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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自我革命，成功“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的探索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党的百年奋斗史为基础全面阐述了党的百年奋斗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凝练了十条伟大的历史经验，其中一条便是“自我革命”。在新征程上，深刻领会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厘清其历史逻辑，总结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逻辑，对进一步把握自我革命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革命”即改变天命，是用暴力手段反抗统治之意。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革命”涉及各种制度的转变，是“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此后，“革命”词义不断扩大，现泛指和平方式的“革新”与“变革”。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便是从自身性质、任务出发，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顺应时代和人民的需求，用革命的精神修正自身错误，锻造出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纯洁性的执政党。这种自我革命思想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根本要求

　　自我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命题，而自我革命的前提便是坚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革命实践，不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核心。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曾明确指出：“被接收入盟的人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系统阐释了权威的领导核心对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意义。列宁也敏锐地指出：“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那是不可想象的。”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首要条件便是党的团结统一，这种团结是党的各级组织的团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要坚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也是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至关重要的环节。葛兰西在分析和吸取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以及防止来自一些阶级和分子的任何渗透或促使分裂的影响”。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也曾试图将领袖放至群众的对立面，通过否定领袖来摧毁政党，其实质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体现，根本目的是否定领袖的作用。针对这种观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详尽地阐述了党的核心与群众的关系，指出各个阶级必须由政党来领导，而政党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连续的领导集体来主持。因此，党中央的权威不容侵犯，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关键保障。

　　（二）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文中曾强调，无论是在生活实践中，还是在理论方面，共产党人都应当“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869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提道，“可惜无产阶级运动的规律显然是，到处都有一部分工人领袖必然要蜕化，尽管这种现象无论在哪里也没有象拉萨尔在德国搞得那样普遍”。由此可见工人领袖蜕化的问题，而工人领袖蜕化就不能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这实际上从侧面印证了只有先进、纯洁的共产党才能引领群众实现革命胜利。

　　葛兰西也意识到了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性，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强调要不断磨炼革命意志，“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关键点：“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基于此，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更要与历史上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有所决裂，这种决裂就在于能够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即要通过不断自我净化清除不良因素，以此保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便是先进性，但这种先进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靠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淬炼，也“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对于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能否永葆先进性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能否站稳人民立场，能否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能否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能否将自我革命的利刃指向自身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不良因素。

　　（三）自我革命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内在要求

　　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在广泛而复杂的党的工作体系中，如何保证党与人民始终站在一起，并始终保持革命时期那样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所必须面对的课题。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共党史中，自我革命是对如何全面、扎实地领导这一核心问题的基本回答。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精妙的总结：我们党敢于、勇于、善于自我革命的根本底气，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没有任何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正所谓“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只有不断剔除不利因素，不回避任何影响党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善于自我革命，不断以自我净化实现提高，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算真正做到自我革命。在革命阶段，当各种资源匮乏时，人民是最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选择群众路线；而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自身的积极因素与种种不良风气、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作斗争，清除一切顽瘴痼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自我革命是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同理，党的自我革命是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改造客观世界则是社会革命。这说明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遵循这个辩证统一的过程，这也是新时代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要义之一。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不懈地进行自我革命并铸就新的品质，形成新的理论和观念，才能不断消除阻碍社会革命前进的因素，才能为社会革命提供科学指引和最为重要的、最为坚强的政治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史，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倡导自我革命，才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展现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光明之路；反观苏共的执政道路，由于其未能有效、明确地推进自我革命，导致党内行为主体不断堕落，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积重难返的官僚阶级，失去了先锋队的本色，这也是苏联解体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通过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才更清楚自我革命的重要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根据社会革命的新要求作出改变，剔除不符合先进性的毒素、顽疾，才能成功领导社会革命。

　　（五）自我革命思想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选择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可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社会革命需要我们不仅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恩格斯看来，“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是“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自我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实现自身先进性、纯洁性的主动手段，通过革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在旧生产关系消灭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也被消灭了，因而，这个阶级的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了。同时，为了按照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世界，必须时刻注意清除政党内的不良因素。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自发的，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同时发力、齐头并进，“我们党历来主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正如列宁所言：“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一个“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可见，社会革命是不会自动发生的，需要先进政党不断克服自身的消极因素和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才能完成。因此，在我国，社会革命的历程与党不断完善自身、不断净化自身、不断提高自身的过程是统一的。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保持纯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并非易事。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却又生生不息的秘诀就是“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并始终能以清醒的态度对自我革命思想进行不懈探索，使之成为“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自我革命思想的探索

　　在党的幼年时期，我们党对如何进行革命的思路还不清晰，不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随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更加深入，我们党不断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从党成立之初的党员组成来看，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同身份和不同追求的党员进入党组织，党内成员很容易受到不属于无产阶级的、自由散漫的思想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大革命后期，关于领导权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陈独秀对领导权的退让，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危害，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1927年8月，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公开承认并尖锐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总结失败中找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组织的“再造”。我们党随后及时召开了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位置，其本质是企图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而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受到重创。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才找到了挽救自身的途径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科学方法。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党在政治上的一次成功的自我革命。

　　延安整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又一成功范例，是一场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基本原则，极大地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认识、净化了党员的思想、使全党思想达到统一，为之后推进的自我革命确立了基本原则。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这是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要求全党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在夺取国家政权后经受住权力的考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自我革命思想的曲折认识

