介绍的情况之简洁及其严谨性之欠缺使其说服力不足。

　　第四，一些学者本文作者在现存的研究之基础上尝试着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价值作了初步的系统性探讨，形成了一批成果。比如，《马克思主义：在沃勒斯坦的理解中》（载《华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载《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简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复旦）第七辑]等论文，一方面揭示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成逻辑、理论主题、研究方法、理论价值等，向人们第一次展示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貌，另一方面探索了沃勒斯坦的理论贡献，这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帮助。

　　三

　　总而言之，现存的研究没有全面深刻地展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价值，这是不利于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有许多条，但如下几条是不可忽视的：（1）我们的绝大多数人员缺乏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深受自身专业的学科视界和研究范式制约；（2）相当多的研究停留在概念和理论介绍的抽象层面上，而不愿意展开系统性的研究；（3）现有的资料是在最近十年间陆续引入和翻译出版的，还有相当多的原始资料未被引入。从这种情况看，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问题意识”。刚才已说，在我国学者中，仅有少数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思考“世界体系论”，更多的人都可能不承认“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新思潮，甚至连这样的问题意识都还没有确立起来。这就启示我们，首要的工作还是努力帮助更多的人树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觉意识”，其次需要帮助人们明确这一研究对象的“问题框架”。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问题框架”，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框架”是指“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的结构” 。只有从问题框架出发，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判定一种理论的内容及其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如下问题着手，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资本主义演进特征和规律问题、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运动与反体系运动的关系问题、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与霸权周期的关系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在事实上构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因而，强化研究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状态下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提升视界融合能力。事实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体化学科研究的引导下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理论，不仅跨越了多种学科视界而且融合了众多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这在客观上也必然要求研究者具备多重的理论视界。如果我们仅从某个单一学科视界去研究它，极可能会陷入某种片面、误解、乃至曲解之困境中，因而我们至少需要建构某种“交叉学科视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理论转向——从传统哲学视界转向跨学科或“多元学科”视界——的一种代表性理论，它的问世和发展说明了上述“理论转向”取得了某种成功。这也说明，我们需要从一体化学科研究出发，打破学科边界，提升对多种学科视界的融合能力及其资源的整合能力，以便展开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研究，揭示其多重维度的理论意义和内涵。其实，这种融合能力也有助于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的总体”研究，确证其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

　　第三，培养创新思维。“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有着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力，根源于它的许多新理论具有独特的见解，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它的理解需要某个“创新思维”，并在它的引导下展开对这一理论的深刻系统的研究，揭示其众多新观点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当然，诸多新观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它的理论创新是一种批判继承的“扬弃”活动，恰恰相反，它的“创新思维”包含了那种“阿多诺式”的否定性思维，即“否思”思维。这也启示我们，带着真正的“创新思维”来理解“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更能够理解它的理论实质和精神追求，也更容易懂得它的“创新”和“否思”的真谛，从而也能够真正地体会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激进主义左派”理论之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引领下，培养真正的“创新思维”，不仅是研究这一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是批判这类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力量。

　　第四，建设专业的研究队伍。由于我国学术界从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性人才很少，因而严重地制约了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也就是说，没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哪里能形成像样的研究成果呢！因而，在新时期，首先要加强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建设，改变现在的研究力量严重不足的困境；其次要加强学术队伍的思想修养和学术道德操守的训练，杜绝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再次要着眼于队伍的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保障这一研究工作可持续进行下去；最后要加强领军人才的培养，以学科建设为导向，设计一条研究思路，立项一批课题，推出一批精品成果，以期深化我们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

　　第五，强化引入工作和翻译工作。既然这项工作事实上制约了我们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刻化和系统化，我们现在就得设法疏通渠道、拓宽工作领域、加大工作力度，系统地引入和翻译相关著作和外文期刊的相关专题性论文！比如《评论》、《新左派评论》、《今日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纪实》、《激进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每月评论》等期刊上的相关文章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译介。此外，在继续关注沃勒斯坦、阿瑞吉、阿明等学者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译时，还需要加大对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译工作。如果这项工作做得不系统、不深入，那我们的深刻系统性研究就成了对空放炮。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为马克思辩护

　　作者：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

　　

　　当代最重要的史学大师，1917年出生于埃及。1947年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霍布斯鲍姆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普通读者中。他的代表作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等。霍布斯鲍姆现居伦敦。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快94岁了，还在思考，还在写书，《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下称《如何改变世界》）是他最近的一部思想史著作。这个出生于“十月革命”那年的犹太左派史学大师，幸运躲过纳粹大屠杀，终其一生都在为马克思辩护。

　　“要在公和私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

　　《如何改变世界》不是一本回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也不是对马克思本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做再评价。该书是霍布斯鲍姆从1957年至2010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集结而成的。霍布斯鲍姆从未对共产主义失去过信心，但他也常被指责“选择性失明”，故意忽视了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挫折。在这本书里依然如此。霍布斯鲍姆为“老友”马克思辩护，他竭力证明马克思被误解了，要还他清白。不过霍布斯鲍姆刻意回避了某些论题。

　　在《如何改变世界》里，霍布斯鲍姆希望在这个资本主义充满危机的时代，重新发现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1848年预言了现代世界和其他事务。”在接受采访时，霍布斯鲍姆说，工人阶级对国家施加压力，伴随着全球化，国家有能力对这一压力作出有效回应并将之减轻，“所以左派退缩了，他们说：‘瞧，资本家们干得不错，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赚更多钱，我们来分杯羹。’与此同时，福利国家兴起，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这一机制开始失灵，这就是布莱尔和布朗所干的：让人民赚尽可能多的钱，这样他们才能过得更好。”不过在他看来，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萧条，改革的问题迫在眉睫。

　　霍布斯鲍姆重述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话题——这些话题已被忘却。霍布斯鲍姆这是在向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和恩格斯埋葬在那里——朝圣吗？其实通过这部新作，霍布斯鲍姆想要表达的是：“21世纪的那些最基本问题如果能解决，肯定不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做的。”而解决问题的途径，霍布斯鲍姆认为肯定不是资本主义，“肯定不是我们在英国或者美国所能描述的。”他认为，“要在公和私之间，在国家行动和控制、自由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

　　霍布斯鲍姆想要在西方逆转人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误解吗？这也许可以用他在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中举的一个例子来解释。他在自传中提到了一位东德戏剧家在柏林墙倒塌前写了一部戏剧《圆桌武士》，剧本里说：“外面的人们已经不想知道关于圣杯和圆桌的事情……他们再也不相信我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梦想……对于人民而言，圆桌武士只是一帮笨蛋、白痴和罪犯。”对这部戏，霍布斯鲍姆解读说，“他们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圣杯。但亚瑟王的说法——重要的不是圣杯，而是坚持寻觅圣杯的态度——不是很正确吗？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而在这里，对他而言，圣杯无疑隐喻着一种理想。在他看来，在活着的记忆中，遗忘这些理想，遗忘这些为理想献身的人，就是正当吗？

　　“我把学术生涯看成比较接近艺术家的生活”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改变20世纪历史的年份，那时一战还打得火热，离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不过20多年。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1919年全家移居维也纳，1931年移居柏林，1933年在纳粹掌权后移居剑桥，幸运躲过了之后的纳粹大屠杀。霍布斯鲍姆参加过二战，1946年退伍，不过他并不对自己的军旅生涯感到自豪。他说：“总结我二战个人经验的最佳方法，就是战争夺走了我生命中的六年半光阴，其中六年待在英国陆军。那场仗我打得既不‘漂亮’也不‘难看’，只是打了一场空仗。我毫无建树，而且没有人期待我有所建树。反正那是我一生中最窝囊的日子。”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伦敦大学并步入学术界。霍布斯鲍姆是著名的左派史学家，1952年冷战最紧张的时候，他和友人创办了新左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他的著述非常多，最知名的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四部曲。

　　对于20世纪，霍布斯鲍姆说：“这是一个充满着死亡和新生的时代，邪恶的力量越是要毁灭人类，希望的冀盼也愈发在罪恶行径的最狂暴处闪烁光亮。这是因为，只有经历最剧烈的痛苦，新的事物才能来到世界，一种要认识自己本质的渴望，让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弯腰曲背，即便是在经历最剧烈的痛苦和涅槃，也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促进新生，愈发接近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力量。善良，即全人类的爱，必须帮助他们，而这就是最高的任务，最原始的冲动，最真实不过的世人责任。”在这里，对世间万物抱着超然态度的历史学家遭遇挑战：“当他或她面临一些对自身和世界具有强烈情感意义的事件时，是否能够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一般，坦然针对那些事件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是‘假若……将会如何’之类的问题——尽管他们并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

　　这是一个快94岁的世纪老人，霍布斯鲍姆终其一生毕竟是个历史学家，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教龄的历史学家，他总是用文学语言表达自己的历史和政治观点，这也是他的作品吸引那么多普通读者的原因。他的观点是：“历史学家们不应该只是为其他的历史学家著书立说而已。”就算是回忆自己的历史学术生涯，他随便捡起一段记忆，都可能将那些历史名人拖入其中。比如我们都知道他因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度被拒绝获得教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后来终于在自传里提到了这段故事，他说他敬仰的反共历史学家波斯坦“出卖”了他，“在冷战时期，当我仰赖他以博士指导教授的身份为我写推荐函时，他却向每一位相关人士指出我是共产党员，让我无法获得职位。”

　　霍布斯鲍姆本人并不避讳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过他对这一学术阵营在1960年代后的衰弱也进行过反思，他说后继无人“是由于1960年代以后的左派一代多半想要不一样的东西。”

　　总结自己一生的历史学术研究生涯，霍布斯鲍姆借用了他已故好友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说法：“我把学术生涯看成比较接近艺术家的生活，而非学院内的例行公事……社会学家这个行业无疑为我带来快乐，而且那种快乐符合了‘快乐’一词的一切定义。”霍布斯鲍姆说，只需把“社会学家”改成“历史学家”，就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

　　“站在‘左边’总比只想着进证券交易所谋个职好”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这个世界上几个为共产主义辩护的思想家之一，更何况他是一位拥有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当他的同志和朋友们纷纷离开当初的理想之时，霍布斯鲍姆依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这段辉煌“党史”，他曾在传记中说：“我在193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却一直要等到1936年秋季，进入剑桥就读之后才正式入党。我在党内待了50年。它能够留住我这么久的理由显然属于自传范畴，并不具有一般历史意义。”

　　为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矢志不渝？这是霍布斯鲍姆一生都在回答的问题，其实对他来说答案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就已得出，他在当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纵使是最老于世故的革命志士，也认同那种乌托邦主义或‘不可能主义’。这甚至使得现代革命家于体认一项事实之后也感觉到切肤之痛，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并无法抚平所有的烦恼和悲痛、不快乐的爱情关系或哀伤，也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让问题变得可以解决。”他的结论是：“各种革命运动……看来仿佛证明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会发生在革命本身的范围之外。”

　　在他一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中，霍布斯鲍姆不时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尤其是在苏联时期。尽管有些辩护在他的敌人看来不值得推敲，但为信仰辩护有时又需要多少理性呢？比如霍布斯鲍姆说：“尽管冷战时代有些论述极力指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具有相似性，但此种存有政治偏见的社会心理分析不值得我们多花时间讨论。无论如何，自由派对此的看法没有太多根据。”对于发生的灾难，自由派指责左派隐瞒的事实，但霍布斯鲍姆辩护说：“若有人认为我们是因为昧于事实或掩耳盗铃之故，所以否认自己曾做过的不人道行为，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这都是时代背景所造成的结果。”

　　对于他的“同志”，比如齐泽克，他说：“我认为对齐泽克最准确的描述是，他其实是个演员。他身上拥有所有挑衅的元素，这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注意。但是我不确定那些去读他书的人是否会真的重新思考左翼的问题。”

　　“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让年轻人和妇女站在‘左边’总比让他们只想着进证券交易所谋个职要好。”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去与现在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访谈

　　〔俄〕前进社会主义者同盟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编者按：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Daniel Bensaïd）于2010年1月12日溘然逝世，他长期担任法国托派运动的领袖，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的旗手之一，同时，又是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本文是俄罗斯“前进社会主义者同盟”（Socialist league Vpered）的一位成员对D.本赛德的访谈，最初为法文，后由N.劳（Nathan Rao）译为英文，发表于2010年10月的《国际视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网络杂志。原文标题为Marxisms, theory, yesterday and today：Answers to questions from the Russian comrades in Vpered。

　　

　　▲（采访者简称▲，下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哪些是明显过时的，哪些依然适用于今天？

　　●（被采访者简称为●，下同）：我想先澄清一下“传统”这个概念。我们有多种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不是一个：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哲学家E.布洛赫（E. Bloch）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寒流”和“暖流”。与其说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或诠释，不如说它们是构成反抗政治基础的理论构架。如J.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经常提到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可以流传或保存下来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继承者在当下和未来如何对待它。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中哪些是已经过时的呢？

　　首先，我要谈谈一种社会学上的乐观主义。这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很自然地就会带来一个不断增长、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和高度自觉的工人阶级群体。而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分化和分歧。被剥削阶级的联合并不是一种自然产物，而需要奋斗和构建。

　　其次，我们必须重新严肃地考查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的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概念在今天的含义与马克思当初的不同。在当时的启蒙词典中，“专政”是与“专制”相对的，它指一种受尊崇的古罗马制度，是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权力，而不是无限的专断权。很明显，由于20世纪的军事和官僚专政的影响，“专政”一词已失去其最初的单纯含义。但对于马克思而言，专政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事物：它是第一个基于多数人的特殊权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巴黎公社就是这种特殊权力的典型。因此，我们今天谈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与巴黎公社的经验联系起来（还有各种形式的“从下到上”的民主）。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是指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其特定的战略意义，它强调的是在新旧社会和法律秩序之间的过渡。从这点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最后，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可能算是杰出的经济学家，或是杰出的哲学家，但却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但不是那种仅仅把政治当作技术和制度事务教授的所谓“政治科学”家。顺便提一句，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除了英国，在欧洲几乎没有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现代议会制政府或政党。马克思把政治看作是一种事件（战争与革命）和对各种体制的创造，我把它称作“被压迫者的政治”，即那些被排除在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的专业性政治之外的人的政治。这种政治观在今天依然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克思思想中的盲点。这些盲点可能会导致在特殊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以及法律）消亡之间走捷径。在我看来，列宁就有这样的问题，尤其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他关于制度和法律方面的过渡的思考是无益的。整个20世纪的经验要求我们必须仔细考查政党、社会运动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差别。

　　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依然适用于今天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批判为我们揭示了资本的客观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同时还有市场全球化的逻辑。马克思目睹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全球化，交通和通讯（铁路和电报）、城市化和金融投机、现代战争和“大屠杀工业”（massacre industry）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我们目前也生活在一个非常相似的时代，新技术革命（因特网和航天技术）、投机和丑闻、全球冲突等现象比比皆是。多数记者只喜欢描述表面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潜在逻辑，那就是资本的大规模再生产和加速积累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还有助于我们抓住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根源：由于价值规律在事实上把所有财富简化为商品的积聚，用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人和事物的价值，这就造成了普遍的衡量标准危机和世界失衡危机。其结果是劳动和技术的片面理性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全球非理性。社会危机（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排斥和贫困而不是闲暇时间）和环境危机（由证券市场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瞬间“仲裁”来管理的自然资源是不可能长久维系）就是证明。

　　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内在缺陷，威胁着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每当生产的社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世界的私有化（工业、服务、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私有化）就会成为发展和需求满足的障碍。与此相对，对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免费提供某些特定商品和服务的场所的增加）的渴望，创造“全球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需要，都呼唤着新社会关系的产生。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哪些？

　　●：我想说说那些需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答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亿万人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在另一方面，我们还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奠基者所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多世纪的新经验，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第一，生态问题。马克思曾对抽象的线性发展观提出过批评，并指出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框架内取得的进步都会伴随着其衰退性和毁灭性的一面。但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或是列宁、托洛茨基等理论家，都没有增长的门槛和极限等概念。他们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辩逻辑之一就在于相信物质的极大丰富将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然而，科学知识的发展，已经使人类意识到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危害和在发展成效上的规模差异。如今，还没有人知道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平衡所造成的破坏能否在未来某天得到修复。因此，我们必须避免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虽然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化自然的存在”，但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并依赖于其周围的生态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在已被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丰富，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启发下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罗马尼亚的N.G.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美国的J.B.福斯特（John Bellamy-Foster）和法国的M.哈森（Michel Husson）等人。

