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探索现代化道路、积淀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极为重要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学术界围绕这一时期展开的研究，或是在解放战争视角下关注军事斗争、政治博弈、国际关系、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内容，或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对理想信念、革命精神、思想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除了上述内容，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转折年代新的历史方位对现代化问题予以深入的理论思考。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如果说此时“既是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终点，又是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起点”，那么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化与社会建设、现代化与党的领导等问题的思考，突出表现了其在历史关头以高度历史自觉对历史主动的把握，并为日后拓展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一、现代化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作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重大判断，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问题”，站在了由依赖西方的被动式现代化向自觉自为的主动式现代化迈进的历史交叉口。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又是现代化在中国具体实际中孕育与发展的实然。“现代中国的革命背景把革命的精力集中放在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整合，以及社会经济变革上。”这种观察对我们深入西柏坡时期的历史情境，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进行现代化的探索，无疑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一）现代化必须要实现民族独立
西柏坡时期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人民群众迎接解放大业的紧要关头。这一历史阶段，党和人民面临的现实问题依然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略造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处境。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有待完成，民族独立尚需时日去争取。因此，如何开展反帝运动以争取独立和解放，是此时中国共产党践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大众的根本愿望，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但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依靠西方列强，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中共中央关于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明确表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声明》所提1946年1月10日，是“旧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无党派代表的共同努力，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围绕改组政府、军事问题、施政纲领、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作出决定，并通过五项协议。“旧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虽然不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实质上体现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依靠帝国主义力量的反对，得到人民大众的积极响应。此举意在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挟洋自重”的真实面目，戳穿西方列强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
此后，面对蒋介石所谓的“和平谈判”，毛泽东态度坚决：“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毛泽东预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最终结局，意在强调唯有完全独立，才会迎来和平的曙光，现代化建设方能开展。
基于上述情况，毛泽东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此后，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进一步指出，美国除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外，还企图“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正是美国等西方列强阻挠、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争取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二）现代化必须争取人民解放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对外要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人民解放。有学者指出，当时社会情况为“国民党是用两条腿向相反方向走路”，其旨在“一条走向现代化，另一条则走向反动方向”。但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反动统治没有使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却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严重障碍。所以，不推翻反动统治，现代化就无法真正的开展。
正是基于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行径以及人民大众对和平民主建国的诉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组织人民解放军加强反击国民党的围攻；另一方面领导爱国民主运动，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形势变化开展舆论斗争，以“爱国”“反对内战”“政协决议”等话语表示消灭专制独裁的决心，并逐渐构建起以“新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和平”等为关键词的话语体系，提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以及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主张。
194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时指出：“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同年5月23日，新华社为“五·二〇”南京学生反蒋示威波及各大城市事件发表的时评《蒋介石的末路》指出：“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的军事战线上，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在压迫剥削人民的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同样遭遇了严重的危机。”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进一步言明“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从“遭遇危机”到“处于全民的包围”，措辞变化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应当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依附势力，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人民大众，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导致它不能承担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使命。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权，发展经济，才能推进现代化建设。
二、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建设
为革命理想而奋斗，是无数共产主义者所畅想的画面：“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经济社会建设主题，就什么是现代化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举措予以探索。
（一）关于现代化的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一个明确原则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打破追随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思，初步勾勒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图景。党的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论断。针对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虽因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暂时打断了这个历史进程，但党带领人民向工业国转变的设想没有被动摇过。例如，任弼时就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要经济上能独立自主，就要使公营的、私营的、人民合作经营的手工业、工业，以及农村的农业，都有一个发展。”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如何通过除旧布新开始经济社会建设与新的生活。百年来西方列强侵略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步。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生动地比喻到：“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屋子打扫干净即要“开门迎客”，因为“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虽然“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既独立自主开始实践，也不故步自封，积极吸收优秀经验，反映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性质和特色。
