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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日本学界在反思战败的同时，寻找日本社会的民主化道路。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经验应成为日本思考未来国家走向的重要参照。其中，“统一战线问题是革命的战略与战术问题。革命问题是近现代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因此，统一战线史研究是革命史以及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他们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作为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共政策的重要切入点，并与反思“安保斗争”等日本现实问题，以及观察现代中国相关联。战后80年，日本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与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动向密切相关，同时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变化。本文试对此进行梳理与分析，进一步考察日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所依赖框架的形成以及研究中国问题对日本学界的现实意义。由此，也可以使中国学界把握相关的研究动态，进一步深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学界愈发兴起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关注。如小岛晋治所说，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关注，本质上体现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从既往强调中国的“后进性”与日本的“先进性”，转变为对中国道路的认可，认为中国已“处于亚洲进步与解放的前沿位置”。野泽丰指出，“殖民地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结成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更具体而言是指其中的‘指导’和‘同盟’问题”，并指出“统一战线在何种基础上，以何种形式结盟，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如何推进，由谁推进，是民族解放革命成功与否的分歧所在”。他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相伴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开始萌发；“一二·九”运动将知识分子、学生群体进行的抗日救国运动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要表现，民众的抗日运动在统一战线中也发挥着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存在于中国人民对统一的渴望中。

　　卫藤沈吉利用波多野乾一战时所撰有关中国共产党1932—1937年的系列资料，关注中共对现实政治的考量与政策调整。他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决策方面的独立性和正确性，认为中共在政治战略与战术方面兼顾了基本纲领与现实政治环境两方面的要求。基于全民抗战热潮和东北抗联的经验，中共反思传统反帝策略对现实政治考量的不足，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既能更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又能恢复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相较于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共调整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卫藤沈吉更倾向于“《八一宣言》出自中共中央之手”，强调中共的自主性与自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之际，石川忠雄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一书出版，收录其有关中共党史的一系列研究文章，聚焦中共方针、路线的变迁过程，将之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相关联，在利用战时日本军方、政府、研究团体等有关中共调查资料的同时，注重对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等中国资料，以及欧美学者研究的运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石川认为有必要阐明苏维埃革命时期“留苏学生派和毛泽东两个革命路线的交错”，关注中共内部有关革命路线转换的讨论。另一方面，石川也关注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认为，在毛泽东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不能说中共完全独立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但其自主性的日益凸显有目共睹。其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没有莫斯科的干预下进行的”，可谓是中共自主性萌发的重要表现。

　　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掀起大规模社会反战运动“安保斗争”，反对日美两国政府改订《日美安保条约》。“这一事件使研究者对学术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安井三吉将“安保斗争”视为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迈入新阶段的重要契机，称统一战线问题在以变革日本为目标的运动中，因其现实意义得到学界的重视。野泽丰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学界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多关注国共合作的过程和两党之间的政策协定，从运动层面分析的成果较少。他关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会议、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参政会，以及战后政治协商会议之间的历史关系，并表示其研究“与日本安保反对国民会议相关”。

　　宇野重昭继承了20世纪50年代卫藤沈吉与石川忠雄的问题意识，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宇野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其意义不仅在于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也“提供了现代民族革命的理想模板，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新的国际协作方式”。他指出，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在对蒋介石的态度上，共产国际建议“联蒋抗日”，但中共中央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逼蒋抗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藤井高美也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指出中共党内1934年末已对抗日人民战线政策有所讨论，不同于共产国际的动向。藤井重视分析日本侵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演变的影响，认为日本“在妄想狂军部的煽动下侵略中国”，没有料到将要与中共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族进行斗争，因而“加快了悲剧的发生”。笠原正明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初期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和后期的“联蒋抗日”统一战线，把1936年2月红军东征视为中共转向“联蒋抗日”的转折点。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呈现出突破中共党史研究范畴的倾向。古岛和雄主张在更广泛的中国革命史的脉络中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阶段性的政治问题，也是贯穿革命全程的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统一战线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他强调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换，中间势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值得关注。矢泽康祐认为，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亦应把中国国民党纳入考察视野，虽然国民党具有反革命性，但“中国革命是民族革命，国民党也参与其中”。

