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女性主义始终强调社会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早期的社会再生产分析主要基于家务劳动，不过也涉及少量的更广义的无偿劳动。这些观点认为，价值生成过程仅与生产领域相关，并将“生产性”（productive）劳动与“有偿”（paid）劳动视为同义词。相反，近期的一些研究方法则将社会再生产视作一种“理论”，这种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SRT）运用社会再生产概念去关注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劳动力如何通过私人和公共机构进行日常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这些近期研究似乎关注的是如何分析能够再生产劳动者的照护循环（the circuit of care），这些循环与资本和价值生成的循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在尽力避免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视为各自独立的制度的“二元论”。

　　下文的分析将从回顾过去和现在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讨论开始，着眼于非正规劳动（informal labour）和非正式劳动（informalised labour）的兴起与扩大，并认为只有将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活动解释为价值生产，才能深化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理解。事实上，再生产领域和再生产活动不仅在形塑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在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即“多数世界”（the majority world）——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来说，本文认为，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再生产活动通过三种渠道对价值生成过程作出了贡献：第一，通过直接加强劳动控制，这种劳动控制提高了剥削率；第二，通过吸收资本系统性地将再生产成本外部化，这种外部化成为对资本的一种事实上的补贴；第三，通过在多数世界仍然普遍存在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formal subsumption）过程。总之，在关于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中，如果把非正规劳动和非正式劳动排除在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出现“二元论”的误读。我将在结论中指出，强调无偿劳动的价值生产特性对于包容性政治（和理论）具有政治意义，这种政治（和理论）能够体现当代劳动世界的主要特征，其目标是构建生产斗争与再生产斗争之间的相互支持。

　　最近出版的由蒂提·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主编的文集《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绘阶级，重思压迫》重新引发了关于社会再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下的作用和（重新）配置的讨论。该文集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一，它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审视社会压迫，在这一理论看来，社会压迫不仅仅是一种副现象，更应被视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共同构成要素。第二，它旨在阐明社会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的重新配置和商品化过程。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这方面独树一帜，她的文章根据不同的社会再生产制度重新勾勒出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阶段进行了分析。与此同时，苏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讨论儿童问题的文章也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社会化”的理解。第三，它希望在资本主义“一元论”（unitary theory）的背景下“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这一理论方案的议题当然是有价值的，它成功地论证了社会再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但其中的一些论述过于敌视其他兼具知识与政治关切的理论，例如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对交叉性理论所进行的颇具选择性的批评，或者过于敌视对社会再生产的早期分析，而后者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具体而言，早期的社会再生产分析阐释了再生产领域和再生产活动在构建资本主义以及通过生产“独特的”商品（劳动力）来创造价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一些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却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些重大贡献。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将社会再生产包装成一种“理论”，无论对错，都可能被视为试图将早期的分析重新纳入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

　　毫无疑问，在关于社会再生产问题的讨论中，无论是早期讨论还是近期讨论，最具争议的分歧之一就是：社会再生产是否在价值生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讨论中，这绝非一个小问题。事实上，如果对某些人来说，早期激进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分析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对价值构成的颠覆性研究方法，那么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正是早期女性主义的局限所在。下文的分析旨在强调有关早期社会再生产的讨论的坚实理论基础及其对价值的看法。同时，它还旨在阐明为什么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些早期的分析和主张，而是要聚焦当代世界的非正规劳动和非正式劳动，并将关注点从“西方”转移到“其他地区”（即大部分人都在从事劳动的多数世界）。事实上，只要我们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分析范式，研究全球大多数人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特征，就会认识到社会再生产在剩余劳动榨取和价值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简而言之，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角度来看，社会再生产确实创造了价值，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创造了价值。

　　毫无疑问，在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关系的问题上，对社会再生产的讨论首先起源于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和玛丽亚·科斯塔（Maria Rosa Dalla Costa）于1972年出版的《女性的力量与共同体的颠覆》一书。这是一本主要聚焦家务劳动的政治小册子，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关注的是无偿劳动。它第一次强调了资本主义如何首先依赖工人和劳动力商品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这些过程大多发生在生产和价值生成的所谓传统领域之外。虽然这本小册子并未深入分析社会再生产如何产生价值，但在它出版之后，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试图增加其应有的理论深度。

