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关系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意指政党组织在影响和参与政权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与其他政党组织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党的政治地位不同、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不同，不同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关系呈现出较大差异。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以竞争为主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以合作为主导，跳出竞争与合作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政党关系的不同模式，从而深刻解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的鲜明特性与文明价值。
一、政党关系研究的理论回顾及其反思
现代政党实践起源于西方，并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推动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研究取得成果，引申出很多重要的研究议题。政党关系研究是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理解现代政党政治运行逻辑的一个重要线索。西方政党政治研究在“竞争”范式的主导下缺乏对非西方世界合作型和非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关注与探索。这一方面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政党政治理论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也禁锢了非西方世界政党政治理论的潜在贡献。以中国为例，西方学者整体上较为关注中国共产党，但极少关注和讨论中国的民主党派。西方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在其享誉世界的专著《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明确将中国列入当时他所考察的 33 个一党制国家之中，依据则是 1962—1968 年间这 33 个国家的议会选举把所有议席都投给了同一个政党。这与中国当时正在经历的政治运动具有较大关系，八大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正常活动，经历了一个曲折动乱的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民主党派经过整顿和调整，恢复重建并取得了实践进展。这一现象引起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研究学者西摩的关注，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卫星党》一文以及随后出版的同名专著里将中国的民主党派定义为“卫星党”，并对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及恢复重建情况进行了简要论述，他认为民主党派由具有一定政治目的、共同利益的人组成，可以代表一定群体的利益，民主党派的存在使得中国至少不是极权国家。这一研究使中国的民主党派短暂地进入西方政党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但因影响力有限，并未引起较大关注和后续讨论，有关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很快就被边缘化，而且长期未能取得新的理论进展。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仍将中国视为他所谓的一党专制体制。他的学生福山持同样的观点，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制度视为具有巨大自由裁量权的党国体制，并认为能将中国的党国体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的只有自主程度。2011年发表在政党研究主流期刊《政党政治学》（Party Politics）上的一篇论文沿用一党制来定义中国当前的政党制度，将多党竞争制设想为未来中国政党制度的替代方案，并根据2008年《中国调查》（The China Survey）的数据测试中国民众对当前政党制度及其替代方案的态度，分析相关性解释因素。2020年中欧大学出版社（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一本中译名为《后共产主义政权剖析：概念框架》的著作明确指出，尽管中国当前进入“后共产主义”政权，不再是共产主义专政，但中国仍然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一党制。这些认识误区不同程度地带有一定批判意味，并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中国的政党制度是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这一假设使西方学者无法正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教条式地把中国归类为一党制国家。中国政党政治研究起步较晚、国际影响力较小，与西方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相对，研究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学派应当建立，既能借鉴全球学术话语、又能反映中国本土特色的政党政治话语体系需要发展。因此，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在世界学术界不能缺位，在国际政党政治理论对话交流中不能弱势。
必须承认，中西方政党政治实践的确存在较大差异，西方以竞争型政党政治实践为主，中国以合作型政党政治实践为主，导致中西方学者在政党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采取了两条完全不同的研究进路。西方学者从“竞争”范式入手挖掘政党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并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进一步揭示这种紧张对抗关系的具象化影响因素如意识形态距离、党员数量差异、争取选民策略等等。中国学者则从“合作”范式出发解读政党制度主体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团结和谐关系，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如借助史料文本、官方话语信息等进一步抽象化这种难以通过数据测量和分析的关系样态。值得反思的是，政党、政党制度、政党关系都是政党政治实践发展的产物，理想状态下，只要有多个政党存在，就一定会有竞争与合作的不同关系模式存在。可以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其政党政治实践都是被竞争与合作两大变量共同影响而处于不断发展演变态势的。本文尝试在此基础上突破竞争与合作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深刻剖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的鲜明特性及其文明价值。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的鲜明特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监督与合作并存的政党关系模式，以战略性政治联盟、全时性竞合关系、建设性监督力量为基本特征，凸显了不同党派和谐共存、合作共事的制度内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策略性利益联盟、分时性竞合关系、对抗性监督力量等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打破了政党关系类型划分的传统框架，创造了人类政党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一）战略性政治联盟
