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说思想是流动的，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说思想是立体的，或许有人会一愣：是这样吗？回答是肯定的。不存在静止的思想，也不存在平面或孤立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立体，不是说思想也有三维，更不是要为思想建立一个模型，而是说思想有多个层次，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如果能够揭示这些层次和结构，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将会有所帮助。笔者拟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的思考，力图勾勒出一幅立体思想的剖面，并将其置于时间的延长线上，使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动”起来，为此需要理清以下几种关系：一是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二是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的关系，三是中共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四是中共思想内部的层次与结构，五是思想的实践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思想，主要是指广义的思想亦即人类行为背后的思想过程。有些研究方法既适用于中共思想史研究，也适用于一般思想史研究，所以在行文中未作特别区分。

一、思想与现实

　　讨论思想的立体性，必须先划定问题的界域。英国思想史家梅尔茨曾经说过：“思想是隐蔽的世界。”在他看来，“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着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这段话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这一点与中国思想史上将“知”和“行”区别开来多少有点类似。如果不将“知”与“行”区别开来，就无从讨论知行关系。同样，如果不将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也就无从讨论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可以说，在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空间，这是讨论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前提。无论是将思想世界混同于现实世界，还是将现实世界混同于思想世界，都将失去讨论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前提。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进一步将“行动”这一概念引入“历史的过程”，指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的这段话，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单纯事件”和“思想”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于外在的现实世界，后者属于内在的思想世界；其二，在“单纯事件”和“思想”之间有一个桥梁和媒介，即“行动”；其三，历史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因此，无论是作为现实世界的“单纯事件”，还是作为隐蔽世界的“思想”，抑或是作为二者之间桥梁和媒介的“行动”，都是一个过程，同样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如果说梅尔茨为讨论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前提，那么柯林武德就为讨论思想的现实化过程创造了契机。

　　之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进一步强调了“行动”对于思想的重要性，并将思想与“生活”勾连起来：“思想作为行动才是积极的；思想既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装实在的容器（人们说实在以这种方式被认识）；思想活动在提出和解决问题中，而不是在被动接受实在片段中展开；因此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这些看法都应视为从笛卡尔和维柯到康德、黑格尔和当代思想家的全部近代哲学的成果。”由于克罗齐强调“思想不在生活之外”，因此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思想等于生活、生活也等于思想。实际上，克罗齐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他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一书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在此书中，我特别强调历史学同实践活动的关系。”能不能由“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这句话推导出“思想等于生活”或“生活等于思想”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样做无异于说思想也是行动、行动也是思想。一旦将思想完全等同于行动，或者将行动完全等同于思想，再来讨论行动与思想的关系也就失去了意义。

　　弄清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弄清了行动或生活在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位置，就可以先集中讨论思想本身，然后再来讨论思想的现实化，即实践性问题。

二、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

　　讨论思想本身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另外两层关系，即变与不变、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这几种关系都涉及思想的双层结构问题。

　　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的思想由本土和外来两部分构成。他曾借用地质学上的“古层”和音乐学上的“低音”概念，来比喻日本思想的这两个层次，认为在古层上面堆积的是儒、佛、天主教、自由民主主义等外来思想，但底层即日本本身的文化一直延续着。在近代日本，虽然欧美近代思想居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也常常被低音部的某种音律亦即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低音有时成为背景的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有时被主旋律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也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思考亚洲近代的时候，首先应该以受到西方冲击之前的前近代的历史因素为基础，从各自的独特性出发，探究变化和发展的具体样态。他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基体论”。这种“基体论”，其实就是一种双层结构。

　　上述将研究对象分为本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做法，对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共思想史颇具借鉴意义。由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淀非常深厚。近代以来，随着欧风东渐，包括许多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观念和理论学说逐步传入中国，形成古今、中外思想互相套叠的层次，中西问题、新旧问题一直是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因受“通古今之变”这一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往往着眼于求变，对不变的部分不太关心；在讨论中西关系问题时，对外来思想肯定较多，对本土思想批判较多；在讨论现代性时，多着眼于外来的因素，对本土现代性的重视远远不够。这种做法无疑是片面的。

　　在中共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倒封建主义、重建民族新文化等均带有“元问题”的性质。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自近代进入中国后，就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面对构建民族新文化的时代性课题，如何处理民族新文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颇为棘手。坦率地讲，在中共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成功，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在反封建方面，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国民革命打倒了封建军阀，共产主义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由于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和商品经济的激荡，封建主义在中国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而日常生活则是其存在的肥沃土壤。因此，眼光向下，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以便弄清封建主义的存在样态，理应成为中共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同样，随着中国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构建民族新文化的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要构建民族新文化，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的关系问题，中共思想史研究在这方面也大有可为。