　　第二，政治活动所处的时空条件正在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在时间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理论文献，包括经济时间（周期、资金周转、社会指标等）和各种不同社会时间之间的差异（或是马克思所谓的“偶然性”和布洛赫所说的“非同时代性”），确切地说，就是政治时间、司法时间和审美时间——现在我们还应加上生态时间——之间的差异。在另一方面，除了H.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开创性研究之外，社会空间的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注。可是，全球化正在导致空间的重组、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不均衡与联合发展的新形式的出现。D.哈维（David Harvey）已经表明，马克思曾对这些领域有过有趣的涉猎，还详细阐明了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的助益。帝国主义的新统治形式非但没有产生一种T.内格里（Toni Negri）所说的帝国的同质性“平滑空间”，还延续和利用了不均衡发展来推进资本的积累。

　　第三，从机械化的劳动力管理技术，到重塑脑体劳动之间的关系等角度，研究劳动及其异化。20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财产关系的形式变换并不足以结束劳动中或伴随劳动而来的异化。有人因此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方式在于“劳动的终结”或是逃离必然性的王国。“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广义人类学上的理解，表示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二是更具体或狭义的解释，把“劳动”理解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强迫的劳动，尤其是指工资劳动形式。与后一个定义相关的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目光着眼于劳动解放。通过生产资料和收入的社会化，使工资形式逐渐消亡，最终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不能消灭“劳动”本身（即使我们给予它另一个称谓），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将给定的自然环境加以利用和改造的活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劳动”这种活动变得更具创造性，因为当劳动本身还处于异化状态时，生命的自由和完满是不可能的。

　　第四，改变世界的战略和策略。在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而来的短暂狂喜和陶醉之后，自由市场的“伟大承诺”很快就失去了信誉。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完全的”市场竞争对社会和环境所造成的破坏，频繁的战争和异常状态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性危机合乎逻辑的结果。“替代全球主义运动”的出现表明了这样的认识：世界不是用来出卖的，世界不是商品，等等。所谓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还不到15年（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人们现在已普遍意识到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冷漠和不可接受。与此同时，人们在“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并避免重蹈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覆辙”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不否认阶级斗争对于我们理解现存制度的矛盾起着核心作用的前提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社会矛盾、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的多元性；研究它们的联合；研究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互补性，同时避免它们相互侵蚀；回到共产国际时期对统一战线的辩论和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关于霸权的未竟研究上去；并深化我们对政治公民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是一项只有同新的斗争和组织经验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进步的艰巨任务。

　　不可否认，我们还必须研究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现象，从社会劳动分工的角度把握其深层次的根源。有种肤浅的观念认为，官僚主义仅存在于文化落后的社会，或者起源于特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实际上，社会越发展，就会产生越多的官僚主义形式：如国家官僚主义、行政官僚主义和知识与专业技术官僚主义等。政党并不一定就比社会运动组织（如工会和NGO组织）更官僚化。相反，政党也能成为抵制财政腐败和媒体贿选（媒体官僚制也是一种新型的官僚化）的有效工具。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研究使权力和政治非职业化的途径；限制选举官职的数量，使更多人得以直接掌握权力；消灭物质和道德上的特权，实行负责任的轮岗换位制。当然，并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解药，上述这些只是监督和限制官僚主义倾向的措施。从长远看，要真正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就需要彻底改变劳动分工，大幅度减少强制劳动的时间。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点通常很少受到关注或是已被遗忘）。但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或是精神分析等其他流派的批判思潮中，也有着许多重要思想，我们如果想要向前迈进，就必须吸收弗洛伊德、福柯、布尔迪厄和其他更多思想家的研究成果。

　　▲：在您看来，谁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设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光荣榜或是排名没有多少意义。一方面，由于智力劳动的社会化和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巨匠”式的人物（像萨特和卢卡奇这样的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仍可算是）已很难再出现。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件好事，它标志着知识生活和理论辩论的民主化。因此，要在当今列出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单是困难和专断的。另一方面，在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其他领域和学科中也存在着大量源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如果考虑到多种因素，并具体到每个专业领域，这份名单上将会有很多人。当“全才知识分子”的梦想成为幻想时，“集体智慧”却在不断凸显出来。

　　这一问题很难回答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你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列出一个主要人物的名单时，如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饶勒斯、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葛兰西等，你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都是社会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他们都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活动家。世界范围内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感情绪和挫折不断的工人运动，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长期脱节。这个问题正是P.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1970年代写的一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所关注的主题。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身思想和理论活动的自由，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使自己与政治活动保持着一定距离；而当他们选择从事政治活动时，常常又舍弃了自己的良心和理论工作。法国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史就是这种悲剧的编年史，这种悲剧就发生在P.尼赞（Paul Nizan）、列斐伏尔、超现实主义者、P.纳维尔（Pierre Naville）、阿拉贡（Aragon）和很多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身上。到1960年代，阿尔都塞为了把理论研究从党派偏见和“正统观念”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更是走向了极端，竟然在理论上确立了理论与实践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

　　今天我们有望从过去的低潮中走出来。“替代全球主义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正在复兴的社会运动与充满生机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并从党派争论和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新契机。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机会。

　　▲：您是如何看待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前也有过很多的讨论，不可能在简短的回答中一一涉及，在此我仅做一些概要性的说明。在19世纪，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俄罗斯人，都需要以辩证法的批判来推进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解放。与此同时，随着1848年6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出现，法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尽其所能地使国家免于辩证法的批判。在法国，“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the underground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阿尔都塞语）甚至在马克思的思想出现于法国思想界之前就被保守主义击败了。从一开始，J.盖德（Jules Guesde）和P.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难以捉摸的马克思主义”就带有实证主义色彩。这一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很难从基于定义的分类逻辑方法转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出色运用的动态、辩证的逻辑（dynamic/dialectic logic)方法，其最严格的形式就是1960年代风行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僵化的结构当作研究对象，把事件和主观性搁置不顾。结构主义所研究的体制是没有历史语境的，这似乎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回顾20世纪的历史越来越令人感到痛苦。

　　正统马克思主义随着斯大林模式在1930年代的胜利成为官方的教条，并牢牢地掌控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权，最终走向教条化和神圣化，这是对辩证法的第二次谋杀。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把辩证法的原则彻底僵化。“辩证法”遂成为形式上的元逻辑，成了万能的尤其是用来打倒对手的国家诡辩术。辩证的批判意识（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强调的）在“国家理性”的强制面前被迫大撤退。

　　这种理论上的倒退往往与其他事情结合在一起，在法国尤其突出。以捍卫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反对蒙昧主义的神话为借口，哲学的人民阵线同政治的人民阵线汇合起来，结成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反法西斯联盟。对非辩证理性的复归，同时也是神圣的笛卡儿方法对辩证的帕斯卡尔死而复生的胜利。保守的官僚主义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在原则上排斥第三者的双因素逻辑。“如果你们不与我们在同一条阵线上，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一胁迫和罪恶的逻辑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损害（如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波兰的《戒严法》和19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为）。

　　我们可能正目睹着一场辩证思潮的复兴。风向正在转变，批判性的著作也正在重获生机，与那些要求我们不顾一切代价而“正面思考”的广告传播策略和一味强调共识与全面和解的叙事形成平衡。这是可喜的兆头。

　　形成以上局面的第一个原因是历史性的。经历了20世纪的悲剧，我们不能再沉迷于单向度的进步中，而不顾本杰明（Benjamin）所说的进步与灾难的可怕辩证法。结合过去20年来我们所目睹的不确定的世界转型这一背景来看，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既反对由市场推动的全球化带来的享乐主义陈词滥调，也反对生态蒙昧主义的辩证批判生态学。由于围绕着确定性混沌、系统理论、整体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争论不断增多，导致了各种辩证逻辑的复兴。如果我们想要谨慎稳妥地处理不同领域的事情，那就必须重启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对话，更新辩证逻辑的试验。

　　目前，迫切需要从整体的（开放的整体）眼光来思考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转型问题，了解晚期帝国主义的新主角，通过政治干预来改变世界的贫困和发展不平衡。迫切需要从非连续的社会时空角度来思考20世纪的历史，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时间概念，即非同时代性和偶然性，而不是简单地依照“前”和“后”等线性时间顺序来思考历史（如后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等等）。相对于积累和列斐伏尔一直批评的“无发展的增长”，迫切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进步。最后，冷战的解冻和许多矛盾的相互作用，已迫使人们走出国家霸权下的两个“阵营”逻辑，在解决国际冲突时，重新引入长期被排除在外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我们在巴尔干和波斯湾问题上所看到的。

　　如果辩证思维的这种现实性能得到证明，我们就可以欣然预期，迟早会有一本《辩证法黑皮书》出版，就像最近几年出现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和《精神分析黑皮书》那样。那将意味着对立的两极还未被中和或消解成“相互关系的对立，而非矛盾的对立”。那将是对崇拜既成事实，安于贫乏的现实而拒绝考虑其他可能的作风的挫败。那将意味着“否定的哲学”、批判的工作、整体的视角和列宁在《哲学笔记》的旁注中所颂扬的不可预测的“飞跃”，并没有绝对地向现实妥协。

　　那些抨击辩证法的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抨击革命。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两部著作中就透彻地理解了这一点。当然，这些著作是在风暴的中心——危机年代写的，时代赋予了它们强烈的辩证色彩。

　　▲：在19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劳资矛盾已不再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可以从很多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你所说的这种观点通常是建立在对社会学上的变化的解释、对发达国家职业人口中工业无产阶级比例相对下降的观察等基础之上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下降是事实，在法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已经从33%下降到25%，但我们仍可以考虑这25%的职业人口，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无产阶级的数量是在上升的。

　　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减少以至消失的观点，通常被基于分层社会学的狭义和有时倾向于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阶级定义所加强。然而，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并不是一个实证社会学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因为阶级仅存在于斗争中。如果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就业形式与工资水平以及劳动的社会分工等角度来看，依照马克思最初使用的阶级含义，大多数所谓的第三部门从业人员（其中包括大量女性）都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讨论的巴黎无产阶级，并不是大工业无产阶级，而更接近于工场手工业无产阶级。人们往往很容易错误地把阶级组织和意识的弱化（实际上是政治和社会失败的后果）归咎于阶级斗争的减少。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关注当前工人阶级组织和意识所面临的障碍：社会生活的私有化和个人化；工作的流动性；工资形式和工作时间的个性化；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压力；工业和生产组织内部交换的分散等等。

　　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之一。另一方面，我不愿使用“主要矛盾”这一说法，因为它倾向于把其他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系列不属于同一时间范围（或相同历史范围）的矛盾存在，但它们又紧密交织在一起（或是被资本的逻辑支配）。这些矛盾主要有两重关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等。真正的问题在于把这些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因素。

　　为什么工会、女权运动、环保组织和文化运动能在社会论坛中自发地联合在一起？这是因为资本自身及其导致的整个社会关系的普遍商品化，就是把这些不同矛盾集中起来的首要因素。但这种联合必须以尊重不同运动的特殊性为前提。

　　此外，劳资关系问题中还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人们可能会像布尔迪厄那样，认为社会关系是通过表述构建起来的，而不是简单地把握它们的自然状态。尽管如此，这些表述仍然需要以现实状况为基础。用阶级关系来描述社会生活，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令人惊奇的是，当人们常常对无产阶级的存在感到疑惑时，他们却从未怀疑过雇主和资产阶级的存在。人们只要考查一下利润和经济收入的分配，就能证明后者确实存在！那些依然坚持阶级斗争的现实性的人，面临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必须在种族、民族和宗教等差异中构建团结。那些不再把阶级斗争当作解决我们时代主要问题的手段的人，将要面临不断增多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冲突。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已经出现了巨大倒退。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才是国际主义对市场主导的全球化造成的压迫进行回应的真正物质基础（而且不是纯粹道义上的）。

　　▲：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社会运动的结合点是什么？

　　●：我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资本积累的秘密的揭示）而言，依然是解决自由市场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最有效工具。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题性或现实性在于资本自身。实际上，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迪下兴起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历史学家F.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对当代世界的所有认识中，甚至在它的诋毁者中也一样。1993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是一个低潮期，哲学家德里达就用“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总结了马克思的价值，虽然说“否定或绕开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可能会更确切一点。单凭马克思主义理论虽不足以理解当代社会，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任何试图理解当代社会的人都不能忽视的。还存在这样一个悖论，那些说马克思是一具陈旧、过时和腐朽的死尸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拥护者，除了建议回到17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或是回到托克维尔那里之外，也提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马克思确实是其自身时代的产物，他在科学与进步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幻想。但如果考虑到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性质，即资本积累及其规律，他已超越了他的时代，并预见了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依然属于我们当代，他远比那些刚出现就已过时的伪创新要年轻和有激情得多。

　　▲：您如何看待当前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政党相比，它们是否是反抗资本主义更为理想的组织形式？您对它们的未来是怎么看的？它们能成为构建国际组织的基础吗？

　　●：我们首先必须就“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内涵达成共识。经过20世纪令人震惊的悲剧和失败之后，我们可能正处在重建解放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是白手起家。像巴西劳工党（PT）这样的政党，作为1970年代飞速工业化和1980年代军事独裁终结的产物，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类似于一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群众性质和相似的意识形态多样性。但我们目前处于21世纪的开端，不可避免地受20世纪的持续影响。在还不到25年的时间里，巴西劳工党经历了加速的官僚化过程，并陷入由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关系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拉美重组等矛盾共同织成的巨网中。

　　当涉及组织抵抗和对抗性斗争时，社会运动显得比政党更为有效和具体。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没有它们就什么都不可能。然而，马克思曾批评过他同时代人的那种认为实现公民和民主自由就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目的“政治幻想”。同样，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一种“社会幻想”，把政治替代方案的缺失视作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地使自己永久地处于被动抵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地位。这是“左翼”版的“历史的终结”。可是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依然存在，并对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替代方案。

　　在此，我们又要谈到政治规划和战略，以及追求具体目标的相关策略等问题。我们要么为实现替代方案而奋斗，要么就满足于对现存社会自由主义力量施压，并“重新平衡”那些越来越保守的左翼力量。后一种方式只会使消沉的士气更加消沉。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需要耐心、信念和无宗派主义的坚定性。否则，我们将会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陷入各种无意义的冒险中，不断失望。这将是一项持久而艰苦的事业，前途充满荆棘。

　　至于国际运动的重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人把今天的“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国际和大洲层面的社会论坛）与第一国际（完全是一个由各种工会、社会运动和政治流派构成的松散国际组织）相比，这两者还确实有点相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促进了国际上各种运动的联合（正如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为工人聚会和第一国际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一样），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区别。在此我们还要再次注意到20世纪历史经验的持续影响，20世纪出现的各种政治分歧和流派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历史而重新开始，这就是举行各种社会论坛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没有人能预测社会论坛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将取决于目前像拉美或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斗争和政治经验。这一初步重建的阶段还远未结束，在亚洲和非洲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国际运动成熟的条件和标志在于其既能保持统一行动，又能为各种必要的政治辩论提供足够空间的能力。很显然，反抗运动的初始阶段——我把它比作类似于1830和1840年代诞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乌托邦时期”——现在已接近尾声。

　　那种“不用取得政权也能改变世界”的说法曾有过一定市场（尤其在拉美，其他地区也有），但很快就失去了信誉。这是因为今天的任务是取得政权以改变世界。在拉美，很难想象举行一个社会论坛而不讨论政治目标，并回避对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的经验进行反思。也很难想象一个欧洲的社会论坛不讨论替代自由市场和帝国主义欧洲联盟的问题。

　　在参与各种广泛的国际运动的同时，捍卫每个政治派别独具自身历史与组织结构特色的传统和规划，本身并不矛盾。相反，这种做法是对联合各种不同力量的运动的完美补充，也是在各种派别之间实现团结和相互尊重的先决条件。那些设法在公开场合隐藏自己政治身份的派别，往往是最善变和最不可靠的。一位法国哲学家曾说过，在政治中没有清白的历史，“总是从中间再次开始”。如果这些话确实有道理，那么我们必须在迎接新发展的同时，不忘过去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资产阶级的大学中存在吗？能否和我们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验？资产阶级怎么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于作为他们意识形态机构之一的大学中呢？

　　●：这是一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教育领域并不是一个与其他社会矛盾相隔绝的封闭空间。实际上，以“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作为分析基础是不妥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大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机器中的齿轮。而事实上，大学扮演着双重角色。无可否认，大学再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传播和创造着知识，因此，大学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196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大学中曾非常有影响力（但我们也不应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在大学内确实有教学和进行教育实验的自由空间，但这种自由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由于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回潮，学术“常态”和教学“秩序”已大幅度回复到从前。这从大学的课程设置、评估方法和预算管理上也可以看到。但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是存在的。举例来说，我每年都有完全的自由来设置自己的课程。2006年，我再次教授《资本论》导读课（我已经15年没有开过这门课了）；此外，我还有一门关于全球战争和永久的异常状态以及一门关于全球化和国际法哲学的课。问题是，19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代”（这只是一个简称，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大的群体）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年轻的一代已经从福柯、布尔迪厄和德勒兹（Deleuze）等人那里学会了批判性思考，这没什么不好。但可惜的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了。

