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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伊始就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眼光，形成了系统的革命的世界性话语，它源于复杂多变的时代条件、革命自身发展需要以及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一）时代大势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任何阶级和国家革命的发生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对时代的观察和分析正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问题的前提。从革命的时代发展看，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的革命运动才具有超越民族地域范围的世界性特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发生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即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新时代，这是资本主义衰退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兴起的时代，是世界革命发展方向彻底改变的时代，世界革命的主导类型开始由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李大钊认为这是“世界的新潮流”(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注：李大钊《新纪元》（1919年元旦），《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77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用世界革命的眼光观照中国革命的发生背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世界性意识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开始形成。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如果说时代大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形成的外部环境，那么，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自身发展的需要则是世界性意识形成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将世界革命视为中国革命发展逻辑的内在构成因素，通过建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以满足中国革命发展需要。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时代大势中找到中国革命新方向的需要。中国革命如何开展？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原点。在时代大势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自觉从世界革命中寻找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强调“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注：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日、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二是从世界革命大潮中论证中国革命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需要。以世界革命为方向的中国革命为何发生？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在世界体系中把握中国的现实处境，早期共产党人认定“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因此，必须打破在资本帝国主义体系内部追赶和跻身世界先进文明国家的幻想，必须加入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体系中，以世界革命原则彻底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压迫束缚。可见，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存在于世界性压迫逻辑与世界性革命逻辑之中。三是从世界革命中寻求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以世界革命为方向的中国革命如何进行？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策略问题。早期共产党人自觉将中国革命融入世界革命，不仅使中国革命具有世界革命的时代内容和发展方向，从世界革命时代大势的高度赋予中国革命合法性支撑，还在于建立起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来自世界革命的动力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指导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以整体性视野考察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在揭示资本主义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以批判性立场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在资本价值增殖逻辑和扩张本性作用下蕴含着自我否定的深层矛盾。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开拓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具有世界性，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奔走又生成了与之对立的世界无产阶级，加上资本主义打破民族壁垒的方式常常伴随着殖民扩张活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因此充满劳资矛盾、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和各民族间的矛盾。根据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坚信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强调只有“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克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矛盾和局限，实现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转变。

　　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革命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要求通过无产者世界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之中。作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一大纲领中就提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明确“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中共二大进一步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使命和世界革命使命统一起来，表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世界最大多数人民解放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就因此蕴含着与生俱来的世界性意识，并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根本一致性。

　　（四）苏俄世界革命战略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人坚持世界革命战略，积极利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落后民族的矛盾，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注：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的世界革命口号，并成立开展和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首次通过体现列宁东方革命问题观点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使各国家与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做革命的斗争，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强调殖民地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职任，是建设农工之共产主义的组织”，“共产党欲与殖民地革命运动有关连，应经过这些政党或团体”(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1920年），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0、51页。)。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推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就提出联合第三国际的主张。次年，中共二大又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革命正式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此后，中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尚处幼年、缺乏革命经验的考量以及基于世界革命对中国革命重要意义的认识，多次向共产国际表达指导和援助中国革命的愿望与需求(注：1923年，瞿秋白在致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不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能给它指出更正确的道路，希望苏俄给予中国民族运动以更大的关注”〔参见：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信》（1923年6月2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1924年，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也指出，“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参见：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1925年，中共四大明确要求，“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参见：《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8页）。)。1922年，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注：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156页。)。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又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得到了世界革命的帮助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世界革命的组织体制内，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论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经常性指示和决议不断形塑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认知和实践策略，成为推进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世界性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系统体现在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以及对中国革命世界性影响的认知上。

　　（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上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第一，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首先，认为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共同的革命对象。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7页。)蔡和森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也如现在的土耳其、波斯、印度、埃及及其他一切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一样，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两者的敌人是共同的，两者的目的同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注：蔡和森《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1925年3月21日），《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43-744页。)次年，陈独秀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提到：“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为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注：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5月30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48页。)其次，认为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共同的革命要求。在世界革命时代，整个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个对抗阵营，无产阶级和落后民族只有共同推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才能解放自身。1925年，陈独秀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中国革命就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注：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1925年4月22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239页。)。1927年，邓中夏在《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中同样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重要策略”，“其最终目的都是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而使被压迫之阶级与民族得到完全解放。所以我们大家都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注：邓中夏《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1927年2月19日），《邓中夏全集》（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0页。)。

