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新左翼在形式上极具激进色彩和创新性。本文旨在理解21世纪左翼的背景及其对当前重大挑战的创新性回应，这些挑战包括：迫在眉睫的气候灾难、新的帝国地缘政治格局和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21世纪的工人阶级和左翼思想的前景如何？近1/4世纪前，佩里·安德森在一篇富有特色的尖锐社论中回答道：现实主义左翼的必要起点是“对历史失败的清醒认识”。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除了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衰退”外，“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当前共识的框架”。在近25年后，我认为20世纪的遗产需要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来描绘，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下面，我将简要概述形塑20世纪左翼的主要决定因素和新自由主义的“转折点”，然后进一步研究21世纪左翼萌芽的不同背景，对比它们的形式和表现，分析其影响并评估其挑战。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和北美进一步被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所支配，而非洲和亚洲则饱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辩证法非常相似，两者都创造了一种具有内在理性—对抗潜力的新社会阶层：工厂工人和殖民地知识分子。

　　最初，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是使资产阶级受益。然而，其辩证法的另一个方面是，在美国资本主导的体系下实现了空前的经济增长，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及其运动得到了发展。在1998至2013年期间，世界银行界定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几乎减半，减少了近10亿人，主要发生在中国等国家和地区。1945年后，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实现了正常化。1970年代既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顶峰，也是工人阶级发挥影响力的鼎盛时期。20世纪也为女性带来了重大进步。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成为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畅销书。随着1945年之后，发达国家大规模高等教育的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显著提升。

　　与欧洲半个世纪的殖民征服相比，20世纪的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进程是迅速的，却也是艰苦且血腥的。它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发起，动员大众对制度性种族歧视进行反抗。非洲和亚洲的民族解放是一项划时代的成就，全球南方的左翼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得到了北方左翼的大力支持。从共产国际推动巴库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反越战运动和反种族隔运动……与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团结一致，构成了20世纪左翼运动的核心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左翼成就卓著的一个世纪。俄罗斯和中国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从腐朽的王朝政权中创造出强大的新社会。去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涌现出一大批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另一方面，《资本论》中描述的无产阶级辩证法，最终落脚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后殖民地国家也没有成为人民自由、正义平等的灯塔。

　　然而，20世纪的左翼坚信资本主义和殖民剥削的辩证特征，这为其提供了长远的眼光和坚韧的集体自信。所谓左翼，意味着将实现社会主义视为现实的未来前景。布尔什维克革命鼓舞了欧洲和美洲的工人、亚洲的知识分子和领袖为社会主义而战，中国的革命激发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工农革命运动，古巴的革命激起了拉丁美洲的反对帝国主义浪潮。20世纪的革命是一束希望之光，证明了非资本主义社会有其一席之地。虽然这一时期从未真正出现过欧洲革命的局面，但革命的气息仍在空气中弥漫。在左翼激进分子的推动下，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1969年罢工浪潮席卷意大利，1974年革命推翻了葡萄牙和希腊的法西斯政权。1968年的激进浪潮与2010年的“愤怒者”运动有些相似：二者都是由青年领导的反威权起义，占领街头和广场，倡导参与式民主。然而，“愤怒者”催生了新的政治运动和政党，如激进左翼联盟、“我们能”党、伯尼·桑德斯和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竞选活动等，而1968年的运动在政治创新方面乏善可陈。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的西方社会中发展到顶峰，那么这一顶峰确实在主流工人运动中催生了一些激进且具体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议。其中最大胆的方案来自瑞典和法国。时任瑞典首相的奥洛夫·帕尔梅写道：“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第二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主流尝试出现在法国，在所谓的共同纲领下，成立了由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英国的矿工也进行了抗争。但这些尝试均以不同程度的失败而告终。在苏联和东欧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社会发展最终催生了民主改革的共产主义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陷入僵局，美苏军备竞赛给苏联发展带来了巨大负担。后来，叶利钦依赖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指导来发展俄罗斯经济，1990年代西方对俄罗斯的霸权统治使该国的经济不平等和国民收入退回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就像安德森说的那样，这是左翼的失败吗？回顾过去，我认为可以将20世纪末更准确地描述为一种陷入僵局和疲惫不堪的局面：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期，苏联式经济的僵局和西方工人运动的疲惫，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改革和革命的工业时代的衰竭。在20世纪结束时，新自由主义取代了民族福利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成为霸权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这种激进的、完全以利润为中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这是激进右翼自由主义的死灰复燃，这种自由主义曾因无法解决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大规模失业和贫困问题而被彻底抛弃。现在，在1980年代的新危机面前，似乎无能为力的却是凯恩斯主义，而新自由主义似乎提供了解决方案。21世纪的新左翼必须在这一背景下进行评估，它是在新自由主义占据全球霸权下保持社会主义活力的一种尝试。

