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白匪则与帝国主义勾结进行武装叛乱。1918年，列宁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当时有限的工业资源和农产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实行“余粮收集制”，即向农民征收全部余粮和部分口粮，由政府付给一定货币，禁止一切私人粮食买卖，这实际上和无偿征收没有区别，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争的需要，避免了布尔什维主义政权的崩溃。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原本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的矛盾逐渐暴露。

　　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出现严重的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当时燃料原料供应极其困难，工厂停产，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骚动，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农民大量隐瞒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加上敌对势力的疯狂煽动，在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以农民为中心的暴乱此起彼伏地出现，参加暴动的不仅有中农，还有相当一部分富农。在没有发生暴动的地区，大量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权或者粮食机关写了申诉信和请求信，其中许多书信直接被送到列宁手中。

　　列宁在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所处的经济地位导致了他们信仰不坚定，关键时候容易走向资本主义；认识到工人、农民对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一起走向社会主义。他在倾听多方意见，全面分析苏维埃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势后，指出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在1921年2月8日起草《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列宁通过“粮食税”降低粮食税额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农民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等措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展开猛烈的抨击和歪曲，他们从表层现象出发，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否认过渡阶段的必要性。此外，国内的党员干部们对“新经济政策”也疑虑重重。为了将全党思想统一起来，提高党的领导力，列宁撰写并公开发表《论粮食税》，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依据和意义。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阐述了关于党的领导思想的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完善党的自身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强化党的组织领导力。他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维护了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

　　（一）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列宁深刻认识到一个以铁的纪律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的胜利，从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1921年，苏维埃俄国找到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过渡的道路，提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指出：“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3] 满足了工人、农民等的经济要求，使工人、农民相信执政党是愿意为他们谋福利的政党，缓和了执政党与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全党的团结，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苏维埃俄国依靠“余粮收集制”，保证了前线粮食的基本供给，但在实际的实行过程中，由于狭隘的地方分散性，加上部分地区缺乏有效的管理，一味地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剧了执政党和工农阶级之间的矛盾，激起工农阶级的强烈反抗。部分地区由于燃料原料供应匮乏，不少工厂被迫停产，工人开始骚动，举行罢工。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民不愿种粮或尽可能少种粮的现象，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故意缩减耕地等不合作行动，这造成了农业急剧萎缩。

　　在农民占主要人口的苏维埃俄国，必须要采取一定措施，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才能增加前线工人的粮食补给。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理想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办法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来换取粮食。但是，对于刚刚结束战争的苏维埃俄国来说，短期内基本不能恢复社会主义大生产。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实行“粮食税”，从农民手里把粮食当作税收征来，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由自己支配，再用恢复工业生产的工业品去换取剩余的粮食。“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时的交粮数额大为减少，政府还允许农民有条件地出租土地，使用雇佣劳动等，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缓和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1921年，“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列宁强调“粮食税”的实质是寻找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一个结合点，是向农业征收的一种税，它属于农业税性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粮食税”是一项易于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是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人、农民的经济负担，进而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巩固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实现了党内团结，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完善党的自身建设

　　“党的建设是党本身的‘内功’，党的领导是党的外在表现力。”[4] 列宁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党的自身建设，才能提高党的领导力。当时苏维埃俄国刚刚结束战争的洗礼，“现在需要有一个经济上的喘息时机”[5] ，因此，不具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条件，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应该从帝国主义发展现状和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加强党的领导方式，调整党的工作内容，不断完成党的自身建设，检查党的工作效果，在理论与实践中找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

　　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提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6] 他认为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苏维埃俄国社会发展的中间环节，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即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把国家资本主义纳入社会主义。通俗地说，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与苏维埃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相比却有进步性，列宁因此强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但是，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做法遭到了“左”派的质疑，“左”派认为这是在倒退回资本主义状态，他们不理解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是一个进步，因此，他们大肆宣扬否定领袖、否定党的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粮食税”可能会导致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复活，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禁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验。”[7] 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克服封建主义社会的弊端，经历过辉煌、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能全盘否认资本主义。