西方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途径就是参加选举，为了获得执政合法性，政党参加选举会进行激烈的竞争。“它们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操作以最大程度地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追求选票的政党是在多元政治体制中运作，或者是面对不同的选举体制，它们可能会采取一种多重联合结构，以扩大自己的联盟，从而把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包括进来以制造获得多数的机会。在多党体制中，这样的党就是全方位政党或职业选举型政党，它们总是试图得到最大化的选民支持。”[1] 这是西方政党制度的一个共性特征。意识形态相似或者政策目标相近的两个或多个政党通常会在选举开始之前达成一致约定，如果能够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他们将在选举之后组建联合政府。组建联合政府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政府形式。选举联盟中的各政党在正式组建政府之前，就哪些政党可以进入政府、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职位在政党之间如何分配以及政府政策主张的性质等问题展开紧张的谈判。谈判之后所形成的约定通常会对公众公开，政府部长职位分配的一般性原则也是众所周知的。一般来说，联合政府会包含足够多的政党，以便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议席。但政府中所包含的政党数量越多，政府瓦解以及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重建政府的可能性就越大。西方政党制度格局下政党之间为寻求选票而形成政党联盟的策略性合作，一般都难以持久和巩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创造，成功把西方政党制度中政党之间的策略性选举联盟关系变为战略性政治联盟关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2] 毛泽东也强调：“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3] 邓小平同样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4]“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5] 新时代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6]“照顾同盟者利益”则是统战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习近平强调：“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7]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奋斗的实践过程中，基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政治目标的相同性、奋斗经历的相似性、组织基础的共同性、思想基础的同一性形成了战略性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一政党关系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禀赋特质是相辅相成、长期共存的执政与参政关系，是对传统政党关系的重大创新，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极大地增强了新型政党关系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二）全时性竞合关系
从政治过程的阶段性进行考察，西方国家的政党关系是分时竞合关系的典型代表[8]。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代表“部分”的政党，在寻求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中，只能吸引和动员一部分社会人群，很难获得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二战结束以后，在政党发源地的英国，没有一个政党具有长期执政的基础和能力，工党和保守党只能轮流执政。在民主共和制的美国，每隔四年或者八年，国家总统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轮换产生。从这一维度看，竞争范式是我们理解西方政党政治过程的一根主线。政党首先为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独立存在而与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竞争，最大化地发挥政党的组织功能；接下来政党为了获得执政合法性会展开激烈的、最吸引眼球的选举竞争；选举结束之后，政党会在治国理政方面继续展开竞争，“执政党与在野党主要在立法机关中利用各自的资源而开展议题竞争、立法竞争、民意竞争和影响力竞争等”[9]。但政党为了自身利益有时也需要与其他政党采取合作策略。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政党代表部分选民利益上台执政，选举获胜以后，执政党则面临部分选民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差异，因而需要与在野党合作，通过必要的妥协与让步，囊括更加广泛的政策主张，确保国家意志能够照顾最多数人的权益。实行多党制的德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参加竞选的政党经常通过政党合作组建大联合政府，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实现政党持续治理。因此，西方主流政党政治实践中，以选举为界限，政党关系呈现分时竞合特征，“各个政党之间在选举过程中是以竞争关系为主，选举结束之后就会寻求建立政党间的合作关系”[10]。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在选举前后两个阶段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始终获得执政合法性、取得理想的执政绩效。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政党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全时竞合关系体制”[11]。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语境下，同样以选举为界限，不管是在选举之前的寻求执政合法性阶段还是选举之后的治国理政阶段，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保持基本不变状态，体现出一种全时竞合特征，以“合”为主，以“竞”为辅，“竞”服务于“合”。“合”意味着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并不存在权力争夺与利益博弈，其关系样态在多党合作的格局中能够保持不变，关键就在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高度一体化执政共同体”[12]。各民主党派始终承认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和执政地位，进而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转化为执政共同体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因此，各参政党既不是所谓的在野党也不是联合执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竞”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而是意味着各民主党派之间存在着良性竞争关系。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都有它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它们同我们党之间是平等的友党关系。我们党必须承认和尊重它们这种独立平等的地位”[13]。这是对各民主党派独立平等地位的确认。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了参政议政是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一项重要职能，因此，各民主党派必须积极参政议政、完善组织功能、充分履行政党职能、提高参政议政绩效才能在法律效力和实践功能双重属性方面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就使各民主党派不可避免地在吸纳和发展各党派成员、争取政府部门职位、获取财政支持、履职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有序的良性竞争关系。