　　第二，提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在“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命题中，中国共产党倾向于将世界革命视为中国革命产生、发展和成功的先决和必要条件。1923年，毛泽东在中共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上指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注：《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页。)1924年，李大钊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演讲中强调：“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注：李大钊《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的演讲》（1924年9月22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恽代英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运动》等文章中多次主张，“我们的独立，在世界革命的中间，最可以得着理想的胜利”(注：恽代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1924年6月14日），《恽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页。)，“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注：恽代英《怎样进行革命运动》（1924年11月22日），《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588页。)。1925年，瞿秋白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深切的明了：帝国主义的推翻和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必须世界的社会革命胜利，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才能成功。”(注：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1925年9月3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1926年，谢觉哉的《国民党联俄政策之意义》一文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离开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决不能成功。”(注：谢觉哉《国民党联俄政策之意义》（1926年3月12日），《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陈独秀也就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指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若不得到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力的援助，使这争斗能成为长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完成整个的世界革命，也是不会完全成功的”(注：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5月30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46页。)。

　　第三，强调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不是被动的部分，而是“重大”、“必不可少”的部分。一是指出中国国际殖民地式的世界地位对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具有特殊意义。1923年，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分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1924年，瞿秋白在《历史的工具——列宁》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帝国主义的成立，全赖征服侵略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东方病夫’。帝国主义的崩坏，当然与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的兴起同时实现。所以中国、印度、土耳其等的国民革命自然而然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注：瞿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年3月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78页。)瞿秋白还指出，相较于完全从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中国作为国际殖民地，“中间包含着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的原素”，因此，“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中国国民革命之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于此更加有深一层的意义”(注：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二是指出中国代表了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众。1926年，由恽代英编写的《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就指出，“吾国国民革命的成败，不特为全世界四分之一中国民族存亡所关；亦实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安然所系”，“中国之国民革命，由中国言之，为中国民族之自求解放；由世界言之，为一大部分人类之自求解放。故中国之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注：恽代英《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1926年9月），《恽代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238、249页。)。三是指出中国所属地理空间在世界革命中的战略地位。苏兆征在1927年太平洋劳动会议上针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现实危险指出，“占太平洋海岸线最长的广大的中国，是各国帝国主义者最后互相争夺，籍以补救其经济生命和危机的唯一市场，故今日之中国，实已为帝国主义者竞争之焦点”，强调“中国的革命如能早日成功，世界各帝国主义的崩溃自在目前”，“中国革命如有失败，即是世界革命遭着了重大的打击”(注：苏兆征《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的开幕词》（1927年5月20日），《苏兆征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0、91页。)。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第一，在革命性质上，提出中国革命“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时代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出发提出，区别于西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俄国式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国革命是特殊性质的国民革命。毛泽东指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注：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4页。)蔡和森指出：“当此世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业已开始崩坏之时，当此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同夷为最少数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之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注：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1923年5月2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对于国民革命的特殊性质，陈独秀强调，“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491页。)，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注：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广东高师的讲演》（1923年6月20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420页。)。瞿秋白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发生于五四之后的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时代，“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注：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926年1月2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59页。)。

　　第二，在革命对象和任务上，提出中国革命在国内是反帝反封建军阀，而最终目标是要“推翻世界帝国主义”。蔡和森认为，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对象的中国国民革命特性“由中国的国际情形决定”(注：蔡和森《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1925年3月21日），《蔡和森文集》（下），第743页。)。这里的国际情形主要指涉中国殖民地式的世界地位。瞿秋白指出，世界革命赋予国民革命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任务与使命，“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因为不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殖民地，而且中国国民革命简直是直接的由世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所提携起来的”(注：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409页。)。

　　第三，在革命前途上，提出中国革命要“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进而“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中国共产党依据世界革命形势和阶级动力状况分析，得出了国民革命胜利后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结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世界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的崩坏衰退与苏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兴起的世界形势为出发点，指出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革命，其意义在于否定中国有单独保存资本主义的必要，强调中国革命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6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尝试用世界眼光分析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无产阶级因此充当革命的“督战者”角色(注：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1924年12月20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177、178页。)。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来源于其自身的世界性和阶级性，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天然受世界资本主义压迫的世界性阶级地位以及毫不妥协推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革命特点。瞿秋白则着眼于无产阶级是整个世界革命时代的中心阶级说明其领导权由时代赋予，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处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却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注：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1926年1月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16页。)他并且强调在世界革命时代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助力作用：“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征取政权，他不得不赞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注：瞿秋白《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年9月23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15页。)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论述展现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上深刻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三）关于中国革命世界意义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第一，强调中国革命具有打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出中国革命将冲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体系。1926年，李大钊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从引发帝国主义普遍危机角度认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指出：“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注：李大钊《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年5月），《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43-144页。)二是强调中国革命将打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稳定局面。国民革命兴起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暂时结束欧战后世界革命高潮的相对稳定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高潮的重要部分。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郑重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猛烈使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发生摇动；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之最大障碍了”(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1927年5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三是指出中国革命将削弱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1927年，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谈到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时强调：“我们斗争的结果将改变全世界的局面，我们革命一开始就震撼世界资本的根本利益。”(注：瞿秋白《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1927年5月20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571页。)