　　回顾这一时期，日本学界重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将之视为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战后初期主要表现为以学习中共革命胜利的经验为目的，中西功等学者探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以及对日本民主革命的借鉴意义。20世纪60年代，面对日本的现实问题，这一趋向也有所加强。以卫藤沈吉、石川忠雄、藤井高美为代表的学者，立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很高的评价，着重讨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肯定中共的正确性与自主性。此外，以野泽丰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强调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研究，并提出从“运动”的视角出发，将统一战线的建立同当时知识分子、学生的救国运动联系在一起。古岛和雄所关注的中间势力与矢泽康祐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再评价的观点，对后续日本学界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安井三吉肯定中国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对日本学界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应该反思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共通的叙述模式”。他认为，中共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应该树立的国体与政体等问题的考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已然体系化。古厩忠夫强调，在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时，其一要考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其二要考虑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构想（抗日与民主主义革命的结合）在理论上是如何被阐释的。他认为：“统一战线是为了在抗日与民主结合的‘全民抗战’的长期斗争中，实现包含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中国共产党为获取革命胜利而制定的长期战略

　　此外，日本学界开始从更广泛的视野考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的民众运动，着眼于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动向。横山英关注统一战线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强化给中国政治形势，特别是阶级关系带来重大变化”。他强调，若将统一战线的研究视野局限于政党关系，会使原本意味着各阶级、各阶层的联合统一问题变得狭隘。他建议，有必要以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武装自卫运动、“一二·九”运动、救国会运动等大众运动为中心，观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如何“继承、积蓄、巩固、发展”的。

　　平野正通过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研究，对知识分子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以及他们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对立的过程中，始终展现出独特性”。平野正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抱有“对日抗战和民主主义不可分”的意识，这其中包含统一战线的思想。他指出，“一二·九”运动后，知识分子在组织各地、各界救国会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支持其活动的理论特征有二：其一是强调“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是民众”；其二，他们追求的统一战线是“上层统一战线”（各党派）与“下层统一战线”（普通民众）结合。平野正认为：“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运动尽管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历史意义。”这种从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众运动层面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视角，其根本在于日本学者认识到统一战线本质上是各阶级、阶层的联合与统一，因此不局限于从政党层面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

　　在“革命中心史观”相对化的研究潮流中，将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视为近代国民国家建设期、重视实证研究的“民国史观”影响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方面，民国史研究的进展为日本学界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打开新的局面。“自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以中共为中心的叙述开始减少，政治史把当时政权的国家建设作为重点进行分析”。西村成雄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出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回顾20世纪中国政治史应关注三方面：其一是“国家建设”与“民族·社会的统合”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二是政治民主主义的展开过程；其三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另外，西村成雄也强调政治史研究应关注地域社会，主张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域权力—地域社会”这样的四元构造把握20世纪中国中央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西村成雄基于现实政治回顾与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意义。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源于对中国“一国两制”政策的关注。他认为，“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是爱国统一战线，以最大的统一战线‘第三次国共合作’为目标”，应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其历史起源。西村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主导的国家建设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呈现出平行的状态，而“民族意识成为国共政策转变的底色”。相较于将民众的抗日意识作为稳固政权的支持、认为抗日应由政府权力发挥作用的国民政府来说，中共重视形成代表“民众民族主义”的抗日救国政治，自觉进行政治路线的转换，进行自身“民族主义”的重构。在民主主义层面，中共顺应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民主共和国”构想，将政治民主主义视为抗日战争胜利的保障。西村成雄通过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视角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法，在日本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时期，田中仁通过考察王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的形成过程，认为在从“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方面，王明先行于当时中共党内的见解，其有关“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构想也为之后的中共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田中也指出，王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存在忽视大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切实要求、“人民民主共和国”等具体构想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实现等问题。另外，他受西村成雄的影响，较为关注中共的“国家意识”是怎样变化的。他指出，“八一宣言中‘国’的概念不同于以往中华苏维埃和国民党政权对立的二分法理论，显示出中共向新政策体系，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转变的可能。以‘国’为前提批判蒋介石、汪精卫是卖国贼，与苏维埃革命时期强调其反革命性质不同”。同时，他关注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向以“抗日民主”为中心发展的特征。