一般而言，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方面的工作取得的绩效越好，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强，在组织发展和能力建设方面就具有更强的优势和创造性，从而激励本党派及成员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巩固多党合作。基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关系和各民主党派良性竞争关系的和谐互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示出全时竞合关系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优势，增进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政治互信，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系统的治理效能，引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建设性监督力量
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现代政府的重要标志，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必须建构健全、完善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规范政党活动和政府运行。西方政党制度是一种不能让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制度，因为“只有当政党会遭受失败，而且失败既不是一种社会耻辱也不是一种罪过时，民主才会兴旺发达”[14]。这种政党政治观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观、以理性主义为依据的政治反对理论同构互动。因此，西方自由民主学说指导下培育出来的政党制度从形式到实质到处充斥着竞争本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主张不同意见的各个政党为了寻求其在国家中的影响力控制国家机器，必须在大众选民的有效选票中展开激烈角逐，进而组建有限政府。为了迎合大众选民的支持，政党往往选择淡化政党阶级和阶层意识，减少标志性意识形态，广泛接触利益集团，这同时也为政党利用民主选举、国家管理等合法手段谋求党派私利埋下隐患。因此，西方政党制度强调为了维持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不能不听取‘反对派’的意见”[15]。结构性的反对机制和异体监督原则是西方政党政治的重要主张，这一主张认为同体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有效监督必须建立在异体监督基础上，只有在执政党之外独立存在的合法政党组织才能有效监督国家权力机关，保障民主政治的结构性替代力量。必须承认，西方政党制度为党际监督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弹性空间，但政党监督的出发点往往具有明显的党派私利色彩，为了反对而反对。同时，民众除了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之外，缺乏对政党政治行为产生实质制约的能力，难以形成来自人民持久有效的监督。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异体监督原则，没有所谓的反对党结构及其机制，以政党制度主体的互相监督化结构性替代力量为建设性监督力量，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理论认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是人民的主权，只有让人民掌握监督权才能保障民主真实有效。列宁同样主张人民监督权思想，强调“必须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16]。从本质上讲，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是对政党制度主体权力关系的进一步确认和规范。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民监督权在参政党这一政党组织上的具体体现，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相互补充，形成监督合力，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制”[17]。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政党政治实践中依法行使人民主权，通过提出批评、建议等方式进行民主监督，不仅包括发现问题、提出意见，还包括政策咨询、信息反馈、预警警示、督查问效等具有建设性的监督内容，以一种柔性监督方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主要依靠政治自觉、道德自律、伦理道义和舆论压力等软法规范而非权力强制约束来实现其价值功能，成为保障政治秩序健康发展、决策系统高效运转的重要途径，“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18]。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的文明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根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土壤的伟大政治创造，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规范了国家政权的行使方式、创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实现形式、提升了现代民主国家的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文明价值，为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规范政权运行方式
“西方政党的产生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权力的协调和控制。”[19] 必须承认，西方政党制度因在实际演化过程中沦为各党派之间恶意竞争、互相攻讦的武器而饱受退行性异化的诟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构件，科学回答了国家权力“由谁行使”和“如何行使”的问题，使国家政治体制进一步走向制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优化政治生态，强化政党责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规范各政党主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同时发挥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政治使命使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汇聚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承担起建设国家、整合社会、发展民主的政治轴心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服务于政党政治的生成逻辑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得以不断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另一重要主体，发挥自身的代表性和进步性，逐渐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作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按照宪法、法律规定服务于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和国家建设，同时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不是西方政党制度中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的反对党，而是与执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具有法律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独立性和行动上的自主性，参与共同执政，但不分掌政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以明确分工的角色定位和多维集中的制度结构规范政权行使方式，驱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朝着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国家政权行使方式突破了执政党与非执政党紧张对抗的常态关系，对于规范世界政党政治实践运作、拓展世界政党理论研究空间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二）创新民主实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虚假的共同体”，[20] 