　　鉴于新自由主义在近代史中的关键作用，简要概述其复兴和全球传播的背景与特征是有必要的。首先，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出现长期下降，北方工业资本的利润在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劳动成本的不断增长之间受到了挤压。此外，越南战争后，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减弱。同时，为抗议美国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对以色列的援助，新崛起的阿拉伯石油国家提高了油价。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民族国家政策已经失效。

　　对于资本来说，摆脱北方利润挤压的途径有三条。第一是国家镇压，即打击工会。例如，里根政府实施了粉碎航空管理员工会计划，撒切尔政府极大削弱了英国矿工工会的权利。第二是全球化，新的数字技术促使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外包给低工资国家。在美国，进口制成品占国内生产的比例从1969年的14%上升到1986年的45%。第三，数字技术也开辟了电子金融投机的新手段：在美国，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在1990年左右超过制造业，并在几年后成为该国的主要利润来源。

　　在意识形态方面，新自由主义作为右翼对1960年代文化变革的一种有力反击而获得了支持。1971年8月，刘易斯·鲍威尔在美国商会发表讲话，指出“左翼极端分子”并不是“最令人担忧的来源”，需要担忧的是对美国自由企业模式“异口同声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社会中相当重要的因素：大学校园、媒体、期刊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而有组织的工人已不构成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

　　新自由主义尽管显示出巨大的韧性，但在40年之后的今天，它的霸权正在结束。首先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新自由主义尚未结束，但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成为达沃斯论坛官方关注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又重新回到了英语世界。第二个关键事件长期来看可能更具决定性。2010年之后，美国政治精英意识到中国正在全球化的游戏中获胜。美国政客们发现，全球霸权不仅取决于少数大公司，还取决于国家及其人民，甚至是工人阶级的韧性。在此背景下，随着超富裕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距不断扩大，分配问题重回议程。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第三，新冠疫情大流行和持续的气候灾难表明自由市场不足以应对新世纪的紧迫问题。“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曾经被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奉为圭臬，如今在许多人听来已成为奇谈怪论。与此同时，帝国地缘政治的新世界打破了诸如“全球主义优于民族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的关键原则。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贸易和经济政策直接破坏了这些规范。

　　伴随着2008年的救市行动，国家重新回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其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总的政府债务超过了二战期间的水平，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20%。美国的额外支出和税收减少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残酷的资本主义，其野心是由市场统治整个世界。尽管目前帝国地缘政治战胜了市场全球化，但资本主义积累新阶段的残酷性并不亚于上一个阶段。它是一种数字技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致力于在国家定义的地缘政治范围内进行积累。

　　这一系列事件并非像系统辩证法那样展开，也就是说，不是源自社会体系发展逻辑的内生过程。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变异为一种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它不再制造自己的对手。例如，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议者大部分不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关键成员，而是那些被新自由主义侵入和破坏了生活的局外人。帝国地缘政治的矛盾并不能构成一种使被剥削者逐渐强大的辩证法。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1世纪背负着20世纪的灾难性遗产，气候变化、不平等和战争，而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仍在继续。与20世纪末左翼的消沉相比，21世纪的左翼表现出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即便其力量仍然有限。世纪之交的新左翼将激进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新左翼通过呼吁“人民”和激进民主来克服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对抗金融化资本主义的难题，通过对环保主义的先见之明和对避免气候灾难的承诺，他们更新并振兴了整个激进主义传统。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后，围绕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仍在继续。新左翼已经走出了20世纪的阴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简要地了解新世纪左翼的特征。