（二）《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土地制度建设，其被喻为“影响于国计民生之巨”。土地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关系到政权兴衰成败和国家的稳定发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召开过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然而，“五四指示”并未彻底废除封建以及半封建剥削性的土地制度。在此背景下，刘少奇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准备“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1947年3月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从陕北转移至冀察晋根据地的途中，深入考察了沿线人民生活。同年5月31日，刘少奇和朱德联名向各中央局发出通知，计划于7月在西柏坡召开会议, 以求建立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任务。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正式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其明确规定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分配” “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成为一部“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大法。对于这部法律的意义，刘少奇谈道：“会议上通过的《土地法大纲》,代表着今天土地政策的基本和主要部分”“《土地法大纲》等文件还可能有错误，要准备去发现，准备由历史来证明、来作结论。”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执行过程中虽有偏差，但它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得以解放，更在政治上、思想上“翻身”。它的颁布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为解放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并最终促使推翻三座大山，这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经济建设
面对和平和建设这个重要主题，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从破坏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的重要议题。特别是伴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区迅速扩大。对此，1947年11月朱德在《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提道：“发展经济要有长期打算”，并指出：“公营工厂要扩大和发展。解放区资本家很少，其中新解放区，我们大军一到许多资本家跑了。我们不发展公营经济怎么办呢?”“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扶持私人工业的发展，银行也可根据需要贷款扶持他们。” 同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阐明了党的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这为西柏坡时期党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时指出：“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中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今天的解放区及将来的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可见，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工业或经济的现代化谋求建立现代化国家。
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予以较为集中而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刘少奇对各经济要素构成比例进行了说明：“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 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定位，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上予以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自然需要通过革命来完成。此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有更为成熟与系统的论述，指导着日后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四）金融建设
1947年年初，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中指出：“由于当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在货币、税收等方面的限制，1947年3月中央工作委员会下设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办事处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方针。其工作宗旨旨在财政上满足战争物资需要，同时又要让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连接，各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调整集中也随之加快。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董必武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电报，并同意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次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成立，逐步接受原来分布在华北不同解放区的银行，着手发行全国统一货币。此后，党领导下的金融体系开始由分散向集中统一，逐步建立以人民币为本位的完整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建立，繁荣了解放区的生产活动，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财政保障。
三、现代化与党的建设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逐步巩固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开拓了党的建设发展新境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强政治保障，更为现代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
（一）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
解放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党中央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全面统一领导势在必行，需要从全局高度出发去谋求建立现代化国家。基于此点，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他指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针对当时党内军内时有发生的无组织无纪律情况，3月6日毛泽东在致电刘少奇时表示了“担心”：“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这是因为革命战争年代，各解放区因交通往来不畅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随着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党中央和地方旧有的沟通模式已然不能适应集中统一领导的时代要求。同月14日，毛泽东对如何撰写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在革命即将胜利要开始现代化征程之际，“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无疑适应了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各地区工作的全貌，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必须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紧密联系起来。1948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稿”上批示：“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各地在学习贯彻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过程中，对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了解愈深，对加强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性认识愈深，已基本克服原有的错误做法。在这一前提下，同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正式确立下来。各地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中又完善了相关流程，如华北局要求各级党委每两月进行一次综合性报告，同时应建立“报告制度，检查工作制度，办公制度，会议制度，学习制度等”；东北局要求热河分局及各省委，每月作一次书面报告，其中“单月（即一、三、五、七、九、十一）的报告，可着重一两种工作报告，双月（二、四、六、八、十、十二）的报告必须是综合性的报告”。这种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自下而上的积极反馈，反映出党自身及领导思想带有时代色彩的变化。
