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批评自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借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用资产阶级观点批判、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口号。受此熏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滋生出所谓“新的批判潮流”,它打着“批评自由”的旗号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导致党内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势下，剖析“批评自由”的实质，教育引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清“批评自由”的危害，把一切先进战士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是实现全体人民政治自由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为彻底地、英勇地捍卫真理，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列宁撰写了《怎么办?》等多篇论著，对“批评自由”进行批判驳斥，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阐释。

一、“批评自由”的缘起及其在俄国的变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发生大转折的时代，社会生活条件的剧烈变化和阶级关系的深层次变动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在充满新变化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受着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首先，被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充分显示出“历史杠杆”的作用。伴随着科技运用于生产过程并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经济特别是重化工业迅猛发展，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垄断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大，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自由竞争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频繁出现的狭隘界限，资本主义发展呈现暂时的和平繁荣景象。其次，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点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是资产阶级统治政策的改变。为了分化工人队伍、麻痹工人革命意志，资产阶级或是用通过暴力掠夺得来的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培植“工人贵族”,或是在制度范围内有限地扩大民主，使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一些利益。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是否成立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策略手段以及一些重要原则是否正确的问题，被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围绕这些问题，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论争。伯恩施坦于1896—1898年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成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1900年10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围绕法国社会党的米勒兰入阁事件，形成了从原则上强烈反对并要求制裁、以隐蔽的形式为其辩护、给予十足支持的不同意见,标志着第二国际内部分裂的格局已经清晰明朗，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中占据了上风。1901年9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卢卑科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公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在国际上掀起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狂潮。

　　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的影响下，俄国出现了新的“批评”派，即“合法马克思主义”。伴随俄国革命斗争的起伏发展，“批评”派内部不断演变，最后以社会沙文主义的形式呈现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与“篡改”。第一个时期即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初期，“合法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结成了一对机会主义的孪生兄弟,一方面轻视、忽视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打着“批评自由”的旗号背弃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时期即1903—1908年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考验时期，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主义彻底革命的策略得到加强、深化和检验，另一方面，也使“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暴露出孟什维克主义所奉行的策略和公开行动，客观上等同于让无产阶级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排除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成了“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第三个时期即1908—1914年的反革命时期，孟什维克主义掀起了放弃争取另一次革命斗争、放弃秘密组织的活动的错误潮流，产生了取消主义，以全新的形式把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第四个时期即1914—1915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消派的主要集团粉饰战争的反动性和侵略性，欺骗工人群众，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可见，虽然斗争的形式和起因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同，但“批评自由”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流派之间不仅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因此，列宁在每个阶段对其主要流派的抨击构成了批判“批评自由”的一个总的战役。

　　列宁以剖析“批评自由”的实质与危害为重点，从原则、特点、内容和目的上对“批评自由”的实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说明，列宁指出，“批评自由”。从原则来说，表现为“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即“各种公开的和伪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批评马克思主义”;从特点上看，是在“反对教条”的外壳掩饰下，“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从目的上看，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消解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从内容上看，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充分暴露出其“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在这一基础上，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自由”的理论批评；其实质是为政治要求服务和辩护的，为了把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公开地或隐晦地“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因此，亟需从理论上完成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将“批评自由”从党内清除出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旗帜，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新的“批判思潮”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给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带来了重重阻力，导致工人运动不仅呈现出“零散状态”,而且失去了“政治意义”,进而助长了党内在重大理论、纲领、策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重危害着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列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坚持把价值立场同辩证思维有机统一起来，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具有体系完备又结构严密的内在属性，关照社会变革与物质生活的实践功能，处于历史过程之中又富有创造性的鲜活特征。这就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批评自由”的界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新发展，引导俄国工人运动走上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批判“批评自由”的虚伪性

　　新的“批评思潮”与布尔什维克在理论、组织、策略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源于根本政治立场的分歧。他们标榜自己“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但其言论中却充满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气息。如“合法马克思主义”极力“粉饰”资本主义，直接露骨地宣扬“我们不文明而去向资本主义学习”,赞美资本主义具有“无限可能性”。同时，在革命的喘息时期已经结束的紧要关头，孟什维克主义在实际运动中麻痹群众的积极性，抹煞人的主观因素和积极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成为提高人民群众觉悟的严重障碍。更具危害性的是，“批评派”一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主张“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列宁指出，他们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其表现出的资产阶级党性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并在坚定人民立场、明确价值原则、激发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生动地诠释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

