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日益加速的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及政党格局极化促进了劳动者的再觉醒，为澳大利亚阶级政治的复归奠定了社会基础。

　　（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经济的“黄金时期”和福利国家的兴起，曾极大地改善了广大雇佣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使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否定自身的工人阶级身份而将自己归为中产阶级行列，中产阶级一度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政治稳定的压舱石。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广大雇佣劳动者的中产阶级幻想彻底破灭。为了应对危机，联盟党政府和工党政府均推行了财政紧缩政策和福利改革，曾经自以为是中产阶级的白领工人，在危机中陷入了比蓝领工人更为严重的失业、资产缩水、工资下降等困境，澳大利亚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拉大趋势。2020年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与新南威尔士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处于“金字塔”尖的富人平均财富是穷人的90倍，而且过去15年，富人财富升值幅度是穷人的11倍多。这份报告还对2017—2018年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占澳大利亚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比占20%的最贫困的人收入高出6倍，而这一数据在2015—2016年为5倍。贫富差距的拉大客观上为秉持平等公正理念、主张加大政府调控力度的工党的东山再起聚集了越来越充足的动能。

　　（二）雇佣劳动者阶级意识的复苏

　　澳大利亚贫富差距的拉大带来了阶级分化的加速，阶级结构正在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悄然变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归属问题，并回归工人阶级队伍，中产阶级逐渐萎缩的趋势愈加明显。西方学者在针对“在政治中，人们有时谈论‘左’和‘右’。在从0到10的范围内，你会把自己放在哪里？其中，0表示左边，10表示右边。用同样的标准，你会把两个联邦政党放在哪里？”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发现，2019年两党之间的左右两极分化程度达到2.6分，为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选民立场与自由党立场之间的平均差距为1.5分，选民立场与工党立场之间的平均差距为1.1分，选民向左靠拢的趋向更加明显。回溯历史，工党是在工会运动的支持下、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的。工党在成长为澳大利亚主要政党的过程中，曾长期倚重工人阶级选民的坚定支持，并与之建立了密切联系。中产阶级的回归无疑为工党重拾执政地位壮大了阶级力量。

　　（三）联盟党的相对式微

　　在连续执政的九年时间里，自由党的频繁内斗导致党首多次更替。2015年9月15日，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发动“政变”迫使托尼·阿博特下台之后，特恩布尔领导的联盟党仅占政府中的微弱多数，致使联盟党在推进关键政策议程时屡屡受阻。2018年以后，自由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特恩布尔遭遇“逼宫”，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莫里森当选自由党党首，上台就任总理。总理的频频易人加剧了澳大利亚政局的不稳定，引发了群众的不满。

　　不仅如此，动荡不安的国内政治使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为频繁的党争所累，无暇应对内政外交上的种种挑战。阿博特政府内阁推行的紧缩预算案严重动摇了联盟党的执政地位。特恩布尔没能从税收到能源等领域制定出连贯的政策，“政变”是在联盟党支持率连续38次落后于工党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莫里森任期内，野火、洪灾、疫情、高通胀、与中国关系严重恶化、国民收入停滞等危机把澳大利亚经济搞得疲软不堪，也让莫里森饱受质疑和批评。尤其在2021年初，澳大利亚政府先后曝出的一系列性丑闻掀起了轩然大波，使联盟党政府深陷政治泥潭，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受损。《澳大利亚人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自由党的支持率已降到2019年以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评论称，本届大选民众普遍有一种“因挫折而改变”的渴望。

　　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及长期在野的巨大压力使工党重新审视自身，并在政策理念、组织体系及领袖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和调适，这成为支撑工党胜选的内部因素。

　　（一）政策理念向左回调

　　20世纪90年代末，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谋生存的澳大利亚工党在英国工党的示范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但是，澳大利亚工党难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没能产生能够有效整合社会中下层的政治理念，也因为政策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而没能挽救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危机。从社会基础来看，工党为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偏离了工党的传统，失去了对社会公平议题的话语权，辜负了底层选民的期望，就此失去了工人阶级核心选民的稳定支持。

　　面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复苏，重构左翼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方案势在必行，重拾左翼传统成为比尔·肖顿和阿尔巴尼斯时期工党变革的新趋向。在此期间，工党试图采取向传统左翼立场靠近的方式回应来自工人阶级的诉求。

