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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纵观我党光辉的建军史，人民军队从创设初期在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中艰难生存，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再到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面对抗，遏制了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人民军队的创立条件之艰难、面对敌人之强大、取得成果之丰硕、承担使命之伟大，世所罕见。在党的领导下，已沉沦近百年、受尽屈辱的中国人站了起来，从当年被列强肆意欺凌的“东亚病夫”，到有实力御强敌于国门之外，打破美军不败神话，伸张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其间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如此剧变的背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力是如何被锻造出来并不断增强的？

　　强战胜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反动势力的施舍，更不是依靠偶然和外界因素，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奋斗，一步步由弱变强，切实提升实力，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战争是系统与系统间的整体较量，决定胜负的是系统优劣和力量强弱。毛泽东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客观全面地认识到敌我双方综合力量的强弱对比和双方系统中固有的矛盾和特性，不断提升党的军事领导力，大力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削弱反动力量，为促成敌我的强弱转化创造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毛泽东对敌我对比的全部基本因素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后认为，反动军队的优势在于起点较高，强在武器装备、军力和经济力，而革命军队的优势在于进步性、政治性、组织力、精神力、本土作战和群众支持，通过长期奋斗，充分利用和发展自身优势条件，革命军队可在战争结果上强于反动军队。

　　在革命力量由弱变强的整个过程中，党的军事领导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人才是战争实践活动的主体，从战略战术的制定到战斗的具体实施，都离不开各级军事人才的指挥能力和执行能力。然而主观条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受限于客观条件的现实边界，军事人才素养和技能的充分发挥，要以党的军事领导力作为前提。本文从党指挥枪、官兵一致、人民战争等三方面，探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卓越军事领导力的锻造之路：党指挥枪奠定了政治建军的组织基础，确保人民军队能在残酷的环境中保持团结、听党指挥，避免解体或沦为军阀私人武装。实行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并对军队成员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从旧式军队向共产主义军队进化的关键，整体提升了军队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强化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密切联系群众打人民战争，进行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游击战争，发现、唤醒并解放了中华大地沉睡千年的雄伟力量，是适应我国国情和战场局势，最大程度动员革命力量的天才创造。这些核心原则构成了党的军事领导力的基石，帮助我党我军实现由弱变强的转变，最终推翻“三座大山”，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汉书·贾谊传》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描述上级对下级的绝对领导，这是历史上众多组织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便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建军原则，将党组织深入部队基层，营、团以上设立党委，连设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军队各级一切重大问题顺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组织建设上确保军队牢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完成了由个人掌握军权向先进政党掌握军权的根本转变，为人民军队的脱胎换骨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独立建军和领导武装斗争的积极探索。人民军队创立初期多次起义的失利，固然有客观上敌我实力悬殊、主观上缺乏正确的斗争路线、军事思想指导和作战经验等原因，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早期红军部队的管理体制和人员构成，仍从旧式军队沿袭而来，带有许多旧式军队的残余和习气。如军官和士兵待遇差距大，军官随意打骂体罚士兵，官兵关系紧张；许多士兵不知革命为何物，只是把当兵作为谋生手段，为军饷参军，思想觉悟不高。当战斗危险、军饷不足和革命形势暂时出现困难时，容易士气低下，经不起考验，擅自脱队情况严重。“三大起义”结束时，部队人数均剩下不足千人（南昌起义总兵力约23000人，保存约800人；秋收起义总兵力约5000人，保存约700人；广州起义总兵力约6000人，保存约1000人）；部分军官革命动机不纯粹，有升官发财思想，视所辖部队为私人财产，存在投机心理，甚至在政治路线分歧、挟兵自重野心膨胀和反动势力威逼利诱等情况下背叛革命。这些问题是旧式雇佣制军队的通病，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与采用义务兵役制且武器装备先进的西方列强交手而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一支内部矛盾重重、人员思想混乱、不听指挥的部队，在激烈的军事对抗和残酷的斗争中连自身生存都难，更无法承担完成中国革命的重任。值此危急关头，如何创立一支听党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革命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认识到，首先必须解决革命军队的领导问题，否则无论招募多少高级和基层军事人才，军队的性质也不会发生本质改变，过去的失败还会反复上演。必须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容许枪指挥党”。在向井冈山转移的战斗间隙，毛泽东对部队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部队中存在差异显著的两种现状：基层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很不到位，他们不知为谁而战，更不知何谓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军官与基层士兵的联系较为薄弱，生活不在一起，对士兵的生活、思想和需求缺少了解和关心，简单的宣传口号和高深的理论学说并不能让士兵感同身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非常有限；而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通过残酷斗争考验的党员，在军队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凝聚军队的灵魂。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其战斗表现就较为优秀，尤其是何挺颖任党代表的连队，在秋收起义后一路的艰苦战斗中几乎没有逃兵，保存的建制最为完整。

