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党员读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开始，我们党在组织党员读书方面就进行了积极探索，为之后党的学习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阅读史、组织史的角度，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党员读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共早期党团“两家不分”的现象较为普遍，党员与团员的读书实践基本相同，因此本文也把团员读书适度纳入考察范围。
一、组织党员读书的背景
政党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的，党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党战斗力的强弱。1921 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然而在建党之初，由于各方面的组织和教育制度不够完善，一些党员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高，组织纪律性也比较薄弱。
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就曾谈到：“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即使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得比较好、党员总体素质较高的汉口、上海等地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1924 年5 月，汉口地委在《汉口地方报告》中坦承，汉口虽然有党员47 人，“而懂组织与党义的占最少数，同志们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责，并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1926 年7 月26 日，上海区委会议指出，党员中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如雇佣劳动化、贪官污吏化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这些问题充分说明了组织党员读书学习的迫切性、重要性。
然而，由于当时师资、财力相对缺乏和学习时间难以统一，开办干部学校、党员训练班等集中性、大规模的培训并不容易实现。为此，我们党便通过有组织地督促党员阅读相关书籍的方法，提高他们的认识和水平，以达到培训党员的目的。“书籍是传播新知识新理想的唯一工具。我们同志既醉心主义，不能不研求学理。”
共产国际也指示，“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应与提高党员政治水平和普遍加强党的队伍的工作同时进行。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从他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应帮助他学习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法，向他提供有关的通俗读物”。所以，从我们党成立之初，党员读书就成为党大力提倡和组织推动的，区别于干部学校集中学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而组织党员读书，也成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对党员读书主要内容的规划
规划读书内容是我们党组织开展党员读书的关键一环，直接影响着党员读书的成效。1927年 1月 1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列出了一份革命者应读书目的详细书单，这份书单比较系统，既包括党的基础理论，也包括国共合作时期两党的革命政策。
如《资本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国际问题草案》《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宣言决议案》《向导汇刊》《向导周刊》《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共产主义的 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概论》《苏俄研究》《国际社会运动小史》等。
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党员阅读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精心规划，既鼓励广泛阅读，又强调要以掌握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重点。正如恽代英指出的那样，党员只有阅读了这些书籍并灵活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使自己有很大的进步，使自己的知识、才能、品性，完全能适合于时代的需要”。
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只有理论上成熟才能政治上成熟。因而，革命理论是我们党要求党员、团员阅读的重点。1926年 3月 29日，团粤区委在《关于支部或小组的训练工作计划》中，详列了团员应研究的书目：《陈独秀讲演录》《社会主义浅说》《社会科学概论》《新社会观》《资本制度浅说》《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主义初步》《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浅释》《第三国际议决案及宣言》。
这些书籍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1926年 8月，江苏苏州特别支部工作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党员须读《中国青年》《向导》《新青年》等，工人党员须读《向导》《劳动青年》。可见，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因革命工作、知识水平的差异，阅读的刊物有所区别，但刊登革命理论文章的《向导》都是必读的。此外，知识分子党员文化水平较高，应更专注于《新青年》《中国青年》的理论学习，而工人党员因从事具体的工人运动，须通过《劳动青年》了解工人运动的理论知识。
党的文件尤其是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决议案以及关于党内教育的普及读本也是党员必须阅读的。通过阅读和学习这些文件，有助于党员及时了解最新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26年 1月 15日，中共南京地委的工作报告就指出，由于没有办法创办训练班，对内教育的重要一点就是党员阅读政治报告，并加以讨论和指导；此外也油印《入党须知》的小册子给新党员，要他们好好学习，做一个合格党员。