　　显然，大学内部的相对自由直接取决于外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当大的社会环境变得恶化和社会运动受挫时，你能感受到其对大学的影响。但我们必须在大学内外展开斗争，因为创造一种基于群众和教育运动的非官方斗争渠道也是有可能的。

　　

　　（译者聂大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硕士）

　　

　　

　　

　　

　　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阿兰•弗里曼 编译：孙寿涛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文章 本网使用时有删节

　　

　　英刊《资本和阶级》第34卷第1期(2010年)刊登了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题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当前面临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却没有显著增加。作者认为，原因是现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系统地将马克思的结论与其经济理论相剥离。没有经济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其不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所谓繁荣，从而导致资本崇拜、改良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从而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变得无足轻重。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壮大起来，正是标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的破产。本文还用马克思的经济学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盛衰史和当前经济危机，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文章内容如下。

　　危机恰好存在于这样一个阶段，即老的正在死亡而新的尚未诞生；在这段空白时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病态现象。——安东尼奥•葛兰西

　　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学术界产生了一场可能自1968年以来未曾见过的理论混乱。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时代不同了：至少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我将在本文中予以说明，罪魁祸首，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我称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股思潮——一种试图将马克思的结论与其经济理论相剥离的系统性尝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标志着这种尝试的最终失败。

　　这种困境反映出左翼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正如托马斯•沃康姆(Thomas Walcom)以犀利的语言概括的：“资本主义正面临着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然而以批判经济现状自夸的政治运动，参照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都在行动上正走向失败……大萧条曾是左翼的时代。当然，极右翼从30年代的灾难中也获益良多——这期间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东欧的兴起——但是，在学术界、文化界，最终在政治方面，左翼做得更好……然而，这一次却变了，左翼几乎没有说出什么有趣的东西来。”

　　沃康姆指明了一个事实：在西方对这次危机的讨论中，特别说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之低前所未有。

　　我们应该拒绝对(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几种通常解释。经济危机业已证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马克思遭到忽视是因为他已经被更优越的现代理论所超越的说法，业已破产。阿兰•格林斯潘自己评论道：“一种巨大的风险管理和定价体系业已形成……如果谁能发现作为大部分衍生品市场运行基础的定价模型，就将获得诺贝尔奖。这种现代风险管理模式畅行几十年。但是，整个理论大厦却在去年夏天全部坍塌。”

　　有关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的认识，已经成为共识：从左翼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到右翼的布特(Buiter)，这在柯兰德(Colander)主编的著作中作出了如下概括：“在我们极度需要时，全世界都在没有理论指导的黑暗中摸索。对我们来说，这是经济学专业的系统性失败。”

　　第二个经常提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被压制了”：马克思主义不为人知是因为它被迫保持沉默。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享受到的自由是他们的前辈做梦都想不到的。在古典革命的极盛期，有多少获得资助的颠覆活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从弱小发展壮大的。捕获亿万民众心灵的是他们的观念的力量，而不是他们个人简历的规模。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了，已经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失败中他们自身原因的时候了。是他们丢弃了观众。（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被推出游戏的：它自己主动退出了竞技场。

　　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

　　从政治上说，新工党的失败根源于以下幻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不采用其方法而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根源于类似的幻想：马克思的结论不采用其理论即可达到。这种幻想被陈述了许多次。

　　斯蒂德曼(Steedman)的后斯拉法宣言最为彻底明确：“本书的目的是以一种连贯和(尽可能)简明的方式提供一个论证充分的结论，并强调在对一些马克思探索的重要问题的解答方面，这种论证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完全一致，同时表明马克思的价值数量分析与这些解答无关。”(Steedman，1981：27-28)

　　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罗默《在自由中丧失》(Free to lose)一书中：“我完全放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用剩余劳动术语界定的剥削概念。”(Roemer，1989：11)

　　霍奇逊(Hodgson)表达了同样的拒绝：“我们必须指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相比较，我们的剥削理论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Hodgson，1980)

　　这一点再也没有像那些如雷伯曼(Laibman)这样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说得更清楚的了：

　　“看来，未能将投入品转变为价值术语的失败实际上是马克思论证中的一个缺陷，或者说不足，这造成对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条件的破坏，并导致对利润率的测定不准确，这为后来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纠正。”(Laibman，2004)

　　这种问题甚至也表现在布伦纳身上，他写道：“[资本主义]创新的最终结果只能降低在其生产线上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工资的交换价值，从而提高平均利润率，再次考虑到(马克思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假设。利润率当然不能降低，对这一结论的正式证明参见置盐信雄(Okishio，1961)和罗默(Roemer，1978a，1978b)的著作。”(Brenner，1998)

　　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

　　“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引发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潮流，它认为任何类型的经济学都是可有可无的。作为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机械的——的不满，西方马克思主义(Marxism)转向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关注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美学领域的异见理论，同时却忽略了像格罗斯曼(Grossman)或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这些人提出的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

　　“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将此倾向推向极端，将美学批评从其所谓的机械唯物主义陷阱中解放出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地是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因得到亿万富翁费历克斯•韦尔(Felix Weil)的实质性捐助而成立，该研究所曾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在纽约避难，后来成为1968年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培育场。库恩(Kuhn，2007)曾指出，研究所主管对成员格罗斯曼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抱有敌意，因为害怕其结论会吓跑捐助人;“到1939年，特别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认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性不在于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发展的工具，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讽刺性论证。”

　　这种早就存在的反经济学倾向正好与后来20世纪70年代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这个“大峡谷旅馆”(Hotel Grand Abyss)，这是卢卡奇起的绰号，业已变成跨大西洋的一个又一个学院激进派之家，先后成为后斯拉法主义者的祖母级公寓，后现代主义者的营地，后苏联自由军团的警卫棚。

　　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程的历史性考察中，对于马克思理论所遭受的袭击进行了颇富启发性的描述，《新左派评论》自身为此类袭击也提供了平台。他写道：“目前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运动规律的探讨，确定无疑地体现在大量著作中，包括曼德尔、布雷弗曼和阿格利埃塔的著作。然而，这些具体的历史考察，同时伴随着强烈的理论和方法论争论的复兴，后者则与这些人有关：森岛通夫(Morishima)、斯蒂德曼、罗默、利皮(Lippi)、克劳斯(Krause)和其他一些人。”(Anderson，1983)

　　但是，第一组的学者明确地以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而第二组的学者对此毫无疑问则是持敌意的。原来奠基于马克思有关商品形式之深刻分析之上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和文化的理解被从其根基处撕开，这使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地道的经济危机面前解除了武装。对这场危机而言，整个战后时期都是一个准备期。

　　1968年后的左翼走了一个完整的圆圈。《资本与阶级》杂志上有关价值理论的讨论——该杂志作为讨论阵地得以创建——目前已成为少见的、未必受欢迎的一件事情了。有关艺术、哲学或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繁盛一时，然而没有哪个出版物肯为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讨论这些事件的经济基础留出版面。概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已与马克思诀别。

　　

　　什么是资本主义危机?

　　从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以来，150年过去了。我要作出这样令人奇怪的断言，它不仅保持了其全部的解释力，而且要优于已有的其他任何理论。

　　经济学这个领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倒退，也许是自反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前所未见的。

　　由马克思的修正者所引发的科学探索的歧途只是埋没了马克思简单而深刻的贡献：即他有关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学理论。其一贯的准确性来自其独特的出发点：商品。

　　这点抓得极其准确。商品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即使资本主义立于其上，它仍独立于资本主义而存在。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关系才成为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组织原则。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规律因此采取了经济规律的形式。也因此，资本主义改变了所有的此前存在的社会关系，甚至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第192页。)

　　资本主义的本性不能从这些派生形式中得出。贸易和货币自古就存在——但如果我们从它们所谓的“一般”特征得出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话，我们将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规律视而不见，而且甚至也会深深地误解资本主义的贸易和货币，恰恰因为它们不同于封建的贸易或货币。马克思理论的优越性在于这一基石和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推断。

　　1.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最抽象的规律表述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其中某特定历史阶段的规律。

　　2.他还将资本主义的那些特殊规律表述出来，严谨地避免“普遍的社会规律”。

　　3.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规律表现为特定的经济规律，既不从属于外在于它们的其他东西，也不由外在于它们的其他东西加以解释。

　　4.他认为，商品关系使所有的社会关系蒙上了一层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所有以前产生的社会关系——如贸易、货币、土地所有权、国家、婚姻，甚至是奴隶制和农奴制——都得以重建为“派生的形式”。

　　马克思不过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规律。这样，他跨越了障碍，在这儿，甚至绊倒就是离开比赛。布伦纳，在解释战后的衰退时，集中于战后的竞争形式。但这如何能解释处于托拉斯和垄断高涨期的1893年和1929年的危机?甚至(再)激进的批判，如果它们仅立足于一个或另一个历史的偶然条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1929年类型的事件会再次发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200年来，每一个12年都包含了至少一个经济周期。

　　何谓资本主义繁荣?

　　很明显，仅研究一般规律是不充分的。为了理解任何一次特定的危机，我们都需要确认其独特性，因此，我们既要考察非经济的因素，也要考察那些本质上是经济的但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又不具一般性的因素。对此，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仍然优越于其他替代理论。

　　我们可以抛弃那种认为资本主义规律是机械的或不可避免的看法，任何一般规律都可被克服，而且任何规律的运行都需要中间环节。如果一座房屋倒塌，可能的原因是建筑质量太差，而不是重力。然而，我们需要知道，建房者应服从重力，而并没有被授权蔑视重力。

　　金融化，这场危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更为一般的规律(运行)的结果。投资被吸出实体经济——这部分是生产价值的——而进入投机的狂热中，随着利润率的下降，逐渐使得资本家很难保证一个高的回报率。有可能克服这种情况——但如何做?号召银行扩大货币供应将取得有益的效果——但是它会恢复持续增长吗?理解资本家如何进入危机确实不难。真正难的问题在于：必须做什么才能走出危机来?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必须考察的不是2009年也不是1929年，而是1941年。

　　是什么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它既不是新政，甚至也不是大萧条，而是战争——世界国家体系的彻底重组，伴随着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在1941年和1947年间，美国政府实际上取代了私人投资者。复苏从此刻开始。繁荣并非盲目的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特别猛烈的政治行动。

　　这是马克思理论中第二个独特的地方：危机是偶然性借以发挥作用的中介。危机表明商品形式在组织人类生活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已经失败。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行为的潜能——自由——成为真实的。当资本主义悬置其自身纯粹的经济规律时，它就为人打开了一个空间。人们可以或者淘汰它，或者，如1893年和1929年以后，于巨大的破坏之后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繁荣。

　　在这儿，再次，是与均衡论截然相反的理解，在均衡论看来，市场是完美的，它将其所有的矛盾都归因于外在于市场的因素。对均衡论来说，偶然因素是危机的原因。对马克思来说，它们(偶然因素)则是繁荣的原因。

　　资本崇拜

　　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中，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是严重误置的。这种错乱来自一种典型的拜物教，我称之为资本崇拜。这包含着一种单方面坚持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性能力，而忽略了这种能力借以实现的机制。这导致一种对有关资本主义整体历史的两个关键性事实的盲视，即：一方面是其崎岖的地理性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其危机的结构性本质。

　　资本崇拜来自冯•鲍尔特凯维茨-斯威齐-斯拉法重建的第二个特征，我和克里曼(Andrew Kliman)称之为物理主义(physicalism)。正如在本文开头引证的引文所表明的，马克思的所有修正者的目标都是(他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如果取消了劳动，经济学就缩减为单纯的物理数量的扩张，社会组织成为不相干的。物理的增长成为资本主义的确定性特征。

　　资本崇拜错误地理解危机和增长的关系。敬畏于资本主义推动单纯物理生产的革命性能力，它认为繁荣是自动的，而衰退则是恶力量、愚蠢或特定环境的产物。危机成为我们从中“恢复”到“正常”的例外。实际上，它是另一回事。

　　1929年以来，最多有30年的稳定增长。由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熊彼特所辨认并视为资本主义典型的加速增长阶段，实际上是一种例外。如果我们能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它们，我们就会理解它必须如何做才能摆脱目前的漫长危机——以及(所付出的)代价是否是一个我们或者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代价。这样说来，目前形势的“原因”就变得清晰了：它是导致这样的繁荣的异常因素的缺失。

　　说到利润率下降，甚至那些从实证角度虽然有些模糊但也看到利润率下降的人——如巴兰、斯威齐和麦格多夫学派——也因为他们拒绝惟一能够解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而蹒跚前行。

　　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仍然是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失败的主要表现，作为他单一的颇具先见和独特性的结论仍然成立。永久性的劳动供给过剩的观念在任何一处均衡理论中都没有逻辑地位。要害在于，对于马克思来说，无论是不平衡还是危机都不是资本主义偶然的副产品。它们每一个都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将增长和创新推进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它不能被界定为一个增长和创新的社会。对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在大部分时间内，它带来的是苦难、野蛮和破坏。

　　为什么?解释(它)需要马克思最紧要的经济范畴：超额利润，不同于且高于一般利润的利润，它被新古典理论仅仅视为“寻租”而废弃，但是正如曼德尔注意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均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界定利润，而认为其比率(即利润率)到处都是一样的。在马克思那里，利润率不可能均等。为了成功，市场实际上必须失败(Freeman，1999)。正如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坚持的：

　　“穆勒屈从于整个李嘉图学派所犯的这种错误，即界定一种抽象的规律，而不考虑那些作为中介环节的波动或频繁的中断……

　　只是由于此前供求的波动，由于生产成本和交换价值的不相等，供给和需求才短暂地相等。这是真实的运动，这样，上面提到的规律只不过是其中抽象的、作为单方面偶然的时刻而已。”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完美地(实现)再生产，它才勉强(进行)再生产。假设有汽车的过剩生产，汽车价格下降，它们的回报率下降，资本转而生产(或进入)其他更为有利可图的物品(或领域)。这些物品可能是暂时需求旺盛的东西，或者平均说来，是允许低工资、长工时或者可能的话提供强迫劳动等社会条件的领域。没有这样的机会，如在不景气时，资本将转而贮藏货币。

　　当一种特定形式的超额利润——来自创新技术的超额利润——自我加强时，繁荣本身兴起。投资必须充分地得到滋养，并充分地免于各种其他限制，以能够排他性地集中于几个地区(地理中心)，引进新技术。如熊彼特注意到的，对机器自身的需求，则成为增长的动力，产生了一种表面上很神奇的扩张。但是，如果技术创新能够引发一次繁荣，我们又如何解释信息技术导致网络泡沫，而不是新的黄金增长时代(Freeman，2001)。迄今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实际的繁荣都具备如下三个条件：

　　1.积累集中于少数几个地理中心;

　　2.资本存量的巨大贬值;

　　3.陷入贫困的劳动后备军重新被吸收。

　　这些因素在熊彼特主义的传统中已经被注意到，但皆被视为繁荣的后果。正如托洛茨基最先注意到的，只有在我们将它们作为前提条件予以把握时，它们才有历史意义。“二战”后的繁荣是在美国领导下重新划定的世界格局中得以启动的。英国治下的1893—1914年的繁荣是由帝国主义启动的。两次工业革命从头至尾都植根于殖民地。只有在我们理解了繁荣的前提是一次强烈的从整个星球角度关于超额利润的政治性调拨时，这才有意义。

　　这反过来迫使我们面对那些政治、社会、文化和种族现象的经济后果，“马克思主义”已将这些现象从其根上撕裂，一般来讲，这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三个方面。

　　1.落后性——“不发达的发展”(病态事物的发展)——与现代性不可分离。从任何地理位置吸收超额利润，这正是结构性贫穷和不平等成为资本主义增长的永久性特征的原因。

　　2.野蛮同样是内生的。资本主义不会遵循任何自我限制的法规。无论是资本家对于技术进步的选择，庞氏骗局，还是奴隶工厂，除了从中赚钱，都完全是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作用的结果。

　　3.在任何给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繁荣都产生了最高形式的冲突。对超额利润源泉的竞争将整个国家吸引进来，形成最反动的力量，同时因为反击，也产生了克服这些冲突的力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政府的行贿和残酷镇压，依次是每一次繁荣的代价。战争、造反和革命则是回应。

　　这将我们带向我们的最后一点。马克思理论的最终和最大的优越性在于，恰恰是从“马克思主义者们”放弃的地方开始。如前述，所有的非商品和半商品关系——强迫劳动制、劳力偿债制、地主所有制、家内劳役，更不用说高利贷——通过由商品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整体被转变，往往是提升至一种完全新水平的野蛮。这种野蛮化与繁荣自身不可分割。对这种观点的愤怒拒绝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正如在布伦纳对依附理论的抨击中表现出来的：“从发达和欠发达相互直接依赖，互为因果的观点，沃勒斯坦坚持认为中心国的发达和边缘国的欠发达实质上是从边缘向中心同一个转移剩余过程的结果。这样，他必然终结于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积累发展生产力之内生趋势的实际性忽视上。”(Brenner，1977)