　　第一，站在人民立场始终不渝地捍卫人民利益。毫不动摇地坚守住最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立场，始终不忘最根本的利益，不仅不妨碍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反而是最深刻、最正确地认识现实、揭露错误思潮阶级实质的必要条件。正是基于最大限度维护工农群众利益的价值原则，列宁对“批评自由”这一口号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指出“批评自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诉求的一种观念反映。他说，不能被外表的“漂亮礼服”所迷惑，不能被“动听的名字”所取悦，而是要透过表面看本质，透过言语看行动。自由作为反封建时期的口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可是，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发动最具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特别是当先进舆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工人运动开始萌芽的时候，资产阶级各派就打着虚伪的“自由”旗号聚集在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因此，新的“批判思潮”不是要捍卫人民的利益，而是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归根结底是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针对这种丢弃人民利益的观点，列宁认为，只有勇于站在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和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最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才能争取到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俄国的整个新纪元正是靠人民的热情赢得并且支持下来的”。

　　第二，充分锻炼和发扬群众的主动精神。相比“批评自由”的拥护者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列宁则是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深受黑暗现实双重压迫的工农群众而英勇斗争，重视调动能够进行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社会力量，注重动员锻炼群众，教会他们“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使其不可遏制地成长壮大。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因此，列宁高度重视促进革命主观条件的成熟，他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活动，是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是巧妙运用斗争方法和策略，扩大群众的集体行动的广度。列宁指出，有别于政治自由充分的西欧，俄国不能运用巩固的、不断发展的工会去开展斗争，必须通过灵活使用斗争方法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这样，群众运动才能“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坚决”。二是在最具决定性的革命关头，把劳动人民的力量看成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不失时机地推动革命进程。通过对国内形势的全面分析，列宁深刻认识到同资本家妥协的危害性，看到了“联合政府”发表的欺骗性言论充斥在军队、农民和工人中间，“不满，愤慨和怨恨的情绪日益增长”,因此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三是通过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认为，组织和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始终是保持苏维埃政权、组织新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十月革命前夕，面对质疑布尔什维克无法保持政权的论调，列宁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活跃的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吸引更多阶层的人民参加社会建设，激发他们一直沉睡的积极性，才能实现“革命的改革”。

　　第三，党强有力和不可战胜的根源是善于保持和加强同工农群众的牢固联系。增强党的力量是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那么，党的力量来自于何处?列宁指出，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情绪，了解他们的一切，善于接近他们，赢得他们的绝对信任和拥护，是党和苏维埃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列宁认为，孟什维克之所以摇摆不定，总是毫无成效地企图在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旧皮袋中装新酒，是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群众，害怕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主动性，所以不能全心全意地从各方面支持他们，不能与之发生紧密的联系。因此，列宁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脱离群众的危害性、与群众保持联系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说明。一是保持党群联系是补充党自身经验的一条重要渠道。列宁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来寻求对俄国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的。这是因为，即使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已被科学理论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精准阐明，但具体改造的方式和速度却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才是“决定性的指示”。因此，必须与工人阶级、与农民、与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二是紧密联系广大工农群众是引导群众“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的基本条件。列宁通过对政治局势的科学分析和对阶级力量对比的准确估量，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但劳动人民不会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和处境，这要求党组织与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融成一片，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从而在统一的意志下把千百万群众自发的革命洪流置于党的影响之下，使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顺利地进行。三是坚决同脱离群众的党员、作风和行为作斗争。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列宁一再强调，脱离群众的实践严重腐蚀苏维埃组织的稳定与巩固，严重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为此，布尔什维克党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清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三、以马克思主义整体观批判“批评自由”肢解马克思主义

　　新的“批评思潮”受到资产阶级陈腐世界观的影响，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周密性，以修正主义思想进行补充并指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放弃了完整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从而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肢解。最为典型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极力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驱逐出去，用他们奉为圭臬的康德主义进行补充。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消极颓废的孟什维克主义继续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气势汹汹的进攻。同时，在陈腐世界观的影响下又造成“马克思主义不完备”的错误认知，例如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有片面性”。面对新的“批评”派的恣意肢解，列宁着重论述了如何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观点，教育广大革命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击退了修正主义对理论整体性的攻击。