　　另外，受“民国史观”的影响，日本学界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置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社会各阶层等独立角色间的协作和矛盾当中。今井骏认为，以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忽视了“作为政治客体的各阶级、政党、政派中抗日思想如何存在”以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和其他抗日思想在何处接续、形成统一面，有何独特性，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分析了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地主等各方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定位，质疑“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评议。井上久士指出，既往研究多将“国民政府视为被迫参与统一战线的客体”，强调国民党因“外压”而选择与中共再次合作，其中的阐释理由并不充分。他主张国民政府选择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国民政府倾向与苏联合作以应对日本的全面侵略；其二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建立包含中共在内的统一战线意味着“安内”工作的完成；其三是红军的投入可以强化中国的抗战力。而石岛纪之对上述观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安内攘外”论能够反映出其抗日的意向，但是“反共”与“反人民”的性质使其无法成为指导全中国抗日民族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最终为中共的“全民抗战论”所压倒。此外，也有部分日本学者关注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内田知行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为例，认为阎锡山在与中共的秘密交涉中迅速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远快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但他同时指出，山西的统一战线组织以阎锡山创设的“民众统制机构”为基础，极大限制了中共的民众动员工作。

　　“民国史观”反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的另一新进展，是更加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平野正通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群体的考察，更加肯定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认为“抗日救国运动的突破口在于中共战术的转换”，“城市的抗日救国运动虽然以知识分子为指导，但是不能忽视中共影响下的人民群众”。这一观点也反映在平野正和水羽信男对中国知识分子从事统一战线运动的历史评价上。水羽信男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曾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下统一，考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在发现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后，开始转移方向，努力促成国共两党的政策转换，成为当时“政治情势的领导者”。平野正则认为，水羽的观点夸大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应强调中共对救国运动的领导作用。

　　这一时期，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为主线的“革命中心史观”开始淡化，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研究不再以借鉴中共革命胜利的经验为研究目的，开始侧重于考虑中共如何制定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战略转换的角度考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抗日与民主”相结合的特质。另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被置于“民国史观”的视野下进行研究。一方面是西村成雄和田中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视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角度而非阶级角度构筑革命理论立场的体现，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视角考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另一方面是日本学者讨论国民政府的抗日论、中国知识分子等群体发挥的作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中共经过与国内各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互动而不断摸索出的结果。

　　从观察现代中国的角度出发，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视角从“革命为什么成功”转变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相关研究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基于原有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西村成雄进一步指出，20世纪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存在“国民国家的凝聚”与“中华民族的凝聚”两大特点，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村认为，由于采取了统一战线，中共通过“社会的各项资源再分配战略”，即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经济资源再分配和执行“三三制”的政治资源再分配，使“作为中共一党派主导下‘半私有’空间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向‘共有’空间转换”。在1941年至1942年间，“通过树立作为共有抗日政治空间的抗日民主政权，与全国抗日政治、甚至是世界反法西斯政治空间结合成功”。

