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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何看待这条道路的发展历程，如何理解由此开启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均是中共党史研究在新时代需要认真回答的重大议题。据此展望，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范式或将再次引发关注，而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未来的党史研究中又何以能够融合发展，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化叙事于当前的“再兴”，其实如同40多年前的“初兴”，皆跟随于党和国家的道路转型，党史研究也因此而转、因此而兴。考察其间的历史流变，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未来进路。

一、中共党史研究中现代化叙事的兴起

迄今为止，革命史叙事一直是党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叙事体系。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一百年，而革命史叙事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所构建的反帝反封建框架，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历史转折的根本原因，体现了这段历史与既往历史的重要区别。但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历史进入新时期，促使党史研究随之开始关注一种新的范式，即借鉴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审视中国以往的社会变迁和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现代化叙事由此逐步兴起。

首先，现代化叙事加速了党史研究内部的省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领域为适应国家全面拨乱反正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在澄清思想、统一认识、资政育人等方面作出了主动调整。但“现代化历程”与“革命历程”究竟孰轻孰重、“传统”和“非西方”是否意味着落后、“近代”和“西方”又是否代表了进步等讨论，仍对原有的党史研究形成了较大冲击。相对于传统的革命史叙事，这一新的现代化叙事偏重以生产力发展、政治民主程度、社会进步程度作为历史主线，而在古今互鉴中，这一分析框架也预示着此后的发展模式应更注重市场的作用、个体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融合。不可否认，这为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党带来了诸多考验，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史研究的转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针对革命史叙事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局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绳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刘大年也曾明确指出：“中国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求改变社会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应该说，后来的党史书写之所以能够恰当评价革命与现代化、科学阐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离不开这一时期老一辈学者带动的省思与努力。

其次，现代化叙事为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关于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大约持续至世纪之交才渐趋停歇，二者逐步走向融汇。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放下范式之争，探索超越之路：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只有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只有不断推进现代化，才能为社会革命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革命与现代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此，党史研究逐步走出了政治史的单纯视域，延伸至经济史、文化史尤其是社会史领域，出现了鲜活具体的个案研究，还原了复杂斑驳的社会生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的新的现代化叙事，还将党的角色从原先的中国革命领导者拓展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革命与现代化既然是相辅相成、结伴而生的，那么从逻辑上讲，党便不会仅关注一方而无视另一方。事实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党便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50年代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曲折探索期，党便尝试统筹革命与现代化两方；在90年代迎击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党更勇于突破定式思维、超越范式之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在实践中证明了革命（改革）与现代化“双轮驱动”的强劲动力。正如邓小平所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时期，党史研究呈现思想理论变迁的蓬勃发展之势，现代化叙事也不再独立于革命史叙事之外，而是以其强大的解释力对历史的发展动因作出了一些新论断，大大丰富了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

不难看出，此时党史研究中现代化叙事的兴起，在源头上根植于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范式关系讨论，使中共党史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路向进一步靠近，推动党史研究在新阶段跳出了政治宣教的口号与藩篱，走向学理性和历史性，党史研究中“史”的一面得以彰显，学科面貌焕然一新。

二、现代化叙事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疏离

改革开放40年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叙事亦在学界备受关注。但近十年间，在现代化叙事的脉络之下，党史研究中所涌现的部分新成果却出现了与学科本身的疏离，党史学科内部也显现分化的趋势。这种紧张恐怕单从学理化发展的维度难以尽释，它提醒我们，不能只看到党史与“史”的连接，还需厘清党史与“党”的关系，而其间动态发展以求再度平衡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共党史学科对新时代的回应。

当前，党在新时代遇到了新的现代化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采取了一种循序渐进的路径，即“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尔后以此为突破口而向周围扩散”，例如率先在农村实现突破，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推进30多年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所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中国的现代化在相对顺利地走完了前半程之后，开始浮现出许多新问题。首先，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接下来的现代化道路便会步履维艰甚至变形走样；其次，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外部环境，而要努力探寻其内生动力；再次，内生动力的形成取决于多种因素，党又何以能够协同推进。我们党向来重视理论指导实践，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面对现实中的现代化难题时，同样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依托党史研究变通古今。因此，新时代的党史研究不能裹足于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本然性描述，局限于过去知识界的所以然列陈，使“史”的呈现远甚于“论”的深入；它需要向今天的党提供描述、分析和阐释具有后发国家特征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普遍化知识，并把这种普遍化知识变成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适应党继续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要，这是党史研究的学科使命。

