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责任逻辑作为主要的行动逻辑，不断在聚焦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与角色功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精神特质，同时也构筑了使命型政党的显著标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使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使命的清晰认知以及勇于担负起文化使命的自觉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习近平指出，“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为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更好地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应从历史中获取启迪，从经验中提炼克敌制胜的法宝。

　　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遭遇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文化身份的迷茫造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但是无论是完全忽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全盘西化”派，抑或是抱残守缺的“华夏文化中心论”者，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狭隘的文化心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对“体用之争”逐渐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与科学的判断，重构了文化主体，标志着党文化使命意识的逐步觉醒。

　　（一）文化身份的迷茫：中华传统文化的近代危机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入侵的逐渐加深，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基础分崩离析，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精神文化产生了根本动摇。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尝试从西方文化中寻求图强制夷之策，但陷入无休止的“体用模式”之争。“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在当时的社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大致分为三派。

　　一派是主张“全盘皆弃、完全西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源于科学的西方文化更加优越，主张废除中华传统文化及以孔孟儒学为载体的价值体系，并以西洋的价值体系取而代之。一派则是主张“尊孔读经、复古旧礼”的保守主义者。与其他时期相比较，民国初期，尊孔思潮带有浓厚的政治复辟色彩，“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一派是“以中为体、适度鉴外”的新儒家，即主张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适度吸收外来文化思想，“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一方面，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认知走向理性的选择与改造；另一方面，又由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忽视走向理性的回归与转换，暴露了其深层文化心态中残留的“华夏文化中心论”。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大行其道使得此派别的主张回天乏术。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潮流表现出一种十分特殊的二律背反，那就是“一面是求民族自存，这是应当肯定的；一面却在文化上，作不遗余力的自我否定”。

　　“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分析社会现实、指引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武器，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对众多社会思潮的理性判断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瞿秋白说道：“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生活，要使广大的群众能够接受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工具和知识，同时肃清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上的影响。”李大钊也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主张既要吸收东西文化的合理要素，又要克服东西文化的劣根，以形成“第三新文明”来挽救中华文化之命运。这些理性言论为后续中华传统文化找到正确方向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文化主体意识觉醒：“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提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彻底纠正大革命后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一味排斥与批判的态度，这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一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理性批判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序幕。到了延安时期，张闻天认为应当对困扰文化界与思想界多年的“中西文化争论”给予回答。他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命题，指出，“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随着相关思考的日趋深入，毛泽东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宣示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毛泽东看来，新文化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新文化，而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把新文化建设同中国革命目标相结合、将文化复兴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相结合以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命运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结合，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文化主体使命意识的进一步彰显，促使中国的文化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思路，也指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正确轨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批判继承、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文化使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走出近代危机，开启了一条正确的文化发展之路。

　　（一）对文化领导力量的认识，构筑了文化使命合理性的前提基础

　　对文化领导力量的认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顺利开展的前提。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后，必须由自己独立的政党来领导。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自然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并形成了革命领导权思想。掌握着物质生产的阶级，必然“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强调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一切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党在政治上的领导。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除了掌握革命领导权以外，实现文化领导也是重要一环。

　　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复杂系统工程，“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和加强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党若想达到“要在群众中完全以新艺术的阵容代替旧艺术的阵容，要在艺术工作者中完全以联系群众的阵容代替脱离群众的阵容”这一目标任务，“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和多方面的巨大的努力”。无产阶级对于文化领导权的认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合理性的理论基础。

　　（二）对文化建设任务的认识，揭示了文化使命的时代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任务的认识，准确把握与回答了时代主题，同时也准确预测了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全面体现了时代精神，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时代性特征。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文化使命的客观存在，而决定这一客观存在的则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不能脱离时代的土壤而存在，深受时代发展的客观制约，因而具有特定历史时代的鲜明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为了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日需要制定了文化教育政策。列宁曾经指出，文学艺术事业诸如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继承了这一观点，肯定列宁将写作事业当作社会民主主义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并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要求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使人民自觉、自愿、积极地为抗战事业作斗争，要以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方法落实文化教育工作总方针，使文化教育服务于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这就明确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性质与目的。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各根据地文化工作者，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抗敌事迹，增强了人民的抗战意识，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斗志，为抗战的全面胜利打下了阶级和群众基础。

　　（三）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开创了文化使命的实践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革命理论的宣传上，而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来寻求中华文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文化本质认知的启示上。在唯物史观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出发对“文化”进行定义，不仅诠释了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质。瞿秋白是早期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奠基人，他第一次从唯物史观出发界定文化，指出“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而这一切“所作”包括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心理、各种思想系统等。毛泽东在坚持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摒弃了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先验性和神秘主义，认识到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进而强调，“‘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另一方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文化继承态度的启示上。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问题上，毛泽东主张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搬用，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为正在进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服务。他说道：“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主张批判性分析，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发展道路，廓清了文化的本质，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生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四）对文化建设原则立场的认识，昭示了文化使命的价值旨归