　　田中仁试图从不同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政治角度，阐明中国共产党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及实态。他认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其后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体系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共全面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从“政治的保障”（即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的“三位一体”局面）成功演变为“制度的保障”（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组织结构得以全面更新，产生了与抗战后期的中国政治相适应的“党、军队、政府”关系。第二，关于国共两党的再合作。田中认为，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契机，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革命”构想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起点，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意味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的力量实现了从地域权力向地方政府的转变，可谓是走向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道路的重要政治转折点。第三，关于政策转换期间中国政治与白区工作。田中关注了“救国会派”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发挥的作用，考察中共的路线转变是如何影响上海救国会活动的。同时，他也关注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中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分析其与群众抗日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者继承原有的研究传统，吸取并参照欧美学者的农民革命理论，进行有关中共和农村社会关系的实证性研究，关注中共如何将权力渗透进传统农村社会，使大规模的民众动员与合作成为可能。这样的研究特点也反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研究中。例如关日升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大多从中共视角出发考察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映出中共运用各项政策获得农民与地方武装势力的支持，而从中共所动员的对象——地方豪强和土匪的视角分析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他表示，有必要将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置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内部网络”中加以探讨。其研究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东北北部的农村，地方豪强与土匪支配着作为地域社会经济活动和交通手段的马车运送活动。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这一经济活动的盈利严重受损，地方势力同中共进行合作以弥补损失，而中共亦从中获取物资和武器，扩大自身实力。

　　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也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多位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共同编著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再版，提出“日本人需要具备怎样的现代中国历史认知呢?如果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总结的话，那就是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在建设一个富强国家的过程中，始终与日本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应当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认识这一过程”。该书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记述，倾向于将之视为中共在苏维埃路线面临挫折的时候，审时度势所采取的新方针，并指出面对中共的这一新方针，国民政府于1935年秋天开始与苏联进行秘密交涉，1936年初国共两党之间开始秘密交涉，拟定了抗日救国协定的草案。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相关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过程，以探讨现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及其特征的历史渊源，叙述现代中国的构成。例如石川祯浩在回顾中共的百年历史时，重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论述当今中共所继承的各种“属性”，即共产党独有的特点。另外，这类党史专著关注中共自身发展与苏联的联系和比较。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不合理且没有效率的干涉”显示出苏联对中共的支配力与影响力，同时也凸显出中共自身领导革命的选择过程。例如高桥伸夫认为，在中共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换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着“强力的统制”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出于共产国际的坚定态度。他也指出，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与国民党展开第二次合作的同时，主张维持中共自身的独立性、保留军事力量，这样的方针同共产国际存在矛盾。因此他推测，中共在表面上同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实质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在不断扩大斗争”。

　　水羽信男关注了1935—1937年间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过程。他认为，21世纪日本学界存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研究停滞”和“对统一战线战略价值关心薄弱”等情况。他主张：“从中日全面战争到战后的国共内战，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共产党的组织强化以及党军建设与扩展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应当再次强调。即使在今天，研究毛泽东及其统一战线政策仍是考察1949年意义的必要课题。”在具体分析中，水羽信男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非共产党人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指导者章乃器的论述进行比较和关联。井上久士表示：“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获得联合国五大国这样国际地位的国内基础是对日抗战的民族团结，而其中的中轴是国共合作。”他主张，改革开放后特区制度和“一国两制”制度的历史经验源于1937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战后日本学界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研究成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一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与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相关。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中共党史等多领域的研究理论与观点上的变化会反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之上，各领域间史料的刊行、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不断发展的助推力。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的考量影响日本学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察。战后初期，面对本国的发展态势，日本学者出于学习和借鉴经验的目的开展研究，从“憧憬”出发，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研究中国与变革日本联系在一起。而后这种需求逐渐淡化，日本学界更倾向于追求客观的中国研究与自我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着眼点发生变化，被置于近代中国众多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与矛盾中进行研究。直至今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的研究被纳入到对现代中国的观察中，成为追溯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渊源、叙述现代中国构成的切入点。这种研究态势的背后，反映出日本对华研究的整体趋势，从摸索可作为自身参考的革命方向，到洞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动态，其演变过程，呈现出将中国作为“主体”到作为“客体”的转变。而如何通过回顾历史更准确地认识现代中国，以及如何让他山之石助力对日本自身的研究，以重新思考日本现实问题，都将是日本观察与研究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作者简介：马思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