　　针对沃勒斯坦自身观点的不全面，布伦纳竭力要避免的观点，恰好是芭格齐(Bagchi，1982)和帕特奈克(Patnaik，2006)这样的学者要维护的观点，也是依附学派所建立的观点：截至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真正地依赖于不加区别地汲取外部所有可能的剩余源泉，也正因此，这些被掠夺地区才陷入“不发达”。享有特权地进入超额利润的外部源泉对于英国的崛起非常关键，这不仅表现为连绵不断的殖民扩张，也表现为与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棉花种植业的共生关系。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的看法：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度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度作为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9—870页)

　　我要强调那些意味着资本主义增长高潮的句子，因为人们经常误解马克思在此只是讨论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关系。

　　马克思主义最后一个最明显的盲点是：它无休止地倾向于将所有的阶级关系简化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单一关系，而将所有其他社会形态——涉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当作一个他们与之无关的背景，一个他们既不属于也不会进入的背景。在一个目前国家间不平等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程度的世界，面对当前世界上最高程度的不公正，西方马克思主义否认(南方的)这种贫穷与北方资本主义的片面成就之间的关系，既在经验上站不住脚，也是无效的。

　　可能西方以外的马克思主义会率先克服这些缺点，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那些(在西方以外的)力量正处于中心位置。他们的抵抗的有效性，真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恢复，依赖于一个同样的条件——将两者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重新结合在一起。

　　

　　

　　作者：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危机、反抗、乌托邦

　　——— 2010年第 6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综述

　　赵超 马京鹏（原文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12期，使用时有删节）

　　2010年 9月 22 — 25日，第 6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世界各地数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的主题是 “危机、反抗、乌托邦 ”。围绕这一主题，大会共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和近百场分组讨论会，就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政治学、女权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 11个学科或专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次大会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反抗是自由的要求，乌托邦是令人向往的愿景，这三者缔造了社会运动的历史。事实上，在不到 20年的时间内，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化便验证了危机的必然性、反抗的必要性和乌托邦的需求性。

　　本次巴黎大会的召开正值全球深陷危机之际，因而 “危机、反抗、乌托邦 ”这一主题的确立颇具现实意义，旨在探寻摆脱危机的出路。在此背景下，与会学者主要关注和探讨了如下一系列问题，即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断裂环节，这一环节的断裂能否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今的反抗能否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革命 ?积极意义上的乌托邦能够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凸显出颠覆性的创造力，能否将这样的乌托邦变为现实?

　　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是国际马克思大会为促进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相互交流所提供的传统平台，也是历届大会最受关注的专题之一。本届大会上，该专题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对马克思本人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著作的研究上，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对立、时间、欧洲中心论等概念，还有对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探讨。

　　美国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物理学家 J.施塔赫尔 ( John Stachel)特别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对立 ( opposition)概念，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马克思最早于 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使用了对立的概念。但是直到 20年后，他又将这一概念置于对价值形式和从商品到货币转化的辩证发展研究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最早出版的版本 ( 1859年)和《资本论》第 1卷的版本 ( 1869年第 1版， 1872年第 2版)之间，马克思突然改变了对这 一主题的阐释。施塔赫尔提到，J.比岱 ( Jac-ques Bidet)也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之间出现了 “认识论上的断裂”。施塔赫尔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的第 1卷第 1篇第 1章第 3节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上，特别是第一种或者简单的价值形式，即马克思所言的把握整个发展的关键。J.施塔赫尔关注的是最终版本，因为该版本引用并对比了从早期讨论中获取的材料，并探讨了核心观念从 “矛盾 ”到 “对立 ”的改变所引发的各方反应。

　　马克 •布洛克中心 ( Centre Marc Bloch)政治学博士 K.林德纳 ( Kolja Lindner)对马克思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研究。他从欧洲中心论概念的四个方面出发，借助后殖民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对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对超欧洲社会的分析进行追踪，发现 1853年马克思关于印度的文章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欧洲中心论的特点。这些文章是以 F.贝尼耶 ( Franois Bernier)的游记为基础的。关于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的文本最早出现了观点分化，而 1857—1859年关于印度民族起义的著作表明了马克思当时的关注重心仍然是欧洲。相反，《政治经济学批判》表现出他对东方的极大兴趣。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与欧洲中心论彻底决裂，特别是 1879年起的文献以及与俄国革命者的讨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表明，后殖民理论对他的指责是仓促而轻率的。同时，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应当考虑到后殖民研究，以便更好地思考全球资本主义、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偶然性这些问题。

　　有些学者着眼于一些知名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探讨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延续、发展、创新或扭曲。东京情报大学哲学教授石塚省二 ( Shoji Ishitsuka)探究了卢卡奇的劳动观，力图揭示《历史和阶级意识》( 1923年)与《社会存在本体论》( 1964 — 1971年)这两部著作在劳动观上存在的本质的连续性，进而强调 J.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他指出，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 ( 1885—1971)经历过巨大的历史变革，如 1919年 3月 21日至 8月 1日的匈牙利革命以及 1956年 10月匈牙利事件。1964 —1971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劳动概念出发，完成了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石塚省二教授对卢卡奇的劳动观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几个领域进行了阐述。第一个领域是本体论 :卢卡奇是开创本体论转向 (实践 )的先驱，海德格尔、胡塞尔、哈特曼、萨特和阿尔都塞紧随其后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为 20世纪的哲学历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第二个领域是认识论，卢卡奇发展了他的物化思想，所采用的方式有别于他年轻时期的主要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

　　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研究员 U.林德纳 ( Urs Lindner)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改变进行了研究，对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认识论断裂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同见解。他重新评论了阿尔都塞关于 1845年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生认识论的断裂这一主张，并提出两点修改性建议:第一， 1845 — 1846年，马克思并没有驳斥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人本学，而是对青年黑格尔派论述的一些要素进行了批判。这在主题和概念上具有连续性，但是在 “哲学的现实化 ”及其形而上学的附属物的问题上出现了断裂。第二，1845 — 1846年断裂是一次单纯的哲学断裂，它标志着如今受到激烈争论的 “科学实在论 ”这一新问题的开端。马克思本人作为科学家的研究以及他真正的科学突破发生在 1858年，标志是对 “劳动的二重性 ”的发现，而并非如阿尔都塞所言，这发生在 1850年之前，标志是颇受质疑的 “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瑞士学者 A.肖莱 ( Antoine Chollet)关注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成果。他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解放的计划而言，当前研究时间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概念可以将社会解放与自我解放区分开来。许多研究都以马克思的时间概念作为研究对象，A.肖莱特别将目光集中在 M.波斯顿 ( Moishe Postone)和 C.勒福尔 ( Claude Lefort)两位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上。这两位学者都对这一概念作出了新颖而具有启发性的系统阐释，描述了马克思理论中时间的双重性 : M.波斯顿提出抽象时间和具体时间，C.勒福尔提出重复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为什么这两种对立的性质能够很好地组成一个概念，这正是 A.肖莱想要研究的问题。为此，A.肖莱对 M.波斯顿和 C.勒福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他探讨了马克思理论中历史和时间之间的关系。随后，他对马克思思想中事件和变化的地位予以关注，这一点也是 C.勒福尔重点研究的领域。最后，他研究了马克思理论中时间与劳动的关系，M.波斯顿也曾对这一点做过重点分析。因此，时间、历史、事件和劳动组成了 A.肖莱力图研究的概念的网状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 MEGA)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巴黎第一大学的哲学教师 L.普罗斯特 ( Laurent Prost)对翻译历史考证版时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手稿未得到传统分类，其文稿不停地突破体裁、语言的限制，因此需要研究翻译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因为译者不仅面对统一正式命名的概念列表，还会遇到概念的变幻不定、易被混淆等多元化问题，这就需要在其中清晰地勾勒出翻译的目标，即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把握概念的工作。L.普罗斯特特别以尚未出版的 MEGA著作中 “经济概念 ”的翻译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说明。

　　二、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 “危机 ”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既是经济危机，也是跨领域的危机，从生态危机到文明危机，从文化危机到社会危机……危机触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次危机既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是文明及其普世价值 (进步、理性、公平、团结)的危机。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哲学家 I.斯唐热 ( Isabelle Stengers)对危机概念本身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危机这个词有着丰富的含义，在医疗、物理等领域内都有着不同的含义。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探讨资本主义可能灭亡的问题，而是主要活动者作出错误选择的问题，他们由于市场的新构型而受到谴责。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危机是评判的时刻。资本主义不只是剥削，也是破坏，既破坏生态，也破坏集体智慧资源，这类资源在理性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遭到粉碎性破坏。赋予马克思思想以生命力，并不是阐释正在发生些什么，而是要了解在什么模式下，这一思想才能与为实现我们至关重要的需求而发起的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正是美国积极分子提出的 “回收 ” ( reclaim):恢复、重新占有和治愈同时进行，也就是说，重新变得有能力实践。正是由于这些实践，人类才掌握了对所遇到的现实情况进行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将理性与唯心主义两者区分开来。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经济学家 G.杜梅尼尔 ( Gérard Duménil)通过回顾上几次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历史，研究这些结构性危机的特点，由此判断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过了 30年，才显现出其难以维系的特点。危机爆发几年后，甚至连资本主义寻找新的生存道路的能力也受到质疑。尽管历史无法重复，但是历史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大的特点上把握历史的几条主线，为如今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提供借鉴。G.杜梅尼尔由此作出三点评定。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源于相同的逻辑。我们可以将危机分为四次 : 19世纪末的危机、1929年危机、20世纪 70年代的危机和今天的危机。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是收益性危机，而第二次和第四次危机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寻求高收入的逻辑导致无法控制的超速运行。第二，危机相隔的每个阶段都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构型的普及，这种社会构型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构型，即 “社会秩序 ”。这是某些阶级的统治或者阶级分裂的表现，也是阶 级间为实现这些统治而达成契约的表现。第一次由金融掌握霸权是一战后的社会契约，第二次由金融掌握霸权是 “新自由主义 ”时期，此处的 “金融 ”指代资产阶级及其金融机构。第三，结构性危机反映出深层运动的突然震动，即生产模式的长期动力的表现，这就如同地震反映出地质板块的运动一样。历史变化的方向决定了隐藏的动力和社会斗争的交汇。结果取决于来自底层阶级的抗争与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对于当前的危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人民运动，危机后形成的社会秩序将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社会秩序的主要领域仍然会是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将受到重视，这是历史动力继续下去的表现。但是，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直接竞争，将对这些运动产生深刻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S.扎森 ( Saskia Sassen)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方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因为正是这种方式在美国引发了次贷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在金融投机和对土地的纯抽象研究方法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关联 :普通大众保证了土地的价值，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任何人都有权要求免遭贫困，更不用说在他们将自己的资源提供给别人使用的情况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金融技术不再局限于企业。由此，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金融技术与伴随着次级贷款而出现的金融技术几乎相同———发展中国家不再满足于出口自然资源，更是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外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创造了 “编外人员 ”，而这些人事实上被他们自己的村庄或家庭排斥在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无法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而在发达国家，为数众多的家庭被不健康的信贷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在这个体系内投入的资金，最终血本无归。

　　巴黎第八大学博士 M.拜庭格 ( Matthieu Bettinger)对危机中的社会阶级以及阶级重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社会阶级危机，尤其是工人阶级危机的产生，既在于工业生产发生的重大转变，又在于上次危机时期的阶级组建方式 (使工人阶级被物化 )。当今的问题在于如何组建不被物化的阶级。他强调，应当将阶级视为一个永远处于危机中的范畴，应当根据这个特点来发展阶级。为了抵制阶级的僵化，应当依据本质主义的方式来重建阶级。他在分析中还穿插了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思想成果，从 A.巴迪乌 ( Alain Badiou)到 J.德里达 ( Jacques Derrida)，从 P.布迪厄 ( Pierre Bourdieu)到批判社会学，从而试图提出阶级重建的途径。

　　法国精神病学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C.德茹尔 ( Christophe Dejours)教授对当前频发的劳动者自杀事件给予了关注，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由此引发的文化危机。他认为，当代的道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在工作中完善自己、珍爱自己、解放自己的许诺已消失，至少对于那些希望从工作中获益、将其作为 “社会升降机 ”的人而言是如此。自杀时常发生在没有任何心理病理学问题的劳动者身上，他们没有精神病史，有着不错的生活条件和工资水平，并且享有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质量较好的私人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劳动者往往是在劳动中投入很多的人。由此得出悖论:那些主观上对工作关注较少、为企业贡献有限的人，相对远离自杀的威胁。从自杀者的心理病理学角度来看，对工作的热忱和投入如今已成为一种新出现的威胁。由此，如果通过对孩子和年轻人的培训、教育和定位施加影响，就会产生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从劳动心理动力理论角度来看，人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新构型意味着 S.弗洛伊德 ( Sigmund Freud)所言的 “文化劳动”原则上被推翻，而 “文化劳动 ”是实现个体升华和集体文化的条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员 V.热赛尔 ( Vincent Geisser)从 “多元化 ”概念出发探讨社会危机。他提出，从本世纪初开始，法国政界对 “多元化 ”概念的宣传力度逐渐加大。这个概念的推动者们将其视为一种治疗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平等的神奇药物。源于企业与商界的新自由主义的 “多元化 ”观点，被认为是再次激发法国政治生活动力的一个重要元素。但是这种 “神奇药物 ”却会带来负面效应: “多元化”的概念只是社会问题存在的一个委婉说法，它甚至会对经济危机时期出现的新的阶级问题产生不良影响。

　　三、反抗

　　面对资本主义危机，如何开展合理的抗争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与会学者积极探索反抗的形式 ———主观抗议和革命参与，探讨意识形态在反抗中发挥的作用，并研究在新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哲学教授 F.法西 ( Florencia Fassi)对卢卡奇的革命主体概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今社会政治的现实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的 “主体 ”概念，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只有生产力的成熟，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变革的。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化引入《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他围绕社会关系商业化这一事实，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因此，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异化思想变得至关重要。在此框架内，卢卡奇只能通过使与资本主义体制真正对立的主体摆脱异化，创立以被异化主体为主线的针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F.法西指出，卢卡奇的视角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在他的本体论分析中。首先，他赋予主体的概念混淆了异化和客观性;其次，他将无产阶级视为一个具有救世主功能的阶级，这是对无产阶级的物化和反唯物主义的理想化 ;最后，他的阶级意识思想完全脱离了阶级。尽管卢卡奇的视角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关于主体概念的理论中萃取精华，这有助于分析当代问题。面对如今遭受的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出现任何卓有成效的基层抗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探讨革命主体的本体论问题。

　　“马克思在 21世纪 ”研讨会组委会成员 I.加罗 ( Isabelle Garo)教授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探究了当今意识形态概念的现实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遭到滥用的词，以至于人们不再将其视为一个概念。然而，尽管这个词有多种含义，但是它常被用于揭示在既定情况下一种理论和政治的介入。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通过将马克思的方法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来探究今天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的方法并没有因为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作出单一的思想限定，事实上，这种方法使得马克思进行了复杂的调查研究，并在日后不断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调整和修正，这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之中。如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现实性在于它拒绝断言思想是无所不能的，而是在思想斗争的政治方法的框架内考虑这些思想的实际效果。

　　巴黎第九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I.佩雷拉 ( Irène Pereira)对压迫体制的本质与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她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从工人运动中形成的一种思潮在今天遭遇了许多挑战:劳动者的分化、其他阶层要求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生态问题、文化与政治的地位问题、社会主义与国家及宗教的关系等。从马克思思想中汲取源泉并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这个压迫体制的基础上，这种压迫体制被视作一种剥削性质的经济制度。I.佩雷拉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社会主义如何面对现在遭遇的理论挑战 ?如何准确定义压迫制度 ?当今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主要的压迫体制，还是存在多个这样的制度 ?这些体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否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理论 :既考虑到当前不同阶层愿望的多样性，又不会陷入一种阻碍整体发展的相对主义?