认为资本主义两党制或多党制下的民主政治，其基本立场和价值指向仍然受控于资本逻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法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列宁明确指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21]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内在规定。“为谁服务、对谁负责”是检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根本标准，人民的需要构成了创新民主实现形式的根本动力。与西方政党制度陷入民主危机所不同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遵循人类政治文明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注入使命基因，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免于沦为官僚集团”[22]，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广泛真实的利益代表优势和社会整合优势，以合作和协商为基本形式，“突破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二元对立”[23]，成为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间持续性、内容完整性、党政协同性、公民参与全过程性、多环节连续性的重要制度窗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同心圆结构和通力合作、共商共治的党际关系培育了执政党与参政党、领导党与合作党民主平等、尊重差异、协商对话、同向同行的政治场，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向社会延伸的“减压阀”功能，支持并保障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创造的深度参与、充分协商的民主形式蕴含着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程序和完整实践，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以人民逻辑引领政治系统的价值目标，以协商范式优化民主政体的治理方式，发展最广泛、最真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破解世界政党难题、创新民主实现形式和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5]。
（三）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自从现代政党诞生以来，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政党关系模式一直坚持分权制衡的对立性思维，缺少强劲与权威的治理中心。最为典型的当属美国的“否决政治”。式微的国家能力导致严重的社会分裂和低效的国家治理，近年来多次引发“政府关门危机”，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平稳运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坚持以一体多元的制度结构，发挥系统全面的制度功能，遵循科学发展的制度规律，形成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强大合力，高效实现了政治稳定、社会有序和国家富强。
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坚持一体多元的权力结构和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使民主党派能以制度化渠道参与国家治理，但不以谋取执政权为目的，形成了超稳定的国家政权配置结构，确保国家权力结构顶端的制度性稳定。这一关系模式在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遵循人民民主逻辑，以法律法规确认了政党功能地位、政党关系模式、运行机制程序，避免了西方权力制衡的滥民主化、多党恶斗的负竞争化等政党政治实践困境，保障政党政治运行的和谐稳定。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扩大了民主参与范围，利用覆盖面广、联系广泛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引导差异性较强的社会利益群体有序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不断提高政体的民主化程度，使共同体保持高度的肌体活力又不致趋于社会分裂；依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加强专门性协商机构建设，契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现代化治理理念，构建了一个多方联动、开放包容的协商治理体系；凭借合作共事机制、参政议政机制、政治协商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等程序性建设吸纳、整合各种政治资源，既促进执政党不断自我革命，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也驱动各民主党派恪守多党合作的初心和使命，以党为师，提升自身履职能力，实现社会有序、安定团结。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新社会”政治文明的产物，经历了制度衍生的艰难探索、制度停摆的曲折反复、制度重启的开拓创新以及制度复兴的成熟定型，不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以理论创新和实践进展的双重超越，展现了中西方国家治国理政的价值分野和效能分殊。在塑造高效、务实的“中国之治”的基础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同时又以国家治理的效能发挥，反哺政党制度自身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石。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的治理效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当代世界民主政体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其创造性、优越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益凸显。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弘扬合作、参与、协商的基本精神，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提供更多的制度化渠道，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同时，需要关注我国政党关系中的竞争因素，引导各民主党派开展适度的良性竞争，激发其作为参政党履职尽责的创造活力，激励其提高自身参政议政的能力，巩固多党合作、服务国家建设，进而坚定制度自信、加强理论对话，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党政治。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9JZD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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