　　毛泽东认为，政治建军是立军之本，“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军队必须也只能依靠革命意志坚定的党员，首先要从军队的党组织结构入手进行改变。彼时红军沿用北伐旧制，并未在起义部队中形成健全的党组织体系，党员多数散布在营、团以上的中高层军官中，基层连队尚未设立党组织，严重影响了党的领导作用发挥。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和整顿：在营、团及以上级别均设党委，连级设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使党组织深入部队基层，确保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日后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完成了基层军事组织的政治化改造，通过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将军队从上到下贯穿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革命军事生活的日常实践中发现，在连级设立党支部，能实现功能与效率的统一。现代心理学和脑科学已经证明，传统社会中普通人参与社会交往的人数上限，约为150人，与连级人数相近（步兵连满编约120人）；普通人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精确、深度、跟踪社交的人数上限，约为20人，可以覆盖班的人数（步兵班满编12人）。一旦群体人数过多，会超出领导对团队成员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此时必须借助科层制组织进行间接管理。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则党员正好能对该规模的组织进行直接有效的领导。从军事活动规律来看，连级是军队中最基本的作战单位，经常作为独立单位在远离团部、营部的地区驻防和参与作战任务。连级同时也是军队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军队一般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睡觉和行军，因此连是一个小型熟人社会，连里的每个人互相都是了解和熟悉的。党的领导要深入人心，要具体落实到每个基层普通士兵身上。营长直接指挥连长，可能不认识士兵，但连长和连指导员却能认识并指挥所有士兵。因此，按过去在团级和营级设立党支部、连级设立党代表的制度，党组织无法深入部队一线，对广大基层士兵的了解程度有限。只有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才能充分开展党组织生活，了解连内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所需，向上汇报基层状态，向下跟士兵打成一片，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支部建在连上，使连级单位有足够数量的党员，有利于提升部队的组织度、战斗力和士气。组织度方面，在混乱的战场中，部队经常面临整体建制被打散的情况，在“三大起义”的中后期，党员数量不足的连队，大概率的结局是溃散解体。党员数量较多的连队遇到被打散的情况，其再生能力较强，党员能自发寻找其他党员，积极主动地收拢士兵和重组队伍；战斗力方面，过去部队的党员多集中在团级，同时大多是军官，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部队分散在广大农村和山区作战，此时一线部队需要独立执行复杂的任务，比军队高层更需要党组织和党员的直接领导。由于党员的思想政治素养、战斗技能、作战经验较强，因此战斗中，党员较多的连队，其高素质作战人员更多，战斗力会比一般部队强；士气方面，连队的党员数量较多，能在战斗中提升和改善基层团队的集体心理状态。一方面，战斗时党员身先士卒、牺牲在前的主动作战精神会感染普通士兵；另一方面，生活中普通士兵能感受到党组织的切实关怀，以及有组织保障的安全感，因此部队的整体士气得到了提升。

　　经过三湾改编，自愿留在部队的秋收起义参与者仅余700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第一团，仅有7个连。人数虽少，但都是革命武装力量的精华。自此党和军队、士兵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军队的上下级更团结，保证了军队不变色。党实现了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的一切事务均由各级党委决定，而不由军事长官个人决定。古田会议后，“支部建在连上”正式在党内法规中加以定位，这种新型基层党组织制度迅速在全国各地的红军队伍中扩展开来，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毛泽东日后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道，“红军所以艰难奋斗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领导一个组织，必须了解人、掌握人、培养人。党的战斗力来源于所有个体的有机结合，仅着眼于对组织结构本身进行改造，以提升组织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效能，或寄希望于依靠现成的人才和新招募的人才来支撑组织运行，都还远远不够。锻造优秀的领导力，既要对团队成员进行有效管理，还要培养组织需要的、符合组织价值观的人才和未来的组织领导者，为组织使命一以贯之和组织愿景的最终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高效的赋能型组织，通过实行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广大士兵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旨在将军队中的所有成员都培养成个体需求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有理想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从而实现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飞跃性提升。