　　法国国立尼斯大学政治学博士 M. B.阿雅力( Michal Bechir Ayari)着眼于 “资本主义 ”这个词在法国媒体中出现的新义，对当今的意 识形态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对法国《世界报》报道资料的分析，他指出，从 2008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伊始， “资本主义”这个词汇被该报大量使用，并且逐渐脱离其左派性质的内涵。尽管这种语义的变迁出现在法国第一大报中，但是它有可能对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法国再次出现的变革期待提出思考，即希望对媒体 “意识形态 ”的中立性进行质疑。而金融危机将成为这种变革期待的一个媒介性的奠基事件。

　　原阿尔及利亚经济部高级研究员 A.阿门纳( Ameziane Amenna)关注的是研究金融危机的当代论著，对该领域的研究水平进行评价。他列举了大量理论文集中对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做的不同分析，指出这些分析并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做出深刻的阐释。A.阿门纳特别提到了两位研究者 :著名的托派经济学家 E.曼德尔 ( Ernest Mandel)将危机纳入资本再生产的周期中 ;意大利主要的左派理论家 A.波尔迪加 ( Amadeo Bordiga)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就将各种危机根据其持续时间和深度做了区分。A.阿门纳首先通过列举这两位作者的重要文章节选以及注释，将他们的理论归入马克思理论中。随后，他分析了为什么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的观点来说，当前关于金融危机的本质及起源的争论毫无新意。

　　四、乌托邦

　　在积极推进反抗斗争的同时，危机的出路以及未来的展望自然成为有待思考的又一核心话题。乌托邦思想从诞生到今天，经历了发展与变化，也对诸多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与会学者并没有局限于对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他们更多地探讨了如何将思想理论变为现实的尝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社会学家 M.罗伊 ( Michal Lwy)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概念进行了阐释。他指出，乌托邦就是对一个尚未实现的、但被强烈希望的世界的期待。社会学家 K.曼海姆 ( Karl Mannheim)和 E.布洛赫 ( Ernst Bloch)都曾对乌托邦进行过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将一些纯粹想象出来的、仍然相当抽象的乌托邦过渡到一个在现实矛盾中具体的、稳固的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一个建立在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信条基础上的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是指一个生态的思想和行动的流派，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为我所用，同时去除其生产主义的糟粕。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市场与利润的逻辑以及官僚专制的逻辑两者均不能与保护生态平衡的要求并存。伴随着温室气体引发的气候变化的现象，全球生态危机到了关键的转折点。谁应该对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负责 ?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特别是该制度不合理的扩张逻辑、无限度的积累，以及痴迷于寻求利润的生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就是在面对资本破坏性动力时给出的根本答案。

　　巴西里约热内卢研究院博士 T. F.德阿吉亚尔 ( Thais Florencio De Aguiar)对现代乌托邦思想内部的民主本质作出了原则性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我们理性审视当今的主流乌托邦思想，我们就会看到，某些乌托邦思想曾深刻影响了政治领域的变革。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乌托邦思想一直在努力扩大其可实现的领域，而并不是放大其不可能实现的内容。如果我们把政治活动视为优化某些可能性的实践，那么乌托邦思想就是这种实践的内在的推动力。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乌托邦可以被理解为一切没有被试验过的思想。根据贝尼舒 ( Bénichou)与珀蒂菲斯 ( Petitfils)的观点，乌托邦的一部分思想既可以成为质疑现存秩序的工具，又可以成为倡导社会民主化的大众运动的思想源泉。实际上，乌托邦思想曾提出一个概念性框架，这个框架促使许多革新思想不断涌现，有利于民主的实践以及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尤其是人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重要时期 : 17世纪英国的异端运动以及继承了启蒙时代思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两个时期的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实践和社会幻想的集中产生。因此，现代民主理论也面对新的思想挑战。

　　法国经济学家 T.安德烈阿尼 ( Tony Andréani)和政治社会学家 R.埃雷阿 ( Rémi Herrera)对 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们认为，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失去了重要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迫使执政者采取一些属于社会主义典型逻辑的措施，例如对大型银行国有化 (公开的或遮掩的 )或者采取大规模的复兴计划。由于这些措施只是临时的，人们更倾向于称之为国家的经济 “干预 ”，其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的 “调节 ”——通常是委托私营活动者进行的行为。同时，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或平民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得到承认，它们被称为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行的或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远离乌托邦，尽管乌托邦是非常美好的。如果 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句将社会自由主义改头换面的口号，那么它只能是开放社会化空间的合成物，缺少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以便满足非常多变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现在的新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具有创新性成分，特别是一些已经走出或者正在走出强制和集中的计划模式的国家 (中国、越南、古巴)，以及正在从新自由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国家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但是，新事物还不止这些，拉丁美洲、尼泊尔、印度等都有一些经验足以引起重视。而在西方国家，当资本主义摧毁了就业和社会团结时，替代经济形式 (特别是合作社或社团类型 )悄无声息地逐渐前行，变成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 J.洛伊坎 ( Jean Lojkine)和哲学家、政治学家 M.瓦卡卢利斯 ( Michel Vakaloulis)在社会运动的新趋势中看到了旧乌托邦的危机和新乌托邦的攀升。他们指出，为了有利于生态学乌托邦、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乌托邦、反功利主义乌托邦以及非商品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模式遭到抛弃。我们有理由质疑以网络协作的形式出现的自主管理思想的上升。由于缺少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苏联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失败导致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福利产生质疑 (左翼和右翼均提出质疑 )。同时，工会在左翼党的政治重组及构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替代方案这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普遍受到质疑。

　　［赵超马京鹏 :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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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后西方思想理论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认识

　　吕薇洲

　　2011年01月11日 来源：《红旗文稿》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扩张20余年的进程，动摇了“美元霸权”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地位，也使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政策主张重新受到了重视。就在人们广泛关注左翼思潮，普遍看好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翼政党的时候，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却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普遍遭遇了挫败。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质疑的同时，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处境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社会民主主义当前的困境何在？它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复兴？此类问题成为了西方思想界尤其是左翼理论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机遇与挑战并存

　　众所周知，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调整其理论政策，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短暂的“神奇回归”。但总体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一直处于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扩张的态势，社会民主主义则遭遇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一直处于在困境中徘徊的态势。金融危机的爆发，究竟将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国际金融危机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在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论界，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几乎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并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看作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视为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机会。

　　对这一观点较早进行过系统阐述的当推德国著名学者、德国社民党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及其对经济的破坏，使人们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党产生了不满，从而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立左翼的路线，通过一系列能够拯救现有经济的理论原则和政策主张，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崛起。（托马斯•迈尔： 《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新社会》2008年第11期）

　　甚至连一些右翼政党领袖，如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开始严厉批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资本帝国的终结”，并大力宣扬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的、以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2.国际金融危机使社会民主主义充满困境和挑战

　　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发展转型和力量整合带来了机遇、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的同时，西方思想理论界也深刻认识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种种挑战。

　　尤其是欧洲议会选举后，一些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譬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尔腾•艾西在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就悲观地指出：“哪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党领袖也不会赢得下一次选举。”（蒂莫西•加尔腾•艾西：《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

　　事实上，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普遍失利，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西方思想界对金融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充满困境和挑战的判断是非常客观的。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遭遇困境的原因，西方思想界也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从西方思想界的分析中，可以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不胜反败的原因归纳为三点。

　　1.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受到右翼挤占

　　右翼政党借助自身的政治实力以及掌控传媒的优势地位，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抢占先机，不断挤占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这一点从各国右翼政府采取的“救市”举措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右翼执政党在应对危机时，提出了一些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相似的主张，包括强调实体经济高于虚拟经济，强化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努力做到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等。譬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让其领导的保守派放弃了此前倡导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批准了一系列国家干预措施，这些措施从救助汽车生产商到向那些出口订单暴跌的企业提供用工补贴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原本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以来一直宣扬的经济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身份特征在全球化中不断丧失

　　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指引下，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保守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趋同，彼此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具有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尽管它们似乎仍然以社会民主主义向选民示好）。 金融危机后，由于原有的一些政策主张被右翼“盗取”，为显示与右翼的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出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政策主张，但迄今为止，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行动仅停留在抗议和简单批评阶段，很难为处于危机背景下的广大民众所接受。

　　3.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以来内部缺乏团结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缺乏团结，与其他左翼政党之间在理论政策上存在分歧，这也是导致其选民分散和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直处于分裂和矛盾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团结。譬如，法国社会党中“党魁之争、新老派系之争”就非常严重，特别是党内在欧竞选策略和欧盟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分散了左翼选票，这也是法国社会党多年来屡战屡败、很少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危机爆发后，出于对右派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抗和对社会党无法招架右派攻势的极度不满，2008年2月法国又创立了“新反资本主义党”，这势必进一步缩小社民党的发展空间。德国社会党亦是如此，原本在德国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左翼政党，20世纪80年代组建的绿党、90年代成立的德国左翼党，现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拥有45%的选票，这也是目前形势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流失将近25%选票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左翼政党的支持率与原来相比并没太大变化，不同的是左翼阵营由一个政党变成了三个政党。因此，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处于一个左右夹击的尴尬境地，未能突破思想束缚，与其他左翼力量形成有效的联合之势，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未能取胜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摒弃“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或“左转”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思想界结合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种种变革和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方案。其中最为首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该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继续把自己定位在产业工人、失业者和一般职员，即社会中下层人群。

　　1．“第三条道路”未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大家知道， 冷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的剧烈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攻势，对其理论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提出了一套全方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次（即从微观公司改革到宏观福利改制）、多角度（即从公民社会到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改革方案和政治策略，即“超越左与右”的新激进政治框架，亦即介于传统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推行，对于推动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一度使欧洲出现了短暂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是，它并没有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困境，实现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非但如此，其为应对全球化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导致各国社会（民主）党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自身特性，遭到了传统支持群体特别是党内左翼的强烈反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发生了多次上百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反思“第三条道路”，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其出路定格在超越和摒弃“第三条道路”、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上。

　　2.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摒弃“第三条道路”

　　德国社民党工会领袖马德赫斯•马林提出：一个新的左翼，需要在国家和市场、增长和公正互助、分工和个人负责、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新平衡中采取新的政策。他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使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相互结合的尝试，是一种中间道路。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要重新活跃，它就必须成为与左翼联盟的左翼政党，代替“第三条道路”重新确定左翼政治的新方向。（参见马德赫斯•马林：《代替中间的方向》，《新社会》2009年第6期）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于他们起草的共同战略纲领——《建设一个美好社会》中，毫不掩饰地亮明了其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目的和主张。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低估了缺乏调控的市场的破坏潜力。在市场引导之下的全球化框架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和富裕，但是“第三条道路”政策却未能阻止社会的分化。经过为期10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之后，阶级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的决定性结构特征。（参见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四、社会民主主义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

　　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左翼人士围绕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改革、提高适应能力同时又坚守传统价值观、巩固基本支持力量等问题，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政策主张进行了认真思考。在把社会民主主义摆脱困境的改革方向定位于“左转”和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他们还为社会民主主义设计了一系列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政策主张。

　　1.更加重视“社会公正”

　　西方思想界在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公正”的重要性，主张重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

　　安德丽亚•纳勒斯和乔恩•克鲁达斯指出：“美好社会的主导原则是公正，公正的道德核心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替代和具有同等价值的。在美好社会里，不论其背景如何，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拥有同等的机会。我们要从法律上反对阶级歧视、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以及对女性的偏见。并在文化、教育和工作领域对此进行坚决斗争。”（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反思中更多强调国家干预、发展中小企业、改善民生、保障劳动者权益等主张。法国社会党制定了2008—2011年指导性政策文件，坚决捍卫劳动者就业权利，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并制定出立足左翼的务实政策。

　　2.强调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环境和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渐引起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遍重视。早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社会（民主）党人就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视为其工作重点，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传社会党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譬如，前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作为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特使，这几年一直致力于向世界不少大国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国家做工作。作为摆脱经济危机和实现政党振兴的战略选择和目标任务，“建设一个公正而可持续的经济”正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

　　200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社会党国际23大，是社会党国际面对全球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做出政策调整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为“全球团结：变革的勇气”。会议强调强调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和资源危机，必须进行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各国社民党采取行动控制气候变化，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王继停 李元：《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现状与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3.强调要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监管，实现全球治理

　　西方思想界在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中，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要致力于实现全球治理，尤其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战略主张。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长期缺乏对资本的监控和管制，导致利润至上和投机行为恶性膨胀。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对不受控制的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对自由放任的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尤其要加快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机制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同时推动对联合国和八国集团等机构的改革，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与规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都深刻认识到了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要在国际层面和欧洲层面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通过引入雇员代表具有明确知情权、参与权和共决权的某种全球经济民主，把跨国公司置于民主的监管之下。

　　总体上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思想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和剖析是比较全面深刻的，他们提出的包括“重新左翼化”的改革方向以及强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以及“左翼联合”等具体策略也是比较合理可行的。从国际金融危机目前造成的后果看，它的确使世界范围内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各国左派又重新活跃起来，使强调国家作用、主张对市场加强监管并加强全球治理的左翼思潮逐渐占据上风。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凯恩斯主义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根除资本主义的缺陷，更不能盲目遵循凯恩斯主义、简单照搬社会民主主义。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和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们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因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引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去与现在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访谈

　　〔俄〕前进社会主义者同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编者按：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Daniel Bensaïd）于2010年1月12日溘然逝世，他长期担任法国托派运动的领袖，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的旗手之一，同时，又是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本文是俄罗斯“前进社会主义者同盟”（Socialist league Vpered）的一位成员对D.本赛德的访谈，最初为法文，后由N.劳（Nathan Rao）译为英文，发表于2010年10月的《国际视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网络杂志。原文标题为Marxisms, theory, yesterday and today：Answers to questions from the Russian comrades in Vpered。

　　

　　▲（采访者简称▲，下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哪些是明显过时的，哪些依然适用于今天？

　　●（被采访者简称为●，下同）：我想先澄清一下“传统”这个概念。我们有多种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不是一个：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哲学家E.布洛赫（E. Bloch）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寒流”和“暖流”。与其说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或诠释，不如说它们是构成反抗政治基础的理论构架。如J.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经常提到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可以流传或保存下来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继承者在当下和未来如何对待它。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中哪些是已经过时的呢？

　　首先，我要谈谈一种社会学上的乐观主义。这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很自然地就会带来一个不断增长、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和高度自觉的工人阶级群体。而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分化和分歧。被剥削阶级的联合并不是一种自然产物，而需要奋斗和构建。

　　其次，我们必须重新严肃地考查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的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概念在今天的含义与马克思当初的不同。在当时的启蒙词典中，“专政”是与“专制”相对的，它指一种受尊崇的古罗马制度，是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权力，而不是无限的专断权。很明显，由于20世纪的军事和官僚专政的影响，“专政”一词已失去其最初的单纯含义。但对于马克思而言，专政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事物：它是第一个基于多数人的特殊权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巴黎公社就是这种特殊权力的典型。因此，我们今天谈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与巴黎公社的经验联系起来（还有各种形式的“从下到上”的民主）。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是指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其特定的战略意义，它强调的是在新旧社会和法律秩序之间的过渡。从这点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最后，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可能算是杰出的经济学家，或是杰出的哲学家，但却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但不是那种仅仅把政治当作技术和制度事务教授的所谓“政治科学”家。顺便提一句，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除了英国，在欧洲几乎没有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现代议会制政府或政党。马克思把政治看作是一种事件（战争与革命）和对各种体制的创造，我把它称作“被压迫者的政治”，即那些被排除在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的专业性政治之外的人的政治。这种政治观在今天依然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克思思想中的盲点。这些盲点可能会导致在特殊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以及法律）消亡之间走捷径。在我看来，列宁就有这样的问题，尤其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他关于制度和法律方面的过渡的思考是无益的。整个20世纪的经验要求我们必须仔细考查政党、社会运动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差别。

　　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依然适用于今天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批判为我们揭示了资本的客观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同时还有市场全球化的逻辑。马克思目睹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全球化，交通和通讯（铁路和电报）、城市化和金融投机、现代战争和“大屠杀工业”（massacre industry）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我们目前也生活在一个非常相似的时代，新技术革命（因特网和航天技术）、投机和丑闻、全球冲突等现象比比皆是。多数记者只喜欢描述表面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潜在逻辑，那就是资本的大规模再生产和加速积累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还有助于我们抓住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根源：由于价值规律在事实上把所有财富简化为商品的积聚，用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人和事物的价值，这就造成了普遍的衡量标准危机和世界失衡危机。其结果是劳动和技术的片面理性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全球非理性。社会危机（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排斥和贫困而不是闲暇时间）和环境危机（由证券市场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瞬间“仲裁”来管理的自然资源是不可能长久维系）就是证明。

　　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内在缺陷，威胁着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每当生产的社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世界的私有化（工业、服务、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私有化）就会成为发展和需求满足的障碍。与此相对，对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免费提供某些特定商品和服务的场所的增加）的渴望，创造“全球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需要，都呼唤着新社会关系的产生。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哪些？