　　第二，强调中国革命具有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出中国革命将增加世界革命力量。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就五卅以来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指出：“中国民众的斗争开辟了反帝国主义的新战线，同时亦就增加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7页。)1926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中，再次就中国工人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强调，“在政治争斗上，弱小的中国工人运动，已在世界革命影响上收了很大的结果”，“使计算世界革命力量的人，不得不把中国工人的力量列入”(注：《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1926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成为世界革命主要的势力之一”(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192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14页。)。二是强调中国革命将推动世界革命的发生和成功。1924年，恽代英在《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亦许可以待到英美社会革命发生时，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的最终理想，但是中国联合各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亦可以促成英美的社会革命。”(注：恽代英《何谓国民革命？》（1924年2月23日），《恽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1926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以马克思将中国革命视为引爆“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的“火星”(注：李大钊《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年5月），《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45页。)观点说明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推动作用。1927年，中共五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指出：“中国革命成功后猛烈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完全崩溃，将使世界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而底于成功。”(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192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10页。)三是指出中国革命将形成世界革命新的重心和高潮。1926年，邓中夏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百期纪念上的讲话中谈到省港罢工的世界意义，指出：“这次罢工使全世界看清楚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同一观念，认为现在世界革命重心移到中国来了，中国革命可使全世界革命成功。”(注：邓中夏《在百次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邓顾问中夏讲词》（1926年3月），《邓中夏全集》（中），第969页。)1927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北伐革命战争的推进，“负着掀起世界革命之第二次巨潮的责任，继续俄国的十月革命”(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1927年2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488页。)。

　　第三，强调中国革命具有推动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方面的意义。1926年，陈独秀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径，可称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关系之模范的说明。”(注：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5月30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48页。)1927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对殖民地革命方式和发展方向上具有参考意义，认为“中国的革命方式，融合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新方式，将要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群众革命创制，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1927年2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488页。)。国民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专门针对过去多阶级合作革命中出现的民族改良主义危险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并且强调：“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仅对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可引为借鉴。”(注：瞿秋白《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1928年8月15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殖民地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殖民地革命的方式方向问题以及对待殖民地革命内部阶级关系问题上，展现了宽广的世界性视野和形成了鲜明的世界性话语。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革命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

　　（一）引领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正处于20世纪20年代错综复杂的话语论争环境之中。中国思想界和各方政治力量都试图影响和主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展开争夺革命话语阐释权的激烈博弈，其中不乏妨害革命进展的错误思潮，最具代表性的错误思潮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革命关门主义，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更反对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对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予以批判和驳斥，尖锐指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混淆了“现代国际帝国主义所造成之整个的世界革命状况”与“前代各国各自革命状况”(注：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5月30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44页。)，认为这是革命关门主义的错误根源，进一步着眼于世界革命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大力阐释和宣传中国革命的世界性特点与世界性影响，廓清了关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的是非认知。经过与错误思潮论争，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性阐释为国民党左派和一般民众所了解和认同，其世界性的革命话语导向逐渐引领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1925年，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创刊三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历经了从不被社会了解到逐渐被采用，最终深入民众的过程。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具有浓厚世界革命色彩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该宣言提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月），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并号召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组成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该宣言甚至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重要地位的看法，认为“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05页。)。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表述上，该宣言都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革命观高度一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世界性话语的引领力以及在国民革命话语阐释权中的主导性影响。

　　（二）赢得了推动革命发展的世界革命资源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发生在世界革命时代，赢得世界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援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影响下形成世界性话语的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明确中国革命问题需要借助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鉴于世界革命时代整个世界呈现体系性对抗，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和利用世界性理论用以认清革命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观察世界形势变化、把握世界体系的深层结构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初步掌握了在认识和批判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建构起来的世界性革命理论，如帝国主义论、世界革命论和殖民地落后民族革命理论，据此分析和解答中国革命问题，阐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明确中国革命必须联合和融入世界革命势力的策略，从而为推动革命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由于中国革命是以世界革命体系的参加者身份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性统治，属于世界大多数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对世界少数压迫阶级和民族的革命，依据“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命题，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理应争取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加入到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被压迫民族联合会等世界性革命组织，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建立起密切联系，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国革命不断获得来自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组织、各地殖民地运动的物质和精神援助，世界革命的联合势力成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创新和丰富了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的理论与策略

