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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国防教育是国家和社会面向全体国民开展的以国防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其基本任务是：普及国防知识，培训军事技能，培育国防后备人才，激发爱国热情，强化国防观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向心力，提高全体公民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防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虽未明确提出国防教育的概念，但在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时，已经包括了国防教育的内容，国防教育在事实的层面已经展开。由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广东的国防任务颇为艰巨。因此，新中国一成立，广东就开始了面向人民群众的国防教育。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广东通过《南方日报》等渠道广泛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其中包含着诸多国防教育的内容。目前，学界关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以国防教育为视角的研究相对不足，并缺少二者之间联系与区别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以广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国防教育为研究对象，尝试呈现新中国国防教育的起步与奠基的历史。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颇为关注全民国防教育的问题。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教育上的国防准备”实质上就是进行国防教育。7 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对“国防教育” 的内容做出阐释：“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防教育也逐步展开。在 1938 年 11 月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列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1939 年 1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做报告，指出了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均“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国防教育的方针办学”。总之，开展国防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民族抗战的重要主张与举措，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面临着复杂的国内斗争形势，而且还遭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因此格外重视国防问题。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所以“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中国共产党对国防的重视，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国防形势的严峻性，积极参加或支持国防建设。在当时的宣传工作中，包含大量“巩固国防”“保卫国防”的内容。同时，在教育工作中亦加入了国防教育的内容。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曾指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已在诸多方面实质性地开展了国防教育。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的国防安全遭受严重威胁。1950 年 10 月 4 日和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后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内迅速发起了全民参与的抗美援朝运动，大规模的宣传教育随即展开。10 月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有学者认为，“党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和政务院、抗美援朝总会、教育部有关指示、决定，为当时共和国国防教育规定了中心任务和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国防教育”这一表述并不常见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之中，通过检索《人民日报》发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仅有四则报道中出现“国防教育”字样。但实际上，国防教育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尽管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在目标和内容上高度一致，但却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不过，国防教育是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主题，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教育，离不开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同样，考察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历史，国防教育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尤其在结合广东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实践考察之时，国防教育的主题体现得更为鲜明。

　　广东的国防地理位置险要，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沿海岛屿，粤东地区临近台湾，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处在国防的最前线”，国防压力巨大。在解放广东的过程中，考虑到广东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状况，以及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国防的系列指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以下简称华南分局）就适时开展了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

　　与此同时，广东是中国最早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地区之一，民众在具有反抗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同时，“社会意识存在严重的殖民地影响”。“由于帝国主 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长期地不断地并且是无孔不入地进行卖国的、殖民地化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化教育的结果，已经严重地危害了广东人民的思想意识上的健康”，“群众对我们革命的胜利还缺乏信心，对我们前途还有些怀疑，对第三次世 界大战感到可怕，对我党了解、认识不够，对现实还很模糊”。这些落后认识对于国 防安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以国防为主题的宣传教育，“使人民都来拥护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

　　广东国防教育的内容和重点，随着军事斗争和国防任务的转变而有所不同。在解放广东的过程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就表示要同帝国主义进行有策略的斗争，“既不挑衅，也不示弱”，“你不来侵犯我，我也不去侵犯你，你如果敢来侵犯，我就一定要抵抗”。同时，华南分局号召人民群众同样要对国民党残余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强调广东各地“还必须估计到帝国主义的封锁与残匪的捣乱等等”，广东人民应该“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

　　随着广东各地的解放，全省国防任务更加清晰，就是以“防袭防钻”为主要任务。“袭”和“钻”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威胁华南国防的主要方式。“袭” 大多来自空中和海上。1950 年 3 月 3 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广州（以下简称“三三轰炸”），造成了严重损失。与此同时，近海岛屿也有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钻”则指敌特通过港澳“钻”入内地实施破坏，“美帝及其所支持的特务，经过香港积极向内地遣送，并在农村中组织地主和恶霸，进行种种破坏阴谋活动”，甚至“在湖北、江西、湖南的特务，都有香港去的”。由此观之，广东“防钻”，其意义不限于一隅，于南方地区也属实重要。

