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先进的中国人“西天取经”，希望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来拯救中国。巴黎和会“当头棒喝”，惊醒了中国人“西天取经”的迷梦，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实现民族复兴的“定海神针”和精神武器，找到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人间正道。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6)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旧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为了救亡图存，中华仁人志士奋起抗争，各种救国方案轮番登场，或学习西方的器物，或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或者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2](P1470)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新路。此时，西方各种主义和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走向历史的深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并且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的规律，给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指明了正确方向和道路。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出发，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感召，在各种主义比较、甄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理论武器，并且坚信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人民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南陈北李”也是基于这种共识一起相约建党。
俄国通过十月革命成功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表了对华友好的《对华宣言》，这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强盗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此事极大地惊醒了当时知识界，鼓舞了当时的爱国青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4](P517)毛泽东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P1514)
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也由被动转为主动，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激活，沉睡的“中华雄狮”被唤醒，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锐利武器。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各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也雨后春笋般成立，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年轻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逐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中国和世界，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还持续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了解属于自己的思想武器和历史责任，并逐步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逐步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进行了专门介绍，其中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工人阶级，以及实现解放的正确途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的必然趋势，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的社会理想具有阶段性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千百年来，实现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安居乐业”的“大同”社会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受历史时代和思想意识的局限，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人民的“大同”社会理想逐步升级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现比资本主义更为自由、更加平等、更有尊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适应了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更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和远景目标高度一致。这些因素构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条件。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是通过破除对儒学和西学的迷信，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完成的。
1. 通过新文化运动实现思想启蒙破除对儒学的迷信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遭实质破坏，政治上专制独裁、复辟帝制、思想上“尊孔复古”等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依靠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没有彻底的思想革新建立起的新政治制度最终会被旧的政治制度所取代，或者名存实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只有通过新文化启蒙才能够实现国民心智的革新。新文化运动将矛头指向儒家学说，把孔子的学说视为封建君主专制和帝制复辟的根源，对“孔家店”进行了坚决批判。陈独秀指出孔教主张的“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5](P194) 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到了两位人物即德先生与赛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5](P362)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之中。除了宣传民主思想和科学真理外，李大钊还强烈抵制封建迷信，猛烈抨击以孔子为符号的旧礼教、旧道德，称“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6](P429)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主张批孔反儒，要求变换儒家意识形态，呼吁个性解放，努力向西方学习。他激烈反对旧文化，指出封建文化禁锢了人民的思维，阻碍了社会的前进，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人民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杆大旗，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纲常，破除对儒学的迷信，期望人民群众能从封建蒙昧状态中解放。新文化运动对民众进行了思想启蒙，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思想上扫清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兴起五四运动的障碍。
2. 通过五四运动洗礼破除对西学的迷信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屈辱，打碎了中国人“以西为师”的幻想，也证实了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选择“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了必然。1920年，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7](P73)表达了中国先进分子急于救亡图存的真实心态。
巴黎和会“当头棒喝”，使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当今世界依然是“强权”战胜“公理”的社会。为阻止中国代表团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且迅速影响全国。作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亲临运动一线，领导青年学生与反动军阀抗争，通过《每周评论》报道五四运动相关情况，撰写文章唤醒人们的觉悟，号召国人应当有“（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5](P479)应当拥有“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5](P481)的觉悟。五四运动使中国社会各界紧密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全体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国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陈独秀深刻认识到工人的价值，提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8](P10)等思想，希望唤醒劳动者的觉悟，要切合实际地做“劳工运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则揭露了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真相，希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思想。此时，陈独秀的思想理论已经正式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8](P39-40)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实现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强调“伦理觉悟”到五四运动时期强调“政治觉悟”的转变。1922年7月，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完整地阐释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理解。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竞相涌入中国。李大钊通过研究和宣传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分辨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通过设立研究会，举办讨论会、演讲会，开设社会主义课程等方式系统地研究、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与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参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论战有效厘清了错误思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和直接培育下，一批先进的青年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积极响应，领导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创办了会刊——《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和撰稿人。透过五四运动，毛泽东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号召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湘江评论》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科学、新文化的进步刊物。1919年12月，毛泽东等通过领导组织学生罢课，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活动，并于1920年6月获得成功。通过这次运动，毛泽东认为类似湖南这样的运动并不能够从根本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想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先有先进思想即“主义”的引领，“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7](P70)1920年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尽可能地读其所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后，思想上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回到湖南以后，毛泽东通过多种途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秘密建立党组织。
五四运动后，还在日本留学的李达时刻关注国内局势，于1919年6月18、19日在民国刊物《觉悟》上陆续发文介绍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想。《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重点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旨在帮助人们分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9](P3-4)这两篇文章对于如何区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辨别无政府主义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回国之前，李达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并且寄回国内出版，向国内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李达创办《共产党》理论月刊，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从1921年2月到党的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党的一大的发起与具体组织工作。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论战”以及“无政府主义论战”。党的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局工作，主编《新时代》杂志，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印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923年，李达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在文中提出并讨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认为中国是时候实行马克思主义了。