　　首先，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中论证革命前途的世界性话语，创新了共产国际关于实现殖民地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认识。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在明确殖民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时，最早从理论上试图说明殖民地落后国在先进国无产阶级帮助下，存在利用苏维埃制度这一非资本主义发展形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但这一理论设想却因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模糊态度而延宕无法实践(注：共产国际一度根据殖民地落后的经济发展程度认为无产阶级数量少力量弱，不能直接充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因而在指导和援助殖民地革命时承认殖民地“要求国家独立的民族意志的代表人物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参见：《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43页。)。1923年，苏俄和共产国际援助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就是由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结果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实践发展中看到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是争取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关键，并通过对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世界性话语论证，突破和创新了共产国际对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理论认识。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展现出的力量更使共产国际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注：《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11页。)，并肯定中共关于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理论。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形势下，讨论了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这种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革命前途”，强调“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和革命的前途首先决定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注：《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第382页。)。这是共产国际继共产国际二大后在殖民地革命运动实际进展基础上再次考虑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并且与殖民地无产阶级争取掌握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重要部分的世界性话语，丰富了共产国际对殖民地落后民族革命在世界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殖民地落后民族革命问题早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就正式作为世界革命战略的组成部分进入共产国际的研究视野，但相较于西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落后民族革命受重视程度不高，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由于殖民地不断兴起和发展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世界意义逐渐显露，特别是中国革命运动从五卅到北伐期间的深入开展，促使共产国际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关于殖民地革命的世界意义的阐述。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策略问题提纲》中谈到西方和东方问题时直言：“从许多情况看来，共产国际过多地注意了西方。对于最广义上的东方，今后也必须更多地注意。”(注：《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第28页。)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就世界革命最新形势作出判断：“对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起重大作用的因素，便是苏联的巩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运动的发展。”(注：《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第193页。)这一切表明，共产国际已明显转变和提升了对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在世界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再次，中国共产党关于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经验教训的世界性话语，推动了共产国际适时调整指导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的策略。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国际重视吸取和反映殖民地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中，共产国际肯定反思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具有世界性意义，认为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必须警惕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民族改良主义倾向，强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更不用谈社会主义革命了。”(注：《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8月17日-9月1日），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07页。)同时对于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具体形式，共产国际吸取了因资产阶级政党脱离和背叛革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不再要求殖民地共产党以加入多阶级合作的政党的方式，去争取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转而规定：“建立和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消除在客观革命形势和主观因素薄弱之间的极不相称的状态，是共产国际首要的和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注：《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8月17日-9月1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3册，第118页。)并指示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埃及、法属北非殖民地无产阶级及共产党要重视争取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由此实现了指导殖民地国家革命策略的及时更新和调整。

　　（四）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革命品格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从多个层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革命品格。一是“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性眼光。中国共产党在放眼世界寻求救国真理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通过洞悉世界革命的时代发展潮流，感知世界发展形势变化，从世界格局中认清中国国际地位，将中国革命归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族的世界革命阵营，以世界性眼光把握历史前进逻辑和发展方向。二是“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性担当。中国共产党提出作为初心使命的民族解放和世界解放的革命目标，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人类解放事业联系起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赢得世界革命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以世界性担当掌握历史主动。三是“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性贡献。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世界影响着中国，中国也给予世界以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蕴含着对世界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表达着对世界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产生了影响，由此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中就具有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性眼光、使命和担当，成为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革命品格的历史源头。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过程中就自觉迎受世界革命的时代潮流，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动趋势，并且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围绕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问题，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内容、展现世界性视野和产生世界性影响的革命话语。当然，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的世界性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由于受时代和自身限制以及共产国际指导失误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在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一度忽视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自我调节机制以及过于期待世界革命高潮，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世界性分析的科学性，而且导致了对中国革命意义的世界性阐释存在夸大成分。又如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上，将世界革命视为中国革命的先决和必要条件，虽然赢得了世界革命的援助，但也压缩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自主探索空间。但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是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寻求中国出路的同时，尝试以中国经验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最早努力，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和深层互动的世界眼光，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革命品格。这一切对于我们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层面，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更为完整的认识，从源头上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规律，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