　　第一，反对经济不平等，拉开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距离。工党奉行“小目标”战略，把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肖顿反对特恩布尔联盟党政府将公司税率从30%降至25%的计划，理由是“政策的不公平性加剧了结果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自由党的立场是“给城市顶层人士减税，让其他人勉强度日”。保罗·约翰·基廷和朱莉娅·艾琳·吉拉德在担任工党领袖期间都主张降低公司税率，这反映了工党立场的深刻变化。事实上，到2016年大选时，肖顿领导下的工党已经巩固了与鲍勃·霍克和基廷时期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意识形态距离。肖顿强调，尽管经济增长了几十年，但收入和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不平等处于75年来的最高水平。另外，肖顿还打破了工党的传统观念，公开批评富有的商业利益集团，称它们为“城市的最顶端”。而工人的收入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他认为不平等是“对我们经济健康和社会凝聚力的最大威胁”。在肖顿的领导下，工党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公平的政策。比如，在儿童护理和老年人牙科护理等领域的新计划将通过对“城市的最顶端”征收更高的税收来弥补本质上是累退的税收漏洞。继肖顿之后，阿尔巴尼斯作为“老工党人”，同时作为党内的左派，更加强调工党作为中下层劳动群体代言人的信誉。他指出，在通货膨胀率高达5.1%的背景下，2022年人们的收入却只增加了2.4%，这是1998年以来最低值。他承诺将帮助澳大利亚人获得更高薪的工作，修复“破碎的谈判制度”，并实现最低工资的真正增长，计划用更多的公共开支来解决生活成本危机，例如计划增加41亿英镑的政府支出用于儿童保育、免费技术和继续教育、可再生能源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整体来看，肖顿和阿尔巴尼斯时期的工党更加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对于劳资关系和经济管理采取了比陆克文时期，特别是吉拉德时期更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法和更少的市场化方法。肖顿和阿尔巴尼斯都使用了更传统、更具干预主义色彩的左翼话语，试图纠正边缘群体遭遇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强调澳大利亚市场经济的失败是导致不平等加剧和其他社会弊病的原因。

　　第二，种族政策更具包容性和进步性。肖顿和阿尔巴尼斯在强调所有澳大利亚人面临的经济剥削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愿意承认种族和少数族裔群体基于种族身份所面临的劣势和歧视。他们延续了基廷和陆克文关于原住民问题的论述，强调承认和纠正过去的错误，要弥补强制迁移带来的代际影响，为“被偷走的一代”提供经济补偿。如果将他们关于原住民问题的论述与吉拉德的论述进行比较，会发现其进步性非常明显。吉拉德的论述侧重于责任，而肖顿和阿尔巴尼斯则侧重于民族自决以及解决现有和历史不利条件的措施。同时，他们坚持了工党的一贯主张，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可以促使澳大利亚的文化和社会更有活力，而且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驱动力。肖顿强烈反对阿博特联盟党政府修改《反种族歧视法案》的提议，揭露了联盟党政府把种族和文化问题作为掩盖其不平等经济政策的策略，承诺为原住民及其家庭成员设立1000万美元的国家康复基金。阿尔巴尼斯强调，工党致力于推动《乌鲁鲁声明》（Uluru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的全面实施，承诺举行全民公投修宪，将原住民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引入澳大利亚宪法，设立国会顾问组织“向国会传达原住民之声”，让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参与和他们土地有关的决策。

　　第三，以更加积极的政策应对气候变化。工党一贯倡导低碳减排政策，支持气候治理。在肖顿担任工党领袖期间，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工党的核心议题。肖顿坚持了陆克文在第二次担任工党领袖期间的决定，将取消碳排放税作为工党的政策。但同时，他主张制定行业碳排放交易计划，并呼吁增加可再生能源生产，包括增加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肖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气候的政策主张，其中包括一项到2030年确保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5％以及澳大利亚5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的提案。总体来看，工党试图重拾2007年以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框架，并试图将气候变化行动构建为两党之间的重要争论点，其目的是表明工党具有比联盟党更现代、更务实的行动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近年来，由于自然灾害等气候变化引发的问题直接冲击澳大利亚社会而愈发引起民众关切，在2022年联邦大选中，工党把气候行动放在了更加优先的位置，大打“低碳牌”。工党给出的承诺是，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3%，并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从2021年的31%提高到2030年的82%。阿尔巴尼斯试图将澳大利亚塑造为全球舞台上新兴的气候领导者，声称澳大利亚已经回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并准备在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