　　第一，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完整的崭新世界观。

　　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摆脱以往旧哲学的局限性，“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使其真正成为首尾一致、完备而严密的世界观。但当“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广大工人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这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解决建党问题、政治鼓动的性质、组织任务等重要问题上存在全然不同的观点。“批评自由”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它使党不能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因此，为了使工人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列宁特别注重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完整性与纯洁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同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铸造严格的、完整的、不与资产阶级“科学”相妥协和调和的世界观。面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复辟，切忌不讲原则、不分是非，必须与之作坚决斗争；面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成果时，绝“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而是要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吸收与改造它，既要善于识别其中的合理成分，又要能消除其反动倾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

　　列宁始终坚持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尖锐地批驳割裂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行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整块钢”,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统一。列宁紧密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彻底解放，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摆脱“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指明了出路。以往的思想家们为了把自身利益建立在对本阶级之外的社会成员的剥削基础之上，往往走向历史的反面，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长期的精神奴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揭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规律提供了“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有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劳动阶级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真实历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说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结构后，被掩盖的剥削关系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揭示了劳动者被资本剥削的秘密所在，进而得出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的科学结论。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各个部分，不是彼此脱离的孤立存在，而是在彼此融合中映照着整体，从而在逻辑表现上呈现严密性、完整性和一贯性。列宁注意到，由于时代主题的转变，不同阶段研究的着力点有所不同，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这并不意味着顾此失彼，而是始终保持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内，在新的基础上构成统一的整体。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丰富而无片面性的学说。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总结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描绘了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科学图景，其中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关于阶级斗争世界革命等丰富理论。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为此，列宁通过系统的学术史回顾，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丰富的思想理论。他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同各种错误思潮、反动势力进行战斗的历程：在斗争的前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与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等一切比较完整的根本敌对理论进行了论战与清算，在各个方面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运动方面完成了整体建构，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丰富的整体；在斗争的第二个50年，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学说是“相当严整”的修正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内容涉及哲学、危机论与崩溃论、价值理论、政治理论等多方面，恰恰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丰富的整体。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内容完备、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应当如何科学准确地运用其具体原理?列宁的回答是，既要考虑到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还要在历史时空纵横转化的脉络中联系到其他原理,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

四、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批判“批评自由”的理论空谈

　　新的“批评思潮”在观察、研究、分析、思考一切理论与实际问题，如考察政治态势、评判马克思主义以及制定策略时，脱离俄国实际，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条件，宣扬种种陈腐的空泛谬论。列宁指出，它们首先缺乏正确了解客观政治局势发展的自觉性，“总是用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也不懂得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论断，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更不懂得在实践中实现理论，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把推翻专制制度这一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从主观上降低为“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列宁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派”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这种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加上政治上的反动性，不仅把“最坚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的思想”,更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列宁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神全部腐蚀掉”的致命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阐述了实践的优先性、决定性以及改变世界的撬动作用，全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导向。

　　第一，以事实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批评派”在谈论斗争的计划与方法时，从自己愿望和利益要求出发，缺乏对事实的严格分析。如“六三”政变后，取消主义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故而主张放弃党的纲领以换取合法地位，这很容易使社会主义运动沦为空谈主义。对于没有事实依据的、被恣意滥用的“空泛的”或“大致的”的论断，列宁特别强调事实的重要性。列宁指出，事实不仅是恩格斯所说的最顽强的东西，更是“绝对确凿的证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就是商品交换这一在商品社会中碰到亿万次的经济事实，这一极为简单的事实恰恰是解开资本奥秘的关键。列宁对现代社会的新认识、对阶级关系变动的分析、对关键时期政策的制定，也是以事实作为可靠的依据，他抓住了20世纪初新出现的最基本、最常见的事实，作出了诸多科学论断，真正践行了“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确凿可靠的事实基础上”。此外，列宁对事实的把握有着透彻而深刻的理解，强调要从事实的总体即从事实的彼此关联中着手分析，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基础。这是因为，每一个别情况都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聚焦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是马克思的要求和方法，只有把握事实之间的一切方面、彼此的依存性以及媒介，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才是准确的、不容争辩的和唯一牢固的基础。如果抽取个别的事实或者随意挑选出某些事实，用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针对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们极力使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断言托拉斯使危机的根本消除成为可能，列宁深刻指出，仅仅对“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这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做辩护。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依靠实践来验证的理论，“它证实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对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列宁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理性的分析。一是依据马克思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基本原理和伟大遗训，又考虑到世界的和俄国的经验，总结出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要经过漫长、艰苦的道路，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二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相较于后者，前者产生较早且拥有后者无法比拟的完善的传播手段和工具，它的思想代表者千方百计地培植颓废情绪，对工人进行长期的思想奴役和欺骗，使其在关键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反对正统”“批评自由”等论调大行其道的状况下，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对此，列宁坚持以严格科学的态度进行判断与分析，把实践看成是验证认识是否具有客观性的准绳，肃清了离开实践标准看问题的恶劣影响。列宁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直接从主观愿望与偏见中作出，而应从对现代社会的物质形态和发展图景的研究中去寻找，社会生活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发展以及群众队伍改变现实的斗争，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同时，列宁深入探讨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指出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对于某些个别问题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也要通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进行补充，从而实现思维向客体的不断接近。