　　●：我想说说那些需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答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亿万人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在另一方面，我们还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奠基者所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多世纪的新经验，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第一，生态问题。马克思曾对抽象的线性发展观提出过批评，并指出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框架内取得的进步都会伴随着其衰退性和毁灭性的一面。但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或是列宁、托洛茨基等理论家，都没有增长的门槛和极限等概念。他们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辩逻辑之一就在于相信物质的极大丰富将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然而，科学知识的发展，已经使人类意识到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危害和在发展成效上的规模差异。如今，还没有人知道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平衡所造成的破坏能否在未来某天得到修复。因此，我们必须避免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虽然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化自然的存在”，但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并依赖于其周围的生态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在已被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丰富，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启发下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罗马尼亚的N.G.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美国的J.B.福斯特（John Bellamy-Foster）和法国的M.哈森（Michel Husson）等人。

　　第二，政治活动所处的时空条件正在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在时间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理论文献，包括经济时间（周期、资金周转、社会指标等）和各种不同社会时间之间的差异（或是马克思所谓的“偶然性”和布洛赫所说的“非同时代性”），确切地说，就是政治时间、司法时间和审美时间——现在我们还应加上生态时间——之间的差异。在另一方面，除了H.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开创性研究之外，社会空间的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注。可是，全球化正在导致空间的重组、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不均衡与联合发展的新形式的出现。D.哈维（David Harvey）已经表明，马克思曾对这些领域有过有趣的涉猎，还详细阐明了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的助益。帝国主义的新统治形式非但没有产生一种T.内格里（Toni Negri）所说的帝国的同质性“平滑空间”，还延续和利用了不均衡发展来推进资本的积累。

　　第三，从机械化的劳动力管理技术，到重塑脑体劳动之间的关系等角度，研究劳动及其异化。20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财产关系的形式变换并不足以结束劳动中或伴随劳动而来的异化。有人因此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方式在于“劳动的终结”或是逃离必然性的王国。“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广义人类学上的理解，表示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二是更具体或狭义的解释，把“劳动”理解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强迫的劳动，尤其是指工资劳动形式。与后一个定义相关的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目光着眼于劳动解放。通过生产资料和收入的社会化，使工资形式逐渐消亡，最终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不能消灭“劳动”本身（即使我们给予它另一个称谓），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将给定的自然环境加以利用和改造的活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劳动”这种活动变得更具创造性，因为当劳动本身还处于异化状态时，生命的自由和完满是不可能的。

　　第四，改变世界的战略和策略。在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而来的短暂狂喜和陶醉之后，自由市场的“伟大承诺”很快就失去了信誉。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完全的”市场竞争对社会和环境所造成的破坏，频繁的战争和异常状态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性危机合乎逻辑的结果。“替代全球主义运动”的出现表明了这样的认识：世界不是用来出卖的，世界不是商品，等等。所谓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还不到15年（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人们现在已普遍意识到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冷漠和不可接受。与此同时，人们在“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并避免重蹈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覆辙”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不否认阶级斗争对于我们理解现存制度的矛盾起着核心作用的前提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社会矛盾、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的多元性；研究它们的联合；研究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互补性，同时避免它们相互侵蚀；回到共产国际时期对统一战线的辩论和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关于霸权的未竟研究上去；并深化我们对政治公民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是一项只有同新的斗争和组织经验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进步的艰巨任务。

　　不可否认，我们还必须研究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现象，从社会劳动分工的角度把握其深层次的根源。有种肤浅的观念认为，官僚主义仅存在于文化落后的社会，或者起源于特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实际上，社会越发展，就会产生越多的官僚主义形式：如国家官僚主义、行政官僚主义和知识与专业技术官僚主义等。政党并不一定就比社会运动组织（如工会和NGO组织）更官僚化。相反，政党也能成为抵制财政腐败和媒体贿选（媒体官僚制也是一种新型的官僚化）的有效工具。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研究使权力和政治非职业化的途径；限制选举官职的数量，使更多人得以直接掌握权力；消灭物质和道德上的特权，实行负责任的轮岗换位制。当然，并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解药，上述这些只是监督和限制官僚主义倾向的措施。从长远看，要真正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就需要彻底改变劳动分工，大幅度减少强制劳动的时间。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点通常很少受到关注或是已被遗忘）。但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或是精神分析等其他流派的批判思潮中，也有着许多重要思想，我们如果想要向前迈进，就必须吸收弗洛伊德、福柯、布尔迪厄和其他更多思想家的研究成果。

　　▲：在您看来，谁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设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光荣榜或是排名没有多少意义。一方面，由于智力劳动的社会化和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巨匠”式的人物（像萨特和卢卡奇这样的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仍可算是）已很难再出现。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件好事，它标志着知识生活和理论辩论的民主化。因此，要在当今列出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单是困难和专断的。另一方面，在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其他领域和学科中也存在着大量源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如果考虑到多种因素，并具体到每个专业领域，这份名单上将会有很多人。当“全才知识分子”的梦想成为幻想时，“集体智慧”却在不断凸显出来。

　　这一问题很难回答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你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列出一个主要人物的名单时，如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饶勒斯、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葛兰西等，你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都是社会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他们都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活动家。世界范围内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感情绪和挫折不断的工人运动，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长期脱节。这个问题正是P.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1970年代写的一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所关注的主题。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身思想和理论活动的自由，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使自己与政治活动保持着一定距离；而当他们选择从事政治活动时，常常又舍弃了自己的良心和理论工作。法国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史就是这种悲剧的编年史，这种悲剧就发生在P.尼赞（Paul Nizan）、列斐伏尔、超现实主义者、P.纳维尔（Pierre Naville）、阿拉贡（Aragon）和很多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身上。到1960年代，阿尔都塞为了把理论研究从党派偏见和“正统观念”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更是走向了极端，竟然在理论上确立了理论与实践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

　　今天我们有望从过去的低潮中走出来。“替代全球主义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正在复兴的社会运动与充满生机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并从党派争论和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新契机。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机会。

　　▲：您是如何看待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前也有过很多的讨论，不可能在简短的回答中一一涉及，在此我仅做一些概要性的说明。在19世纪，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俄罗斯人，都需要以辩证法的批判来推进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解放。与此同时，随着1848年6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出现，法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尽其所能地使国家免于辩证法的批判。在法国，“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the underground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阿尔都塞语）甚至在马克思的思想出现于法国思想界之前就被保守主义击败了。从一开始，J.盖德（Jules Guesde）和P.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难以捉摸的马克思主义”就带有实证主义色彩。这一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很难从基于定义的分类逻辑方法转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出色运用的动态、辩证的逻辑（dynamic/dialectic logic)方法，其最严格的形式就是1960年代风行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僵化的结构当作研究对象，把事件和主观性搁置不顾。结构主义所研究的体制是没有历史语境的，这似乎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回顾20世纪的历史越来越令人感到痛苦。

　　正统马克思主义随着斯大林模式在1930年代的胜利成为官方的教条，并牢牢地掌控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权，最终走向教条化和神圣化，这是对辩证法的第二次谋杀。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把辩证法的原则彻底僵化。“辩证法”遂成为形式上的元逻辑，成了万能的尤其是用来打倒对手的国家诡辩术。辩证的批判意识（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强调的）在“国家理性”的强制面前被迫大撤退。

　　这种理论上的倒退往往与其他事情结合在一起，在法国尤其突出。以捍卫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反对蒙昧主义的神话为借口，哲学的人民阵线同政治的人民阵线汇合起来，结成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反法西斯联盟。对非辩证理性的复归，同时也是神圣的笛卡儿方法对辩证的帕斯卡尔死而复生的胜利。保守的官僚主义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在原则上排斥第三者的双因素逻辑。“如果你们不与我们在同一条阵线上，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一胁迫和罪恶的逻辑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损害（如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波兰的《戒严法》和19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为）。

　　我们可能正目睹着一场辩证思潮的复兴。风向正在转变，批判性的著作也正在重获生机，与那些要求我们不顾一切代价而“正面思考”的广告传播策略和一味强调共识与全面和解的叙事形成平衡。这是可喜的兆头。

　　形成以上局面的第一个原因是历史性的。经历了20世纪的悲剧，我们不能再沉迷于单向度的进步中，而不顾本杰明（Benjamin）所说的进步与灾难的可怕辩证法。结合过去20年来我们所目睹的不确定的世界转型这一背景来看，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既反对由市场推动的全球化带来的享乐主义陈词滥调，也反对生态蒙昧主义的辩证批判生态学。由于围绕着确定性混沌、系统理论、整体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争论不断增多，导致了各种辩证逻辑的复兴。如果我们想要谨慎稳妥地处理不同领域的事情，那就必须重启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对话，更新辩证逻辑的试验。

　　目前，迫切需要从整体的（开放的整体）眼光来思考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转型问题，了解晚期帝国主义的新主角，通过政治干预来改变世界的贫困和发展不平衡。迫切需要从非连续的社会时空角度来思考20世纪的历史，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时间概念，即非同时代性和偶然性，而不是简单地依照“前”和“后”等线性时间顺序来思考历史（如后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等等）。相对于积累和列斐伏尔一直批评的“无发展的增长”，迫切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进步。最后，冷战的解冻和许多矛盾的相互作用，已迫使人们走出国家霸权下的两个“阵营”逻辑，在解决国际冲突时，重新引入长期被排除在外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我们在巴尔干和波斯湾问题上所看到的。

　　如果辩证思维的这种现实性能得到证明，我们就可以欣然预期，迟早会有一本《辩证法黑皮书》出版，就像最近几年出现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和《精神分析黑皮书》那样。那将意味着对立的两极还未被中和或消解成“相互关系的对立，而非矛盾的对立”。那将是对崇拜既成事实，安于贫乏的现实而拒绝考虑其他可能的作风的挫败。那将意味着“否定的哲学”、批判的工作、整体的视角和列宁在《哲学笔记》的旁注中所颂扬的不可预测的“飞跃”，并没有绝对地向现实妥协。

　　那些抨击辩证法的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抨击革命。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两部著作中就透彻地理解了这一点。当然，这些著作是在风暴的中心——危机年代写的，时代赋予了它们强烈的辩证色彩。

　　▲：在19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劳资矛盾已不再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可以从很多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你所说的这种观点通常是建立在对社会学上的变化的解释、对发达国家职业人口中工业无产阶级比例相对下降的观察等基础之上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下降是事实，在法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已经从33%下降到25%，但我们仍可以考虑这25%的职业人口，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无产阶级的数量是在上升的。

　　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减少以至消失的观点，通常被基于分层社会学的狭义和有时倾向于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阶级定义所加强。然而，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并不是一个实证社会学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因为阶级仅存在于斗争中。如果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就业形式与工资水平以及劳动的社会分工等角度来看，依照马克思最初使用的阶级含义，大多数所谓的第三部门从业人员（其中包括大量女性）都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讨论的巴黎无产阶级，并不是大工业无产阶级，而更接近于工场手工业无产阶级。人们往往很容易错误地把阶级组织和意识的弱化（实际上是政治和社会失败的后果）归咎于阶级斗争的减少。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关注当前工人阶级组织和意识所面临的障碍：社会生活的私有化和个人化；工作的流动性；工资形式和工作时间的个性化；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压力；工业和生产组织内部交换的分散等等。

　　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之一。另一方面，我不愿使用“主要矛盾”这一说法，因为它倾向于把其他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系列不属于同一时间范围（或相同历史范围）的矛盾存在，但它们又紧密交织在一起（或是被资本的逻辑支配）。这些矛盾主要有两重关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等。真正的问题在于把这些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因素。

　　为什么工会、女权运动、环保组织和文化运动能在社会论坛中自发地联合在一起？这是因为资本自身及其导致的整个社会关系的普遍商品化，就是把这些不同矛盾集中起来的首要因素。但这种联合必须以尊重不同运动的特殊性为前提。

　　此外，劳资关系问题中还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人们可能会像布尔迪厄那样，认为社会关系是通过表述构建起来的，而不是简单地把握它们的自然状态。尽管如此，这些表述仍然需要以现实状况为基础。用阶级关系来描述社会生活，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令人惊奇的是，当人们常常对无产阶级的存在感到疑惑时，他们却从未怀疑过雇主和资产阶级的存在。人们只要考查一下利润和经济收入的分配，就能证明后者确实存在！那些依然坚持阶级斗争的现实性的人，面临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必须在种族、民族和宗教等差异中构建团结。那些不再把阶级斗争当作解决我们时代主要问题的手段的人，将要面临不断增多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冲突。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已经出现了巨大倒退。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才是国际主义对市场主导的全球化造成的压迫进行回应的真正物质基础（而且不是纯粹道义上的）。

　　▲：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社会运动的结合点是什么？

　　●：我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资本积累的秘密的揭示）而言，依然是解决自由市场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最有效工具。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题性或现实性在于资本自身。实际上，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迪下兴起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历史学家F.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对当代世界的所有认识中，甚至在它的诋毁者中也一样。1993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是一个低潮期，哲学家德里达就用“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总结了马克思的价值，虽然说“否定或绕开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可能会更确切一点。单凭马克思主义理论虽不足以理解当代社会，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任何试图理解当代社会的人都不能忽视的。还存在这样一个悖论，那些说马克思是一具陈旧、过时和腐朽的死尸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拥护者，除了建议回到17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或是回到托克维尔那里之外，也提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马克思确实是其自身时代的产物，他在科学与进步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幻想。但如果考虑到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性质，即资本积累及其规律，他已超越了他的时代，并预见了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依然属于我们当代，他远比那些刚出现就已过时的伪创新要年轻和有激情得多。

　　▲：您如何看待当前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政党相比，它们是否是反抗资本主义更为理想的组织形式？您对它们的未来是怎么看的？它们能成为构建国际组织的基础吗？

　　●：我们首先必须就“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内涵达成共识。经过20世纪令人震惊的悲剧和失败之后，我们可能正处在重建解放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是白手起家。像巴西劳工党（PT）这样的政党，作为1970年代飞速工业化和1980年代军事独裁终结的产物，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类似于一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群众性质和相似的意识形态多样性。但我们目前处于21世纪的开端，不可避免地受20世纪的持续影响。在还不到25年的时间里，巴西劳工党经历了加速的官僚化过程，并陷入由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关系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拉美重组等矛盾共同织成的巨网中。

　　当涉及组织抵抗和对抗性斗争时，社会运动显得比政党更为有效和具体。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没有它们就什么都不可能。然而，马克思曾批评过他同时代人的那种认为实现公民和民主自由就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目的“政治幻想”。同样，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一种“社会幻想”，把政治替代方案的缺失视作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地使自己永久地处于被动抵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地位。这是“左翼”版的“历史的终结”。可是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依然存在，并对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替代方案。

　　在此，我们又要谈到政治规划和战略，以及追求具体目标的相关策略等问题。我们要么为实现替代方案而奋斗，要么就满足于对现存社会自由主义力量施压，并“重新平衡”那些越来越保守的左翼力量。后一种方式只会使消沉的士气更加消沉。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需要耐心、信念和无宗派主义的坚定性。否则，我们将会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陷入各种无意义的冒险中，不断失望。这将是一项持久而艰苦的事业，前途充满荆棘。

　　至于国际运动的重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人把今天的“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国际和大洲层面的社会论坛）与第一国际（完全是一个由各种工会、社会运动和政治流派构成的松散国际组织）相比，这两者还确实有点相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促进了国际上各种运动的联合（正如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为工人聚会和第一国际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一样），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区别。在此我们还要再次注意到20世纪历史经验的持续影响，20世纪出现的各种政治分歧和流派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历史而重新开始，这就是举行各种社会论坛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没有人能预测社会论坛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将取决于目前像拉美或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斗争和政治经验。这一初步重建的阶段还远未结束，在亚洲和非洲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国际运动成熟的条件和标志在于其既能保持统一行动，又能为各种必要的政治辩论提供足够空间的能力。很显然，反抗运动的初始阶段——我把它比作类似于1830和1840年代诞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乌托邦时期”——现在已接近尾声。

　　那种“不用取得政权也能改变世界”的说法曾有过一定市场（尤其在拉美，其他地区也有），但很快就失去了信誉。这是因为今天的任务是取得政权以改变世界。在拉美，很难想象举行一个社会论坛而不讨论政治目标，并回避对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的经验进行反思。也很难想象一个欧洲的社会论坛不讨论替代自由市场和帝国主义欧洲联盟的问题。

　　在参与各种广泛的国际运动的同时，捍卫每个政治派别独具自身历史与组织结构特色的传统和规划，本身并不矛盾。相反，这种做法是对联合各种不同力量的运动的完美补充，也是在各种派别之间实现团结和相互尊重的先决条件。那些设法在公开场合隐藏自己政治身份的派别，往往是最善变和最不可靠的。一位法国哲学家曾说过，在政治中没有清白的历史，“总是从中间再次开始”。如果这些话确实有道理，那么我们必须在迎接新发展的同时，不忘过去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资产阶级的大学中存在吗？能否和我们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验？资产阶级怎么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于作为他们意识形态机构之一的大学中呢？

