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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存在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即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内部一直存在一种身份认同和凝聚核心。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愈发凸显，并在实践中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民族认知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其间，以《新中华报》为代表的党报牢牢抓住国人对民族身份的共同认知，在不断普及“中华民族”概念的同时，还充分阐释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用以构筑中华民族认知共同体。进而言之，《新中华报》有关中华民族认知共同体的宣传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战时多民族之间的团结，较好地凝聚了社会共识，为彼时的话语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普及“中华民族”概念

　　历史地看，“中华民族”一词主要产生于晚清社会。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他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强调从文化和血缘层级来认识中国人共同体的一致性与整体性。由此，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时间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1922年，《向导》发刊词中提到，“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党报党刊涉及“中华民族”较早的话语表述，但更多还是停留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语境中，对其核心概念缺乏相关辨析。

　　从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由于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彼时，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这也决定了发动全民族抗战的现实必要性。因此，积极向战时民众普及“中华民族”概念成为了党报党刊进行抗战动员的主要方式之一。其间，“中华民族”一词频繁出现在《新中华报》上，成为报纸宣传报道的重要对象。具体来看，《新中华报》主要围绕“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构成、基本使命等几个方面展开介绍。譬如，以中华民族的基本构成为例，1939年4月28日的《新中华报》在头版头条的代论中强调，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随后，报纸就中华民族的人口构成指出，“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在这里，《新中华报》明确分析了中华民族的人口构成和民族构成，有助于帮助民众重新理解“中华民族”的基本概念。

　　除上述例子外，《新中华报》中还有很多涉及“中华民族”概念的论述文章，它们大多都是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维度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一致性，在使当时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初步认知的同时，也更愿意团结起来，自觉投身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二）阐释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在长期的大一统过程中，经济、文化把中国各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关系，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说，如何正确认知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构筑中华民族认知共同体的核心命题。然而，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大肆鼓吹中华民族“一元论”，否定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存在，而代之以宗族的概念。在这里，不仅反映了战时国民党的独裁本质，而且不利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自觉通过党报党刊建构了“多元一体”“反对大汉族主义”“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话语。从这一角度分析，这些话语不仅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由多民族共同构成的统一体，而且各民族之间应当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由此出发，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尤为注重对二者关系的进一步阐释。例如，1940年6月14日，《新中华报》重点报道了延安少数民族宪政促进会对于民族工作的意见，强调在确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保证国内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有真正平等的权利。再有，同年7月30日，《新中华报》刊文指出：“这种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及大汉族主义的压迫，造成了全国各民族不必要的误会与仇恨。我党认为中国的历史应该是全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出来的历史。”类似上述的阐释在《新中华报》上还有很多，这些言论实质上都批评了国民党的中华民族“一元论”，突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大汉族主义、强调中华各民族相互平等的主张。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华报》在具体实践中善于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事件，从而使相关话语言说更加生动形象和具有说服力。彼时，侵华日军大肆攻击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企图造成中华民族的内部分裂，引导时人停留在过去的错误认知之上。因此，这一时期，《新中华报》针对这一现象，刊载多篇文章回击日本方面的造谣与挑拨离间。譬如，1939年7月21日的《新中华报》批评道，“日寇就是用尽一切可能来挑拨中华各民族的关系，分裂他们，诱惑他们，……挑拨回汉关系，已有长期的活动。……他不仅在不断挑拨中华民族以及回族内部的矛盾，并且不断利用与扩大我们内部的空隙与弱点”。在这里，这一论述背后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各民族团结局面的努力争取，也更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打破民众的旧有认知。

　　在民族国家中，民族意识在民族命运共同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更加强调个人命运、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整体一致性。然而，近代以降，中华民族便饱受磨难，民族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尤其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导致彼时国内民族危机空前高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途径号召全体国民共赴国难，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新中华报》在宣传报道中持续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反映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向全体民众剖析抗战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系，动员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

　　（一）揭露日军侵略暴行与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面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生死威胁，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得到空前加强，从而最终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概念。换言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再次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纵观这一时期的党报党刊，可以说，有关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这些报道在控诉日军战争罪行的同时，也向普通民众传达了日军侵略暴行与中华民族悲惨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用以强化普通民众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观念。