　　另一种全球化。正是在1990年代末至2008年间不断加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促进了新的全球左翼的形成。1999年11月底，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成为反全球化激进抗议的目标。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设法破坏开幕式，与该市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2001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热那亚召开，遭到了20万愤怒示威者的抗议，安保部门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2003年2月，发生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之一，抗议旨在反对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尽管这些反抗收效甚微，资本主义全球化又持续了10年，然而这些大规模的示威表明，与企业外包和金融投机不同的另一种全球化——即全球团结和国际和平运动——是可行的。在未来的世纪里，这极为重要。另一种全球化的主张者还对左翼政治进行了创造性的干预：设立世界社会论坛，计划作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替代品，旨在为所有非暴力的左翼群体创造一个多元化的交流场所，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对世界的统治，以及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地球”。

　　气候抗议。随着工业化在1970年代达到高峰，环境问题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绿党逐渐在西欧、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兴起，其中许多人将其视为左翼，然而，面对气候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大多数“绿色政治”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常态。在1980年代，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科学组织的一个议题，在1990年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一个明确议题。在21世纪初，这个曾经只被精英关注的议题进入大众视野，从2007年全球正义联盟网络建立开始，就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左翼势力，将气候危机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已成为主流，而对气候变化的忽视则成为极右翼的标签。气候运动催生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社会运动“未来星期五”。“未来星期五”对全球青年的动员是惊人的。根据其报告，它已经在8600个地方召集了1700万名罢工者。

　　新世界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的10年里，在民众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抗议浪潮中，拉丁美洲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新芽。乌戈·查韦斯于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于2002年当选巴西总统。2005年，埃沃·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的选举中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赢得了决定性的多数票。不久之后，厄瓜多尔的一位公开倡导“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拉斐尔·科雷亚也获得了重要的选举胜利。这些突破性进展的背景是自1980年代以来持续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这些国家的建制派政党选择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本国民众的利益，其政治体系几近崩溃。而这些新的社会主义政府取得了重要成就，不断增长的商品出口收入被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兴建社会项目和减少贫困。在拉丁美洲之外，一位准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在美国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超过1300万张选票。那一年，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30岁以下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持有好感，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成员突然激增。2019年，美国社会主义青年战略家巴斯卡尔·桑卡拉发表了《社会主义宣言》，资深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的《如何成为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者》在其身后问世。流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已经转向了北美。

　　21世纪的左翼已经发展出一种新型政治实践。为了把握其创新性，我们将其与20世纪的实践进行了对比（表1）。每一项对比的标准——社会基础、工具手段、运作模式、激进策略、抗议活动——都需要一些解释和说明。图片 

　　社会基础。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一场工人阶级运动。旧资本主义中心的去工业化，以及全球南方工人阶级的有限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21世纪的左翼经常谈到“99%”，或者是更加理论化的阐述形式——“人民”。“人民”是欧洲社会思想中的一个经典概念，由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引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左翼的语境中，“人民”具有明确但有争议的阶级含义以及性别差异。人民的性别化对于21世纪的左翼来说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一个话语的或政治的问题，而且构成了其社会基础。

　　工具手段。“组织起来！”是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的口号。在英语中，“有组织的劳工”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意义。集体组织、团结和纪律是工人能够动员起来反抗资本、媒体和警察的唯一途径。传统上，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被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来保障。在后工业时代，集体组织变得更加困难，但在数字时代，前提条件却发生了变化。“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就足以号召大批人群。西班牙左翼的代表人物、共产主义者、劳工部长约兰达·迪亚斯目前正试图通过发起一场名为“统一”（Sumar）的运动来团结和振兴左翼。左翼在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分别支持科尔宾和桑德斯的短暂成功也是左翼党派政治中这种新的运动性的表现。

　　运作模式。民主是早期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短期目标。斗争通常集中于普选权，为此，比利时工人运动曾发起四次大罢工，瑞典社会民主党发起一次大罢工，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为未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现存“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政治科学家的细致实证研究中，这种批判的合法性再次得到证实，新自由主义下的民主缺陷成为更广泛的左翼批评的目标。21世纪的左翼从更加无条件地拥护民主的立场出发，新运动主张一种基于协商的参与式民主，拒绝代表和领导结构，并经常挫败官方尝试谈判和吸纳的企图。在政治理论层面，拉克劳和墨菲提议用“激进多元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激进民主更注重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利，群众参与而不是多元意见。

