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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的兴起是现代政府最显著的标志之一，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中提出，民主、法治和政党构成了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1]世界范围内政党的类型、数量和规模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中。截至2021年，仅以国家注册和进入国家议会的政党数目为标准，全世界的政党数量已经破万。政党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心环节，政党政治状况是一国政治状况的“晴雨表”。[2]但是，各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千差万别，政党建设、政党发展与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各不相同，对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产生着重要影响。而纵观世界政党历史，能够坚定不移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党寥寥无几，更有不少大党深陷思想分裂、利益冲突、派系斗争、相互倾轧的泥淖无法自拔。相较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西方之乱”，“中国之治”的核心就在于，国家治理中始终存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能够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保持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领导力量。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更是中国政党治理的智慧结晶，足以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之镜鉴。 

　　自我革命开辟了政党发展的中国道路 

　　政党政治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政治形态，但各国政党建设和政党发展的环境、逻辑和路径往往不尽相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设面临着社会主义运动从20世纪末以来陷入低潮、西方遏华战略使外部压力增大、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经济形势要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以及社会活力需要执政党有效吸纳整合等多维挑战。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3]，以更加宽广长远的理论视野解释和比较我国社会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和趋势，站在大历史观上更为科学完整地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 

　　历史地看，理论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发轫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辉格党”与“托利党”的争端，但西方政党学说对政党目标和面貌的认知存在明显分歧。18世纪，休谟仍然对政党持负面态度，认为政党斗争必然颠覆作为人类幸福最大来源的良好政府[4]；博林布鲁克和柏克则在此基础上区分派系和政党，指出派系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己私利之下任意牺牲，而政党是“在某种一致同意的特定原则基础上结合起来、用他们的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人们的团体。”[5]自由主义民主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理论兴起以来，政党更多被视为“为了获得权力而组织起来的尝试”“为在竞争中获得政治权力而一致行动的集团”或“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并通过选举将其安置到公共职位上的组织”[6]等。选举-专业型政党开始崛起，并进一步加速了作为组织的政党的解体。从根源上来看，这一变迁是由于政党政治行为主义的还原论把重点从原则转向行为，其实质是与功利主义导向相伴随的“计算性的利己主义”[7]。其后果表现为“政党中聚集着来自大批投票者的临时党员，政客们变成利益掮客而不考虑原则”[8]，政党的组成几乎就是为了脱离和控制社会。政党利益集团化成为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突出特征，其碎片化的利益代表性和政府必须顾及“普遍利益”构成了西方国家最深刻的治理悖论。[9] 

　　中国的政党发展则体现了从碎片化到整合化的不同逻辑，也即从民国时期分裂的、以国家徇私利的和缺乏民众基础[10]的利益集团化政党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政治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1]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直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12]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无情的自我批评”来“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13]，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人民性；另一方面，又不断调整多元化社会利益的表达和整合结构，严防公共权力被私人利益围猎，协调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在公共利益层面的共识，在以政党分裂、政治极化为主流特征的世界政治舞台上贡献了政党有力、政治团结的中国方案。 

　　自我革命拓展了政党功能的实现维度 

　　政党功能是政党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的集中体现，它指的是政党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世界范围内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以及政党的目标取向和发展阶段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政党功能实现的范畴和层次也因此不尽相同。政治学研究一般认为，政党发展主要经历了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大众型政党基于对公众的有效组织和动员形成了较高的组织严密性和结构完整性，体现了政党功能最全面和最清晰的发展。政党在这一阶段往往承担着汇集与反映民意、制定公共政策、实现政治理想、选拔培养政治人才、组织和监督政府、推动政治社会化、保障政治发展、维系政治稳定和强化政治协调等数项作用与功能。 

　　但从比较性视角来看，西方国家政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角色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国家政党本身被视作众多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之一，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利益冲突和政见分歧的派别之见；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是中国社会利益协调和共识凝聚的政治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14]进一步来看，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除了面向当下实现组织社会的政党功能，还必须承担起一种面向未来重建社会——也即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责任，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正如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15]并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6]。 

　　因此，社会革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区别于西方国家政党的一个全新维度。当前中国最深彻的社会革命就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7]这意味着，对于社会革命而言，自我革命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在内部实现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使命，保证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塑造核心领导力量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革命还在政党外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适应性调节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总之，自我革命既是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革命的必由之路；既有力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的实现维度，也启迪世界其他政党要从更长远和负责任的角度审视自身的政治价值。 