然而，既有的现代化叙事在回应上述问题时遇到了瓶颈，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方法上的偏差。据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言，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上的整合化和文化上的大众化，故在历史研究中自会据此偏重描绘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的“社会变迁”。在此影响下，部分党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开始逐步从宏大叙事转向“探微知著”，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团体、民生日常乃至芸芸众生的情感心理等微观议题。对近代史研究而言，这一转向诚为构建学科自主性、本土性的一种努力，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理解，有学者将其评价为“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仅源于西方学术理论的冲击，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恐怕还是中国历史学学科内在发展的必然走向”。然而对党史研究而言，这一转向是一把双刃剑：这些具体而微的研究虽使“近代中国”的图景越来越清晰，却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越来越模糊。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这一方法论要求我们依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研究社会发展的进程，总结历史运动的规律；换言之，就是要从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在把握历史主流主线的前提下，去定位我们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分析何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而言，党史研究的历史性，不应被“窄化”为爬梳考订或旁征博引，它虽需要“探微知著”，却不能“盲人摸象”，其历史性还体现于历史研究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而这恰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武器的强大之处。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更是理解党的历史的一把锁钥，不仅仅是党史研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一层外衣；若现代化叙事不能从底层方法论上与其相融，在党所关心的诸多重大议题面前，这类研究难免会“失语”。

其二是研究议题上的偏离。现代化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迅速兴起的，之所以出现“现代化热”，是因为它与战后世界所面临的众多新问题息息相关，“对那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后来称为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仿效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或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是根据各自的特点，探索自己发展的新模式，这不仅是关系这些国家能否迅速改变自己的经济落后面貌、迅速跟上时代步伐的迫切问题，而且是关系着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前景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便引发了一个问题：现代化理论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为研究对象，但建构这一理论体系的西方学者多以美国为参照，那么在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皆有巨大差别的情况下，这种参照而“化”的研究议题是否恰当，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就仍然存在需要不断重审的必要性。例如，“社会”一词在现代化的叙事中隐含了西方理论谱系下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取向，尽管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多有纠正，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下两者并不是对立冲突而是温和互动的，但仍承袭了国家与社会“二元”的前提，所以在部分有关社会议题的研究中，“国家”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了，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很多社会史研究者就不断提醒“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也必须加以重视”；中国自晚清以降的诸多现代化尝试，“所谓的制度、政策、政治派别、政治事件等，说到底是一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仪式、习俗、婚姻家庭、人口等社会史问题，其实也需要政治史视野”。社会史与政治史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可分，对近代史研究如是，对党史研究更为重要。与之类似的还有“新闻（宣传）”“（群团）组织”“（思想）教育”等一系列概念，在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中皆有不同的指向，但若不加辨析地予以混用，则会使新研究与传统研究在内容上出现某种潜在的“断裂”，并引发一系列问题。现代化叙事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它较好地指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方向；而它之所以出现瓶颈，则是因为在西方模式的参照下，它既无法贯通地阐释改革开放与前一发展阶段的关联，也没能贯通地分析改革开放与后一发展时期的沿革。尽管从学理性来讲，党史学科需继续保有一种世界性、全球性和普遍性的视野，但需警惕在无批判的“开放”中淡化了自身另一重要的属性，即政治性。但此政治性并不等于政治宣传，也未必显见于话语形式，而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并外化于其选择的研究议题。当前，面对哲学社会科学日益胶着的“概念”战争，党史研究能否坚持问题导向，能否对当下现实保持关怀，能否充分发挥党史研究服务于党和国家未来事业发展的作用，都关乎党史研究政治性的实现。因此，研究者需要从我们党发展的内部逻辑而不是从西方既定的议题和模式出发，调适现代化叙事与党史研究的学术枢纽，否则就很难厘清中国从“取经”“效仿”到“自觉”的现代化理路，党史学科亦很难体现“资政育人”的学科属性。

承上所论，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性与政治性是不可分的两者，无论是历史性的窄化还是政治性的淡化，都会模糊党史学科的属性并降低党史研究的学术意蕴。面对新时代的问题，党史研究中既有的现代化叙事已呈现一定的局限，而要实现新的突破，新时代的党史研究就必须正视党在新一轮“赶考”路上所遇到的难题，进而更全面更综合地推进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相统一。