　　第三，“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其最终价值通过革命实践活动得以实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是停留在理论水平上的文本阐释，而是着眼于改造现存社会的实践解读。就马克思主义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它不是自我关照，而是面对实际，面对无产阶级的生活困境，为解放整个被压迫阶级而不息战斗的理论。但列宁指出，在1895—1913年的俄国工人运动中，“批评派”都倾向于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也就是说，不论是宣扬“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伯恩施坦主义，还是主张缩小政治鼓动的经济派，以及奉行放弃党的纲领和革命传统以换取合法地位的后继者们，都是在非革命的轨道上徘徊。为了使群众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为俄国的独立工人运动而斗争，列宁对“批评派”宣扬的排除革命实践的之类论调进行了批判。问题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通过革命实践活动改变世界，“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列宁指出，要进行改造社会关系的革命斗争，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从而达到运动的“最终目的”,这不能依靠“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更不能局限于争取经济改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人必须带领工人阶级把自己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来实现这个理论。基于这种认识，基于观察实践和分析俄国革命的发展，列宁积极引导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由自发向自觉转变，提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获得胜利的科学预见，制定充满唯物辩证法意义的自为行动策略，由此开创了俄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五、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批判“批评自由”的“简单抄袭”

　　新的“批判思潮”没有下功夫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科学意蕴，却把“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马克思主义，叫嚷同“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作斗争，但它既没有把科学向前推进，也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所以，列宁深刻指出，“批评自由”不是用一种理论替代另一种理论，它不仅没有表现为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仅仅用个别原理裁判当前的现实，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必须严加遵循的历史哲学公式。不论是“简单了解”“简单抄袭”别国决议的经济主义，还是在千钧一发的历史关头将无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领导权之外的孟什维克主义，抑或是不懂得变通策略的取消主义，都没有跟进时代的变化、科学的进步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声，用极片面和极反常的态度过分纠结某一论述、深度沉迷某一判断、盲目坚守某一结论，这十分清楚地证明他们的“思想贫乏”和“头脑简单”。对此，列宁以辩证思维革除了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世界文化体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密切关联和内在耦合中，彰显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彻底的说服力，为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必然循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发展。一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决定了现代唯物主义必将不断向前推进。列宁把人类社会视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并且认为这一过程按其本质是绝对的且无条件的，因此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的“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列宁指出，只有“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才不会“落后于实际生活”。列宁在此处所指的科学，不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而是具有历史性和发展过程性的广义科学，社会的发展不会终结，理论的发展自然也是无限的。可见，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历史发展到什么程度，理论就要跟进到什么程度。列宁创立的“一国胜利论”,帝国主义新的含义、性质和特征的理论，战争与和平的含义、性质的理论等，就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完成的具有本质意义上的重大理论发展。二是世界历史在个别发展阶段表现出的特殊性，要求理论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实现自身的发展。列宁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所以不能刻薄地要求马克思解答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问题，理论要把握现实和具体的历史特点加以阐明和发挥，这既是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地位和使命相适应的科学理论形态，要在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是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看，无产阶级低贱的经济地位会“无可遏止地推动它”争取自身的最终解放，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理论武器，必然要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即是说，要用极其广阔的视角来考察“动态的”工人运动，随时准备通过概括新的经验使自己的革命理论臻于完善和成熟，这既是服务无产阶级完成自身解放事业的需要，更是回应革命进程中现实问题以适应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推进的需要。列宁指出，马克思本人是以“实际的顾问”的姿态出现在工人运动中，从而“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的。二是从时代演进的阶段性看，马克思主义依据所处时代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发展而发展。列宁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国际整体问题，把不同时代下的国际总概况和革命者的任务联系起来，以“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为分界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其主要客观内容和发展趋势与前一历史分期有着质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两个时代的工人运动在形式和内容上有着各自明显的特点，这就要求理论上的预测、设想、政策和方略必然要随着具体实践问题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具体而言，从巴黎公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新的阶级慢慢聚集力量、列强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但尚未尖锐的时代，因此是带有“死气沉沉”“停滞的”“龟行发展”的和平时代。列宁指出：“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恩格斯晚年也多次强调，要利用包括普选制、议会制在内的“新武器”进行和平合法的斗争。而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时代，列宁指出，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全然不同，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正在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新纪元。因此，从这一总的基础出发，支持和推进一切革命行动，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是社会党人不可推诿的责任。列宁在这个时期继续制定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继续指明革命的进程与国际联合的途径，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学说。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与其他思想体系相互碰撞、交流的开放体系，永不拒绝吸纳人类发展中所出现的一切先进思想和理论。列宁认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客观的历史条件，同样离不开一定的思想理论条件。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中产生，是人类智慧和科学结晶的继承与延续。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汲取了以往伟大先驱的科学成就，并在时代变化的新条件下解决了由他们提出而又没能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代表着“科学上的最新成就”。二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是随着文化交融的发展，补充完善自己的理论。列宁认为，文化、观念上的交流是以物质生活的改变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随着世界的联系性不断增强，必须要结合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不断地批判考察同时代的理论成果。