安徽无锡独立支部也要求新党员在入党谈话完毕后，必须学习《入党须知》的小册子，内含“什么是 C.P.，为什么加入 C.P.，加入了 C.P.至少要怎样”几种最低的常识。在部分地区，党员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还被要求阅读一些文化普及读本，诸如《平民读本》《工人读本》《成人读本》等。（参见长沙市博物馆、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编《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 67-68页。）陕甘区委则在 1927年 3月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中明确要求，党员应该阅读《陕甘区通讯》《政治通讯》等刊物，使党员得到最新的时政信息和政治动态。
三、组织党员读书的基本方式
为了让读书学到的知识更加入脑入心，我们党对党员读书的方式也进行了设计。主要采取个人读书和集体读书相结合的方式，并注意把党组织的指导与监督贯穿其中。这样既有利于调动党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发挥集体带动的优势，实现党员个人与党组织的良性互动。
一是个人读书。读书首先是个人精神世界的改造，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党员的自觉和主动十分重要。在读书时，每个党员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比如 1923年 12月，恽代英以“但一”的笔名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读甚么书与怎样读书》一文，介绍了个人的读书方法。
在恽代英看来，个人阅读书籍的时候，在“认为应特别注意的地方，尽可以加些圈点。或者读者认为好的地方，为它打几个圈；认为可疑，或者不好的地方，为它打几个点，或者三角记号”，并且“读书的时候，若有什么觉得要反驳或补充的意见，应即刻批注在书本上面空白地方。这亦是为将来便于翻阅参考”。他还细心地提出，如果是借阅的书，个人阅读则应该抄录好的句子、观点，“加述自己的意见”，注意“尽可以在后面记明见原书第几面，以便将来翻阅原文”。
二是集体读书。集体读书一般以支部为单位开展，指定读书内容，并加以集中讨论、点评。这种方式有利于加深党员对读书内容的理解，提高读书学习效果。比如，1926年 10月 3日，南京地委的工作报告指出，“学生支部指定读 ABC，隔周轮流作报告，再由宣委提出问题付讨论后作结论”。
团粤区委在 1926年 3月 29日《关于支部或小组的训练工作计划》中，对集体读书的方法规定得更加细致。以集体阅读《新社会观》一书为例，其中规定，该书“共十二章，为研究便利起见，分为七次讨论完毕”。其研究顺序为：第一次，资本主义——阶级斗争与政党。第二次，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第三次，第一国际及巴黎公社，笫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第四次，俄国革命史之概览，俄国共产党史之概览。第五次，职工联合会之职能。第六次，无产阶级专政及苏维埃俄国——红军。第七次，苏维埃俄国之经济政策。
“各同志须切实研究，支部或小组开会时，主席可临时指定任何同志先做一总报告，再由各同志加以补充或纠正其错误，且须提出问题讨论，以引起同志的研究兴趣。”这种方法循序渐进，体系完整，能够帮助阅读者更好地把握住书中内容的全貌。
吴淞独立支部则更强调对问题进行深入钻研。该支部在 1926年12月 5日的相关文件中指出：“关于主义的初步，以及各种实际问题，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知道的问题，每次在支部会议中必须讨论一个问题，每个问题先用文字写出印成油印发给各同志，他们看后在支部会中每人须发表一篇，然（后）由支委代表作结论，务使他们对一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才放手”。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个人读书还是集体读书，党组织都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并对党员读书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调研和考察。比如，1926年 1月 15日，南京地委规定了党员“五个所必须知的问题”。这就是通过制定知识掌握标准，帮助党员自我检查《入党须知》、重大的政治报告等书籍和文件的阅读效果，从而防止党员个人读书出现散漫的问题。
又如，1925年 4月 20日，团北京地方组织报告称，各支部既指定“必须研究的书目，又在最近期中各同志均要分配以相当的工作”。思想训练的目的，在于“参加实际工作，以贯彻理论，就是我们不要专在书本研究，要从实际工作方面来领悟理论，同时须以理论为工作的标准，二者互相为用”。这其实是在引导党员、团员把从书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革命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再如，当党员在读书中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时，支部一般会进行集中辅导。1926年 3月 1日，南口地委在其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南口既是新生的组织，一切同志都是新加入的，对于主义及党的内容，还不很十分明了，所以常常免不掉有违反纪律的事实发生。……所以一方在支部会议及党团会议上多讲解关于主义和党的理论，一方在事实上行动上切实加以指导和训练”。
此外，党、团组织还十分注意对党员、团员的读书进行监督和考察。团粤区委就规定，要“注意同志对团体所指定之书是否切实研究”，“调查同志自己研究的情形（看书报等） ”，“考查同志思想有无进步及其进步缓速之原因”。这种组织行为的监督和考察，对党员、团员的读书具有明显的督促作用。
四、对党员读书基本条件的保障
组织党员读书，必然需要可供阅读的书籍报刊和阅读场所这样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虽然有所传播，但相关著作的发行比较有限；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材料和时事政治的有关书籍和刊物同样比较缺乏。为了保障党员能够更方便地获取阅读材料，甚至拥有比较好的读书环境，我们党采取了许多举措。
其一，组织编译、编辑委员会，编译马列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为了保障阅读书籍的来源，特别是使党员能够更广泛阅读马列主义理论的相关著作，我们党组织成立了中央编译委员会，有条件的地方党组织成立地方编译、编辑委员会。其主要职能在于编辑马列书籍、党的文献及其他材料。1925年 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提出：“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