　　抗战时期，伴随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国内大片领土被日军侵占，人民群众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在此背景下，集党报与大众传媒属性于一身的《新中华报》尤为重视通过揭露日军暴行、展现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等途径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此来提高民众抗战情绪。例如，自1939年2月7日开始，《新中华报》专门开辟“敌寇暴行”专栏，先后集中刊载了《敌机狂炸贵阳文化机关被毁 沙市亦被袭》《敌机狂炸洛阳》《汉奸敌寇蹂躏琼岛》《再次空袭西安宜昌》等系列通讯员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以《敌机狂炸洛阳》为例，其中提及“今日敌机十六架，两次狂炸洛阳，投弹八十九枚，死四十余人，伤十余人，毁房屋四百余间”，“另敌机九架，今日沿河在潼关，及庆关等处村落，投弹轰炸”。这一话语鲜明地揭露了日军在国统区的系列暴行，以此来使读者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现有不幸境遇，是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导致的。

　　与此同时，伴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与封锁，给根据地人民群众带来了沉痛灾难。1940年9月12日，《新中华报》发表了《劫后临县》一文，以特派记者郁文的视角讲述了日军对临县人民进行屠杀、奸淫、焚烧、掳掠的暴行。如在日军大肆焚烧之后，“临县城内商业荟萃之所，最繁荣的二道路今天变成了一片瓦砾，七十八所房屋，价值数十万元的财物，被敌人付之一炬，至今临县的城内，遍地断垣颓壁，满目凄凉景况，……多少个衣服褴褛失去了栖身之所的居民，伏身在瓦砾堆中，挖检着焦土中的木屑、铁片、布条，空前的灾难窒息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类似上述的报道在同时期的《新中华报》上比比皆是，可以说，党报通过他者言说的方式进行系列话语建构，有助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二）剖析抗战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系

　　如前所述，既然认识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陷入灾难的重要原因，那么，坚持抗战则是中华民族走出战时困境的必然选择和唯一出路。由此出发，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全面剖析了抗战与中华民族命运二者间的关系，尤以抗战的意义、路径和前景为主要抓手进行话语建构，以此来号召民众共赴国难，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一是积极阐述坚持持久抗战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意义。伴随抗战的持续深入，国内出现一定数量的投降派和妥协派，他们大肆宣扬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观点。彼时，这些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在当时普通民众中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推进抗日救国事业前进。193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出《论持久战》来回应诸如此类的错误观点。由此，《新中华报》积极发文，强调坚持持久抗战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例如，1939年4月10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穷凶极恶的汪精卫卖国阴谋》的社论，指出我们的出路唯有抗战，“愿全国持久抗战更加坚决，愿国共两党更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团结，以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再有，1940年2月17日的《新中华报》再次指出：“从此益坚信生存唯有持久抗战，妥协即是灭亡”。

　　二是不断强调全面抗战路线是实现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在明确了持久抗战之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后，如何推进持久抗战便成为了时人讨论的重点对象。彼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对国民党和一切抗日党派实行精诚的团结，对全民族抗战力量做努力积极的动员”。基于此，《新中华报》抓住契机积极推进相关政治话语构筑，一时间“团结抗战”“全民族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话语经常出现报纸的各个版面，产生了良好的宣传动员功效。譬如，1940年7月16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团结抗战》的社论，重申“要抗战唯有团结，……但是应该怎样团结呢？就是要全国各族人民、各抗日党派和军队正确的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是学会勾勒抗战的光明前景，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与信心。承前所述，《新中华报》还发表《敌寇处境益加困难》《真理报评论我国抗战必胜》《百团大战捷报振奋全国人心》等系列文章，试图通过建构“抗战必胜”话语的方式来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以1939年12月23日的社论——《敌寇处境益加困难》为例，文章在分析了日军的处境日益困难后，号召我们中华民族就应当“看到敌人的深刻危机和困难”，而加强我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上述这些言论大多涉及抗战成果、战争局势和抗战前景，不仅从侧面反映了抗战胜利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而且有助于宣传动员彼时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之中。

　　在现实性上，民族国家是一个享有领土主权的地缘实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确保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是其坚定不移的义务之一。抗战时期，由于中国的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遭受到严重侵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责任共同体的理念更加自觉与强化，并积极探索符合当时国情的话语建构道路。为此，《新中华报》尤为重视有关构筑中华民族责任共同体的宣传报道，多次使用“守土抗战”“收复失地”等话语，以此来强化民众领土主权观念，增进国人爱国情怀。在这里，相应话语背后则是《新中华报》激发国民救国责任感的鲜明标识。

