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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关系中的关键要素，目前学界对此已有所研究。第一类是“全局视角”，从国家能力、社会治理等全局视野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所在；第二类是“类别视角”，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结构体系中的某一项进行研究，如政治领导力、组织领导力、愿景领导力、媒体领导力等；第三类是“关系视角”，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体系及相互关系，拟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范畴体系。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是“由多类型领导力研究构成的庞大复合体”，[2]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应采取动态性、多层面的研究方式。本文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作为一项复合的权力体系，在伟大建党精神视野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进行阐释，直面历史和事实本身，讨论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间的关联。

　　第一，有共通的内涵要义。习近平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P8)概括总结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内容结构。奠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基因结构的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内涵契合，即伟大建党精神所包含的四个层面的内容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生成与领导力优势的内在逻辑。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关系中的关键要素。党的领导力不仅来源于执政地位，更来源于党在精神塑造等方面的作用，这也使得伟大建党精神淬炼提升党的领导力成为可能。

　　我们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4](P13)这四重力量系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结构要素。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精神风范和价值追求。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具有统领性地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实践锻造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伟大建党精神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是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的不竭动力。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把握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内涵上的契合点，需要关注二者价值取向和理论特质的内在一致性。

　　第二，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二者共同的理论基础，是二者生成的源头活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取得各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成就，如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民生改善的明显成效、科技实力的大幅提升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长期充满活力且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5]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体系的思想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提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生命力与显著优越性。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既把握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注重思想引领，又依靠人民群众、凝聚社会力量，进而获得强大的领导力，用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筑牢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基。

　　尊重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主体地位是二者共同的理论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信党的领导权来源于人民的认同，党的领导力通过群众的支持得以施展。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开拓实践的意识反映，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P1)而奋斗的精神反映。作为坚守群众路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7](P1095)逐步开展一切必要的领导实践。伟大建党精神在群众自愿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程中完成凝聚共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第三，有共生的历史源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构建起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品格。作为扎根、成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与重大责任。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均滥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了每个中华儿女的文化身份，是整个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等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凝练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坚贞品格源于中国先贤追求真理的情怀，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精神相一致；“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责任担当基于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品质，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思想相契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始于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与“蝮蛇一螫手，壮士即解腕”这一舍生取义的气节相统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人民立场根植于朴素的民本思想，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传递的为民理念相关联。

　　二者根植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土壤。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先进文化，并沿着先进文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的历史。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6](P36)自成立之日起就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探索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践行中国先进文化的政治实践，凝聚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传承者与引领者，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赋之以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价值，打造符合历史传统与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5]伟大建党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释放党的生命力的“动力阀”，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拓展了中华文化内涵的边界，为中国共产党更高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指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鲜活素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旺盛领导力的深层缘由。由于内涵的契合性和同向塑造性，伟大建党精神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领导样态，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理念，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政治观念，形塑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政治共识，使伟大建党精神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举旗定向。伟大建党精神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锚定政治方向、坚守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防范政治风险。它凝聚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真理和理想而奋斗，在追求真理、敢于纠错的实践中锤炼能力。近代历史上，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密不可分，中国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牢牢占据了科学真理和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领导实践中，即使在遭受严重挫折或面临重大危机的关键时刻，也仍以坚持真理的担当攻坚克难，以坚守理想的激情再战再捷，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破浪前行。

　　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相得益彰。“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8]如果将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放到党的百余年发展史中看，就不难发现举旗定向的影响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不断开拓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应用场景，在重要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成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事实上的领导地位”。[9]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浪潮，以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习近平警示全党要把思想引领置于突出位置，强调要以理想信念补好精神之“钙”，“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10]再次彰显真理与理想的力量，为锤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第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开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实践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其自成立之日起的实践历程就在不断践行着马克思所讲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1](P11)的重大意义。伟大建党精神是宏观抽象与微观揭示的统一，虽生成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却有跨越时空的恒久内涵。对这一精神圭臬穿透力的深切感知，不能仅仅依靠概念的演绎与抽象的探讨，而是要从全部历史实践中获得，达到知行合一。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本身就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落点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完善于时代变迁中勇于担当的革命实践，继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中以理论创新与实践赓续强化着“党的领导力”提升的政治自觉，开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提升的实践途径。

　　我们党成立之初，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有很强的组织力，将近代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凝聚起来，进行彻底的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社会革命实践展开的。时代在更迭、任务在变化，虽然给中国共产党探索真理现实性与理想现实化的道路增加了难度，但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的外部空间。“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仅要使理想现实化，还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10]持续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淬炼各级党组织与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水平。

　　第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磨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强大韧性。政党是现代政治现象。从规范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2]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领导力量。从事实来看，中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领导实践组织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规范和事实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党的领导实践。具备强大的实践韧性是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的基础。就此而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强化了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的意志力，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富有韧性。从历史来看，不怕牺牲的精神筑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与扶颠持危的任务，要求党必须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革命情怀接续奋斗。党在领导人民奋斗的征程中，发扬了大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成功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确立了全面领导权。从现实来看，英勇斗争的精神淬炼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不会天然地与岁月共进，需要在精神理念的淬炼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也需要在英勇斗争的锤炼中升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施行领导力的情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以贯之，但因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世情、国情、党情变化，英勇斗争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实践“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系统整体设计推动改革’”[13]持续调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也不断变革、提升。

