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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荣建 岑杰：加快构建我国产业链政策体系
我国面向产业和企业的相关政策门类齐全，但缺少专门面向产业链的政策门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成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都需要加快形成体系完备、前瞻性强、实施精准的产业链政策。有必要从“保安全，促创新，提效率，扩开放，优治理”五个方面加快构建我国产业链政策体系，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推动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两大发展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类产业不断壮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产业链发展尚不充分，在逆全球化等新的国际形势下，暴露出产业链存在诸多短板，产业体系源头的关键技术、资源和元器件等被“卡脖子”，链主型企业实力偏弱，产业链上下游联结乏力，产业链关键环节缺乏备份等突出问题。总体来看，我国产业链自主性、可控性和韧性不足，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同时，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的协同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链条的整体创新能力偏弱，运行效率有待提升，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协同治理。目前，我国相关政策多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等基础产业制定，多针对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产业的“面”和企业的“点”两个层面形成了完备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对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针对性、体系性和前瞻性还不够，难以系统解决产业链的突出问题，尚未形成专门面向产业链的政策门类。此外，我国产业链不同环节相关政策“九龙治水”的问题比较突出，亟须形成“链”层面的政策体系。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已围绕产业链安全和效率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制定了一系列多边规则。美国制定了301条款（1974年《贸易法案》）、337条款（1930年《关税法》）、2018年《出口管制法案》、889条款（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知识产权治理领域的“TRIPS-Plus”等，还主导制定了《瓦森纳协定》等国际多边规则，对我国产业链造成钳制。2020年，美国和日本还出台一系列鼓励本国制造企业回流的费用支持政策，试图推动全球布局的产业链向其“近岸”和“友岸”区域以及国内收缩，以维护其产业链安全。在此国际背景下，加快构建我国产业链政策体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五个着力点
我国要加快构建产业链政策体系，可以从“保安全，促创新，提效率，扩开放，优治理”五个方面着力，加快构建有机协同且实施精准的产业链政策体系，以推进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进程。
保安全。可以从“拉长板、补短板、强联结、增韧性、建屏障”五个方面入手，加快形成多方位联动的产业链安全政策，构建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一要拉长板，识别梳理产业链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链的新需求创造功能，提升优势产业链的国际话语权。二要补短板，梳理出关键技术、资源和零部件等短板清单，系统分析短板的现状、成因、影响与变化态势，制定差异化的补短板策略。三要强联结，强化产业链上下游联结，促进产业链共同创新，打造联结有力的本土产业链。四要增韧性，加快构建技术备份和产业生态系统，系统提升产业链应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能力。五要建屏障，及时预判产业链安全风险，构建重大安全风险的预警与应急机制，构筑严密的制度防火墙。
促创新。可以从产业链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导向、技术来源和创新方式”四个方面，加快构建产业链创新政策体系。首先，推动产业链发展的根本动力转向创新驱动。制定面向全产业链的创新政策，既发挥链主企业的创新带动作用，又支持各环节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其次，推动产业链创新的市场导向转为内需导向。为使我国产业链向内需主导型产业链转换，应鼓励其重点针对国内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发展好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再次，推动产业链的主要技术来源转向自立自强。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技术引进的关系，努力实现主要技术国产化，化解国际技术引进中的潜在风险。最后，推动产业链创新的主要方式转向数智化。加快数智产业化与产业链数智化发展，推进产业链数智化工程，打造一批产业集群数智化示范区。
提效率。可以从“运行规则、空间布局和绿色发展”三个方面，加快形成产业链效率政策，构建绿色高效的产业链。一要健全产业链运行规则，特别是健全产业链竞合规则，促进产业链有序合作、良性竞争，降低产业链运行成本。同时，要加强企业运行合法合规监管，运用新技术开展产业链信用治理。二要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型，依托七大城市群发展全产业链集群。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各区域产业政策相融相通，形成全国统一的产业链运行规则。三要促进产业链绿色发展，优化顶层设计，建立企业间、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新监测手段，以数智化技术助推产业链绿色化。
扩开放。可以从“打造主场全球化的动力引擎，拓展国际市场与规则空间，扩大进口与高质量外资引进，针对不同产业链特征推动多样化开放”四个方面，加快形成产业链开放政策。首先，可在自贸区内构建外资产业链落地型、本土产业链出口型以及中外混合型等产业链开放集聚区，将自贸区打造为主场全球化的动力引擎。其次，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加快构建我国产业具有充分话语权、共创共享的全球产业链，开拓产业链的国际市场与规则空间，推动新型全球化。再次，完善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的制度体系，扩大进口与高质量外资引进，不断引进高质量外资企业，推动外资企业落地生根。最后，针对不同产业链特征，合理谋划各主要产业链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实施针对性的产业链开放政策，推动多样化开放。
优治理。产业链治理需要加快由“事”到“制”再到“治”的转变，全面提升产业链治理效能。一要创新“链长制”体制机制。构建“国家层面链长领导小组—区域层面链长联席会议—基层链长”三个层级的“链长制”组织。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链长数量，委任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商会行业协会等非政府部门负责人担任链长。同时，要将链长职责范畴从产业链治理扩展到创新链治理，促进两链深度融合。二要优化产业链数字创新治理机制。研发产业链场景大模型，构建上游（算力设施、数据服务商、算法供应商等）、中游（各类研发厂商）、下游（各类垂直应用）有机协同的产业链生态，实现数智驱动、动态观测、智慧决策的产业链智治新模式。三要增强“链长”、链主企业、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产业链智治平台四种产业链治理机制的协同。
三重保障机制
第一，加强产业链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成立产业链工作领导小组，谋划制定我国产业链发展战略规划，并确立国家和省（市、区）两个层面的相关政府部门，加强跨部门协作。可以选择芯片、高端装备制造等在产业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代表性产业链为试点，由科技部、工信部等协同各省（市、区），在战略规划框架下，根据这些产业链的特点，逐步构建完整的政策体系并精准实施。推广实施成效显著、可复制性强的产业链政策，推出一批产业链政策示范项目。
第二，建立产业链政策体系的决策执行机制。畅通企业、行业协会以及产业智库等参与产业链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建立产业链政策执行绩效管理机制，对产业链政策执行绩效等进行评价与全面绩效管理。在此基础上，还应设计政策体系动态优化机制，委托相关智库开展“评估、监测、评价、调整”等辅助工作，提升产业链政策实践的制度化水平。
第三，开展产业链发展监测评价。可成立产业链发展动态监测中心，开展产业链发展调查，建立产业链发展大数据库。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进行产业链发展状况的识别、监测与评估，并制定产业链发展指标体系，编制产业链安全指数、创新指数、信用指数和治理指数等，为进一步优化产业链政策体系提供重要信息支撑。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学院）院长、教授、重要窗口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学院）副院长、教授、重要窗口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25日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