　　（一）强化民众领土主权观念

　　从民族国家的本质出发，“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拥有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其存在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主权独立是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保障，领土完整是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换言之，二者都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任何一种要素都是缺一不可的。因此，不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国民都应当自觉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确保民族国家利益不被侵犯。

　　从1931年始，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当时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遭受到了严重破坏，那么，强化当时民众的领土主权观念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充分发挥党报的喉舌作用，尝试通过系列有关领土主权的话语构筑，不断强化民众的领土主权观念，以此来号召他们坚持守土有责，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具体来看，《新中华报》关于领土主权的话语构筑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坚决捍卫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话语。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犯和国土的大片沦丧，国内仍有少数人抱有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矛盾冲突的幻想。为回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新中华报》多次发文强调捍卫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性。譬如，1939年10月3日的《新中华报》在第4版刊载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其中，文章号召国民“坚其信心，齐其步伐，一心一德，彻始彻终，以复我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而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再有，报纸呼吁“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诸如此类的宣传话语在《新中华报》上占据了重要版面，对于号召国民保卫领土主权完整产生了重要意义。

　　二是关于抗战洪流中收复失地的话语。伴随全面抗战的持续深入，《新中华报》善于抓住时机来建构关于收复失地的话语。例如，1939年5月7日的《新中华报》以“五九”二十四周年纪念为契机，发表了题为《“五九”二十四周年纪念》的社论，号召在抗战守土基础上收复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国土。文章指出：“这个历史上的最大耻辱，我们要以自己的鲜血来洗清它；以抗战到底的决心，来收复一切失地，把敌人赶到鸭绿江边去，便是洗刷‘五九’国耻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报纸还及时宣传八路军在收复失地方面的成绩，如“本军在华北抗战已历三年，在此三年之中，作战五千次以上，收复失地二百有余县，消灭敌寇二十余万，缴获之多冠于全国”。在这里，这些表述无疑有助于强化当时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与抗战救国的使命感。

　　（二）增进国人的爱国情怀

　　如前所述，领土、主权在民族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组成民族国家的每个成员的爱国意识则是这一共同体兴旺发达的不竭精神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关心国家大事是每个国人爱国意识的重要表现，是国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尤其是，在构筑近代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这种爱国意识更多表现为“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私奉献精神，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国家责任担当。

　　从大历史观出发，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有军阀混战，普通民众大多穷困潦倒、整日为生计奔波，更谈不上什么家国意识。进而言之，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是一种常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用以唤醒战时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其间，《新中华报》更是带头响应这一号召。例如，1939年5月7日，《新中华报》在重要版面发表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口号》的短文，其中有一条口号呼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血战到底”。再有，《新中华报》在同年5月10日的代论中再次号召，“我们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我们要彻底解放中华民族”。这些话语口号短小精干，朗朗上口，更易于在读者之间传播、发生作用。

　　此外，抗战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也是《新中华报》进行话语建构的重要抓手之一。因为，英雄模范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对其事迹的宣传报道，更容易引起读者情感共鸣。具体来看，这一时期，《新中华报》先后刊载了《赵尚志速写》《本市各界热烈欢迎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追悼山西八区专员顾永田烈士》《悼民族女英雄李林同志》《本市各界举行追悼张自忠将军等大会》等多篇文章，宣传报道了赵尚志、马占山、顾永田、李林、张自忠等民族英雄的抗日事迹，其中既有普通民众、又有军队高级将领，如此一来，更有助于激发战时民众的救国责任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华报》在宣传报道民族英雄事迹的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国民要学习发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在追悼张自忠将军时称：“张将军这次在前线英勇牺牲光荣殉国，是用自己的血和性命来洗刷过去一部分人们对他的误会，表白自己的心迹，证明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坚决抗战的民族英雄。……纪念张将军等，应该学习他们不怕死的精神，英勇杀敌人的精神。在后方我们有些不良现象，应当加以纠正，有所改进，完成抗战的任务”在这里，这一表述不仅将军队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形象融合为一体，而且更有助于激发彼时国民的救国使命感与责任感。

　　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民族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加之在中国的语境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为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之一，具有不可多得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染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发文对文化“民族性”问题进行阐发，强调发展新文化不能忽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自己民族的特点”，而应“科学地去发挥自己民族的特点，去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新中华报》在开展抗战动员时则高度关注到了此点，以重建历史记忆和纪念关键时间符号为抓手，灵活开展话语建构和维系精神纽带，积极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推动了抗日救亡事业的发展。