　　第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持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价值立场。“执政能力建设体系实际上是围绕着党和人民的内在关系展开的。这符合人民民主条件下党的执政逻辑。”[14]“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恰恰对应着执政能力建设的“党”与“人民”两个维度，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价值系统的两个支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来源，也是这种领导力得以不断提升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祸福相倚、命运与共的血肉联系。任何想要分割、对立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

　　对党忠诚是检验党性的首要标准。在入党誓词中，“永不叛党”是对党员最基本的要求，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时期的领导实践中，都将是否把党的事业大局放在首要位置作为吸纳和筛选党员的标准，注重保持现有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对党忠诚要求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其本质是不负人民，切实做到不负人民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对党忠诚的根本宗旨就在于达到实质性的不负人民，鲜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人民性。无论是哪一时期的领导实践，无不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不负人民的精神追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核心从不空谈抽象的政党理论，而是“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标准”，[15](P80)不断“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8]审视自身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言行。

　　伟大精神根植于伟大实践、服务于伟大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习近平立足这一伟大实践，作出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6](P401)这一重大历史判断，指明这一历史时期可能存在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一个具有公信力、整合力与发展力的领导核心。

　　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并进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历史演进与时代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行动指南，对中国政治实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引领力。一以贯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理论武装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系统提升领导力的首要前提。

　　一是筑牢理论学习的基础。在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的要求中，“增强学习本领”居于首要位置。通过思想武装淬炼提升党的领导力，首先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尤其要对内蕴党性修养的要求进行科学学习和创新学习，这是从百余年来党领导实践的历程、成就和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二是打造理论思维的引擎。思想因时代而兴。“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16]在变革的时代中，一个政党要想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提升理论思维，关键是依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思路进行理论细分，拓宽理论视角，促进其理论观点、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有效转化为领导方法与工作要诀。三是写下知行合一的注脚。理论武装的目的是解决实践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动指南的真理光辉，要想通过理论武装锻造提升党的领导力，就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坚持问题导向，使科学的理论真正发挥现实的力量。

　　第二，以党的建设强化并进的政治历练。以永葆先进性为价值目标的党的建设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永恒课题。其一，伟大建党精神与广义上所强调的精神品格不同，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属性，它客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创建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一道，共同展现着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理想目标。这就要求必须把党的建设摆在第一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以重整政治纲纪、重塑政治生态作为锤炼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战略突破口，有效阻隔“七个有之”的不良现象，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下沉与政策下沉的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其二，必须提高使命担当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是在党领导社会革命和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铸造的，是在整个国家政治系统和治理体系中彰显出的根本性、决定性的影响力。为此，一方面，要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八大本领”，不断提升每个党员的素养和能力，凝聚全体党员共同奋斗；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实践必须严格依照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的规范进行，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加强政治历练，严守政治责任、践行民主原则，依靠政治学习提升领导理论方法，凭借实践锻炼夯实领导职责根基。

　　第三，以领导活动考准并进的实践表现。放眼世界政党组织，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如同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实践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伟大建党精神是实践的抽象与升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善于通过不断实践的方式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直接照搬照抄理论或别国经验。

　　其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实践中提炼伟大建党精神、提升党的领导力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既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是什么、为什么，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怎样发挥效用、发挥了怎样的效用，注重在实践中锤炼领导力、深化领导力、检验领导力，让党的领导力实践化、规范化、具体化，彰显中国共产党知行合一、实践第一的内在品格。其二，要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实践基础和哲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在形成并作出重大决策前展开广泛性多层次的调查研究是最基本的必要步骤。新时代提炼伟大建党精神、提升党的领导力，就要发挥调查研究这一实践基础的力量，“强化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17]积极推动调查研究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强化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结合，以科学论证和内部商讨的方式提升调研能力。

　　第四，以制度优势建好并进的长效机制。制度优势是精神文化的重要标志，精神文化是制度优势的丰沃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围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规范权力运用等，进行了系统整体的部署和探索。尤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确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的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应当在坚持现有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融于制度改革，用精神文化和制度规范的有机统一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其一，深化制度改革。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提供了宏观政策环境，对内形成约束党政治和行政行为的规范，对外设定了党全面领导行为的规则，是形成一个影响所有领域的领导力体系的根本保障，也是党内所有主体树立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础要求。其二，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与弘扬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升党的领导力，需要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归根到底，讲的就是制度的运行力，发挥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不仅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而且需要运用这一制度开展党的全面领导实践，以制度规范化实现伟大建党精神的浸润。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信仰信念、性质宗旨、精神风貌和政治品格的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新时代新征程，赓续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利于淬炼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政治基础。

　　（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