　　组织领导中存在诸多困难，其根源在于人性的复杂。抽象的组织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领导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人心的极端重要性。成员在进入一个组织时，都会有各自诉求，且随时间而发生动态变化。人性决定了大部分普通人首先考虑的是个体诉求，而非组织利益。因此，如何化解个体需求与组织目标间矛盾，实现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赢，是领导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怎样才能做到上下同欲，使军队中每一位成员都将革命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达成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呢？归根结底，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人的革命性、主动性、自觉性。落脚点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军队中传递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命令和指导士兵的战斗堡垒功能，对广大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确保每一位士兵都能了解并认同党的奋斗目标和理念，增强士兵的阶级感情和集体归属感，使他们能够将个人利益与集体、阶级和民族利益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对待人的观点上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国民党军队奉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理念，主要依赖金钱激励、权力高压、人情关系拉拢等手段管理组织成员，忽视人的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人不仅有低层的物质需求，还有社交需求、期待受尊重，乃至实现理想抱负的需求。国民党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存在很多弊端，当军费紧张、战局不利、其他势力收买、私人关系破裂、离开组织暴力管辖范围等情况发生，组织成员就很可能不再受其领导。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嫡系王牌师，大多数部队的人员构成是，占人数极少部分的领导、核心骨干及大部分生硬拼凑起来的普通士兵。虽然国民党拥有优良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物资供应，但国民党先天的政党组织缺陷与基层党组织缺位，导致其领导效能大打折扣，部队一打就散。国民党军队的组织结构之松散，指挥链条之混乱，抗压能力之低，崩溃速度之快，关键在于没有获得人心，组织大而不强。但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决定了，国民党反动派不屑于、不可能，也不敢对组织成员进行培养教育，注定无法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认为，一个充斥着自私自利成员的组织，迟早会走向灭亡，被动的人和僵化的组织都是没有前途的。在旧的社会关系中，人长期受到压迫和剥削，自由全面的发展无从谈起。因此对士兵进行有效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乃是从根本上改变旧式军队的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虽然旧社会的大环境暂时无法改变，但可以通过在人民军队中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在旧世界中打造一个人人可以参与其中、有切身体会且愿意为之奋斗的新世界，将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都与宏大叙事紧密结合起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进行了官兵一致的民主改革：军官与士兵不仅衣食住行等物质待遇完全一致，还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设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管理，对军官进行监督，士兵委员会委员由选举产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能赋能每一个普通士兵，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官兵同为阶级同志的新型关系，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空前提升，为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了条件。

　　首先，基层士兵在党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中形成了深厚的同志情谊和归属感，这种内部的团结是军队强大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通过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培养所有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结合士兵的切身体会，使士兵明白自己为何贫穷和陷入困境，受到谁的压迫，现在参军是为谁而战斗。一经教育，士兵们就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有了集体归属感，阶级感情诞生了，从逆来顺受的、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百姓，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光是革命的战斗意志，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组织生活中，公心和善心也得到了极大激发，大家不再局限于狭隘的个人利益，明白了集体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将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扩展到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在基层党组织的关心和教育下，普通士兵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都得到了解放，发自内心地热爱和维护党，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乃至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怕牺牲。

