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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逻辑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被建构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资本逻辑主宰下的西方宪政民主模式和现代化发展道路被视为人类民主政治和现代化模式的样板，从而否定了人类政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解构西方政治话语逻辑，揭露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话语的虚伪性，彰显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从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合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维度：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价值原则

政治上的自觉来源于理论上彻底和清醒。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最根本的就是要在思想上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价值原则。只有理论上彻底清醒，才能保证思想上和行动上坚定统一，全党上下才能步调一致，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坚强政治集体。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逻辑来看，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价值原则。在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权威现象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斗争中，强调无产阶政党需要权威整合思想意志、统一革命运动。列宁通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斗争，深刻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威、政党权威、领袖权威的必要性及其科学内涵，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威理论，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领导力、影响力、感召力和战斗力的政治组织，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政治优势和之所以能的成功之道。

（一）政治权威何以产生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权威”作为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组织社会生产、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原始氏族公社的历史考察，恩格斯发现，“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这种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监督所产生的个人担任职能本身就是“权威”产生的原始样态，从而起到协调争端、统一意志、谋求共识、促进生产生活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时指出：“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因此，从权威产生的条件和发展样态来看，权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贯穿全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的始终，“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这是“共同的生产”活动所引起的必然结果。

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社会分工日益扩大，社会分工逐渐进入生产过程之中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产生了阶级，权威的阶级属性日益凸显，并且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特点。马克思通过对在阶级社会条件下由分工而产生的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的分析，指出由于私有制的日益扩大所导致的“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意义上的生产权威由于受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变动而日趋具有强制性、剥削性和压迫性的特征。由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由生产的权威所衍生出来的指挥劳动所具有的强制性、压迫性和剥削性是“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而言，因而就它为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共有而言”的。通过对权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和阶级属性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在阶级社会中强制性权威具体表现为，奴隶主通过“棍棒”的纪律、封建主通过“专制”的纪律、资本家通过“饥饿”的纪律来对奴隶、农民和雇佣工人进行统治、压迫和剥削。因此，权威的性质、功能、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权威具有历史必然性，生产的权威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过程中具要重要的作用。

（二）无产阶级政党权威何以必要

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历史的深处，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对国家权威的起源和本质进行了科学揭示，指出国家是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结果，“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资产阶级上升成为统治阶级时必然要“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此可以得出在阶级、国家以及国家赖以维系存在的生产关系彻底变革消亡以前，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政治国家始终具有政治权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过程的分析，得出资产阶级政府“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的结论，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政府作为政治权威的现实化身，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既具有“军队”“警察”“官吏”“法官”等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功能，又具有“教士”等以国家认同为后盾的非强制性认同功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是阶级社会政治权威最为完整的表现形式，对国家的认同就是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对资产阶级权威的认同。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想要带领人民赢得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第一步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联合的形式组成独立的政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进而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推动国家和政治权威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在同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巴枯宁认为任何形式的权威代表的都是对个人自由的绝对束缚，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意志是人本能性的自发意识活动，因而，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政治组织、政府和国家，主张通过激发人的主观意识发起“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群众暴力运动，将绝对“自治”的、无政府的工农业生产合作社视为最终“自由的统一体”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针对巴枯宁打着共产主义“绝对自由”旗号，实质上是攻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共产国际组织纪律、实行宗派主义分裂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恩格斯以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引证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妄图在产生政治国家权威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现有社会条件以前，用废除国家权威和政治权威的行动来代替革命的运动，实质上是分裂党中央权威，否定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在与有产阶级联合组织的旧政党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的力量，运用革命的权威，“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只有在斗争中形成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有在获得革命胜利后继续发挥权威的组织功能，才能领导人民完成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无产阶级政治领袖权威何以重要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背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必须形成有威望的领袖集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铁的纪律”来保证党的意志统一等一系列的科学论断。在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针对作为机会主义变种的党内“经济派”打着反对思想僵化和“批判自由”的旗号，诋毁马克思、否认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重要作用的错误，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放弃政治斗争就等于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论断，以此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核心不可替代性的作用。1910年在《论俄国罢工统计》一书中，列宁通过对各地区、各工业部门参加罢工情况的不平衡现象研究，指出，“运动的这种不平衡性，因力量的分散和不够集中而无异于力量的某种浪费”，强调在无产阶级反对俄国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将俄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统一思想与行动。在第三国际创建之后，针对西欧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左派”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无产阶级领袖及其权威在革命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党的领导核心代表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指引革命运动的前进方向，无产阶级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同以鲍威尔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为确证“思想”的崇高地位而贬低和否定物质生产以及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所做批判斗争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得出历史的真正发源地是“粗糙的物质生产”、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究其动力是人民群众的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论断。但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否认杰出个人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领导者、组织者和中流砥柱的作用。领袖产生于人民群众、植根于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因此需要辩证把握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党与领袖之间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认识领袖的作用，又不能过分夸大领袖的个人作用，割裂党、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二、历史维度：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成功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历程来看，正是由于有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坚强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统筹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奋进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创造伟业；正是有了坚强领导力量的党中央权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以畅通无阻、贯彻落实、切实执行；正是由于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才科学高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才能实现有机统一，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才能贯彻执行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一）在批判各种错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中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坚持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拥护什么样的核心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党中央权威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政治领导权，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八七会议确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早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了在遵义会议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召开，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打开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新局面。

从政治上、思想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听党中央统一指挥，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奉行分裂主义的错误路线，擅自率军南下，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针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倾向，党中央指出：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第二次回国，公然质疑延安中共中央权威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不听党中央统一指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抹杀了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种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极大混乱。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总结五中全会以来党的斗争经验强调：“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巩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政治路线，纠正了王明的右倾主义错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把苏联经验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解决了当时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思想和组织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自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达到了高度统一和全党认同，这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维护党中央权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针对党内存在的高岗、饶漱石破坏党中央团结的错误言论和行为，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党中央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确保了党中央的团结与权威作用，强调“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针对否定党的领导和党中央权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了“中央要有权威”，如果“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等重要论断。