　　相应地，这一时期广东国防教育的内容尤其突出“防袭防钻”。“三三轰炸”后，广州特意组织了一场关于防空的国防教育。广州市防空委员会在《南方日报》对群众开展了“警报识别”“警报的意义”“防空办法”“对匪机投弹处理办法”四项防空知识的教育，呼吁市民“克服太平麻痹观念，动员起来展开反轰炸斗争”。广州在宣传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单纯的防空教育引导到国防教育相关方面，广州市规定各区“切实宣传达到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打破敌特各种谣言，加强他们的胜利信心和对敌人仇恨的心理”。广州各界陆续举行反轰炸运动会议，集体控诉“美帝和蒋匪轰炸和平居民的禽兽行为”，并动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加速解放西藏、海南岛、台湾的战争”。广州市劳动局要求各工厂工人代表“应广泛的宣传，解释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教育增加生产、支援前线才是对匪机暴行最有力的答复，要安定劳资双方的生产情绪，和帮助他们加强对防空的认识”。经过此番联系实际的宣传教育，群众对国防的认识更为具体和深切，有助于国防意识的形成。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企图“反攻大陆”，位于国防前线的广东“防袭防钻”的压力骤增。1950 年 8 月，中央军委判断“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随即电告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以及华南分局，要求必须“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集全力于准备作战”。

　　广东遂按中央指示加大了宣传教育的力度。1950 年 8 月 26 日，在华南分局、广东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举行的招待广州市大专院校教师暑期研究宴会上，叶剑英致欢迎词，“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广东的形势任务，提出为巩固祖国的南大门和祖国的国防前线而斗争”。9 月 19 日，叶剑英在珠江地委第三次扩大干部会议上又提出：“不管世界怎样变化，各种可能都要估计到。我们布置工作、下决心，都要从最坏的情况打算”。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防形势，广东对教师、干部等群体率先进行了国防教育和动员。

　　随后，国防教育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展开。1950 年 10 月 5 日，叶剑英在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对美帝侵略者所造成的战争威胁，必须提起 高度的警惕”。于是，广东将“防袭防钻，巩固国防”列成当时的三大中心工作之一，“防袭防钻，除了武力和政治力量以外，主要是靠宣传教育，团结人民，提高警惕”，明确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国防教育、国防动员的对象。以“防袭防钻”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开始展开。

　　1950 年 11 月 2 日，华南分局召开广东地委书记会议，在全广东部署抗美援朝运动。“防袭防钻”和抗美援朝运动迅速结合起来，“加强防袭防钻，严厉镇压美帝走狗的反革命活动，方向就是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保卫我们的建设”。此后，“抗美援朝防袭防钻动员”成为广东宣传工作中常见的话语，进而形成了广东国防教育的特殊样态，既落实贯彻了中央的精神，又体现出地方特点。

　　宣传教育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着大量国防教育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主体内容就是国防教育。因此，二者有一致性，有着密切关系；但二者又有区别，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旨在动员民众支持和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而国防教育则立足于更高、更长远的层面，即培养和树立民众的国防意识，支持和参与国防建设、巩固国防。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人对国防教育进行了思考。例如，《人民教育》杂志 1951 年第 8 期发表了姜丰《广泛加强国防教育——庆祝“八一”建军节》一文，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新中国国防教育，将国防教育的内容概括为：“经常反复地宣传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与人民切身利害关系；要加强拥护和热爱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要加强优待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属的教育；要进行必要而又可行的普通军事常识的教育；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强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军队，参加国防建设，以献身祖国的教育。而这些国防教育的内容，也就是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的内容之一。”这篇文章对国防教育的认识比较完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当时全社会对国防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的大致情况。有鉴于此，笔者在考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广东的国防教育时也以此为线索进行分析。

　　（一）抗美援朝战争必要性和正义性教育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部分民众惧怕战争、存在着“太平观念”的错误思想，不理解新中国为何援助朝鲜，如广东文理大学、广州大学等校的不少学生认为：“我国现在需要的是和平建设，何必管美国侵略朝鲜呢？”这是因为部分群众未能认清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国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大影响，是国防意识淡薄的表现。