　　（二）大力吸收党员，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

　　针对党员流失现象，工党在2015年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大量招募党员的决议，不仅通过推行更为方便快捷的“一键式”网上入党申请，鼓励年轻人、原住民、女性入党，鼓励工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入党，提供党费优惠等多种措施鼓励选民入党；还适应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发展的需求，创新性地成立了各类“议题支部”，为那些不愿加入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党支部但对某项政策议题感兴趣的年轻人搭建开展活动的平台；不仅如此，为了储备党员后备力量，工党还在网上成立了“智囊团”，以吸引党外支持者加入。另外，为了让更多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党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自2015年开始，工党改变了《澳大利亚国家纲领》的决策机制，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转变为了全国政策论坛的方式，在全国政策论坛的65位成员中，除了有5名工党议员和20名工党核心小组成员之外，还有20名工党分支成员代表和20名工会代表。他们共同参与工党纲领政策的制定，提高了基层党员在党内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三）重塑候选人形象

　　在肖顿担任工党领袖期间，工党推出了一系列酝酿成熟的政策。然而，由于媒体爆料肖顿是2010年吉拉德取代陆克文和2013年陆克文二次出山的幕后推手，以及其曾卷入工会腐败案件等，导致“肖顿不值得信任”的说法深入人心。尽管在作为反对党领袖的生涯中，肖顿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强大团队的领袖，着力于改善自身形象，但他一直没能成为民众心目中的“首选总理”，长期在同自由党领袖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正如有学者提到的：“肖顿的公众形象是一个没有坚定信念的机器人，可他的政策比任何一个反对党领袖都要多、都要大胆。”然而，选举结果显示，领导力比政策更重要。在2019年大选中，尽管工党的支持率总体上领先联盟党，但在最佳总理人选上，肖顿的支持率拉低了工党的选情，拖累了工党的政治抱负。

　　2019年大选落败后，肖顿宣布辞职，在随后启动的工党新领袖选举中，阿尔巴尼斯作为唯一参选人当选。与澳大利亚以往的多任总理不同，阿尔巴尼斯出身于真正意义上的“草根”阶层，他在坎伯唐公租房长大，其母亲是一名残疾养老金领取者。虽然出身坎坷，但是阿尔巴尼斯从悉尼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遂即步入政坛，1996年就进入联邦议会，2007—2013年工党执政期间，他曾担任基础设施和运输部部长等职务，并于2013年短暂担任过副总理。阿尔巴尼斯从不避讳自己的出身，而是将“草根”作为身份标签，屡次前往社区倾听民意，“草根”的出身使他能够真正理解弱势群体的处境，更懂得如何为身处不利环境的人创造机会。

　　不仅如此，担任工党领袖之后，为了使自己对选民更有吸引力，阿尔巴尼斯瘦身18斤，注重以更为时尚的西装和眼镜塑造自己的形象。根据澳大利亚民调机构Newspoll的调查显示，选民认为阿尔巴尼斯“值得信任”“对国家的未来有规划”“关心民众”。阿尔巴尼斯温和务实、其亲近底层的形象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使他成为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最佳总理人选。

　　工党的此次胜选表明，作为澳大利亚温和左翼的中坚力量，工党在澳大利亚政治舞台上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工党的此次回归非常有限，其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面临重重挑战。

　　（一）工党的回归有限

　　第一，工党得票率的比较优势有限。工党在2022年联邦大选中的胜利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它在众议院的初选选票（32.58%）跌破了历史新低，联盟党的初选选票（35.49%）也很低，工党和联盟党加起来只赢得了大约2/3的初选选票，而31.93%的选民将他们的初选票投给了其他小党和独立候选人。只不过在澳大利亚的“偏好投票制”下，传统政党在选举中具有明显优势，即选民必须表明对工党或自由党/国家党的偏好，尽管这些政党不一定是选民的首选。正如有民调显示，大选前两天仍有1/3的澳大利亚人“不喜欢”任何一个候选党派，但无论如何选民都必须从两个“恶魔”中选出一个以组建下一届政府。这使工党尽管在初选中获得的选票不足1/3，但最终在众议院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基于工党的初选票数较低，有学者认为工党的胜利靠的是“不温不火的支持。