有的地方党组织也成立了相应的编辑委员会。如江苏徐州独立支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每周自撰或翻印一种关于理论或工作经验之油印品，发给各同学研究”。在党有组织的领导下，各编译、编辑委员会编译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相关理论阐释书籍，如《共产主义 ABC问题》《唯物史观》《帝国主义浅说》等，为党员阅读特别是学习理论，提供了更多的读本。
其二，建立党的出版机构，发行各类革命书籍。我们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革命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明确表示书籍、材料、传单的出版工作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并且强调“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为此，我们党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出版发行工作。
1923 年10 月，中央设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并在这一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印行部，职责是“经理印刷并发行刊物及讲义以至于党中团中其他出版品”。同时，党还创建了自己的出版社，如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向导周报社等，同时也借助一些进步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许多革命进步书籍。（见表1）
其三，创办党的报刊，为党员阅读提供更多的选择。我们党非常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以此来满足广大革命群众和党员阅读学习的需要。党成立之前，党的先驱们就以《新青年》杂志为重要阵地，刊登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党成立后，又相继创办了中央级党团机关刊物《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
表1：中共出版相关革命书籍的概况（1922年—1927年 4月）(资料来源：田子渝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第 1编第 1卷，第15-17页）
党的四大作出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中央级党团报刊登载的内容和如何发挥政治导向作用有了更为具体的要求。《议决案》指出：《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新青年》月刊则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党报》作为“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
地方党组织也创办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革命刊物，如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了《共产党》，北京党组织创办了《政治生活》，广东党组织创办了《人民周刊》，江西团组织创办了《红灯》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扩宽了党员阅读的范围，更好地满足了党员学习的多样化需求。
其四，建立图书馆，提供读书场所。尽管建党之初革命环境十分艰苦，但我们党还是克服多种困难建立了一些图书馆，为党员读书提供更好的条件。1923年 10月 15日，党中央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图书馆的职责和规划：“图书馆供给同志研究主义及现实政治经济之用”。为了办好图书馆，我们党尽量扩大藏书量，增加书籍的种类。比如，1925年 2月 14日，李大钊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请求他们赠送共产国际所有出版物，以满足北京党组织建立图书馆的需求。显然，图书馆的建立为广大党员提供了读书场所，使他们有了更多的书刊种类选择。
五、组织党员读书取得的积极成效
在党的组织和推动下，广大党员从读书中收益颇丰，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所进步，实现了个人成长，而党员个人的进步也促使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
（一）党员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很多党员都谈到，正是因为广泛阅读革命书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提升了思想认识，确立了共产主义革命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3年 11月 24日，来自福建的革命青年李觉民在入团申请书中写道：“我在集校第一二年，专于功课方面用功。但有暇时也很喜欢看报章杂志。每一看见社会主义的文字，我总要详细的研究，在那时候我最赞成无政府主义，后来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以及李、宁等书）（指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著作——引者注），我就下了决心相信列宁主义了；并知道从前信的无政府主义是没手段没方法的了。”
李觉民以前在学校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而在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相关的革命报刊之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其他主义。李觉民之言在当时的入党、入团申请书中十分常见，具有代表性。而来自河南杞县的张海峰，则提到了在党组织的引导下读书并增强革命信仰的经历。他回忆，1924年左右杞县的党组织曾组织读书会。随着国民革命的影响扩大，很多会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和《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著作和刊物，其结果是“他们对马列主义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共产主义的倾向也加强了”。