（二）在实践历练中形成坚强领导集体和政治领袖维护党中央权威

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领袖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淬炼出来的。朱德曾经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指出：“在我们党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了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则胜利的获得也同样地是很难想象的。”遵义会议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1938年7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由于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分歧愈演愈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选问题发表了意见。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以《国际指示报告》为题，在1938年9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随后，在1942年4月12日党的第六届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通过总结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的成绩和经验，得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论断，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的背景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江泽民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的错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和新阶段，并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三）在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遵循下实现党中央权威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说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扬党内民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工作优势的关键。我们党是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根基组建起来的统一整体，民主集中制将发扬党内民主与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统一起来，在发挥党中央权威对全党的领导上下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有效地杜绝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和独断专行的个人主义。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1927年6月1日，依据列宁主义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政党构建原则，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党章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以此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实施。1928年7月，党的六大上通过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新的修订，规定“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的其它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由五大“指导原则”到六大“组织原则”提法的改变，彰显党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上认识的深化。1930年7月22日，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针对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时指出“党的民主集中的原则，必须根据党的主观的条件，来确定党内民主范围的扩大与缩小”，以保证党的高度统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总结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论证了党的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原则，指出“四个服从”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损害”。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为全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1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明确提出各中央局及分局必须坚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要求，丰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制度的有效实施。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标志着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被确立下来，以决议的方式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通过对以往党在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经验总结，将政治上的民主与政治改革方向上的统筹兼顾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进入全新境界。邓小平指出，过去官僚主义和家长制的现象是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与借由党的领导而实行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僵化现象是滋生个人过分集权与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温床，党的领导往往成了个人领导。因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只有通过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个人、局部、眼前利益服从于集体、整体、长远利益，最终形成集中与民主相统一、纪律与自由相统一、统一意志与个人生动活泼相统一的政治局面。

三、现实维度：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障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从现实维度来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要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根本政治保障，以“两个维护”为首要政治建设任务，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充分发挥党中央权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缺乏反映时代潮流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集团。而组织起来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堡垒和坚强核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其核心要义和成功密码就在于始终坚持和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党中央权威”具有极其深远的思想内涵、政治特征和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标志。从思想内涵来看，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始终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践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和维护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两个维护”在本质上不是为了保证个人权力和维护个人私利的需要，而是为了统筹人民整体意志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党中央，在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实践上自觉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就等于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其政治特征和实践品格来看，与西方代表“部分人利益”、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立场，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体现了人民意志、国家意志和中国共产党意志的内在一致性和高度统一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和一个拥有9500多万党员及480多万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抵御国际重大风险挑战，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克服国内社会发展阻力，解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必然需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集体智慧，必须保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步调一致和思想行动统一，因而必须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发挥好党的领导在思想号召力、组织动员力、行动执行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只有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以坚忍不拔、无所畏惧、锲而不舍、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上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治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矛盾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要科学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时代变局，必须要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党中央权威。

习近平用大历史观观察世界大势，在把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重要命题。就内部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覆盖超过13亿人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一带一路”的倡导与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等等，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已经从全球发展的追赶者转变成备受瞩目的全球发展重要的贡献者和领跑者。同时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彰显，前现代、现代化、后现代各种矛盾交织叠加，我们正处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就外部环境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特征呈现出世界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基本态势，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凸显，各种暗流涌动，以“政治素人”当选、中东难民入欧、英国公然脱欧、民粹主义蔓延、右翼势力做大、恐怖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逆流愈演愈烈等事件为导火索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表明以“西方之乱”为普遍态势的西方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与挑战。与“西方之乱”相对应的“中国之治”印证了当今世界正在呈现出由过去的“西强东弱”的局面逐渐转向“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21世纪的中国正在以推动者和引领者的姿态屹立于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潮流的世界舞台。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新局面、新机遇、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必须要有坚强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团结带领人民“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跨越西方话语范式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防范化解“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种重大风险隐患。因而，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的交汇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坚若磐石的党中央权威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只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全国一盘棋、举国同心，才能科学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根本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堡垒和领导核心，而“打铁还需自身硬”。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党中央权威只有通过不断自我革命、自我革新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可持续维护。适应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考验，要求党中央务必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提要钩玄地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党务必将“两个维护”融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治本之策之中，要求全体党员必须以身作则讲规矩、守纪律、知戒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党和人民的使命重托，针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刀刃向内”开展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出台修订《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对新时代条件下党内政治生态中滋生的思想作风、权力运用、政治动机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刻揭示，进一步系统化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监督的具体要求，针对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监督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抓住“高级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要求；出台《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进一步明晰请示事项、报告事项和报备事项的要求，以保证全党全国服从党中央、政令畅通，进一步明确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突出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中央政治局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带领全党上下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等等。这些党内法规的出台，从制度上保证了“两个维护”能够贯彻落实到全体党员具体的思想、政治和实践中去。

将“两个维护”摆在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位置，是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和原则方法而得出的科学必然，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历史经验和优秀传统而得出的历史实然，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认识起点、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实践斗争和新的奋斗目标而得出的现实应然。只有保持思想自觉，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只有保持信念坚定，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才会保持对党忠诚、对党信赖、对党热爱。只有保持政治自觉，以党章党规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能在行动上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面对矛盾才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攻坚克难。只有保持行动自觉，身体力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指示要求，才能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将“两个维护”落到实处，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作者：袁银传，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张晓惠，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