　　自我革命提供了政党治理的统摄框架 

　　科学有效的政党治理是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前提保障，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政党治理突出体现为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应对和解决。一方面，“大党独有难题”是党的二十大对以往政党治理囊括的思想、组织、干部、制度、激励与监督等不同层次的实际问题加以整合表述的原创性概念，可以从“六个如何”[18]详细加以阐释。这一概念的提出统合了原本散布在党的领导、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自我革命等不同领域的管党治党难题，体现了政党治理概念本身的体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政党治理的实现也有赖于制度体系的支撑作用。政党政治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政党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党内不同派别的组织化程度趋向降低，政党更加团结有力；同时，强制度化的政党与其追随者之间通常较少存在不健康的荫庇关系。[19]因此，围绕“大党独有难题”的主攻方向[20]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完善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统摄性框架，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以自我革命统摄政党治理制度体系，就是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思想层面来看，自我革命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确保党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制度安排。从组织层面来看，自我革命构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组织体系建设，党员监督管理和权利保障，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和“好干部标准”，以及完善干部考评、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组织体系的制度依据。从政治层面来看，自我革命保证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的有效实现，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来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执政水平和政治定力，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从制度体系构建来看，自我革命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1＋4”制度体系建设的实现形式，对于以党内监督为核心贯通多种权力监督方式、完善政治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有效推动正风肃纪和“三不腐”一体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自我革命是完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强化权力监督，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和依据，也是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准则和规范[21]。近年来，其逐步成为海内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共同的理论关切和理论增长点。研究者从传统威权叙事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实践的现实矛盾出发，构建了以政党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型。这种政党治理模式具有责任制、制度化、体系化和任人唯贤等关键特征，体现为旨在改变党内错误权力观念和重塑良好政治生态的自我革命实践。[22]自我革命改变了党和政府的激励结构，实现了行政改革和纪律监管的耦合；同时化解了党内的不协调因素并革新了党的领导观念，使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中国社会最深刻变革的领导者。[23]不仅如此，这种自我革命的政党治理模式还与宪法和完整的法治程序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体现出极强的法治特征。[24]因此，自我革命协调了德治与法治、思想与制度、权力与监督、规范与效能等政党治理的不同面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统摄框架，也为世界政党治理的科学化、体系化、制度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自我革命化解了政治发展的周期危机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关切。这一概念是由黄炎培在1945年的“窑洞对”中提出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5]，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第一个历史答案。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历史周期率根源于“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自身不出问题，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26]，自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第二个历史答案。两个历史答案相互衔接、逻辑贯通，通过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巩固民主过程和民主制度，形成了“人民-执政党-国家”贯通的政治结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执政党引领民主建设的政治发展新模式。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绝不会成为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从根本上杜绝了民主政治的异化和碎片化。其次，党的各级组织是延伸到民主全过程的，起到“组织动员民主选举，积极领导民主协商，充分调动民主决策，科学实践民主管理，全面参与民主监督”[27]等作用。最后，“民主涉及方式、手段和工具的选择，它们界定了权威与个体之间的关系”[28]，这直接影响到民主制度的效能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理顺了民主与集中、多数与少数、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等多重政治关系，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体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设，创造性地解决了西方多党制背景下各个政党相互掣肘、决策内耗严重的问题。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发挥了吸纳整合、制度建设、平台优化和思想引领等重要作用，实现了民主政治规模和质量的协同提升与共识塑造，切实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真实性、广泛性、有效性以及可持续性。[2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执政党通过联系服务、宣传教育和组织凝聚群众等社会功能，在民主社会构建起的一支有能力引导、维护和保障民主过程的政治力量。可以说，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对全体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公平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保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我们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30]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表明，自我革命不仅构成了政党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是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制度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对于政党体制破碎、否决政治盛行、冷漠极化并存的西方国家，以及国家建构失败、民主政治崩溃、社会发展迟滞的其他后发国家尤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结  语 

　　从世界政党发展来看，西方国家的政党正在向多元化和职业化的选举－专业型政党变迁。在这类政党中，党员或政治家倾向于在政党的工作环境中成为一个以选举为业的技术人员，其实质是政党与追随者交换服务，导致了政党制度化水平的下降。政党逐步转变为一种“选举党”，选举几乎成为政党存在的唯一理由和全部功能。在这种政党制度中，党员和政治家趋向于诉诸“意见选民”，几乎不可避免地为碎片化的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所俘获。在选举过程中，选举-专业型政党往往通过利益集团和公共基金筹集资金，更加关注组织中的投机分子及利益集团代表的核心作用。由此带来的集体认同上的真空，极易导致意识形态对抗和选民的孤立化，加剧了政治体系的不可治理性。如果无法做到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寻求抑制官僚固化和组织僵化的制度集成，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和组织流动提升组织韧性和组织活力，清除不当得利和腐败分利集团，并对其所根植的政治环境进行革新，政党就会走向解体或最终消亡。 

　　从中国政治实践来看，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的内在驱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围绕自我革命进行统筹规划和制度建设，既是坚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梁柱，又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一方面更加注重以制度方式吸纳和提炼党的建设发展经验和创新成果，逐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拓宽党内法规层级覆盖面并健全其实体和程序规范。另一方面，也通过着力确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共同价值基础、明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适用范围和界限、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机制和协调机构、加强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评估，完善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机制。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推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丰富，制度完善，效能显著。自我革命的政党发展道路，在发展逻辑方面强调形成整合性的政治结构，在政党功能实现方面强调担负推动社会革命的政治责任，在政党治理实践方面强调围绕自我革命形成体系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在政治发展模式方面强调与人民民主融会贯通解决组织演化和政治发展的周期性危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可大可久的政治机制，为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党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2]周淑真、孙润南：《比较视野中的百年政党：历史演进、类型特征与兴衰关键》，《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3]习近平：《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4]D. Hume, Hum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39. 

　　[5]G.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4. 

　　[6]王长江：《政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4页。 

　　[7]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8]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83页。 

　　[9]让·布隆代尔、毛里齐奥·科塔主编：《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曾淼、林德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1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7～351页。 

　　[11][12][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11、513～514、424页。 

　　[13]《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15]《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18]习近平：《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人民日报》，2023年1月10日，第1版。 

　　[19][31]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69、299～309页。 

　　[20]习近平：《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日报》，2024年1月9日，第1版。 

　　[21]匡小明：《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成就、经验与启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22]K. Brown,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Xi Jinping's China," Asian Affairs, 2018, 49(1). 

　　[23]M. Keliher and H. W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5, 75(1). 

　　[24]R. Boer, "Communism and the Common Good," Socialism in Power, Singapore: Springer, 2023, pp. 271-280. 

　　[2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26]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求是》，2019年第19期。 

　　[27]蔡文成：《党的领导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28]塞尔兹尼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草根组织》，李学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29]王红艳：《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探索》，2022年第3期。 

　　[30]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