对于已经入党的同志而言，通过在组织的指导下按期阅读书籍、报刊、文件，他们在思想上也得到了明显的进步。比如，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党员读书开展得比较好。尤其是北京党的刊物《政治生活》创立之后，大部分党员都能自觉阅读，了解时局和党的主张，对党员的教育作用很大。1926年1月 15日，南京地委指出，党员在组织的辅导下阅读了《入党须知》及一些政治报告等之后，“结果俱还不错”。
（二）党员的革命本领得到提高
通过阅读革命书刊，党员们学习到了更多的革命理论和工作方法。他们将这些理论与方法和实际工作相结合，提高了革命本领，把党的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
在大革命时期担任上海地委书记的庄文恭，长期阅读《向导》在内的各种理论书刊，因而对于革命的性质、前途、命运等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1924年 7月，他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致信《向导》“读者之声”栏目，表达自己对国民大革命的观点。作为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庄文恭的学习所得，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党的革命主张和方针政策，从而推动上海的革命工作有效开展。
青年党员也能从实际出发，把读书作为提高自身能力、增强革命本领的重要途径。1925年 7月 23日，来自河北磁县的青年党员蔺笑秦致信恽代英，希望自己能在暑假进一步加强苏俄研究，因为“现在的青年没一个不愿听俄国状况。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爱戴的固然很多，若是他深知俄国的组织，与各种状况，其奋斗必更勇敢，其信仰必更坚决。我预备将俄罗斯的情形向民众输入一点，不知有什么书可以参考？”恽代英回复他，可以集合青年同学组织读书报会、报告会，并提供了《中国青年》登载的研究苏俄问题的文章，帮助他进一步提升理论认识。
还有一些党员，通过读书增强了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的能力。1926年6月 8日，来自长沙的张永年作为跨党党员，在读了西山会议派所发的《中国国民党告同志书》之后非常疑惑，致信给《向导》，希望能给其解惑。
他在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从新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学生，又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所以对于向导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崇论宏议，痛快淋漓，真使我表十二分的同情，钦佩无穷”，然而“学浅的我，异常愚昧，但是国民党之分裂，左右两派的互相攻击，反赤化反共产反苏俄空气几乎遍满了全中国，影响于一般青年的脑海中，杂乱他们的思想和信仰。最近我读闻《中国国民党告同志书》，终有不明了而怀疑者，请先生有以教我！”
《向导》编辑部详细地解答了张永年的疑惑，直指西山会议派所发的《中国国民党告同志书》是谣言和对中共的污蔑，要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向导》编辑部的答复，帮助张永年等许多共产党员澄清了一些错误思想认识，提高了革命觉悟和理论水平。
（三）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读书不仅是党员提高思想水平、工作能力的有效方式，也为我们党团结更多的革命同志，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提供了重要途径。
深感从读书中获益匪浅的党员，常常会积极地把一些革命读物介绍给身边的人，使党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凝聚更广泛的力量，使得革命事业得到更多的支持。1926年 5月 27日，来自江苏吴县的青年党员李传夔给正在上学的弟弟写信，希望他去图书室阅读《新青年》杂志，并强调“必有得益”（李传夔：《读〈新青年〉杂志必有得益——致寅弟》。
这种“得益”，就是增加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形成崇高的思想信仰，追求更高远的人生目标，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李传夔的荐书之举在当时不是特例，诚如一位革命者所言：“在这个黑暗，腐败，冷酷，恶力压迫的社会里，我热血喷腾的想给青年们以兴奋剂，吗啡针，鼓舞他们作社会运动工作的准备，故大为介绍新刊——《向导》，《前锋》，《新建设》，《中国青年》，《社会科学讲义》……多种必要的读物（当国文课本），于是，大受了学生们的欢迎。在这样死气弥漫的中间，能得像他们那样热烈的青年，在改造社会运动上，至少要加多一点力量。”
党组织在建立的过程中，也以读书为纽带，组织进步刊物的阅读，提升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从而引导他们加入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中共江西莲花县党组织创始人朱亦岳，通过读书提升思想认识，于 1923年入党。随后，受组织委派从北京回乡建党。他利用自己莲花县国民政府教育局局长的身份，派人在九都新城村创办一所小学，组织教师阅读进步书刊。
通过阅读这些书刊，把更多的群众组织起来。1924年下半年，朱亦岳、朱绳武、陈竞进、朱义祖 4人成立了中共莲花党小组。中共江西临川县党组织创始人傅烈、章涤昌、傅大庆也采取了这一方式发展党组织。傅烈本就是临川县人，1924年在法国入党，后经常在外地从事革命工作。但他心系家乡青年，不断寄送革命刊物给临川青年知识分子阅看，使他们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影响，“知道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看到了一条前进的光明大道”。
章涤昌在临川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时，把从北京带来的《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给青年学生阅读。在他的影响下，第三师范学校进步学生章应昌、许炳芳、李干等人，发起组织读书会，进行马列主义的学习。傅大庆苏联学习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在广州时，他不断将革命刊物寄送给在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弟弟傅丰庆阅读，推动了革命思想在第三师范学校的传播。第三师范学校和临川第七中学合并为临川中学后，成为临川革命的中心，先后吸收了 100多人入党，并成立了学生支部。
（作者易凤林，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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