三、中共思想与时代思潮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笔者曾在教学过程中据此提出“花的哲学”。所谓“花的哲学”，是说在植物学家眼里，一枝花不仅仅是一枝花，更是一个标本。透过这个标本，植物学家不仅能够看到背后的一簇花、一园花，甚至能够结合其他材料分析出这枝花的生长环境，包括气候冷暖、土壤肥瘠等因素。同样，在历史学家眼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背后都有一群人，任何一种观念周围都有一个观念丛集。一个春天不可能只有一朵花开放，一个时代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思考。同一时代的历史人物往往面临相同的时代性问题，会作出类似的思考并谋求解决的办法。就具体解决办法来看，可能千差万别甚至针锋相对，但无一不是围绕他们共同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展开。

　　这一方法也可以运用到中共思想史研究中来。换句话说，研究任何一个中共党史人物，必须将其置于同时代历史人物群体中间来考察；研究任何一个时期中共的思想观念或理论学说，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时代思潮。对此，可以五四前后的李大钊为例来予以说明。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是一个“播火者”，他的许多思想带有原创性特征，值得深入考察。因此，李大钊思想研究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成为中共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但毋庸讳言，李大钊思想研究还有相当的空间有待开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将李大钊置于同时代历史人物中，将其思想置于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比如对李大钊的“调和”思想，一些文章至今仍然就李大钊谈李大钊。实际上，李大钊自民国初年以来就追随章士钊，与高一涵、李剑农等人同为前期“甲寅派”的主将，其有关政治调和的文章大多刊发在《甲寅》日刊上，目的是维护和阐释章士钊的调和主张。前期“甲寅派”在调和问题上的论战对象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两派之所以围绕调和思想展开讨论，是想解决民国建立以来革命党与旧官僚在政治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难题。如果不把李大钊与章士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人放在一起考察，不厘清前期“甲寅派”在调和问题上的论战对象，不了解当时的现实政治困境，就很难对李大钊的调和思想作出比较深入的解读。

　　再如，唯物史观在清末就传入中国，大规模传播开来则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起过重要作用。但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入有多条渠道，传播者除李大钊外，还有其他人。如日本渠道方面，既有陈溥贤（即渊泉）、陈望道先后翻译的河上肇所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也有施存统等人翻译的河上肇所写《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等系列文章，还有施存统翻译的栉田民藏所著《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说上底位置》等。此外，高一涵也曾专文介绍过河上肇的新书《唯物史观研究》。欧美渠道方面，既有李达翻译的荷兰人郭泰所著《唯物史观解说》，也有陈石孚翻译的美国人塞利格曼所著《经济史观》，还有徐六几等人翻译的德国考茨基所著《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等。对考茨基《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一书，李大钊曾撰文介绍；对李达所译郭泰《唯物史观解说》一书，沈泽民曾撰有长篇书评。不论是河上肇还是郭泰、塞利格曼、考茨基等，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见得都十分准确，这些译介者也不见得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早期共产党人，但这些人共同促成了五四前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中共思想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李大钊思想研究当然要以李大钊为中心，但也应该观照当时的时代思潮，把李大钊置于同时代历史人物当中来考察。

　　正因如此，研究者就需要改变一些过往的线性思维方式，主动引入谱系学视角。在研究早期中共思想史时，既要注意和尊重各种思想学说的最早引介者或某种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的提出者，又不去神化此种“开端”。在考察某种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的流变时，注意其在时代大潮中的起伏存续，而不去刻意建构某种必然的联系。历史是奔腾的涌流，而非静止匀质的水体，更非一以贯之的单线。正如一条河流中有不同的急流、回漩和浪花，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也有不同的谱系和起伏变化。弄清这些谱系的内容、变化的频度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深化中共思想史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四、中共思想内部的层次与结构

　　任何一种思想都包括不同的层次和结构，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应该有这种自觉。不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被认为是思想层次的内容不见得是真正的层次。如王汎森就认为：“如果思想可以区分层次，以清代中期而言，可能最上层是考证学大师戴震，他发展出了容许某种合理的欲望或声色货利的政治思想（‘欲当即理’）。可是对中层、中下层——也就是官僚士大夫，一直到地方上的小读书人，甚至到从戏曲、成语、格言中得到一些‘思想’的下层来说，最有影响力的是如何过有组织的内心生活，同时要如何抵抗声色货利。或是在某些时候，最下一层是一种绮丽的思想，而中上层又是另一种或另几种思想色彩。”在这里，王汎森没有明确指出思想该分多少层，他所说的思想层次也主要是在士大夫内部，并不包括底层民众思想和上层意识形态。

　　也有一些研究者虽未明言，但其表述中实际蕴含着某种思想层次。如彭明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一书在前言中写道：“我们所探讨的中国近代思潮，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及其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在这里，社会心理、人文观点、理论意识形态，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思想生成的次序；如果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就是思想存在的三个层面。同样，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说的“一般思想史”，即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作为底色和基石存在的“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貌似处于同一平面上，细绎之下就会发现，它们实际处在不同的层次上，只要把知识、思想、信仰的周期性变化勾勒出来，其层次性就一目了然。