　　莱奥波尔迪娜·福尔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不仅关注家务劳动，而且关注性工作，她探讨了再生产工作如何在事实上被社会建构为生产主义模式中的“非价值”领域，从而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生成的理解之外。她认为，社会再生产的非价值化应该被视为一种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西尔维娅·费德里西（Silvia Federici）对原始积累的女性主义分析也是围绕着类似的理论方案构建的，它将原始积累视为一种残酷的性别化过程，涉及对女性的剥夺、贬低和驯化，以及通过巫术指控和审判对女性身体的野蛮摧残。在《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一书中，费德里西指出了资本主义如何首先建立在帝国和殖民地的剥夺之上，进而建立在对某些人群的剥削和排斥之上，使他们无法创造（或占有）价值。她关于原始积累的女性主义理论阐述了所有这些事件如何早于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初期特征的圈地运动这一更广为人知的进程。同样，费德里西的方案旨在通过呈现复杂（和血腥）的政治和历史来颠覆更为传统的价值分析，而这种政治和历史划定了价值的社会边界，已经远远超出了生产领域的变革。德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的全部研究则始于1982年描写印度安得拉邦的《纳尔萨普尔的刺绣工人：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印度家庭主妇们》一书的分析，其目的同样在于驳斥价值只产生于生产领域内部的神话。事实上，米斯对家务劳动的分析挑战了将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完全分离开来的理论，并指出了家庭主妇化（housewifisation）过程如何系统地模糊了价值的来源，既遮蔽了女性对市场的生产性贡献，又将这些贡献贬低为非价值生产。在《父权制与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下的妇女》一书中，米斯进一步拓展了这些见解。与费德里西一样，米斯深入阐述了父权制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并分析了全球经济中家庭主妇化的变迁过程。罗达·雷多克（Rhoda Reddock）的研究则指出，家庭主妇化对女性奴隶与契约劳工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对女奴来说，家庭主妇化主要是为了控制奴隶和种植园劳工因死亡或性传播疾病而增加的成本。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Davis）在《女性、种族和阶级》一书中也论及了这一点，并特别提到了美国的黑人女奴。

　　安东内拉·皮基奥（Antonella Picchio）是一位在国际上鲜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她就社会再生产活动被排除在价值来源之外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事实上，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探讨劳动成本的方式进行令人信服的研究，皮基奥强调指出，将再生产活动排除在价值计算之外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如何根据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来探讨劳动价值的问题；即把劳动价值作为一个外生参数，它由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点的总体再生产决定。这种将劳动价值作为外生因素的做法，导致了将劳动价值与劳动成本（即工资）不准确地混为一谈，而不是将劳动价值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因素。此外，是否拥有工资收入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它事实上是一个法律问题，正如皮基奥在谈到英国的《济贫法》及其对有劳动能力者（男性）与无劳动能力者的法律和性别区分时所指出的那样。

　　毫无疑问，正是作为劳动价值而非劳动成本的工资的物化和拜物教，为以生产主义的方式理解价值生成提供了前提。显然，生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工资视为劳动力的“真正”价值，因为它必须考虑剥削率。然而，其目标是在同一模式——即把劳动力作为衡量其他所有商品价值的标准——中解决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生产主义的分析的主要问题所在。它想把劳动价值论的范围扩大到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具体而言，它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来评估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虽然特殊的劳动力商品被社会再生产理论认可为特殊商品，但当涉及其价值时，它似乎沦为与其他“庸俗”的商品一样的待遇。

　　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劳动价值论是否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最近试图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理论，换言之，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否旨在表明李嘉图对价值的理解的局限性。正如另一位女性主义经济学家黛安娜·埃尔森（Diane Elson）精辟地指出的，人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不仅仅是价值的劳动理论，还有劳动的价值理论。然而，我认为我们不必为了证明社会再生产可以产生价值而对劳动价值提出更复杂的本体论问题。我们只需指出，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劳动价值论的范围。此外，正如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承认的那样（与上文分析的早期女性主义学者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观点一致），马克思很少涉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工人这种最特殊的商品的循环。

　　解决这一理论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拓展劳动价值论，将资本主义如何生产工人也包括在内。这似乎是许多研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学者的选择，他们在区分“劳动”（被视为使用价值）与“劳动”（被视为交换价值）时强调区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解释，它倾向于将所有能够再生产“劳动力”的活动都视为与使用价值有关，因而是不产生价值的活动，而将所有与“劳动力”有关的活动都视为生产价值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就采取了这一研究路径，他的一些分析也依赖于这种观点。史密斯基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否定了家务劳动能产生价值，并从这种二元对立中推导出再生产劳动永远无法成为社会劳动。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只是同义反复，它并没有证明社会再生产不产生价值，而只是将其当成了论证的假设前提。