　　对此，广东围绕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向广大群众进行教育，以使群众真正认识战争的本质，明白战争事关中朝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属于正义之战。

　　首先，发动群众广泛讨论朝鲜战局，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教育。例如，广州市二中的学生就“朝鲜会不会胜利”的问题展开讨论，“大家认定了在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下，美帝侵略者一定被击败，许多过去犯了‘恐美症’的同学，经辩论后均作了自我检讨”。

　　其次，通过《南方日报》集中回答群众所关心的战争相关问题，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例如，针对“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到朝鲜参战是制止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步骤，还是这样会推动世界大战爆发？”“究竟战争是否会扩大，大打起来？”“为什么替人家打仗？”等问题，1950 年 12 月 18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广州分会宣传委员会在《南方日报》发表专文进行了解答：“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到朝鲜参战，是制止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制止世界大战爆发最有效的办法”；“以目前美帝的战争准备条件来看，要立刻扩大战争是有很多困难的。只要全亚洲人民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美帝在什么地方放火，就在什么地方转过火头烧它一把，以小打来制止大打，使美帝各个击破的阴谋无法实现”；“美帝侵朝的目的，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它的进攻矛头朝向东北，它的军事地图把东北划入轰炸圈内，这一切，现在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美帝的侵略行动使它变成了中朝两国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入朝作战，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

　　最后，揭露美军驻华期间犯下的罪行，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国防的重要性。1950年 12 月 4 日，《南方日报》抗美援朝特刊揭露了驻华美军在 1945—1948 年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伤人、枪杀、劫夺骚扰、奸淫妇女等暴行，以使广大群众知晓国家主权丧失之下“驻华美军是怎样侮辱我们民族的尊严和迫害中国人民”的。而在各种控诉会上，美军更多的暴行被揭露，广州市卫生局职工在控诉会痛斥了美航空队士兵于1945 年在兴宁强奸县一中女生的罪行，之后，会议决定“组织一队战地医疗队到朝鲜去”。

　　总之，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必要性和正义性的教育，使人们明白了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卫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更进一步意识到国防安全的重要性，增强了国防意识。

　　（二）消除“唯武器论”“恐美”等心理的教育

　　美国拥有先进武器特别是原子弹，是其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之一。受“唯武器论”，尤其是夸大原子弹威力的负面舆论影响，“在一些人们的中间引起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容易导致部分群众错误地认为武器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唯一因素，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景产生动摇。

　　为了戳破原子弹的“神话”，《南方日报》全面地、科学地向人民群众讲解原子弹的知识。一是客观地介绍原子弹，肯定原子弹具有较大杀伤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进程，但是反对过分夸大其威力，强调原子弹“并不是在战争的胜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二是宣传原子弹不再是美国独有“，中苏两国力量大大强过美、英等国”。“我们有什么道理恐怕美帝力量的强大呢？因此恐怕美帝心理也是错误的，应该肃清的”。

　　随着美国不断增兵朝鲜，社会上又出现一种从恐惧原子弹到恐惧美军及“联合国军”的错误思想，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为了消除群众中的“恐美”心理，《南方日报》发文介绍了当时“联合国军”的兵力构成，如英国派出 1 个步兵旅的一部分，菲律宾派出步兵 1 团、坦克 17 辆等，并指出它们只是“以便美国可以装饰其‘联合国军队’的门面而已”，揭露所谓的“联合国军”只是徒有虚名。关于美军情况，《南方日报》也发表多篇文章指出美军的各种弱点。例如，由于美军积极推行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使得“人力不足与士气低落是美帝军事上不可克服的两大弱点”；还有文章驳斥了美军“制空权掌握就是胜利”的论点，强调在“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人”。此外，为增强群众的国防自信，驻扎广东的空军某部派出飞机于 1950 年 11 月底连续多日在广州市上空巡逻，向市民进行了一场直接生动的国防教育，市民们兴高采烈地表示：“我们也有飞机，这回可不怕蒋光头和花旗鬼来捣乱了”。通过上述宣传，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并树立“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人”等正确的国防观念，破除了“唯武器论”“恐美”等错误思想。

　　（三）拥军优属的教育

　　做好优抚工作是密切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情感联系的重要保障，可以“使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没有后顾之忧，更有力地保卫祖国安全”。