3. 在俄国十月革命感召下选择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意义深远，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俄国的革命不仅仅是俄国的革命，而是世界的革命，是摆脱君主主义的革命，全世界的革命都是如此。正如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预言的那样，世界大势确实发生了大的变化。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了解。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以十月革命为镜鉴，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热情赞扬并积极发表评论，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德国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继承者。1919年发表《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和演讲，他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10](P330)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十月革命引发新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0](P367)十月革命将怎样影响中国？李大钊对此用了形象的比喻，“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0](P377)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8月，为筹集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的学费，毛泽东北上赴京。经李大钊帮助和安排，毛泽东以图书助理员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通过阅读《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毛泽东增加了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他还积极参加各类研讨活动，到北京郊区的长辛店实地调研，了解工厂生产情况和工人阶级生活境遇。在北京，他还拜访了陈独秀，思想上受陈独秀影响较大。1918年北京的见闻使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11](P145)
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李达带来了希望，使其初步产生了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向往。1918年5月，李达担任留日学生救国团主要负责人，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向政府请愿，抗议联日抗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但是示威运动很快就失败了。失败使李达意识到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单纯请愿不能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也行不通，要走俄国革命那样的道路。于是1918年，李达再次赴日本留学，放弃理科的学习转向全心研读马克思主义。
4. 在与工农运动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无一例外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缺乏先进政治组织领导、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动员与支持。“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2](P27-28)通过创办刊物、举办工人业余学校等形式，不断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之后，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走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12](P27)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看到了工人阶级巨大的能量。在他看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工人阶级的头脑，才能更有效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解决工人阶级普遍存在科学知识欠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的问题，他曾在上海、广州等地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半工半读，就是为了让工人们有学习知识的地方。1920年4月２日，上海码头工人工会成立，陈独秀出席大会并发表名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体中的传播。陈独秀意识到，只要全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就能产生巨大的作用，推翻一切反动政权。
李大钊注重培养和引导青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李大钊等革命前辈的支持下，无数爱国青年因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192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等人组织建立“共产党小组”。随后，因实际需要，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北京成立了第一个青年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青年团成员在长辛店举办工人补习学校，教工人识字读报，并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1922年，长辛店的工人阶级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得到了唐山等地工人阶级支持。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改变。
除了与工人阶级结合，李大钊还深刻认识到要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他认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3](P107-108)他非常重视研究农民、农村问题，除自己认真研究外，还号召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应去做“开发农村的事”。正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1923年8月在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建立了中共台城特别支部，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随后，河北其他地区的农村党组织也纷纷建立了，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
正是在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纷纷走进工厂、农村，与工农相结合，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革命新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这一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打下了基础。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创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等，有意识地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发展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一年之内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组织，在矿山、铁路、工厂及工人中间开展了劳工运动。毛泽东先后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罢工斗争，如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等，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李达积极向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发起组成立后，李达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是解决剥削劳动问题的根本方法。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劳工神圣颂》指出劳动者创造一切。1922年五一节，李达发表了《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一文，指出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劳动界破天荒的举动，与1864年万国劳动者的大会有同样重要的意义”。[14](P171)通过《劳动立法运动》一文，揭露工人在国际国内遭受的欺压和迫害，指出中华民国法律的虚伪性，号召广大劳动者团结起来、自谋解放，参加劳动立法运动。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党的一大后，广大党员深入工厂宣传马克思主义，注重发动工人运动。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1922年初至1923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罢工大多以胜利结束，全国掀起第一次罢工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5](P4)“三个深刻改变”以铁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也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既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历史语境不同、变革社会道路不同、社会理想不同。儒学产生于农业社会，主要解决农业社会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倡导通过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的道路，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只能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儒家建构的是君臣父子、等级尊卑的礼制社会，马克思主义要建立的是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二者的联系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得益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契合融通之处，能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浸润和民众文化心理支撑，具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要防止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也要警惕和批判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恩格斯认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16](P598)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和核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经济利益、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思想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辩证对待，始终牢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7](P283)这一根本遵循，牢牢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结合时代特点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既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又批判西方教条主义思潮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西学的迷信，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党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P664)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史中，始终坚持同各种教条主义作斗争，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错误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理论形态有西教条、儒教条和“左”教条。“西教条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理论等，认为西方文明走在世界历史前列，是各国开展社会建设的模板，并主张将西方的价值理念‘嫁接’到中国，大肆宣扬全盘西化，而不顾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儒教条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延续的文化根基，主张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指导中国社会建设，忽视了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文化产物，某些内容已经表现出相对滞后的特征。‘左’教条虽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建设，但它却主张完全遵循‘本本’，在遇到问题时僵化地、机械地寻求马恩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或观点，而不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8]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的思想必然会去占领。言必称西方，就会主动丧失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任由西教条泛滥，会诱导我们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结局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19]
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开放性，要积极地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坚决反对唯西方思想文化马首是瞻，不加分析地奉为圭臬。邓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0](P2-3)在实现中华民族民族复兴伟大复兴征程上，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精神。
3.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坚持推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在建党百年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培元固本与守正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21](P64)在科学解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丰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又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持续性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实际，以一系列密切联系和相互贯通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形成了一个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党在十九大集中概括、十九届六中全会系统总结、二十大科学阐释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方面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了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
实践是没有止境的，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新时代的声音，回应新时代的问题，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揭示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认真研究解决新时代新征程上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提高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整体上协调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袁银传，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国汝，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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