　　地理学对于我们探索世界和解释世界运行逻辑的方式始终很重要。早期关注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女性主义学者——大都在盛行无偿劳动（并且不局限于狭义的家务劳动）的国家工作或学习——热衷于强调社会再生产的价值生产特性。例如，科斯塔、福尔图纳蒂和皮基奥等意大利学者的研究不仅可能受到了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大量存在的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了意大利整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无偿劳动和非正规劳动的影响。费德里西的思想显然受到了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期前殖民地女性和男性工作条件的观察的影响。而米斯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印度，她对纳尔萨普尔的家庭工作和家庭主妇化的观察，显然对她整个研究工作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相比之下，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领域内部的学者们通常关注欧洲和北美地区。实际上，他们重点关注照护机构的资本主义制度建构及其在新自由主义阶段的转型，这与这些地区的发展轨迹密切相关。然而，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此外，社会再生产与照护并非同义词，这种不准确性已经成为某些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分析的特征。社会再生产理论也承认，社会再生产一词的含义远比照护概念广泛得多，它同时包含了生命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即劳动者（labourers）的再生产与劳动力（labour power）的再生产。然而，在社会再生产理论阵营中，关注劳动关系、劳动实践或劳动过程的学者并不多。事实上，社会再生产理论似乎主要关注芭芭拉·拉斯莱特（Barbara Lasslett）和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所界定的“社会性再生产”（societal reproduction），因此将分析的视角转向了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概念，即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传播。虽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但它有可能窄化了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讨论的范围。此外，如果我们主要关注制度问题，就很难理解对价值的性质和边界的关切，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价值的来源是劳动。可以说，一旦我们将注意力从照护制度（或者更狭义的社会再生产）转向当代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关系，并且把我们的地理聚焦点从“西方”转移到“其他地区”，也就是说，着眼于多数世界的人口如何辛勤劳作，那么我们就不能轻易否定早期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家的颠覆性激进主张。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在从事非正规的经济活动，或者受到非正规的劳动关系的约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非洲、亚太地区、阿拉伯国家和美洲的总就业人口中，分别有85.8％、71.4％、68.6％和53.8％的人在从事非正规劳动（在非正规经济领域）或非正式劳动（在正规经济领域，但事实上仍然基于非正规关系）。整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非正规就业总人口占比估计为69.6%。鉴于这一经济体在全球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仍有61.2％的总就业人口被归类为非正规或非正式劳动。临时工和自营职业者包含在这个庞大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就业世界之中，也被称为“劳动阶层”，他们可能是高度脆弱的小商品生产者，也可以是各种变相的雇佣劳动者。曾几何时，非正规性（informality）被错误地视为“落后”和发展中地区国内“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时代，非正规性不仅在呈指数级增长，而且还找到了新的传播渠道。随着零工经济、众包工作和所谓“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崛起，这些渠道就是继续在发展中地区——并且现在也在发达地区——系统地再生产这种具有高度不稳定关系的劳动力。

　　特别是全球商品链和生产网络的兴起，促进了非正规劳动关系的传播、重新定义和扩张的无限循环。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剩余劳动力经济体中，全球商品链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依赖于非正式劳动力。非正式化（informalisation）可以以城乡流动为基础，以合法身份为中介，例如，中国及其对户口制度的依赖为每年大约3亿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提供了中介。另外，非正式化也可以依赖于“传统的”社会分层形式，将社会压迫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例如印度的非正式劳动是按照性别、种姓和流动性来建构的，从而塑造了“联合压迫”（conjugated oppression）的形式，并且榨取剩余价值与屈从于社会污名化（social stigma）的统治制度是相互作用的。

　　对于这里提出的论点至关重要的是，在非正规和非正式劳动关系普遍存在且不断扩大的复杂情况下，严格基于任务和/或酬劳来区分价值生产与非价值生产的领域和活动是十分困难且完全具有误导性的。事实上，对剥削在这些背景下如何展开的相关分析表明：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活动对于构建榨取剩余劳动的过程、扩大剥削率、进而产生（交换）价值具有直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再生产领域和再生产活动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直接产生价值。

　　首先，在工作时间之外加强对工人劳动的控制。来自越南、捷克、印度等国的证据表明，工厂宿舍的兴起正在扩大雇主控制劳动力的能力，使其远远超出实际的劳动过程。基于潘毅（Pun Ngai）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所界定的“宿舍劳动体制”概念，加强劳动控制会对扩大剥削率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工作时间与再生产时间之间的任何区分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因为社会再生产变得高度个体化并被纳入价值创造过程。此外，正如汉娜·施林（Hannah Schling）在谈到捷克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宿舍中，“非工作时间”成为生产顺从的劳动主体的基础。