　　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将面临不同以往的形势和挑战，必须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内团结。由于工作重心的变化和党员数量的激增，导致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自满情绪，甚至出现了腐败和违法行为。1950年，毛泽东敏锐地发觉：“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随后，我们党着手清理党内事务，及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不断加强党内工作和教育。这场自我革命运动对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起到了良好的惩戒作用，在当时和之后的几十年里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慑作用。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党内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恶劣影响。1960年11月，党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的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不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政权时期，受国内外环境特别是外部恶劣环境的影响，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力求保护政权不受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扰，党中央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并在党内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我革命，然而这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有效地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究其原因，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党的主要领导人没能及时纠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并酿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场教训再次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实现成功的自我革命的前提，必须是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而在党的控制之外的大规模运动不仅不会实现自我革命的目标、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而会带来灾难。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自我革命思想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认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统一了思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客观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真实客观的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党勇于承认自身的失误，也积累了自我革命的有利经验。

　　同时，自我革命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而不断推进，虽然改革开放是充满活力的，但由于物质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会将社会中的不良风气带入党内，如果“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这迫切地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循自我革命精神，不断以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等方式净化自身，从而保证党内行为主体，即党员和党组织的纯洁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均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方面作出重要论述和部署。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集体学习、集体教育的路径，通过不断地灌输党的先进理论，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实现了提升自我革命的效果。

　　（四）新时代党对自我革命思想的认识进入新境界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个概念，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和突破口，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在此过程中，党中央不仅查处了党内违法违纪的“大老虎”，还坚决查处惩治了人民群众身边存在的腐败现象，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标志着党对自我革命思想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

　　不同以往的是，中国共产党既是这场伟大革命的主体，也是客体，而全面从严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鲜明特色，因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因此，“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并且要“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另一大特色便是理论与实践相互前进，党中央在十八大召开后，迅速出台了“八项规定”，随后开展了“四风”问题专项整治活动，扭转了党内的不正之风，对完善党的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如何推进自我革命进行了“破题”，及时总结自我革命的理论经验，并随后在全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久久为功抓党建，清晰地呈现了新时代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实践逻辑。

　　（一）自我净化为自我革命创造条件

　　自我净化即及时清除毒素，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为党的自我革命营造良好的条件。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内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从最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四风”问题入手，推进自我净化，以自我净化为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创造条件。

　　自我净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曾呼吁：“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作为引领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自我净化，就失去了先进性，就无法引领社会革命。这就需要严肃打扫政治灰尘，强化党的纪律观念，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纠偏方向，以刮骨疗毒的魄力坚决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针对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党中央对症下药，迅速出台了“八项规定”，着力净化党员干部身上可能沾染的陈规陋习，不断纯洁党的队伍，抓早抓小，使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便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883.4万人。坚定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提供的线索，及时开展调查，处理腐败变质分子，坚定“打虎”无禁区、“拍蝇”零容忍、“猎狐”撒天网的决心，大力推进全领域的反腐斗争，始终保持有腐必反的高压态势，推动这一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二）自我完善为自我革命提供保障

　　自我完善即基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而固根本、强根基的制度建设，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说自我净化是“治标”，那么自我完善便是朝“根子”延伸。自我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强化忧患意识，不断完善制度保障，久久为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构建了一套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体系，并将制度建设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为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确立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着力健全了由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的制度体系，统筹推进了党内法规、纪检监察法规等制度的“立改废释”，不断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防止“制度失灵”，形成长效的约束机制。同时，持续完善调动全党严守纪律性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规范、完备、高效的制度体系和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出台各种信息公开制度，在各个领域广泛推行政务公开，为人民监督提供了有力保障。

　　有了制度，重在执行。“关键少数”的制度意识就显得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要求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执行各项制度，消除特权意识，并完善了相关的考核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把领导干部执行制度的相关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有力地督促各级干部的制度执行力，在全党上下营造了规矩意识，确保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并以此带动了全体党员干部执行制度的自觉性。

　　（三）自我革新为自我革命增强动力

　　自我革新即通过理论创新为自我革命提供动力，推动党不断完成自我提升，更好地引领社会革命。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用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力实现了革命胜利，彰显了人民主体性力量的重要性，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奠定了实践基础；而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无数风险与挑战，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探索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实践基础上赋予了“第二个答案”强大的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推进了自我革新，创立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新飞跃。全党又在创新理论的带领下，顺应时代要求，以新的实践创新回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为进一步推动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能。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长期执政规律的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中不断以自我革命保持初心，以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用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指引新的实践创新，以充分的自我革新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改善，牢牢把握了引领未来的主动权，凝聚起了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磅礴力量。

　　（四）自我提高为自我革命凝聚力量

　　理论武装要随着理论创新前进，自我提高便是号召党员干部强化党性锻炼、提升自身境界、深化对社会的认识、淬炼自我革命的思想利器，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从而为自我革命凝聚更为强大的组织力量。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最根本的还是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敢于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只有将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我革命。

　　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案件，我们不难发现，党员干部出现腐败现象究其原因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崩塌了，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一方面，党中央不断加强集中教育，以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专题教育切实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增强教育的适用性，针对干部开展“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教育，针对全体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常态化”意味着要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常抓常管；“制度化”意味着要将理想信念的内容和方法以一种刚性的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奠定坚实基础。理想信念是党员的政治灵魂，只有让党员干部真正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不断提高“政治三力”，才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强大战斗力、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保障，才能为实现民族复兴凝聚起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物质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并结合实践逐步成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思想不仅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史，也是一代代优秀的共产党人在追寻“第一个答案”的基础上，秉承历史主动精神，以清醒的认识找到的“第二个答案”。从现实情境来看，自我革命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着眼自身建设，引领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复兴最为可靠的保证。在未来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依然要以足够的清醒和理智，不断强化党的自我革命体制机制的长效性，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简介：贾淑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芃，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列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21BKS00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号：2020BKS008）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