　　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对其加以限制，又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作为集中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监督的生产和流通的形式由国家进行，从而有利于苏维埃俄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认同感。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投资经营方式，生产和流通以期获得利润为目标，利用它付给资本家较多的“价值”，以某些牺牲为代价，因此必须对其加以限制。

　　列宁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小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苏维埃俄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基于此，苏维埃政权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整顿全国性大生产组织，顺应了当时工农阶级生产、生活的特点，激活了工农业之间的流转，保持了党的纯洁性，标志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倒退。使工农阶级清楚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在内心深处更加拥护苏维埃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苏维埃俄国党的领导水平，完善了党的自身建设，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

　　（三）反对官僚主义，强化党的组织领导力

　　在列宁看来，党组织“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8] ，原因在于党组织在组织群众工作方面，拥有独特的组织领导力，能发动群众参与其中，是平衡环境、组织与个体之间矛盾的产物。然而，苏维埃俄国官僚主义产生的实质是封建思想的残余，其特征是领导者脱离实际，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是不负责任的组织领导力，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坏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建立了具有精简和精干特点的无产阶级新国家机关。但是，由于苏维埃俄国深受沙俄历史传统的影响，导致新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问题不断出现，党的组织领导力弱化。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9] 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机关吸收大量的旧时机构中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这直接导致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的同时，旧时机构中的不良习惯和作风，也被带入其中，造成机关庞大臃肿，贪污腐败盛行。同时，不少机会主义者乘机混入共产党的队伍中，官僚主义在共产党内部复活起来。不少党员干部流于形式，远离基层、远离实践，做表面工作，不做实事，不停地开会，空谈主义浮在表层难以深入基层等。这对于发展商品经济流转工作产生严重的威胁，严重地影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当时一个小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苏维埃俄国，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小生产者呈分散性和涣散性的特点，它们是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列宁指出：“我们的党纲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一个特别长期的工作。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愈难避免。”[10] 以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文化素质较低，要将反对官僚主义和发展工农业之间的流转联系起来，只有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组织领导力，才能稳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

　　同时，列宁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力。“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从下面提拔工人以消除官僚主义。”[11] 一方面，要在组织上改善机关，选拔年轻有朝气的党员干部加入党组织，增加共产主义力量。另一方面，机关工作人员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调研，不断积累实践经验。为了活跃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地方应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

　　列宁创作完成《论粮食税》，向人民群众解释了以“粮食税”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内容上说，《论粮食税》虽然宏观上看是对“新经济政策”的解读，但实质上是在阐述以小农为主要成分的国家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的相关问题。《论粮食税》对“新经济政策”的解读中提到，执政党建设稳固的重要条件，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从《论粮食税》对共产党加强党的领导的意义上来看，列宁从多角度、多维度表述了对党的领导的看法，这对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兼顾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生活更加困苦，因此后期社会发展不稳定，出现严重的暴乱。“新经济政策”后，“余粮收集制”被“粮食税”取代，农民在交完余粮后，拥有对粮食的自主支配权，自身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基本利益也得到保障。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缓和了执政党与工农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员干部要切实关注人民的利益问题，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解百姓忧心事，做群众贴心人；另一方面，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满腔热情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其次，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2] 中外政党的政治生态迥然不同，体现在国家政治结构与过程有所区别，但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不论在中央抑或在地方，中国共产党均是领导党与执政党。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多次提到：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3] 苏维埃俄国经济的发展证明列宁的思路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例子，自此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这一切离不开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新时代，中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要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将农业与科技紧密结合的先进经验，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最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列宁在推动苏联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出现的官僚主义问题，积极探索并让农民亲自参与基层工作，并不断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农民，促使农民充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目前，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着党员干部应付突击检查工作，为了自身的考核指标，注重表面工作、形象工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将虚假绩效剔除评估体系，将影响真实绩效的指标纳入指标体系，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如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实时监督，增强评估的科学性与真实性。此外，还需要统一集体思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向深入，做好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思想引领和教育引导，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

　　综上，《论粮食税》发表距今已百年有余，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苏维埃俄国当时的环境也截然不同，但《论粮食税》中关于党的领导思想并没有过时，它不仅为当时的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新时代，学习借鉴列宁《论粮食税》中关于党的领导思想的内容，有利于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2023年度湖北省党的建设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23X32）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