　　激进策略。20世纪的左翼具有纲领性和战略性。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并在其“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党纲中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清晰战略。21世纪左翼的态度更加保守。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在2014年直言：“社会主义战略……在实际政治意义上存在巨大问题……我们并不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但我们更加折中，采取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这显然是对20世纪的失败和疲惫的一种承认，但并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投降。21世纪的左翼将激进主义建立在对现有局面的彻底反对之上，而不是长期目标或未来路线图。它拒绝接受统治阶级的传统，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巨轮面前毫不屈服。

　　抗议活动。左翼政治的抗议活动已经扩展到选举政治和大规模示威的传统之外。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激发了广泛的运动，要求占领公共城市空间，建立城市营地。安第斯土著运动所采取的设置路障的方式，也被阿根廷皮克特罗斯、法国“黄背心”运动和印度旁遮普农民所采用。动员中学生是另一个新现象，21世纪初出现在智利，旨在反对教育资本化，随后发展成为更广泛的大学生运动。挑战政府甚至推翻政府的城市暴动也是21世纪左翼政治的一部分。它始于2001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迫使自由派总统乘直升机撤离。突尼斯和开罗在2011年赶走了独裁者，2022年科伦坡的抗议者则驱逐了拉贾帕克萨家族。这些暴动与革命不同，因为它们没有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组织计划。这些抗议运动旨在摆脱现行政策和政客，但却没有为政府提供替代方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示威者可以要求“让他们全部下台！”，但并没有回答“然后呢？”这个问题。在每一个事例中，左翼的巨大缺陷都是缺乏变革权力的愿景或赢得变革权力的战略，这也许是与20世纪左翼最重要的区别。

　　然而，对于亚非左翼来说，21世纪的开局并不顺利。1998年印度尼西亚残暴的苏哈托政权垮台，但几乎没有为左翼创造政治机会，经济继续朝着不平等的方向发展。尼日利亚、南非和韩国试图组建工党的尝试迄今均告失败。印度和日本的“老左翼”被进一步削弱，即使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也没有多少新左翼出现。在20世纪，左翼至少帮助建立了三个持久的国家：中国、越南和古巴。但到目前为止，21世纪的左翼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取得可行的制度成就，尽管这个世纪还剩下很长时间。

　　展望未来，在本世纪的剩余时间里，人类将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地球的宜居性问题；二是新的帝国地缘政治带来的世界大战的风险；三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留下的悲惨的遗产，其深刻的不平等仍在剥夺大多数人类的技术和医学进步。新左翼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目前无法预测，但前景并不乐观。

　　气候危机。在广泛的气候运动中，人们普遍认为，要避免地球灾难，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以私人积累为基础的世界转向关爱、团结和平等的政治。这种转变的形式是21世纪左翼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在改革派和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前者聚焦“绿色新政”概念，后者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热浪、干旱、洪水和山体滑坡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地缘政治气候也正在加剧其自身的种族仇恨风暴。左翼气候运动需要拓宽视野，从只关注乌托邦和世界末日，转而关注地缘政治背景和资本主义变革的可能性，以及世界末日前的地球生活。

　　地缘政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被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所取代。当美国政界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赢得全球化游戏时，它改变了游戏规则。这种趋势始于特朗普时期，并在拜登政府中得到巩固。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现在被国家利益所取代，国家利益通过关税和所谓“制裁”等经济战争形式来获得保护。这种“美国优先主义”，目前正在被“欧洲堡垒计划”所效仿。美国坚持北约东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加速了21世纪帝国间的冲突趋势。作为“反平民武器”，封锁和惩罚性制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了近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冷战后，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再次沉迷于上述手段。制裁的数量在1990年至2009年间翻了一番，在2010年代再次翻倍。这些行为丝毫无益于改变前景，而只是为了获得惩罚的满足感，是一种虐待狂的行为。虐待狂自由主义现在是西方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趋势。帝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时代对左翼来说很难应对。2022年的欧洲左翼所处的境地，类似于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面临的孤立和绝望。此外，现在还存在不可忽视的核战争风险。