　　第二，工党意识形态的回调程度有限。纵观澳大利亚工党的发展历程，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定位出现过多次调整。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环境下，为了缓和党内右派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态度，并照顾那些与工党社会主义目标不一致的中间阶层选民的利益，工党将传统的“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主义化” 目标修改为“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民主社会主义化”的新目标，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极一时意味着工党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已经失去效力，工党由此开始更加关注经济效率问题，其对“国有化”理念的放弃，对“私有化”“市场化”理念的推崇，表明着其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化。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新自由主义洗礼的工党面临着因政治右倾化带来的“身份危机”，为了突破以往左右翼政党的政治局限并树立起工党政治理念和政治身份的特殊性，工党走上了“第三条道路”。然而，“起来”（GetUp）等极左翼政治团体在澳大利亚的崛起表明左翼进步价值和社会中下阶层民众仍需要政治代言人，但工党不再是其唯一选择。近年来工党在摇摆调适中复归左翼传统，试图明确其更多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治立场，然而事实表明，工党只是通过更多限制资本及金融特权群体的权力来纠正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其对新自由主义弊端的反思与批判，更多折射的是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下国家治理失效的问题，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左转是具有鲜明实用主义色彩的有限调整。

　　第三，工党在议会中推进政治议题的主导力有限。阿尔巴尼斯执政后，工党政府对内面临后疫情时代抑制物价、促进就业、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民生难题，对外面临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国际合作等政治议题。而从议会席位来看，在众议院的151个席位中，工党获得77席，刚刚过半数，联盟党获得58席，另外的16个席位中，中央联盟获得1席，凯特澳大利亚党获得1席，绿党获得4席，独立候选人获得10席。这意味着工党虽然执掌大权，但由于议会优势不足，必然将在新一届政府中受到多方制约和夹击，在推进政治议题时难免会出现处处掣肘的局面。

　　（二）工党的未来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第一，如何明确自身定位。试图通过改革重新确立左翼身份特征，是工党为赢回传统工人阶级选民的信任所进行的努力。回归左翼传统虽然在经济危机以及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澳大利亚社会阶层分化的日益加快，阶级和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系相对弱化，选民的实用性投票倾向愈发明显。因此，如何正确评估自身定位，处理好站稳阶级立场和吸纳多元力量的关系，仍然需要工党进行艰苦探索。

　　第二，如何克服理论创新瓶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工党试图划清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走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困境。但是，无论肖顿还是阿尔巴尼斯，虽然都努力为其反对财政紧缩、反对社会不公平、提高富人税收、增加社会福利等政见涂上左翼理论色彩，但实际上仍然仅限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未寻找到一种新的体现社会民主主义特色的话语模式。工党要纠正“第三条道路”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需要突破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创新瓶颈，推动构建兼具传承性和时代性的新政治话语，从而进一步指导工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如何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下突破政策困境。工党的新一轮变革体现出其左翼政策的进步性，但是，阿尔巴尼斯在大选中承诺的税收减免、建设经济适用房等减轻民众生活成本的政策无不需要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然而，根据澳大利亚财政部有关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并未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境，而新冠疫情又使政府积累了大量额外债务。预计到2024—2025财年，政府债务会达到9810亿澳元的峰值（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将达到40.9%），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底高出约四倍。面对经济复苏这一刚需，工党政府必然要开源节流。可以看到，大选后的工党政府已经作出妥协，不仅延续了莫里森政府对高收入群体的减税政策，也没有大幅削减采矿、煤炭产业。作为改良主义政党，工党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纠正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但是，在后疫情时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加重的背景下，工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左翼政策困境，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澳大利亚工党在2022年夺回执政地位，似乎与西方多数国家右翼复兴的趋势背道而驰。纵观全球，尽管还有2020年新西兰工党、2021年德国社民党重掌内阁等个别案例昭示着中左翼政治初现回暖的迹象，但西方社会民主党整体低迷的态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后疫情时代，西方传统主流政党的影响力仍在减弱，选票越来越多地从传统大党流向了新兴政党及独立候选人。从澳大利亚2022年大选结果来看，独立候选人所占众议院议席从先前的三个增加到了十个，其中“蓝绿色”独立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在动摇自由党部分“票仓”的同时，也壮大了澳大利亚右翼保守势力的力量。同时，澳大利亚的民粹主义浪潮仍然波涛汹涌，单一民族党、澳大利亚联合党等极右翼政党依然非常活跃，未来工党要破浪前行还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化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