　　笔者曾将近代思想分成三个层次四个部分。三个层次即下层民众思想、中层精英思想、上层意识形态。这三个层次也可视为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即与中层精英思想平行的外来思想。下层民众思想主要包括普通百姓的生活知识、情感欲望、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中层精英思想主要包括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上层意识形态主要是指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学说，外来思想主要是一些系统的知识、观念和理论学说。这四个部分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在下层民众思想中，既有民众自发的要求，也有由中层精英普及到民间的思想观念，更多的是对上层意识形态的接纳。在中层精英思想中，有些是精英阶层在对时代、社会的观察思考中产生的，有些是从民间思想中吸收提炼而形成的，还有一些是从域外学习、借鉴而来的。至于上层意识形态，其中有些是执政者本身观察思考的结果，有些是从民间思想吸收而来，但绝大部分则是将精英思想中某种理论学说提升为意识形态的。外来思想既为本土思想带来新鲜血液，也从本土文化中吸收有益于其本民族的内容。在这一结构中，中层精英思想处于既关键又最活跃的位置，不仅是连接下层民众思想和上层意识形态的桥梁，而且是沟通内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所以精英思想长期以来始终是思想史研究的重心。

　　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到中共思想，其结构可能略有不同。由于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革命成功之前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又由于马列主义是中共的指导思想，而中共早期领导人多为时代精英，所以其思想在早期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下层民众思想、中层领导群体思想和上层外来思想。在这一结构中，中层领导群体思想是最活跃的因素，故而理应成为中共早期思想史研究的重点。随着中共在革命斗争中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理论上逐渐成熟，最后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学说。与此相适应，围绕这一时期的中共思想史研究，应该主要集中在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等层面。

五、思想的实践性问题

　　所谓思想的实践性，说白了，就是内在的思想如何转化为外在的客观现实问题，亦即思想的现实化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列宁后来进一步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则将自己的认识论著作直接取名《实践论》，并宣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所以，研究中共思想史，必须特别注意实践性问题。可以说，在中共思想史上，既没有山居独处的玄想，也没有远离社会实践的学院式空想，一切思想观念、一切理论学说都来源于社会实践，都紧紧围绕改造中国社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必须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离开了实践性，无论其思想多么玄妙，都不再是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对象。

　　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包括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笔者看来，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实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革命动员、制度建构和移风易俗。任何革命运动都必须以思想运动作为基础，任何制度建构都必须有理论学说作为支撑，任何新社会风尚的树立都必须以新的行为规范作为准则。中共在革命动员和制度建构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以往的中共思想史研究在革命动员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在制度建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就不那么显著。自清末以来，构建一套现代国家管理制度就成为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维新派失败了，立宪派失败了，革命党人包括后来的国民党人也失败了，只有共产党人获得了成功。中国现代国家管理制度是如何从时代需求到思想观念、从思想观念到理论学说、从理论学说到现实制度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国内有分量的著作似不多见。美国学者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但也仅止于“尝试”，有许多问题亦尚未涉及。所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思想历程研究仍是一片富矿，值得党史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移风易俗方面，中共从革命年代起就做了许多工作，且始终坚持不懈，虽曾面貌一新，但也几经反复。由此看来，要改变延续数千年的生活习惯，真正实现社会转型并非易事。研究者应特别留意中共在移旧俗、树新风方面的思想历程和社会实践，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共思想的实践性研究上，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一个是实践与解释相悖的问题。

　　所谓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主要是针对历史发展的现实性而言的。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处于该历史时期的人们——包括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甚至个人，都会对其所处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进行设计，而每一种设计都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就结果而言，在诸多设计方案中，最终能够成为历史现实的只有一种，而其他设计方案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其他各种可能性，被掩埋在了历史表象的下面。因此，展现在后人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历史事件及其曲折复杂的变化轨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仅仅是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在海平面以下，有可能还隐藏着更为丰富的内容。这里正是思想史研究发挥其优长的地方。这一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中共思想史研究上。

　　所谓实践与解释相悖的问题，主要是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包括在中共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思想主张或理论学说，有些思想主张或理论学说在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成功了，有些失败了，但一些研究者在解释那些失败的思想主张或理论学说时，头头是道，似乎比成功的思想主张或理论学说还要圆满。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思想的实践性问题。历史研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在社会实践中失败的思想主张或理论学说毕竟有其失败的原因。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共思想史的过程中，对任何思想主张或理论学说，既要考察其认识的深度和逻辑的严密性，也要考察其行动的力度，即必须放到实践的天平上予以检验。坚持这一点与探讨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并不矛盾。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金秋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