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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1]。和平既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又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矢量，是国际传播场域中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支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和平性确定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2]之一。中华民族是尚和的民族，其和平特性深刻地镌刻在中华文明发展之全过程，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开展文明传播与交往实践的传播观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彼此回应、深层互构。因此，探赜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观念来源、实践展演与现代价值等问题，对深度阐发、践行和拓展和平性，更好回应和思考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观念溯源 

　　中国自古有“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天下主义思想以及“大同”的和谐社会理想，当今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传承发展中提出“和合共生”“和平发展”的现代文明理念、道路以及以“共同体”为基本形态的民族与国家交往模式。“‘和’蕴含着中华民族关于理想状态的想象与追求，凝结成中华民族深层的生命观以及行为观，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内在自我传播与外在关系传播、大众传播等活动的具体交流、交往理想形态的表征”[3]。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尚和的国度，和平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文化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和平性建构呈现多方的合力，既有作为中国礼乐主轴的儒家“王道”思想的浸染，也凝聚着墨家（“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冲气以为和”“育万物，和天下”）等关于“和”的思想光辉。 

　　从历史基源的追寻来看，“和”的思想充分体现于各家思想中：儒家一直主张“以德服人”的德性交往观，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内嵌着“德性交往”的和平性关系哲学。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老子》第三十章）之说。墨家亦有“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以及“非攻”的和平性交往主张。 

　　和平的关系交往哲学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协和万邦”的王道思想与天下主义，“和平性主要以中华传统中儒家的和平观为价值理念，以‘和合’为核心价值，最终追求天下‘太平’这一全人类共同的目标”[4]，正如《尧典》中所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纵览中华民族发展之过程，从最初的“贵中华，贱夷狄”，到唐朝的“四海一家”，再到明朝进一步发展的“民族一体”共享和平发展理念、提出“华夷无间”“共享太平”的民族交往思想，进入清朝则有“以德为卫”的和平交往理念，“和”一直作为基本行为准则与观念指引。 

　　从中华文明的对外交往史来看，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等都是秉持着和平性理念开展和平外交、文明交流的实践，展现着中国“礼尚往来”的互惠式交往方式。可以说，中华文明和平性所内含的思想智慧无疑为当今文明关系与国家实践提供了参考。 

　　二、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传播实践展演 

　　人类的一切传播活动皆围绕着一定的关系来开展，也同样在传播过程中建构着关系。因此，关系成为了传播的基本命题。而“和”本身便是中华民族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等不同关系样态的思索与概括，是中华民族和谐关系哲学的集中体现，展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整体性思维与集体主义取向。 

　　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样态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必要条件”[6]。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关系逻辑本身也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内在的价值观差异。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自然”关系逻辑下，“自然”是属于“被支配”的资源，即“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7]，呈现为不对等的“人—自然”互动关系，必然也将会走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便可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其将自然环境视为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媒介”，是一种环境媒介或“媒介环境”[8]，即“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9]，并将这种“媒介”的关系指向共生，“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10]。其次，将自然视为一种重要的“主体”，即可以通过适当的传播行为来实现与自然的对话，实现某种主体间性色彩的沟通，回应着“天人合一”“天父地母”的人与自然关系意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安身立命以及人类文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1]。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还深刻地体现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传播活动上。在人际交往场域，中国有“与人和者，谓之乐”“使民相交以和”的思想，形成了“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人际关系哲学。同时，在国家关系场域，当下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便是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阐发与践行，是“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当下国情全面深刻审视后作出的选择”[12]。“和平发展”作为一条与西方“文明冲突论”所孵化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霸权主义等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文明冲突论”折射着西方“原子论”的个体主义取向，而“和平发展”则内化着中国“气论”独特的整体性思维——即将万物视为一个“气化”的整体，彼此之间息息相关、和合共生。 

　　三、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现代价值阐发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抗冲突与和平发展交织而行，将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置于生存与发展的恐慌与困惑中，何以安身立命，何以延续民族与文明，成为全人类关注与思索的问题。站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十字路口前，“和平”成为当下人类共同之企盼。在政治格局越发复杂多变、文明交流互鉴越发频繁的当下，战争与民族冲突亦未曾真正远离，和平性的时代意义愈发彰显出来。 

　　从中西方文明比较的视野看，西方资本想要发展必得经历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西方的资本积累伴随着殖民掠夺、武力打开市场等一系列行为，隐含着霸权逻辑，其“尽管把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标榜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但由于其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抽象人性论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物质生产的观念呈现，造成全球治理失灵、人类文明交往受阻、不同国家间信任缺失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使世界陷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中”[13]。 

　　我们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追求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价值追求，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和应然价值指向，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作为核心价值追求”[14]，其实践过程与最终旨求皆是和平，即以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安身立命为基本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终极追求。 

　　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我们融古通今所高举的中华文明和平性展现了中国始终坚持“命运与共”“和平发展”的原则，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实践方案，坚持不搞零和博弈、多边主义等对抗式发展，而是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方式解决国家关系传播中产生的矛盾，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努力，呈现了独特的中国治理方案与模式。 

　　在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依然高举着和平的旗帜，在和平大国的形象建构与传播中，作出了许多传播实践，无论是在传播话语建构维度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还是传播关系建构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都始终表明中国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和平的关切与追求，也展现了中国的现代文明不仅是中国特色国情与文明的省思，也是当今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对话与思考，是以“和平性”为基本理念而开展的各种实践，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15]，呈现独特的“中国之治”。 

　　总体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既是对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历程中的观照与萃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对全人类共通的普遍性生存与传播问题的思考与回应。中华民族的和平性对于更深刻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推动构建和合共生、和平稳定、合作公平的国际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韦俊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国政府网，2024年7月21日。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3]韦俊全：《和合共生：中华文明“和合”观念的传播考古与当代价值阐释》，《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4]韩星：《“和平性”为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新闻网，2023年10月1日。 

　　[5]任仲文：《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233页。 

　　[6]胡建、马文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之基、内涵之蕴与价值之维》，《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7]曹鹤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8]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曹鹤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10]谢清果：《华夏文明研究的传播学视角》，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11]江丽：《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中国化演进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3页。 

　　[12]谢清果、韦俊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思想根源与传承发展实践》，《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1期。 

　　[13]王岩、熊峰：《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思想战线》2024年第3期。 

　　[14]王岩、熊峰：《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思想战线》2024年第3期。 

　　[15]《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来源：中国理论网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