　　首先，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以对群众进行直观教育。广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号召开展拥军优属运动。1951 年 1 月 1 日，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十五兵团暨广东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春节展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联合决定》，对拥军优属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做出部署，号召全省党政军民在春节期间用实际行动参与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在抗美援朝纪念日、“八一”建军节时，广东亦曾发出开展拥军优属的各种指示、号召。人民群众通过参与活动，可以全面了解拥军优属的内容、意义以及自身的责任，是对民众直观的国防教育。

　　其次，宣传军民团结互助的模范人物与先进事迹，增进军民信任。如《南方日报》宣传解放军某部侦通连入驻增城甘东乡元岗村后，得知驻村部分群众生活、生产困难，主动捐款帮助村民购买谷种，“村民们都异口同声的称赞”。《南方日报》还报道了沥滘镇村民帮助 70 多岁的盲人烈属卫祁氏（抗日游击队卫关宛烈士的母亲）的先进事迹，之后，当地村民不仅在土地改革中对她优先照顾，还雇人照顾其起居生活。此类宣传增强了拥军优属的情感基础。

　　最后，引导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拥军优属活动。拥军优属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将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诸如当时开展的捐献运动、订立爱国公约等。广东积极号召人民群众“展开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运动，以实际行动直接支援前线，来表示对人民志愿军的热爱和敬意”。在优抚工作方面，广东呼吁人民群众给予军属、烈属生活上帮助的同时，还要采用代耕等形式帮助他们解决生产难题。这些拥军优属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国防教育与日常工作的结合。

　　（四）参加国防建设的教育

　　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国防建设既是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也属于国防动员的范畴，是国防教育的关键内容。由于此类国防教育涉及面广，内容众多，本文仅以在广东卫生工作者中的教育活动为例来展开这方面的论述。

　　1951 年 7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充实国防建设中的卫生人员的决定》公布，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尤其卫生团体与卫生工会应积极号召当地公立卫生机关中的及私人开业的卫生人员，在自愿的基础上，踊跃参加国防建设中的卫生工作”；“公私卫生人员，其自愿参加国防军服务者，对于他们的薪金待遇应予以适当的提高，对于他们在工作上的成绩应予以奖励和表扬，在国防军服务一定时期应予以进修的机会，提高其业务水平”；“公立卫生机关中的一部分卫生人员参加国防建设以后，对于公立卫生机关，必须作适当的人员补充，为此，并应号召私人开业的卫生人员，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全部或一部分时间参加公立卫生机关的工作”；“全国中级以上公私立医药院校毕业生的工作，应由政府妥为统一分配，在分配工作时，应首先照顾国防建设的需要”。为执行政务院的决定，广东省、广州市及省内各地纷纷成立动员委员会开展宣传教育。其中，广东省志愿援朝医疗队归国人员在宣传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方日报》曾发表短评，极力赞扬广东卫生工作者志愿援朝，直接参加保卫祖国事业的伟大行动，号召“全华南的卫生工作者都应向他们学习、看齐”，“打消一切顾虑，踊跃走上国防建设的岗位”。各医疗队归国人员也现身说法，积极动员广东卫生工作人员参加国防建设。中山大学医学院志愿赴朝手术队队长蔡纪桂在 1951 年国庆时号召：“祖国现在需要我们卫生工作人员参加国防建设工作，我们的任务是重大的，让我们在欢庆这个伟大节日的同时，准备走上这个光荣的岗位去吧！”前线归国人员的号召起到了巨大的感召作用，大批医疗卫生工作人员走上了国防前线。

　　（五）防空教育

　　广东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后多次遭遇敌机空袭，防空任务颇重，故而“防袭防钻”在一定程度上是“防空防钻”。前期防空教育倾向于防空设施的建造、燃烧武器的认识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防空教育则多与防空救护知识有关。