　　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耐心地解释、说服，实现了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情感的融合，统一了民众的思想认识，从而构筑了民众最坚强、最可靠的思想防御体系。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诸多有争议的话题，他指出，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关于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立场原则彻底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与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本质界限，指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关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944年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随后召开的文教大会总结了自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以来群众文教工作的各种经验，提出了要发展“反映人民生活又指导人民生活”]的新的艺术，而发展新的艺术的主要方式则是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拓荒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人民群众现在不但懂得了怎样广泛地获得文化的权利，而且开始懂得怎样巧妙地使用文化的武器了”。民众智识得以启蒙，民众文化认同得以加强，为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文化使命赢得了群众基础，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价值旨归。

　　历史经验从历史中走来，指向未来前行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课题的同时，对中华文化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探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勇担文化使命的精神特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文化使命的历史经验，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应该朝着什么样的目标、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启示。

　　（一）守正创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把握文化发展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党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地方文化领导权，建立起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定的思想文化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根据思想文化变化状况，不断调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与方针，从而不断加强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统领力和引导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全局出发，全面深化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与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成为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文化领导权关涉的核心命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习近平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一方面，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守正之举。习近平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政治保证，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则是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基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味着要从思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担当与主体自觉，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意味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将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远大目标付诸自觉行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意味着要高度警惕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风险，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思想，彰显中国社会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与核心本质。

　　另一方面，进一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离不开创新。创新，创的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思路、话语叙事之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思路以及话语叙事的创新，首先，要加快适应科技迅猛发展形势，加快文化数字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拓展新边界、增添新动能；其次，要深化网络文化治理，聚焦网络文化内容创作，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最后，要以中华民族标识性概念与精神特质为基础形成国际共识与共同价值的话语叙事，增强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话语主动权和话语影响力。

　　（二）熔铸古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在漫长的历史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代代相传的绝学绝技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传承与弘扬这些历史珍品。新时代新征程，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在坚决守护好文化根脉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植根铸魂。向历史深处望去，从“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道德原则，到“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从“敏则有功、任劳任怨”的勤政智慧，到“博施济众、民胞物与”的仁者境界；从“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君子之行，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认知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显现出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高尚价值理念和道德情操，在与时俱进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无比坚实的支撑与无比丰厚的滋养。二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就是要强化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一个稳定的心理框架和积极的行为导向，以及一套规范的价值体系和高尚的道德规范。文化认同是文化主体对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号、所生活的文化空间、所归属的文化理念的价值肯定与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包含了对自身的高度肯定，也蕴含了对生活在共同文化空间中的其他成员的肯定，通过内在的聚合力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同时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三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信自立，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文化自信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心理，也展现了文化胸怀与文化境界。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自信自立”升华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激励着中国共产党要以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以把文化建设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行动自觉，以承担起文化发展重担的使命自觉，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三）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活人民主体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但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文化仅仅隶属于统治阶级，被少数精英所垄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但是，还必须看到“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农民的劳动为地主阶级脱离物质生产、参与精神文化生产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究其根本，人民才是创造文化的主体力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明革命文艺必须自觉地把服务的方向、服务的对象和舞台都定位在最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意识，恢复了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人民群众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是推动文化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活人民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文化使命不断创造出中华文明新辉煌的成功经验。习近平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强调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发挥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不仅通过推动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和决定文化的走势，而且以主力军的角色直接参与推动文化内容的变革。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活人民主体力量，这强调在文化建设时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回应人民的文化诉求，着力提升文化成果的品质与价值，实现优秀文化作品的高质量供给；这强调在文化创作时要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朴素生活与伟大实践中汲取文化创作的动力源泉，创作深入人民生活且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这强调在文化评价时要以人民满意为导向，“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否作为判定文艺作品质量优劣、文艺创作成就高低的重要准绳。

　　（四）融通中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采撷人类文明精髓

　　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天下胸怀，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采撷人类文明之精髓，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大国气度，使世界上优秀的、有生命力的文化要素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养分。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同时又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展现了毛泽东在坚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开放的文化胸襟，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历史借鉴。习近平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文化主体性的观点，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采撷人类文明精髓。一方面，我们应当做到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始终从本国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坚守自身民族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真正将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智慧融入中国故事中去，找准中国故事与外部世界话语共同点以及情感共鸣点，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我们要以开放的世界视野，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文化多样性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价值判断。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文化差异不应该成为冲突的根源，而恰恰是多样性文化的共存。只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借鉴、相互交流，才能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丰富发展，从而向世界提供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框架与历史视野。

　　网络编辑：马京仁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