　　其次，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活动直接促进当今“全球工厂”价值创造的第二种方式是，将吸收社会再生产的成本系统性地外部化。在非正规和非正式程度很高的多数世界中，社会再生产领域（家庭、乡村、社区）和社会再生产活动（家务劳动以及通常由女性从事的其他形式的无薪工作）被视为对资本的系统性补贴。事实上，在雇主和国家都不承担社会再生产的劳动成本的情况下，一切成本都被转嫁到工人及其亲属身上，由家庭和共同体来承担。在西方社会，虽然再生产成本的外部化被解释为照护危机或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危机，但在没有经历过福利国家及其对资本的约束的情况下，可以将这种外部化更好地理解为旨在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关系，其方式是将无偿的和无薪的工作与生活作为对生产的直接补贴。这样做的结果同样是：雇主可以通过削减工资和社会性缴费来扩大剥削率，而生产损失则被贫穷的劳动者及其社会经济网络所吸收和消化。

　　最后，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血汗工厂制度时所详细讨论的那样，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活动直接生成价值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扩大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这一过程来实现的，而全球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使之成为可能。分散到家庭中的劳动大军的任务和活动的激增表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在价值生成的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形式从属过程并不像人们通常描述的那样，是过去的残余，而是使得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或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任何区分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它们的时间被混合在一起，并且都受到价值规律的约束。自从米斯撰写《纳尔萨普尔的刺绣工人：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印度家庭主妇们》以来，又有成千上万的村庄被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所吞噬。在这种逻辑中， “不自由的”劳动关系代表了一种稳定的“剥削形式”。这些非正规的和无薪的劳工同时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和外部，颠覆和模糊了我们的理论范畴，并对我们的政治观点提出了挑战。

　　在本文结束时，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们可以在政治上克服这些理论分歧，那么为什么还要关注它们呢？简言之，如果政治能够超越商品生产的界限，我们还能支持仍然将价值创造锚定于商品生产领域的理论吗？我认为这很困难，原因有二。

　　其一，理论上的分歧总是政治性的。从理论上将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活动排除在价值生成之外，不过是或明或暗地假定了一种剥削的等级制度，同时也在以工资形式为前提的高度不平等的条件下构建了“劳动”范畴。由于工资是劳动的成本，而不一定是劳动的价值，因此这种选择意味着以资本为中心将劳动、生产率（往往与剥削相混淆）和报酬概念化。从政治角度看，认为劳工斗争可以同无薪者的斗争相结合，与认为扩大劳工斗争的社会范围、从而包容那些其工作以更隐蔽的方式受制于并从属于资本主义关系支配的所有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前一种理论见解仍然预设了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在斗争中的区别，它间接地接受了有偿劳动在工作中的“优先地位”，因此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团结。相比之下，后一种理论见解更有可能为政治组织提供更广泛的基础，并将所有的斗争（有薪者或无薪者的斗争）都纳入到劳工斗争（以及最终的再生产斗争）中。

　　其二，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元论”，以摆脱对生产方式的二元论理解，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当前）西方的劳动和工作经验与世界经济的“常规化”经验混为一谈。事实上，西方的经验很难反映多数世界的人口是如何辛勤劳作的。在非正规经济和非正式劳动——世界上近2/3的人都在以这种方式谋生——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试图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与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之间进行严格区分的做法，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一种不准确的、高度二元论的理解。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避免那种把资本与父权制视为各自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关系的二元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在理解价值的问题上制造任何资本主义的一元论，因为这种理解会产生其他问题重重的二元对立。

　　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和南迪尼·古普图（Nandini Gooptu）在描绘印度无组织劳动力的庞大世界时,突出强调了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大量非正规劳工和非正式劳工参与阶级斗争的方式，与其说他们是在参与阶级斗争，不如说他们仍然局限于“为阶级而斗争”（struggles over class）。他们仍在为了被承认为劳动阶级并发展他们的阶级意识而斗争。因此，我们只有首先发展包容性的理论和分析范畴，才能帮助无薪者为争取承认而斗争，并通过包容性的政治支持他们。

　　（作者：亚历山德拉·梅扎德里（Alessandra Mezzadri），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译者：闫金敏、代学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译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与性别正义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