　　抗美援朝运动伊始，广东就迅速动员社会力量展开防空救护知识的教育。广州市医务工作者决定主动组织起来，“协助市人民政府完成全市防空救护组织任务，积极向广大市民宣传防空救护知识”。防空救护知识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救护设备使用的教育。《南方日报》发文介绍最常用的救护箱，列明救护箱中的药品和医疗器具的标准放置，计有棉花等 14 种物品和红汞溶液等 13 种药品，讲解这些药物的使用配置。二是选拔和培训防空救护工作人员。《南方日报》曾发文详细介绍了关于防空的救护守则、救护任务和救护设备，提出要以“防空救护工作系保家卫国的一种实际行动”为指导原则，选拔和培训工作人员，强调救护工作人员均需接受卫生机关指派人员的专业培训，完成 12 小时的课程和 12 小时的实习方能上岗。三是关于防空救护应急知识的教育。《南方日报》刊文详细介绍了如何进行防空应急救护，包括突然虚脱等八种情况，每种应急救护皆有相应的注意事项。

　　由于“学了急救常识无论在战时或者平时，都是有用的”，所以，广东积极推行防空救护知识的普及教育，编写了诸如《防空救护常识》《战伤救护学习资料》等读本，以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防空救护知识教育。以《防空救护讲义（第二种）》为例，该书系统介绍了防空救护的意义、目的、人员条件、注意事项、常见伤病的救护办法，并配有人体生理构造图，体现出很高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防空教育生动地体现出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之间的联系和不同。防空教育受抗美援朝战争影响，教育内容与抗美援朝联系密切。同时，防空教育也不局限于抗美援朝，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国防建设、国防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培养，又体现出国防教育的特点。

　　（六）海防教育

　　海岛众多、海岸线绵长、管理海域广阔，是广东国防地理的重要特征。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国防教育中，广东还结合地理环境，特别进行了海防教育。

　　早在 1950 年 8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中心工作的决定》就提出要“发展水上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其政治觉悟，使数十万水上居民不但成为一支生产军，而且还是一支国防力量”，把国防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1月 23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目前各地召开人代农代会议的指示》，要求各地人代农代会议“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揭露美帝侵略阴谋与罪行，激发人民仇恨美帝心理，依靠工农兵，加紧‘防袭防钻’巩固海防国防的总精神”。可见，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海防教育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南方日报》专门发文，指出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重要意义，西沙离大陆近，“经济价值以西沙较大”，而“南沙在国防最前线，地近赤道，附近又有大块未经探测的危险区，在军事上和学术研究上的价值较大”。12 月 7 日，《南方日报》发文，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介绍了国防前哨——南澳岛的具体情况，强调南澳岛“在华南国防上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海防教育是广东结合地理环境进行的国防教育，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除上述内容外，广东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组织开展了解放我国西藏、台湾的宣传教育。《南方日报》发文揭露帝国主义不仅处心积虑侵略西藏，还企图以西藏为跳板，“钻”到内地省份，指出：“中国要得到真正的独立和安全，首先就要解放我们国家的每一寸土地”。《南方日报》还专门整理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大事表，以便广大群众认清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整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国防教育的机制经历了一个随着国防工作实践不断演进而逐步形成与完善的过程。这一机制在“防袭防钻”工作中初步形成。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配合大规模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教育机制包括组织机构、宣传教育网络陆续建立并不断完善，宣传教育形式也得以丰富。由于这一时期国防教育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二者之间高度契合，因而亦可视为国防教育机制构建的过程。简言之，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国防教育机制形成的重要时期。

　　（一）开展国防教育的组织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教育逐步展开，但多与其他工作一同进行，因此没有设立专门的国防教育机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诚如前文所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防教育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背景之下，在各领域、各层级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由多个部门分头进行，相应地，开展国防教育的机构也相对分散，涉及党政军等多个部门。另外，部分专门工作机构，如参军参干运动的保送委员会等也具有国防教育的职能，但因其本身是临时机构，不能保证国防教育的持续性。不过，分散之中亦有相对集中。从广东实际工作来看，担当国防教育的任务主要集中于三个机构，即抗美援朝委员会、人民防空委员会和冬学运动委员会。