　　●：这是一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教育领域并不是一个与其他社会矛盾相隔绝的封闭空间。实际上，以“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作为分析基础是不妥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大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机器中的齿轮。而事实上，大学扮演着双重角色。无可否认，大学再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传播和创造着知识，因此，大学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196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大学中曾非常有影响力（但我们也不应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在大学内确实有教学和进行教育实验的自由空间，但这种自由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由于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回潮，学术“常态”和教学“秩序”已大幅度回复到从前。这从大学的课程设置、评估方法和预算管理上也可以看到。但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是存在的。举例来说，我每年都有完全的自由来设置自己的课程。2006年，我再次教授《资本论》导读课（我已经15年没有开过这门课了）；此外，我还有一门关于全球战争和永久的异常状态以及一门关于全球化和国际法哲学的课。问题是，19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代”（这只是一个简称，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大的群体）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年轻的一代已经从福柯、布尔迪厄和德勒兹（Deleuze）等人那里学会了批判性思考，这没什么不好。但可惜的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了。

　　显然，大学内部的相对自由直接取决于外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当大的社会环境变得恶化和社会运动受挫时，你能感受到其对大学的影响。但我们必须在大学内外展开斗争，因为创造一种基于群众和教育运动的非官方斗争渠道也是有可能的。

　　

　　（译者聂大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硕士）

　　

　　失败的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危机及其影响

　　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来源：《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就文章标题“失败的制度”而言, 我当然没有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意义上已经到了终点, 而是说展现为一个现实与理性之间不断增长的致命矛盾的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 在我们这个时代, 它不仅不利于人类福祉, 也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的延续。三种关键性的矛盾造就了源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危机: (1) 当前的金融大危机和停滞与萧条; (2) 日益增长的地球生态崩溃的威胁; (3) 与世界霸权转移和资源争夺相联系的全球帝国不稳定性。正同约瑟夫•熊彼特所言, 这种制度的结构性弱点是, 资本主义昔日成功的产物, 却导致了当前灾难性的后果与失败。[ 1 ]因此, 我们该如何行动来应对这个失败的制度, 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一金融大危机和停滞与萧条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目前正经受着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这种自20世纪30年代就未曾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中发生过的金融大危机正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明显下滑, 也可能发生全球萧条。[ 2 ]目前情势尤为严峻,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威胁我们的将是“比大萧条更为严重的萧条”。[ 3 ]

　　要理解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伤痛, 其中一种途径称之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此书为回应1997 -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著,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在该书以新版本重新发行, 题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危机》。[ 4 ]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当然是指回归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经济学, 这本书出版于大萧条中期的1936年。每个人都会同意凯恩斯和他的“萧条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但是是哪一个凯恩斯呢? 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将凯恩斯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尽管是有限的批判) , 我们难道不可以走得更远, 走回到所有批判者中最伟大的卡尔•马克思那儿?

　　在《通论》中, 凯恩斯提出了他有名的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突出缺陷”的观点: 收入分配的极其不平等和维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无能。[ 5 ]这些突出缺陷导致资本主义投资过程中的不稳定性, 而这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在凯恩斯看来,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不确定因素的体制。当新投资的利润减少的时候, 投资就会失去动力, 这主要源于当下与预期需要的约束。当投资市场消失时, 资本转向投机, 导致资产泡沫, 由此产生金融不稳定性以及未来更为严重的危机。

　　凯恩斯的理论主要挑战的是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他认为, 正统经济学从未将自身从这个错误中解放出来, 并且确定无疑地在其基本分析中假定“经济系统总是以其自身最大能力运行”。这意味着正统观点“无力解决失业和贸易周期的问题”。[ 6 ]他相信,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趋势, 是向失业均衡的转向和实际的过剩生产能力。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辩护者, 凯恩斯却提倡超越那些资产阶级自身愿意接受的政策, 并以它们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 “食利阶级的安乐死”, 大量减少资本的股息收入和“某种程度广泛的投资社会化”。[ 7 ]他同时也提出需要扩大政府支出, 以填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并将经济推向全面就业均衡。他也主张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行有限控制。

　　凯恩斯将他的“通论”的分析与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区别开来, 他将这种正统理论称为“特殊案例”, 具有“恰巧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 并导致“误导性和灾难性”[ 8 ]的后果。

　　大萧条的现实使许多经济学家和商业观察者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相信凯恩斯是正确的, 于是“凯恩斯革命”这一提法在更大范围内被频繁引用。凯恩斯提出的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有效需求的建议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被直接应用, 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二战以后, 凯恩斯的理论受到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等人的贬低, 以至于人们一般将其称为“新古典主义的综合”, 有时也说成是“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在凯恩斯的年轻同僚琼•罗宾逊(她有着著名绰号的“粗劣的凯恩斯主义”) 那儿, 凯恩斯更为革命性的洞见全然不见, 其分析也以一种从属的形式重新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合并。[ 9 ]主流经济学家得出结论,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微调来有效管理, 其中货币政策是强调的重点。这是因为经济学再一次被暗中假定为遵照萨伊定律而运作, 自然而然地走向充分就业均衡, 这在今天被重新定义为“自然失业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解除管制, 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 更新与更复杂金融体系的创造, 都被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全部经济逻辑的组成要素。

　　因而,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是那之后的滞胀危机中) , 凯恩斯一直被降级为是“萧条经济学的特殊案例”, 他的理论仅仅在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推进经济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 10 ]但这种情况不再被认为是适宜的, 正如2003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联盟所做的就职演说中所陈, 经济萧条甚至商业周期的问题都已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柏南克在2004年重申了这种观点。对柏南克来说, 大萧条不再具有理论意义; 要解决的是“大缓和”问题, 如20世纪80和9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性的减少。他认为, 需要研究的是商业周期有效终点的原因, 他将这种原因归结为更复杂的货币政策, 而这种观点最初源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洞见。[ 11 ]

　　今天, 像克鲁格曼那样的经济学家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上述结论, 代表着向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回到凯恩斯《通论》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基本缺陷的批判, 而是回到作为“萧条经济学”“特殊案例”的凯恩斯主义, 在这种特殊案例中, 货币政策毫无效果, 应当优先考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12 ]这样看来, 贬低和排挤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温和的批判性观点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其支配地位自身并没有受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受到质疑, 倒是假定货币政策和调控系统出了差错, 而将经济拉回到凯恩斯“萧条经济学”的“特殊案例”中。

　　因此, 凯恩斯所称的资本主义经济“突出缺陷”并未被着重强调。最著名的凯恩斯传记作者(同时也是他的反对者) 将他仅仅看作是伟大的“修正者”。[ 13 ]其结果就是政策上强调财政刺激, 温和的收入再分配, 更新的金融调控和货币贸易中的国际改革。危机被看作一种外在冲击(或者如克鲁格曼所言) 。[ 14 ]经济低迷的严重性意味着人们需要关注长期动力(不只是正常商业周期的因素) 。而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历史制度, 资本主义在日后发展阶段中日益展现出不合理性, 这一事实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不复存在, 甚至在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那里也是如此, 诸如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

　　问题的一方面在于, 尽管凯恩斯的思想对于他想要辩护的体系来说过于激进, 但同时又不够激进。它并没有充分解释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就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种真正关于积累和危机的通论而言, 马克思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保持着批判态度。对马克思而言, 按照他提出的著名的公式, 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M - C - M′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 其中货币资本M用来交换商品C, 通过生产转移成新的商品, 之后又被出售换来更多的货币M′(M +Δm) 。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无止境的。为了最终获得M″, M′被用于下一个生产环节的再投资。如此下去, 没有止境。[ 15 ]任何对这种无止境资本积累的打断都意味着危机。此外, 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系统能使得因有效需求的缺乏而产生的危机成为可能。马克思认为, “所有真正危机的最终根源始终是贫困和有限的大众消费, 它们反对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 就好像仅仅是社会绝对消费力构成了它们的限制。”[ 16 ]

　　至于金融扩张和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到, 整个“生产领域资本饱和”, 导致利润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投机领域, “如果⋯新的积累”, 他写道,“在它的应用中遇到困难, 由于投资领域的缺乏, 比如说, 由于生产分支中的剩余价值和借贷资本的过度供应, 可借出货币- 资本的过量仅仅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随后产生的信用欺诈则证明,剩余资本的应用道路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障碍。然而, 资本扩张法则中的障碍却是内在固有的, 比如, 在

　　资本能够实现作为资本自身这样的限制中。”[ 17 ]

　　“信用欺诈”, 随着向作为财富积聚基础的货币资本的回转, 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崩溃之前。“商业通常在崩溃的前夕看上去无比繁荣。”对马克思来说, 再没有比在经济下滑中出现的资产流动危机更自然的事了, 这种情况下资本极度渴望获得现金。模仿第42节圣歌, 马克思写到资本家渴望得到任何形式的货币: “如同雄鹿寻求淡水, 他的灵魂也要寻求金钱, 唯一的财富”。[ 18 ]

　　但是, 如果马克思的分析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危机普遍理论的起点, 那么考虑到他那个时代起制度的历史进化, 他的分析是不能涵盖今天许多具体问题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从希法亭、列宁、卢森堡开始, 20世纪早期制度的历史进化主要从资本主义制度新阶段的发展这个方面来理解, 通常被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这反映出一个事实, 即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产生于马克思所称的生产集中化和集权化, 这导致大公司和现代信用制度的兴起。

　　对于资本积累如何在大公司经济中改变的分析, 卡莱茨基、斯坦德尔、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亨利•马格道夫进行了最有野心且持续不断的努力。卡莱茨基是波兰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凯恩斯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凯恩斯之前就介绍了大部分与凯恩斯通论相关的基本改革。斯坦德尔是奥地利经济学家, 在二战期间与卡莱茨基共同在牛津统计研究所工作。[ 19 ]他们的工作延伸到对国家角色的分析之中, 并经由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 论美国的经济秩序》得到推广。[ 20 ]这一理论视角随后在斯威齐和亨利•马格道夫的一系列著作中, 被用来解释世界经济和20世纪70、80及90年代缓慢的经济滞胀。这些思想家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并未自然地走向快速增长。[ 21 ]而特定的历史“发展因素”对任何一个时期的强劲增长都是必要的。[ 22 ]尤其在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制度中更是如此, 这种制度中垄断价格的构成和利润与特定的积累制约相联系。对于垄断公司积累而言, 主要问题是要为获得能任意支配的巨大剩余价值找到充足的投资市场。缺少新的历史因素来增加投资市场,吸收剩余价值, 积累制度就会变得不起作用。因此,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 “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的状态”就是“停滞”。[ 23 ]

　　二战之后紧接着的几十年间, 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了一段随后被称之为“黄金时代”的繁盛时期。这种繁荣来源于特别历史因素的刺激, 诸如( 1) 战后高层次消费波动;(2) 战争中被摧毁的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重建; (3) 第二汽车化浪潮(包括推动橡胶、钢铁、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州际公路的修建、乡村的市郊化) ; (4) 以广告扩张和其他与销售相关的消耗所促进的销售增长; (5) 与两场亚洲区域战争相关的高额军费支出。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 这些能够补偿滞胀趋势的因素几乎都衰退了。其结果就是经济的急速放缓。美国的净投资减少, 现有投资大部分来源于公司的折旧基金。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为获取剩余价值(利润) 而开辟新市场就是必需的了。

　　金融系统的发展, 这种情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 发展于80和90年代, 并在一定规模上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由于缺乏投资市场, 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入到金融投机之中, 同时所谓的金融服务行业也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新手段来吸收这种资本。在凯恩斯的启发和卡莱斯基及汉森的影响下, 海曼•明斯基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些新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著名论点, 即金融不稳定是发达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部分”。明斯基的分析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 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缺陷, 这种缺陷与疲软的“实体经济”[ 24 ]之上资产价格增长的投机泡沫相关。然而, 对凯恩斯和明斯基来说, 这被理解为主要在繁荣高峰出现的现象。

　　相比之下, 早在1970年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就认为, 存在着一种“波动的长期下降”, 这种下降源于“商业周期控制中假定的‘成功’”。结果导致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债务挤出”问题, 这就需要实体和账面价值在将来某个时候重新达到一致。债务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大而没有缩减, 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久, 产生的问题就越严重。[ 25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种金融膨胀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期间只是采取了相对少量的信用调节或“信用紧缩”, 直到2007 - 2008年金融大危机的爆发。

　　马格多夫和斯威尔将这种长期矛盾(他们著作之一的题名) 称之为停滞和金融爆炸, 主张两者之间有种“共生的包容”。[ 26 ]最终, 这个长期的金融爆炸过程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特征,垄断资本转变为“垄断- 金融资本”。[ 27 ]

　　作为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中心, 美国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元作为支配性的世界货币的地位, 这实质上允许美国经济按需印出美元并从世界其它国家借进大量份额。这使得美国经济转而成为最终消费者和世界整体经济债务储备的中心。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意味着美国每年不得不向它的贸易伙伴强加(或吸引) 数千亿美元投资———越来越虚假的纸币美元资产。由于下一年美国政府所背负的新债务将达到先前意想不到的程度, 所有泡沫都被叠加成“财政泡沫”, 这个过程将走向终点。作为德意志银行一位富有见地的分析师, 吉姆德里在2008年12月中旬写到, “如果2009年前景非常可怕, 那大概是由于一种主要货币或‘政府公债市场’的逃离造成的”。他建议“英国保持发达市场最容易摘得到果实”。倘若考虑到英镑的弱化角色, 这样一种前景仍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经济事件。然而, 尽管美元在更大范

　　围内承受着相同的压力, 它作为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意味着美元的逃离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经济事件, 而只能被看作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彻底转变”。[ 28 ]

　　1997年, 保罗斯威尔声称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长期趋势, 其起源可追溯到15和16世纪。这种全球化趋势在某些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坚力量的崛起。尽管如此, 他认为, 20世纪末控制世界积累的主导现象, 则是一部由“ (1) 增长率的总体放缓、(2) 垄断(或寡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以及(3) 也许能被称之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所构成的三重奏。[ 29 ]显然, 金融化是最让人吃惊也是最不稳定的发展。斯威尔认为, 如果金融化过程被逆转或放缓, 结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停滞。马格多夫和斯威尔认为, 没人知道这种情况将在什么时候发生, 而且金融化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尽管如此, 债务的上涨将在某种情况下超出资本主义政府作为最后贷款者而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的能力, 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就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样一种历史性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 起源于那些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情形, 它所提出的不仅只是那些正统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有限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而且意味着整个积累的金融化体制的倒塌, 伴随着持久的真实世界的影响。最有可能的长期结果则是增长率的长期的、深层的放缓。

　　随着2007 - 2008世界金融大危机以及自大萧条时期始最严重的经济下降的出现, 这些基于制度发展历史理解之上的预见变成了事实。就全球劳动人口因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下降(仅仅只与1930年相比) 所将要经历的情形而言,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二地球生态日趋崩溃所带来的威胁

　　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失败的体制时, 我首先集中论述了正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但这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地球生态日趋崩溃所带来的威胁远大于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灾难, 但对此应提高警惕并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意见并没引起广泛重视。正如瑞典托尔柏格基金会在2008年报告《理解气候危机: 一个挑战》中提到的:“世界[当前] 正面临着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其后果令人震惊,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映将带给贫困人口最严重的打击。恐惧在滋生。就地球系统的主要环节即将崩溃而言———砍伐森林速度过快,过度捕捞, 淡水缺乏, 北极冰川融化———人们本应该对此具有某种类似的焦虑。关于这些事件和过程的相关报告非常丰富, 但引起关注的程度却很不够。”[ 30 ]

　　最为严重的生态威胁当然是全球气候变暖, 它引发了大范围多方面的气候变化, 对地球上的生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 全球环境危机包括形形色色的问题, 不能被简单看作只是全球变暖, 但这些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有着共同的根源: 诸如生物物种的濒临灭绝, 热带森林的消失(还有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消失) , 海洋生态的污染和破坏, 珊瑚礁的消失, 过度捕捞, 淡水供给源的消失, 对江河湖泊的掠夺, 沙漠化, 有毒废料, 污染, 酸雨, 可用化石燃料的耗尽, 城市拥堵, 大型水坝的有害影响, 全球性的饥荒, 人口过剩等等。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生存自史前时代起最大的挑战。