对此，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维护，全党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宝贵经验，也是领导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要前提。概而言之，由“执政目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构成的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无疑成为党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容”。这对理解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式转变有着重要参考意义。西柏坡时期是“由旧到新”的转折年代，而“现代化是对传统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和完成，借此为新的社会因素的成长开辟道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任务，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二）工作重心的转移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在思考如何应对形势迅速发展的变化。
1948年7月26日，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我们的工作方式要由游击到正规，由手工业到工业，由乡村到城市，作长期打算。”中央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统一与行为表现，无疑将起到重要示范作用。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在控制交通命脉的基础上尽快在城市建立新秩序，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下的必然要求。
特别是在石家庄解放后，1948年12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委员会会议时指出：“晋察冀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城乡的联合问题，对石家庄及其附近的乡应即开始宣传联合思想。”从各区之间的统一到城乡之间的联合，反映的不仅仅是基层治理模式变动，更是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的转变。同月14日，刘少奇在听取黄敬汇报石家庄工作时要求：“不能把在乡村中的清算斗争运用到城市工作中来”，因为“在城市如对厂主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搞垮，是会把城市毁灭掉的”。城市与乡村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建设对象，但简单地照搬仿效，势必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三个“为了”连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作的重视，体现出此后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以工业现代化带动国家现代化。此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郑重强调城市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也提醒党员干部要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三）干部队伍建设
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在探索中保持学习的主动性，注重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情境中的应变之道。194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电报时指出：“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毛泽东指出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工业方面知识的现实问题，并认为必须通过针对性的学习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此时，华北区正面临着“由战向和”转变的复杂形势。8月23日，刘少奇在谈到“接受敌伪和蒋占企业”时指出：“我们是缺乏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工厂企业知识的，在这里，必须向资本家和旧职员学习。”资本家与旧职员接受改造后，不应该再是警惕甚至斗争的对象，而是学习的对象，归根到底还是强调学习的态度。这反映出党的学习的任务无疑是繁重而艰巨的。
西柏坡时期，“我们自己的新制度，显然的，现在还一般不成熟，还要经过相当时期才能逐步创造出来。”刘少奇在1947年9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坦承：“文化落后，分散的小生产，国营经济数量很小，党员干部不善于经营经济事业，理论水平不高，有些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钻进党内来，还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无疑是巨大的。1948年11月，中共中央一份贺电写道：“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但也应看到，“对中国农村旧秩序的任何一方面进行任何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制度的根本改革”，何况现代化这样一个新鲜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这已成为党内高层的明确共识。
对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通过教育与动员凝聚共识是应对时局变化的优势。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指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心理和行为上还需要一系列的调整。同月24日，刘少奇在全国军工会议上强调：“我们的老资格是山沟的老资格，搞工厂、银行、邮局还不是老资格。管理大工厂、大企业等，人家是老资格，我们要做学生，要学习。”
在理论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学习上，培养能够发挥表率作用的党员干部是当务之急。12月21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在形势分析中提出了任务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和银行、对外贸易等，均已或将要归人民政府所掌握，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党员干部训练上的经验与传统，又很大程度反映在工人及职员的教育与动员上：“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督促各城市党委及工会大大加强和改善各产业中的工会工作，从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细心挑选大批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并有组织才能和办事才能的优秀分子，开办职工学校或建立速成的训练班。”实际上，早在之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恢复及人事安排，已反映出中共中央在此问题上的重视和部署。
到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结论时指出：“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党的事业历经不同主题的时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刘少奇进一步补充说：“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需要共同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事业，既需要继承以往的传统和经验，更需要学着如何适应新形势进行新探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就是党为应对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前期准备。
（四）“两个务必”的提出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提醒党内同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只是阶段性胜利。由此，毛泽东发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扬“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在不懈追求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拼搏中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应对前进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长期考虑的重要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即反映了对此问题的深刻思考。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更是明确告诫全党：“谁要是只看到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使得我们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昂扬革命斗志。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注意到部分党员干部在革命胜利前夜在思想上心理上发生的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这些情绪一旦滋长起来，那些曾经受住枪林弹雨考验的党员干部，却极有可能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特别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及投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任务，需要每位党员干部发扬革命斗争精神，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所以，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改进党的革命作风，形成了新的精神气质。“两个务必”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几千年来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指明了思想方向。
结语
1947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年贺词”中擘画道：“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基本扫清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障碍。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中国共产党对“赶考”取得好成绩的希望与信心，是基于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使命与责任，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及实践探索给予了其富有特色的时代注解。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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