　　抗美援朝委员会是推行和领导抗美援朝运动的专门机构。广东省和广州市抗美援朝分会最早可追溯至 1950 年和平签名运动期间成立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广州分会。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遵照中央指示合并改组和平签名运动机构的要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广州分会在 1950 年 11 月 27 日成立，其任务是“加强与统一领导全市抗美援朝的工作，并推动华南各地这一工作的展开”。1951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普及和深入宣传抗美援朝及准备五一纪念办法的规定》下发，指出：“鉴于抗美援朝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今后必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故各地至县级为止，均应建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组织。为求通俗，这些组织一律简称为某地抗美援朝会。”之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广州分会遂改称广州市抗美援朝分会，但考虑到抗美援朝运动的内容繁多，工作难以顾及全省，广东亟须建立省级层面的领导机构。5 月 12 日，华南分局第 34 次常委会便以广东省抗美援朝分会的名义通过《广东省抗美援朝分会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18 日，广东省抗美援朝分会正式成立，其开展的工作之一即建立健全各级（专区、县、区）抗美援朝分会。至此，广东抗美援朝运动机构趋向完善。作为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领导机构，这一时期的国防教育主要也是由各级抗美援朝委员会组织开展的，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广州分会成立后就领导发起了抗美援朝宣传周。

　　人民防空委员会是负责“防袭防钻”的专门机构。以广州为例，1949 年 12 月，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防备国民党军空中袭击，广州市人民防空筹备委员会成立，人民防空日常工作由广州防空司令部兼管。“三三轰炸”后，广州市防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要求各“机关团体限五日完成防空组织及设备”。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加紧防袭防钻的工作”，广州要求区级设立防空分会，街道设立防空支会，以健全基层防空组织。同时，广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及人防办公室也于1950 年 12 月正式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就是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以越秀区防空分会为例，该会“下设治安、警交、指挥联络、宣慰、救护、消防、挖掘等组”，其中宣慰组专门负责对群众的日常防空教育和心理抚慰，并定期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防袭防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人民防空委员会也是组织国防教育的重要机构，主要负责对一般群众进行防空教育。

　　冬学运动委员会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各地纷纷提出在冬学中“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加强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时事政治教育”。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实际上也是国防教育的内容。1950 年12 月 12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布《关于开展一九五零年冬学的指示》，规定“各地政府应组织当地的冬学运动委员会，由政府负责人亲自领导，邀集有关机关团体（如青年团、妇联会、职工会、农议会、教联会等）参加，有计划地设立专人负责工作之推行，总结和推广经验”。按照指示，冬学内容“以政治教育（政策时事）为主，文化教育为辅。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解释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伟大意义，和当前国内外形势与中国农民任务，宣传中苏友好和抗美援朝的主要内容，同时宣传本省土改与防袭防钻、拥政拥军的一般政策，此外更须与广大的农民讨论发展农业生产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以达到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目的。所以，冬学运动委员会也是日常开展国防教育的机构之一。

　　（二）开展国防教育的基层宣传网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广东国防教育之所以能够持续深入展开，还有赖于基层宣传网络的逐渐建立。基层宣传网络可以迅速、准确地将党和政府的主张、任务等经过有组织的宣传传递给基层群众，从而动员和教育群众。

　　广东的基层宣传网络建设缘于 1950 年的和平签名运动。在运动中，广东将大量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宣传员队伍，初步形成了覆盖各行各 业的宣传网。正是意识到宣传网在和平签名运动中的良好效果，广州相关领导强调：“今后的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展开，吸取过去经验，建立健全宣传网，并把宣传员工作健全起来”。宣传网建设不断完善，使得“防袭防钻”、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网络，有效地提升了宣教效果。例如，1950 年 12 月的广州抗美援朝宣传周中，市教师联合会就召集各校宣传干事、宣传员、政治教师等举行控诉美帝暴行大会，“以便广泛收集美帝暴行资料，及获得控诉会的经验来推广”。