六、列宁批判“批评自由”的启示

　　列宁对“批评自由”的批判，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辩证统一，不仅以坚定的、革命的、彻底的理论粉碎了“批评自由”的阴谋，打赢了思想政治战线的防御反击战，又多维度地建构了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分反映了实事求是、不断创新、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也反映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崭新贡献和理论创造。习近平指出：“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入手。”这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必须牢牢把握列宁批判“批评自由”所运用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立破并举、正本清源，更好统一思想、凝魂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走出强国复兴的铿锵步伐。

　　第一，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列宁曾总结到，马克思主义经过历次战斗愈发生机勃勃。这使得它的敌人往往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使群众难辨真假、难分善恶。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和暗流涌动的社会思潮，它们“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这要求我们眼睛要特别明亮，头脑要特别清醒，坚守好意识形态的“关键战场”,警惕和防范各种敌对思想通过伪装扰乱人们的思想，坚持用彻底的理论引导群众，用正确的理论进行斗争。如此，才能取得思想舆论领域斗争全胜。

　　第二，坚守人民立场，形成人民所喜爱、认同和掌握的理论。人民群众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只有坚守人民立场，理论才最具说服力、最有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物质力量”的作用。人民性是列宁思想理论的鲜明本色，坚持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而充分凝聚起深藏于俄国人民中的革命潜力，扫除了阻碍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的路障。在新的征程上，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充分表达人民心声和愿望的思想理论，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民力，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牢固树立“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坚决同腐蚀马克思主义健康机体的行为作斗争。由于有着不与任何反动势力相妥协的世界观，列宁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时，首先将其看做一个严密的板块和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此为基础更深刻地认识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有力地抵御了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如今，制造经典作家的对立，抑或是将科学理论贬抑为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都是敌对思想肢解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对此，必须充分发挥世界观“总开关”和“总闸门”的思想利器作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统一。

　　第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深入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去。实践之于理论，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列宁坚持用科学的实践观解析俄国现实，从千头万绪的复杂事物中把握最具决定意义的事实，又坚持以革命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使科学理论的伟力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充分彰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要用科学的实践观掌握历史规律、谋划事业发展、应对风险挑战，使科学理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第五，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潮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前进的道路。相比于机会主义者用一成不变的理论框框规定世界历史发展的迂腐谬论，列宁没有停留在已有的理论上，而是以新的重要话语、思想和结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发展。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空前增大，推进理论创新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这要求我们既要把握时代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又要吸收人类创造的最新的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及时吸收新经验、形成新创造，更好引领时代的发展。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