三、从历史观照党的未来：现代化叙事的再兴

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之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正式建立。这既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也预示着党史研究将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我们党已清晰地描绘了这条“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的党史研究创新发展之路。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中心工作的主线也将成为党史研究的主线。落实于学科建设，则体现在党史与党建的彼此支撑、融合发展，这便要求党史研究不能囿于“历史地描绘中国共产党”，还需主动回应并系统阐发“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类党建议题，尽管它不能涵盖党史学科的所有职责，但无疑是新时代较为关键与核心的维度，也是历史性与政治性的综合体现。

据此，党史的书写或将迎来新的发展。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强调的“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可知“革命”之历史主线并未过时；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描绘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可知“现代化”之发展主题日趋明朗。若将两个党的文件联合起来看，则不难发现新时代党史与国史的叙事连接，即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这是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新融合。应该说，这一路向为当下的党史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概念与论断都需回头去做艰难的学术清理工作；但据此推之，这一新发展也将立足中国发展、汲取世界经验，使“历史”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源，带来党史研究中一种新的现代化叙事再兴，进而返本开新。

一方面，党史研究要构建新的现代化叙事，则需进一步增强历史性的厚度，即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贯通地理解”党的中心工作。毋庸讳言，当前历史性的“窄化”使部分党史研究出现了“堆砌史料、重复叙事、微观与宏观脱节、‘问题意识’匮乏等一系列结构性弊端”。但若缺乏理论反思与学术重建，要么使党“孤立”于历史语境之中、“悬置”于现实世界之外，要么使党“单向度”地表现为口号式的呼吁——这使得读者看到了社会变迁，却不能理解党是如何作出了历史判断，又为何会进行重大调整，“党”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并不稳定。显然，这样的历史叙事无法映照并远观“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打通党史的“古今互鉴”需要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大历史观”。例如，要读懂“人类文明新形态”，则要“贯通地理解”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过的这条复兴之路。正是因为遭遇过近代以来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才如此强调要秉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发展之路，尽管这条路会更加艰难崎岖。这种“贯通”有助于理解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要坚持的“自信自立”。又如，要读懂“高质量发展”，则要“贯通地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前者曾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但当遇到困难时，党并没有片面地、停滞地看待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在上一次理论突破的鼓舞下，选择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这种“贯通”有助于理解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坚持的“守正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言，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诸多新时代所出现的政治概念与理论论断也将回归于历史哲学的脉络被重新阐发——正所谓“实践出真知”，作为“真知”的理论往往诞生于历史上的革命与变迁，而只有透过历史的哲学化省思，认识到其中文明基因的传承、政党性格的延续，才可能深刻理解百岁的中国共产党何以发展至今。

另一方面，党史研究要构建新的现代化叙事，还需进一步提振政治性的锐度，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历史”来“参鉴”党的实践创新。历史是发现理论的不竭之源。百年来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定有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但若把这些归结为对西方的移植、验证抑或中国的“例外”和“偶得”，都会低估这些历史经验的普遍价值与世界意义。一般来讲，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可被看作是后发国家的一个参照，“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但更具前瞻性的是，在国际形势深刻调整和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于经济社会急剧变动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稳定，或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据中国社科院的相关研究，当前中国需警惕“阻滞现代化新征程的三个重大风险”，即经济全球化受阻带来的创新乏力风险、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的经济衰退风险以及重大国际政治军事冲突和全球危机带来的极端环境风险。但事实上，这些风险是在后工业化社会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面对这张未尽的“风险考卷”，中国现代化的前半程已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这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行稳致远。例如，中国自1953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规划），逐步形成了分级分类规划体系，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大政方针上逐步与市场经济形成了复合优势，并扮演了“定盘星”的重要角色。又如，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便挂牌启动，自此借“举国体制”开始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从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到2015年3月13日即前述报告发布30年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国科技领域的重要进展都得益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这些皆体现了党在长期执政中所表现出的“系统韧性”，并且正如这一经济学概念所强调的那样，它不仅能对非平衡状态进行有效调节，还包括了系统自身的防御力、适应力和恢复力。而这些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前后两段的核心议题，皆为新时代的党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讨论空间。如果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检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试验场，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设置了许多西方现代化理论既没有给出也很难给出答案的新问题。在实践上，党扮演了其间最核心的角色；在理论上，党史研究也不应该“失语”。于古今之间、中西之间重新构建历史坐标、重新评估党的作用，是新时代党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便是党史研究的新的叙事。

当然，新的现代化叙事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它正如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已然站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历史性与政治性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可谓如影随形，只是旧的形态蜕去，依稀见得蝶影。这既可说是党史研究的一条创新之路，亦可说是一条返本之路。在这一新坐标之下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党史叙事，也将继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之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金秋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