　　1951 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全党范围内迅速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还“应着重组织适当形式的非党宣传网”。1 月 8 日，华南分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宣传网的决定的指示》，规定“：在今年五月以前，着重在广州、汕头、湛江、佛山、江门、北海、肇庆、曲江、石岐、惠州等城市和各专区的重点县、土改县以及其他主要城镇，海南区的海口市及重点县份，先行建立宣传员；在五月以后至七月以前，除上述地区的宣传员应继续加以巩固和发展外，并在其他地区和城镇普遍的建立宣传员”。按照华南分局的部署，广东各地立即展开了宣传网的建设。广州市旋即制定了半年的建设计划：2 月 21 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召开各级领导会议，要求各单位订出具体计划；2 月各党委总支提出担任报告员的名单，交由市委决定后召开报告员大会；3 月各支部提出担任宣传员的名单， 由对应上级党委批准；4 月底各工厂、郊区、人民团体、机关等未建立非党宣传网的要予以建立；建立报告员、宣传员及非党宣传网的工作要与抗美援朝运动相结合。省内其他地区也积极推进宣传网建设。例如，2 月底，高雷地区就有 113 人参加宣传员组织，并已参与实际宣传教育工作。在各地的努力下，党内和党外宣传网形成了对全广东的覆盖。宣传网的建成，为各项工作的宣传教育创造了条件，包括国防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活动均可以利用这一平台迅速而有效地在基层展开。

　　（三）开展国防教育的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当时的国防教育主要是寓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之中，因此，这些形式也就成为国防教育的主要形式。其中，召开会议是最为常见和主要的形式。这一时期广东的国防教育相关会议根据不同的主题、规模和形式，大致分为示威游行大会、控诉会、座谈会等。

　　示威游行大会是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示威游行大会经常性地包含国防教育的内容，例如，广东各地在 195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的主题就是维护和平，“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朝鲜，企图发动世界大战的阴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广东还多次组织祝捷示威游行，庆祝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取得的胜利，增强民众的胜利信心。例如，1950 年 12 月在庆祝平壤解放的游行中，居民、学生、店员等各界人士踊跃参加，并在游行结束后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以帮助解决群众中还存在的一些关于抗美援朝的具体思想问题和顾虑”。示威游行大会的效果无疑是巨大的，在声势浩大活动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容易认识到抗美援朝、“防袭防钻”的重要意义，认清新中国的国防形势，一致反对美帝的侵略。

　　控诉会也是常见的宣传教育形式。广东普遍推广控诉会，例如，1950 年 12 月 5 日，珠江区水上灾民召开“三三轰炸”控诉会，灾民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斥责美帝对新中国国防安全的危害，“炸海珠桥的炸药是美国人供给的”，教育人民群众“加强抗美援朝，防袭防钻，不要忘记美帝与蒋匪帮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由于控诉会有着良好的教育效果，1951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普及和深入宣传抗美援朝及准备五一纪念办法的规定》中指出：“控诉会对教育群众极为有效，凡未举行过控诉的群众无论城乡均可普遍举行”。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半年内的情况为例，仅南海县就召开了 250 次控诉会，参加的有 11 万人，“几乎每一条村都进行过”。

　　座谈会是更为常见的宣传教育活动。与其他形式相比，座谈会的规模较小，组织便捷，所以在宣传教育会议中应用最为普遍。如 1950 年 12 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党务整理委员会为庆祝平壤解放召开祝捷座谈会，讨论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东西两战场获得光辉胜利的主要条件，以及对保卫世界和平所起的重大意义”，教育党内干部认清美帝的本质。

　　综上所述，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未能建立起专门的、统一的国防教育体制，但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及其他相关工作所形成的宣传教育组织机制切实推进了国防教育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全民国防教育有了一定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防形势，国防教育旋即展开。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开展加速了国防教育的进程，并将国防教育的内容、水平和规模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奠定了新中国国防教育的基础，产生了长远而持久的影响。广东的国防教育，总体上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展开，同时也体现出一些地方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从消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开始，到“防袭防钻”的宣传教育，再到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全面铺开，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民国防教育。通过国防教育，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消除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正确认识了国防形势，提高了“保家卫国”的国防意识；另一方面，将人民群众思想上的进步转化为支持抗美援朝、“防袭防钻”和巩固国防建设的现实行动，直接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作战，增进了军民感情，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国防建设的积极性，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今天，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防安全形势和严峻的风险挑战，加强新时代新征程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意识，势在必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实践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对新时代新征程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周云，历史学博士，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鑫珂，法学硕士，科研助理，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