　　亚洲的崛起。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出现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如果左翼的世界观在20世纪是“工人的前进征程”，那么在21世纪则是“亚洲的前进征程”。美国世界霸权的铁腕正在松动，中国凭借其惊人的技术经济崛起成为最直接的挑战者，不过从长远来看，亚洲作为一个大陆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这似乎是更可靠的筹码。印度势必会争取大国地位，而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快速发展国家在内的东盟集团也在向前迈进。这种趋势可能意味着世界金融体系的重组，结束美欧对它的束缚。这也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强加给世界的能力正在减弱。左翼的思想政治视角必须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对于全球北方的左翼来说，这样的观点应该包括承认美国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键差异。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堡垒，作为一个基督教传教帝国，它渴望让世界其他地区变得像自己一样，而中国和印度没有这样的野心。一个没有超级霸权的多元化世界应该成为左翼的目标。

　　阶级斗争。21世纪不仅关乎气候适应和地缘政治，还关乎全球阶级斗争。202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平均收入的144倍。巨大的丰裕和悲惨的贫困并存，这是人类历史中的长期趋势，如果左翼要争取任何意义，它就必须重视追求人类平等的承诺，这不仅限于物质资源，还包括获得长寿和健康的机会平等。面对不平等问题的挑战，群众政治的大规模动员和创新的国家政策和制度是应对之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有希望的战略，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后，社会斗争已经重新兴起。在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出现了工人、农民、学生、土著组织、无产阶级和失业青年等不同阶层的大联盟，这些联盟与各自的社会文化结构相匹配，因此可能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

　　在201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预期寿命增长趋势被打破；2020年和2021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低于2017年的水平。气候危机已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干旱和洪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即将来临的灾难的乌云之下，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世纪。但另一种世界仍然是可能的，尽管通往它的道路现在看起来比本世纪初更加黯淡和危险，但我们有主张另一种全球化的声音、世界社会论坛、创造性的反紧缩抗议者、民主的愤怒者，等等。世界体系的裂缝正为新一代左翼的创造力开辟空间，人类对全球不平等现象的愤怒已经成为变革的力量。

　　艰巨的挑战摆在面前。新左翼或许已经开始直面气候危机的复杂性，但尚未着手研究金融的过度积累或探索在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所需要的全球团结形式。如何评估不稳定的新地缘政治分歧所引发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答案，将是21世纪最困难和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对北方左翼而言尤其如此。为了和平和人类生存的权利，它必须将国际关系的批判现实主义观念与理想主义观念相结合。任何理性的左翼都不应该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西方半个世纪的统治，尽管它们最近披上了“普世价值”的外衣。对今天的左翼而言，唯一一致的地缘政治立场是努力阻止下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为人类解放而战。

　　在全球北方，选举政治的情况已经变得对左翼不利，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已经获得了一部分人民的支持。在拉丁美洲，虽然不如本世纪之初那样大胆，但一场更为进步的转变正在进行。在非洲和亚洲，尚未出现明显的政治倾向，但人民对现存政治的反抗确实存在。21世纪的左翼可能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应对未来可预测的挑战，但已经展示了其联结、抗议和抵抗的能力。与新自由主义时代早期左翼的疲惫和消沉相比，21世纪左翼的创造性活力和反叛性的群众运动，是对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保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两个合理理由。20世纪的左翼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秘方，但有着一份泽被后人的丰富经验遗产，那就是包括了失败、错误、胜利和成就的历史。

　　社会主义是20世纪左翼的奋斗目标。它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形式在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的拉美新月形地带中，以及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在美国和英国中短暂地重现。在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南方和欧洲，即使在左翼分子中，社会主义的愿景也所剩无几。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视野丧失，一种对鼓舞人心的未来想象的丧失。诚然，新左翼掀起的反新自由主义浪潮及其创造性的实践表明，这种丧失并不是致命的。20世纪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社会变革很少是按照蓝图进行的。但是，万里长征需要方向。

　　事实上，现存的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虽然它有一些应对气候灾难的资源，但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最多只能为少数幸运地区的少数精英阶层量身定制。当前的世界市场经济必须进行深刻变革，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符合实际的想象将决定变革的方向。同时，亚洲的崛起意味着西方实践和价值观的空间将会缩小。现在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掌握信息，更加联系紧密，将会有更多人提出生存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目前的社会经济体系，至多30%的人口过上了富足生活，而其他人则被排斥、剥削，这是人类能够建立的最好制度吗？左翼应该在21世纪的巨大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时候做好准备了。

　　（作者：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n）：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王钰涵：北京大学哲学系，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