　　其次，基层士兵能够当家做主，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增强，提升了基层作战单位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军队的整体运作效率。党的队伍里消除了旧社会的欺凌和辱骂，人人以同志相称，人人都有资格学习，有权利发言，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与旧式军队中的生活截然不同。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革命的重要成员，士兵们的革命热情被激发，精神状态焕然一新。正如毛泽东说的：“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在基层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普通士兵的军事素养得到了极大提升，每一个士兵为自己和人民而战，具备作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毛泽东指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自由灵活的士兵是军队的细胞，每个人具有积极性，能独立作战，使得战术分队的灵活运用和先进战法的实施成为可能。反观国民党军队，士兵是用金钱招募而来，或是强征壮丁被迫加入，其战斗热情、意志、士气都不能同解放军相提并论。部分高水平国民党将领未必就不了解军队弊病，但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力之低下，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扎根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充分赢得民心的基础上，打造了由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三级武装体系，实现了“党、政、军、民、地”等要素的完美结合，在中华大地上神出鬼没，聚散自如，在广大敌占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游击战争，使反动势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注重整体性和政治性，认为军事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军事组织是社会组织的延伸，要想在军事领域取得成功，绝不能离开有利的客观社会条件和人民支持。我党在早期革命武装斗争中照搬俄国经验，一度实行以正规军和阵地战正面攻打大城市的战略，但遭失败。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活动中发现，“三座大山”盘踞在各大中心城市，反动势力在城市有很强的实力，城市中党组织过于薄弱，缺乏群众基础，而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农业大国，工业规模很小，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和力量有限。那么去哪里才能找到支持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呢？毛泽东认为，反动势力虽强，但其统治范围并未覆盖所有地区，主要在城市活动，交通依靠铁路公路，在县城以下的中国大地上，是占全国总人口数超过90%的农村。反动势力仍限于“大中城市—交通线”的“点—线”活动范围，对广大农村地区“面”的掌控力度有限，因此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不停滞和军民团结的前提下，革命武装存在很大的生存空间。毛泽东逐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发展道路，去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从中招募和培养党亟需的军队成员。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能够为党和军队提供必要的基地、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毛泽东总结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三大起义”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与群众的结合问题，在转移过程中无法得到及时的后勤补给，孤军辗转奋战而遭失败。可见革命军队不能离开群众支持，没有根的部队无法生存和发展。为此，需要由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在农村的县、区建立党委，村上建党支部，党领导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方能为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让贫苦农民摆脱压迫，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这一过程中，党在农村宣传土地政策，组织农民进行土地斗争，派出军队加以协助和保护，确保土地革命顺利进行。党又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善了军民关系，将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在军队中推行这一纪律，使军队不仅保护群众的安全，还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为群众提供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服务，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爱戴，极大地增强了党和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得以建立。广大群众有了阶级觉悟，参军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自愿成为革命战士，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党领导下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三级武装体系正式形成，一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革命军队走上了常态化的发展道路，取兵于农，养兵于农，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得益于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人民军队不仅能在敌后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还能深入敌人控制的区域内组织大规模、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抗战相持阶段，为应对日军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行动，党中央要求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分散的小部队形式，开展普遍的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当日寇采取“铁壁合围”和“囚笼政策”企图消灭抗日武装时，我军不仅可以融入广大农村和山区扎根以避其锋芒，又能随时集结兵力在其统治薄弱处发动反攻，令日军防不胜防。正如《孙子兵法》有言：“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在此之前，人类军事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大型部队能做到成建制地化整为零，在敌后开展长期、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国民党军队脱离群众，严重依赖正规渠道补给，只能在内线作战，在外线和敌后几乎无法立足，一旦战败，就要从整个交战区域彻底退出。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广大沦陷区，国民党的党政军正规组织全部都撤出了，但在这些地区还活跃着大量的中共各级党政军正规组织，使大部分中国土地不被敌人完全占领。在抗战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扛起了大梁，深入敌后，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游击战，开辟了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

　　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在抗战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一，领导并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各阶级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看到了持久抗战的胜利希望。各种抗日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得以坚持斗争而不放弃。第二，夺取了战场主动权，遏制了日军侵略步伐。日军的后方补给线时刻处于被我军威胁状态，军队的自由行动受到钳制，不能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发动新的战役。第三，直接牵制并消灭了大批日军有生力量，削弱了日军战力。日军抽调大批兵力镇压我军，在游击战中疲于奔命，兵力损耗严重，军心动摇。虽然我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但由于立足根据地和人民，兵源能持续不断得到补充，而日军兵力原本就不足，高质量的人力消耗在短期内无法补充，训练有素的老兵持续损耗，新兵质量很差，军队整体战斗力严重下降。第四，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的图谋，不仅使日军无法通过对中国的侵略而获得其维持全球战争所急需的资源，还使侵华日军的经济破产。敌占区覆盖了中国最精华的农业区和工业区，并拥有约1亿人口，敌后抗战对日军占领的重要生产设施和铁路交通运输设施进行破坏，严重阻碍了日军的掠夺活动，使日军在占领区内不能获得理想目标水平的资源。第五，使日军扶持本地代理人的战略破产。在人民战争中，敌后武装力量频繁活动，日军无法在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建立稳固的伪政权，城市伪政权也时有动摇，敌占区的稳固秩序因而迟迟无法建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活动中诞生了集体智慧的结晶，打造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军事领导力。首先，通过将党组织深入部队基层，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次，通过实施官兵一致的军事民主制，将所有普通士兵都培养成有理想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实现军队的进化。再次，通过将党政军民学等要素完美融合，在人民战争中获得了伟大的战争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军事领导力核心原则的有效发挥，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人本身的重视和培养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将人才视为党最宝贵的财富，即使是最基层的普通成员，也能获得培养机会。在1614位开国将领中，除少数早期革命家外，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昔日的农民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参加了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充分培养，成为党的高级军事人才，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许多支抗战时期不受重视、被动挨打的国民党“杂牌”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加入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炉重造，同样一批人，就从连日军都打不赢，变成抗美援朝时能战胜美军，诸如此类的战例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备点石成金的妙用，能变平凡为伟大，化腐朽为神奇。

　　（作者：马抗美，中国政法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易明，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