　　正统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甚至甘愿冒着让地球变成人间地狱的危险——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们的主要角色是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辩护者, 要不惜任何代价推动利润的获取和积累的实现。再没有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无辜欺骗的经济学》(他最后一本书的题目) 所描述的更清楚的了。“资本主义制度, 如同我们今天知道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主席施伯特这样写道, “没有能力来保持环境。”[ 31 ]转向主流经济学来寻求解决方法, 是当前政策中严重的或许更是致命的错误。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生态缺陷, 主要被那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或深受其影响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们所强调。美国的环境社会学一直受两个批判性概念的深刻影响, 这两个概念源于马克思的“生产的单一性”和“代谢断裂”。生产的单一性, 指资本主义制度首要的任务是指数增长, 如同马克思的M - C - M′所指。每一阶段经济行动的层次开始于上一阶段结束之时, 导致今后几年或十年之后经济产量趋于成倍增加———这一过程因商业循环的低迷而被打断, 但绝不会结束。扩张的驱动力是资本积累和寻求更大利润。体验过持续一段时期内最快增长率的国家当然是中国, 中国的经济, 按照布鲁姆网站(Bloomberg1com) 极其美妙(同时也有点可疑) 的说法, “从1978年起增长了69倍”。[ 32 ]但是指数增长, 如果比中国要低, 就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即使经济正在经历缓慢增长或停滞, 就像近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情况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马克思认为,“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如何不断地被转换, 彻底变革, 劳动的分工如何必然引起更大的劳动分工, 机器应用如何推动更多的机器应用, 大规模的生产如何以更大规模的生产进行。这是一条法则, 它反复将资产阶级生产从其旧的方式中抛出, 迫使资本提高劳动的生产力, 因为它已经提高了它们。它, 这条不让资本有片刻休息的法则持续不断地在耳边低语: 继续! 继续! ”[ 33 ]对马克思来说, 工人们也受生产单一性的束缚, 因为条件只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短期内可以忍受,即便这样, 这也减少了系统中他们的相对条件, 因此使他们越来越依赖其资本主义领主。[ 34 ]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他写到由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锻造的环境损害, 以一种“大城镇中能找到的普遍污染”的形式存在。对于马克思而言, “人类依赖于自然生存, 比如, 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 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自然保持持续的对话。”[ 35 ]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只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才得以成形。他受到了由尤斯图斯•冯•李比希, 当时最为著名的德国化学家所发展的对英国工业化农业批判的影响。在李比希基础上, 马克思指出, 从成百甚至成千英里以外向城市中心运输食物和纺织品(城镇和乡村日益分裂的反映) ,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实际上正在耗尽土地的基本营养(如氮、钾和磷) , 而这些基本营养对地球而言是不可再生的。这导致了欧洲和美国19世纪的土地危机。马克思将它描述为“独立于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不可修复的断裂, 这是一种由生命自身的自然法则规定的新陈代谢”。他主张社会需要一种可持续的人类新陈代谢与自然之间的“复归”, 而这种复归只能在工人联合体的社会中实现。[ 36 ]马克思以一种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方式发展了可持续这个概念, 他写到:“从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立场来看, 地球上个体的私有财产, 与一个人把另一个人作为私有财产一样荒谬。即使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或者所有同时存在的社会放在一起, 他们也不是地球的主人、所有者。他们只是地球的拥有者、受益者, 必须将它以一种改进的形式传给下一代人, 就像好的家长一样。”[ 37 ]

　　最近十年已有大量研究将马克思的代谢断裂概念用来解释全球生态的断裂, 这种断裂与资本主义对土地、森林、海洋和碳循环[ 38 ]的掠夺相联系。这导致一种结论, 用环境社会学家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约克的话来说, 就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以一种环境的可持续方式调节社会与自然的代谢。正是它的运作违背了补偿和代谢复归的法则。这种持续不断更新资本积累过程的动力加强了它对社会新陈代谢的破坏, 将资本的需要强加于自然之上, 全然不顾由此导致的对自然系统的后果。”[ 39 ]

　　面对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没有做任何努力从社会关系中寻找问题的根源, 而这些问题正破坏着被马克思所称的“生存的活力状态”。反而是问题发生了转换, 资本主义继续“反复将同样失败的策略坚持到底。”[ 40 ]其结果就是生态灾难的混合。李比希和马克思强调, 面对19世纪的土地危机, 资本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恢复人类与土地的新陈代谢, 而是去发展综合的, 具体说来是基于氮元素的化肥, 这代表着现代农业综合企业的开端, 同时也是(由于石油的大量运用) 导致全球变暖和海洋趋向死水的一个主要根源。资本主义以农业综合企业的方式来解决世界农业生产, 已经导致了世界财富与饥饿的两极分化。联合国表示, 世界上60亿人口中约有10亿在忍受饥饿, 且数字(相对和绝对的) 正不断增加。美国自身超过3600万的人口处于困境, 其中12%在2007年“食物无保障”。[ 41 ]

　　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因其制度本身的基本变化是有限的———是技术性的。但任何在运用自然资源方面所获得的技术成效, 都远远无法与被看作是这种掠夺性制度本身特征的广泛的生态破坏模式相比。因此, 考虑到生态的可持续性, 资本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

　　三全球帝国的不稳定性

　　前面所谈到的都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世界性的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于15 - 16世纪, 由欧洲的一个小角落蔓延开去并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是它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中心与边缘分离的形式, 所以从本质上说它是帝国性的。最初这种制度与体制中心积累的需要相适应, 或者说与世界等级顶端的需要相适应。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外围区领域已被包容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以至于从资本的全球支配地位这个意义上来看, 全球化已臻完美。近几十年来最为戏剧性的变化则是中国快速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

　　然而, 全球化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特殊阶段理解其积累动力的有效方式, 如斯威齐所言, 这个特殊阶段最好被看作具有三种特征: 缓慢增长(既在体系中心, 也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中) ,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垄断以及金融化。持续的全球化, 外加金融化, 已制造出一个假象, 即一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宣称“世界是平的”。[ 42 ]然而, 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按照不同权力资源划分为独立民族国家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这种制度中无法超越的矛盾。同时, 基于中心国家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增长历史地服务于将全球剩余价值从外围汇集到中心。权力在中心国家的集中(经济、军事、金融、通信) 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内在本质, 尽管组成中心和边缘(次边缘) 的具体国家会发生改变。因此, 世界经济不均衡地集中于核心国家的积累需要之上。当由一个单独霸权支配时, 如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最为稳定的。当霸权不稳定和世界经济危机时期, 体系就会走向全面危机, 如同两次世界大战所揭示的那样。

　　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和生态危机, 就它们恶化的程度而言, 将趋向于破坏该体系的稳定性, 加剧这样或那样的紧张局势。古典地理政治理论认为, 一种单一权力只有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 才能控制全球。美国目前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中东地区, 如对欧亚大陆腹地的石油政策。但它的主要目标是面对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对手, 维护甚至扩大它自身正在削弱的支配地位。美国致力于全球军事和经济统治地位的努力真正鼓励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 这使我们不难想象一种情景的发生:所有事情都超出了所能控制的范围。对全球大屠杀的恐惧源于这种经济、生态和地理政治的不稳定, 最初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它的以色列同盟拒绝接受他们在中东地区政策的失败,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冷酷无情的事实标志着失败的和平———瘟疫的美国而不是神圣的美国———一个失败的制度。[ 43 ]

　　四超越失败的制度

　　如前所述, 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全球紧缩- 萧条的威胁, 这种威胁比自20世纪30年代起的任何事情还要严重。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让整个地球都受到威胁的程度。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似乎走到了终点, 除此之外还有被某些人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 44 ]衰退的美国霸权, 以及美国通过所谓的反恐战争而企图恢复全球霸权地位的军事努力, 预示着更大范围的战争和核武器大屠杀。所有这些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去解释, 那就是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当前阶段。从对星球的危害这方面来说, 缺陷就非常明显了。如同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最近指出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不是人类, 而是消费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地球母亲并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原材料。”[ 45 ]

　　目前, 世界经济危机尤为严重, 以至于像《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家, 一贯的“大西洋主义者”, 美国政策的辩护者马丁•沃尔夫那样的人物都发出警告说, 世界贸易的整个体系将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崩溃。他将责任归咎于“重商主义的国家”, 这些国家有大量的国外盈余和不充足的内需, 如中国、德国和日本, 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他认为中国是其中的主要典型。所谓的“重商主义”国家被指责为以国际收支逆差国(美国首当其冲) 和整个世界为代价来实施乞丐- 你- 邻居政策。[ 46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 对于美元作为一种单边全球贸易的结算手段和储备货币, 追问它的崩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可能的, 而且这已经让沃尔夫和其他“大西洋主义者”几乎歇斯底里了, 然而, 正是这些“重商主义”国家, 似乎已成为新的全球多边贸易的核心, 这种前景对大西洋主义者们来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恐惧, 由此引发各种力图阻碍这种变化的地理政治紧张。

　　由于结构性弱点,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走向终结, 资本主义则处于长期危机之中。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萧条经济学”, 但它并非一个特殊案例而是普遍事件。如同世界体系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有段时间所提出的, 过去二十年中被称之为“全球化”的事物其实正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变迁时代”, 它意味着由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向其它某种体系。[ 47 ]

　　这里所说的其它某种体系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而且就目前来说也无法知道; 因为它依赖的不仅仅是国家和公司的回应, 更重要的是世界人口的回应。在阶级异化日益加剧、剥削和资本主义特有的不平等之上, 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制度本身的严重分裂。迄今为止, 在美洲大陆, 一种领导体制(认识到唯一解决方案只能是革命性的) ———21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已被拉丁美洲、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人民认可, 而且也在巴西、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斗争中表现出来。[ 48 ]作为最先体验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冲击力的大陆, 作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军事干涉最为严重的地区(除中东之外) 以及作为美国国际霸权主义的最初基地, 拉丁美洲向世界展示了这条革命性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仅仅牵涉到为达到实质平等而进行的战争, 当然这是绝对必要的, 而且也牵涉到拯救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星球。如同莫洛斯(Morales) 所言, “人类有能力解救地球, 如果我们恢复与自然团结、互补及和谐的原则, 反对目前盛行的竞争、利润和对自然资源的猖獗消耗”, 而这些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失败制度的特征。[ 49 ]

　　注释

　　[ 1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 ocracy,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7, p. 61.

　　[ 2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 3 ]GeorgeW. Bush, Summit on FinancialMarkets and the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 C. , November 15, 2008.

　　[ 4 ]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 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 5 ] [ 6 ] [ 7 ] [ 8 ]John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 ploym ent, Interest and M oney , London: Macmillan, 1973,p. 372, p. xxxv, pp. 376 - 378, p. 3.

　　[ 9 ]Joan Robinson, “Review ofM oney, Trade and Econom ic Grow th by J. G. Johnson, Econom ic Journal 72, no. 287, September 1962, p. 690 - 692; Lynn Turgeon,B astard Keynesianism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6.

　　[ 10 ]Dimitri B. Papadimitriou and L. RandallWray, “Introduction, ”in Hyman P. Minksy, JohnM aynard Keynes, New York:McGraw Hill, 2008, xii. This view of Keynes’general theory as in reality a“special case”was initially and influentially propounded by Leijonhuefvud, who argued that a compromise had emerged within majority economics, which assumed:“(1) the model which Keynes called his ‘general theory’ is but a special case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obtained by imposing certain restrictive assumptions on the latter; and (2) the Keynesian special case is nonetheless important because,as it happens, it is more relevant to the real world than the general ( equilibrium) theory. ”AxelLeijjonhufvud, “Keynesand the Keynesians, ”American Econom ic Review, 57, no. 2,May 1967, pp. 401 - 402.

　　[ 11 ]Robert E. Lucas,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no. 1,March 2003, p. 1; Ben S.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 February 20, 2004, http: / /www.federalreserve. gov.

　　[ 12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pp. 181 - 184; see also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 viii, p. xiii.

　　[ 13 ]Robert Skidelsky, “The Remedis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2008. Skildelsky proudly joined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Tory”) Party in 1992, at the darkest depths of the Thatcherite neoliberal“revolution. ”A Keynes biography far superior to Skidelskyps effort is D. E. Moggridge,M aynard Keynes:An Economists B 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2.

　　[ 14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p. 5. Krugman wrote an article in 1998 strongly at2

　　tacking“vulgar Keynesians”of the“early Keynesian”type ( andWilliam Greider today) for their notions of“the paradox of thrift, ”mal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advocacy of increasing real wages.

　　[ 15 ]Karl Marx, Capital, vol. 1,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hapter 4; PaulM. Sweezy, Four Lectures on M arx 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m 26 – 45。

　　[ 16 ] [ 17 ] [ 37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 484 ( chap ter 30) , p. 507 ( chapter32, section 2) , p. 911 ( chapter 46).

　　[ 18 ]Marx, Capital, vol. 3, p. 484, p. 507 ( chapters 30 and 32) ; Marx, Capital, vol. 1, p. 138 ( chap ter 3, section 3b). The 42nd Psalm (King James version) reads“ As the hart panteth afterwater brooks, so panteth my soul after thee, O God. ”

　　[ 19 ] See Michal Kalecki,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Josef Steindl,M 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20 ] PaulA. Baran and Paul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 21 ] PaulM. Sweezy and HarryM. Magdoff, The Dynamics of U. 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HarryMagdoff and PaulM. Sweezy, The End of Prosper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The Dynam ics of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S 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and The Irreversible Crisi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 22 ]Kalecki,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 161.

　　[ 23 ]Baran and Sweezy,M 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p. 108.

　　[ 24 ]HymanMinsky, Can“It”Happen Again? New York: M. E. Sharpe, 1982.

　　[ 25 ]Magdoff and Sweezy, The Dynamics of U. 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p. 180 - 196.

　　[ 26 ]Magdoff and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p. 22.

　　[ 27 ] Foster an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p. 49, pp. 63 - 76, p. 121.

　　[ 28 ]Jim Reid quoted at the Financial Times website http: / / ftalphaville. ft. com /blog /2008 /12 /15 /50429 / so2what2could2go2wrong2next/.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HarryMagdoff, and RobertW. McChesney, “What Recovery?, ”Monthly Review, 54, No. 11,April 2003, pp. 8 - 13.

　　[ 29 ] PaulM. Sweezy,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49,No. 4, September 1997, pp. 3 - 4.

　　[ 30 ]BoEkman, Johan RockstrÊm, ad AndersWijkman, Grasping the Climate Crisis, Stockholm: The T¾llberg Foundation,2008, 8, www. tallbergfoundation. org.

　　[ 3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Econom ics of Innocent Frau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2004; James Gustave Speth, The

　　B ridge at the End of theW orl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3.

　　[ 32 ]Bloomberg. com, “China Property Slump Threatens Global Economy. ”Bloomberg. com’s growth claims for China are inmonetary terms, and is considerably accounted for by the monetizing of p re - existing socialist public goods, previously valued for their utility rather than the amount ofmoney forwhich they could be exchanged.

　　[ 33 ]Lawrence H. Summers, “Summers on Sustainable Growth, ”the Economist, May 30, 1992;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 90.

　　[ 34 ]Karl Marx,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Value, Price and Prof i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pp. 36 - 37.

　　[ 35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74, p. 302, p. 328.

　　[ 36 ]Karl Marx, Capital, vol. 1,London: Penguin, 1976, pp. 636 - 638 ( chap ter 15, section 10) ; KarlMarx, Capital, vol.3,London: Penguin, 1981, p. 911, pp. 948 - 950; John Bellamy Foster, M arx’s Ec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 141 - 177.

　　[ 38 ] See, for example,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Carbon Metabolism, ”Theory & Society, 34, No. 4 , 2005, pp. 391 -428; Rebecca Clausen and Brett Clark, “The Metabolic Rift and Marine Ecology,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8,No.4, 2005, pp. 422 - 444; Philip Mancus, “Nitrogen Fertilizer Dependency and Its Contradiction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Socio – Ecological Metabolism, ”Rural Sociology 72, No 2, 2007, pp. 269 - 288.

　　[ 39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Rifts and Shifts: Getting to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60,No. 6,November 2008, pp. 22 - 23.

　　[ 40 ] Ibid. ;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3,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pp. 301 - 310.

　　[ 41 ] Fred Magdoff, “The World Food Crisis, ”Monthly Review, 60, No. 1,May 2008, p. 1;“New USDA Statistics Highlight Growing Hunger Crisis in the U. S., ”www. marketwatch. com, November 17, 2008.

　　[ 42 ]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 43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W. McChesney, ed., Pox America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mpire, ”Monthly Review, 57, No. 8, January 2006, pp. 4 - 6.

　　[ 44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0 - 151.

　　[ 45 ] [ 49 ] EvoMorales, “Save the Planet from Capitalism, ”November 28, 2008, http: / / links. org. au /node /769.

　　[ 46 ]Martin Wolf, “Global Imbalances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Liberal Trade, ”Financial Times blog / Economists’ Forum ,December 2, 2008, http: / /blogs. ft. com /wolfforum /2008 /12 /global2imbalances2threaten2the2survival2of2liberal2trade /.

　　[ 47 ]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pp. 45 - 68.

　　[ 48 ] If Latin America is p laying the leading revolutionary role at a continental level, this is not to deny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s occurring elsewhere, such as in the remarkable revolution in Nep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