　　（一）重拾民族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建基于全族成员患难与共、争取生存的历史记忆。进而言之，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同样是建构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符号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想象共同体之上，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由此出发，国民应当自觉增进对自身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记忆的认知，用以坚定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自信，从而更加有助于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沉淀为维系国人精神纽带的历史记忆，培育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提供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写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独特风格气派。但是，近代以来，伴随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曾经辉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符号都遭受到了严重冲击，那么，如何发展新的文化以恢复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便成为了社会各界的讨论焦点。有鉴于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提倡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一背景下，《新中华报》先后刊载了《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等系列文章，试图通过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途径来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以此来重振彼时国人的自信心，提升中华文化的民族凝聚力。如1939年4月28日的《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一文就指出，一个民族要建立它自己的新文化，“必须根据它的前进的实际任务，发展自己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不是依靠外来文化的模仿可以成功的”。在此，这一表述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华文化的主张，而且也凸显了从优秀历史文化记忆中汲取养分、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性。

　　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华报》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话语建构时还不忘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关注与介绍，用以发挥少数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社会凝聚力。例如，1940年10月20日，《新中华报》报道了回协边区分会等开幕的情景，其中谢觉哉在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的解放同他们的文化进步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我们要把它促进，回民文化不提高，解放是不能够的，这个事情很重要。……边区回民文化发扬、推动、提高，将影响全国回族文化，同时也就是全国回民的解放胜利。”诸如此类的号召在同一时期的《新中华报》上面占据了重要版面，呼吁彼时国人重视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增强民族优秀文化认同的效果。

　　（二）纪念关键时间符号

　　历史地看，就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构筑而言，相关符号的应用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恩斯特·卡希尔所指出，符号是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手段，离开了符号手段，人类不可能准确定位自己的存在。具体来看，时间符号则是以节日为主体的纪念性、全民性的日子，在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符号，它们主要表现为传统民俗节日，抑或是政治纪念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鲜活的物质载体，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筑。

　　抗战时期，由于党报的无产阶级根本属性，《新中华报》在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时尤为注重对重大政治纪念日的纪念宣传，希望以此来增进彼时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大程度提升战时的民族凝聚力。由此出发，《新中华报》先后刊载了《安定中区举行“五四”纪念大会》《“五一”节宣传要点》《纪念“九一八”八周年》《本市热烈纪念“一二九”》《抗战三周年纪念》等系列宣传报道，基本囊括“五四”“五一”“九一八”“二七”“一二九”“七七”等政治纪念日符号。《新中华报》在对上述政治纪念日进行宣传报道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强调“民族团结”“民族解放”“坚持抗战”等话语。如《纪念“九一八”八周年》指出，“为纪念九一八，洗刷九一八这耻辱，便要全国各族人民紧密的团结起来，捐弃一切成见，为解放全国人民而服务，打回东北老家去”。再有，《本市热烈纪念“一二九”》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中呼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个口号，就是全国知识分子青年现在奋斗的目标”。在这里，这些话语将政治纪念日符号与民族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和全民族解放结合在一起，有助于释放政治纪念日符号在文化共同体建构中的功能。

　　此外，在这一时期的《新中华报》上还有不少关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新闻报道。例如，1939年6月27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本市各界人士隆重举行成吉思汗祭典》的通讯报道。文章谈到，“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在《延安回民尔代节祈祷抗战胜利》中说道，“十一月三日为回教之尔代节，当日延安回民齐集于清真寺，除礼拜赞圣外，并为我国抗战胜利作虔诚之祈祷。”这些话语也都很好地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团结、全民族抗战等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筑。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是为充分践行全民族抗战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新中华报》不论是普及“中华民族”概念，还是剖析全民族抗战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型塑、传播提供了话语土壤，推进了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二是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与公共话语权。《新中华报》作为党报，通过话语建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战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与抗战事业的主张，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与声誉。三是一种关于抗战的记忆留存，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资源。《新中华报》多次使用“守土抗战”“家国一体”等话语，展现了彼时中华民族的苦难境遇，记录了全民族抗战的艰苦历程，并最终转化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文化资源。进而言之，新时代，党报党刊应当在继承历史经验基础上，立足当下伟大实践，自觉发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战斗性、引领性作用，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作者简介：张保军，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报党刊、红色文化、“三农”问题；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