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一舟 编译

斯拉沃热·齐泽克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文化评论家兼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讲师，以其对当代政治和文化源源不断的精彩见解而闻名。2018年7月3日,美国JSTOR网站刊发表了玛迈克·布拉杰夫斯基（Mike Bulajewski）对齐泽克的专访，对长期以来齐泽克备受争议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澄清。

问：要理解你的理论，最好的阅读文本是什么？

答：虽然有一些书可供了解哲学背景知识，但首选也许是我和我的同事兼朋友阿兰卡·祖潘契（Alenka Zupan i ）合作撰写的第一本关于拉康与康德的书《现实的伦理学》。当然，这个问题还取决于你想看我写的哪一类书。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写了两种类型的书。一种是更倾向于哲学领域的书，通常是关于黑格尔、后黑格尔主义思想、海德格尔、先验哲学方法和脑科学等的。另一种是关于政治学的。首先，我认为我的哲学书更优秀。我的政治学著作如《绝望的勇气》和《反对双重讹诈》等，都是连我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东西。我想我写这些只是想说一些别人应该说的话。比如，为什么其他更专业的人不写这些书呢？

问：你认为你的著作中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是什么？你认为有什么是我们这些读者不想理解的吗？

答：与其说它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个主题。我认为我的哲学书籍甚至没有被广泛阅读，而且通常被误解。我的目标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干预。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哲学时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解构主义的方法以不同的版本占据主导地位，但现在它正在逐渐消失。然后我们就有了——我该怎么说呢——新的实证主义、脑科学，甚至量子物理学——这些回答哲学问题的科学方法。史蒂芬·霍金在他晚年的一本书中说，今天哲学已经死了，而科学正在接近基本的哲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今天，如果你问：“我们的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是否有不朽的灵魂？我们是否自由？”人们都会在进化生物学、脑科学和量子物理学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在哲学中。

那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哲学是否还有合适的位置呢？不仅是解构主义者，历史主义者也不禁要问：“你的著作的社会背景到底是什么？”我的著作并非朴素现实主义，让我们看看现实是怎样的。通常我的著作的基本主旨很难被人们所理解。所以，对我来说，我经常因为同一本著作而被双方指责为相反的立场，这是很滑稽的。对于一些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家，我是一个朴素的精神分析实证主义者。而对于脑科学家来说，我却是个幼稚的欧洲形而上学者。

这就是我从对我作品的反应中发现的很有趣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哀的证明，说明人们并没有真正地阅读它并认可我的论点，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些可以以他们的方式阅读的短句和段落。但我并不因此而悲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说过，如果在同一篇文章中，你受到了双方的攻击，这通常是证明你是正确的为数不多的可靠信号之一。

问：你能评论一下你的风格吗？听说你不喜欢“齐泽克教授”这一正式的头衔？

答：我认真对待我的作品。但我不想仅被尊重，因为我认为尊重总是有一种潜在的攻击性。至少在我的世界里，也许我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世界里，这种尊重总是微妙地暗示你不会完全认真对待别人的作品。我期待的不是被人尊重。我不管你怎么称呼我，斯拉夫或者白痴，随便。我希望人们专注于我的作品。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有些割裂。一方面，我想让你关注我的作品。但在我的作品中，甚至在我的演讲中，很明显，我有一种想要表现幽默感和吸引注意力的冲动。是的，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喜欢写作而不是公开演讲和讲话。因为在写作中，你可以专注于事物的本质。我会告诉你一些让你惊讶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得到的最好的教训是，我那些被认为读不懂、太长、太难的哲学著作，往往比我的政治学著作卖得更好。这不是很棒吗？

教训是我们不应该低估公众。有些悲观主义者说，人人皆白痴，这是不对的。他们说，你应该写一些短小的书，只是报告或提供实际的建议——不。现在仍然有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群体。这给了我希望。

问：我们经常期待知识分子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一定的严肃性。显然你不会这样做，甚至可能会破坏这种形象。这会削弱你的影响力吗？

答：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人认为我所谓的受欢迎基本上是对我的一种微妙的争议。人们会说:“他很有趣，去听他说，但不要太当真。”这有时会让我有点受伤，因为人们经常忽略我想说的话。举个例子，也许你读过约翰·格雷（John Gray）在《纽约书评》上对《什么都不如》（Less Than Nothing）的评论。这是一本关于黑格尔的复杂的书。我对那些只看了格雷评论的朋友们做了这个测试。我问他们对这本书的印象如何？我在书中说了什么？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这篇评论只关注了一些在政治上可能存在问题的细节。但是，我写的是关于黑格尔的书。我在里面说了些什么？这完全被忽略了。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不应该在这里抱怨太多，因为你知道，哲学家身上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海德格尔遇到过，法兰克福学派遇到过，拉康也遇到过。哲学家只能接受。这就是哲学家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问：你的著作有时被批评为不系统。这是故意的吗？你之前提到过，作为一名哲学家，你要做的不是澄清问题，而是解决问题。

答：我必须说，虽然我喜欢用笑话和故事，但我确实试图把事情讲清楚。我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例，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著作。它经常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指责：黑格尔的立场是什么并不清楚，他似乎只是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并且又具有讽刺意味地颠覆了这个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从苏格拉底的质疑开始，哲学就是这样。没有这种对权威的歇斯底里的质疑，就没有哲学。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的朋友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最近所说，苏格拉底被以“腐蚀青年人”的罪名判处死刑不是偶然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哲学的最佳定义是“腐蚀年轻人”，即从现有的教条主义世界观中唤醒他们。今天这种“腐蚀”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持续的自我怀疑、质疑和讽刺是当前的主流态度。今天，官方意识形态不会告诉你“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是推崇某种后现代主义的理想：“忠于自己，改变自己，革新自己，怀疑一切。”所以现在我们“腐蚀”年轻人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

问：你经常被描述为一个激进的思想家，但在我看来，这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你认为你实际上一点都不激进吗?

答：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你知道你只是在开玩笑，你不是认真的。”我没有说过什么宏大或者具有革命意义的话题。即使是在哲学领域，我也没有说我带来了全新的东西。我只是想解释我在黑格尔那里看到的东西。你知道吗？在思想史上，所有大的断层，或者说大部分断层，都是作为某种起源的回归而发生的。我总是引用马丁·路德的话。他的目标不是成为一名革命者；他的目标是回归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反对教皇，等等。就这样，他发起了一场最伟大的思想革命，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荒谬的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幻觉。要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也许这种幻觉是必要的：你真的只是回到了更为真实的过去。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很明显，当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谈到回归弗洛伊德，这里的弗洛伊德在很大程度上是拉康重新发现的弗洛伊德。但他填补了弗洛伊德的一些空白。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拉康，他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场革命，他把自己看成是回到弗洛伊德的人。这就是我喜欢这个想法的原因。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社会科学报》 2018年9月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