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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康有为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最早可追溯到 1910年。当时 17岁的毛泽东前往东山学堂求学，表兄文运昌借给他关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的书报。后来毛泽东回忆说：“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可见青年毛泽东一开始接触康有为，就在心中留下了“进步”的正面印象。此时的毛泽东甚至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虽然从报纸上开始了解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事迹，但仍然未改变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在人生中第一次发表政见的时候，他还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直到 1915年 6月 25日《致湘生信》中，毛泽东仍然将康有为与梁启超作为学习的榜样进行评价，认为他们为“自修”提供了两条值得借鉴的道路。可见，青年毛泽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康有为是总体肯定和正面评价的。

　　然而到了 1919年7月 14日，毛泽东却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用接连两篇文章对康有为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态度变化显著。他在题为《各国没有明伦堂》的文章中说：“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在题为《什么是民国所宜》的文章中，针对康有为认为拆毁明伦堂“非民国所宜”的看法，毛泽东说：“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可见，此时毛泽东已将康有为视为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对康有为持明显的批评态度。而到了 1925年，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的影响》一文中，已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更是将康有为定性为“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将之视为革命要打倒的对象。

　　青年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历程，可以被视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奏的一部分。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正处于激烈变革的重要时刻。封建文化阻碍了社会进步，而各种新学说、新思想引领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探寻着救国救民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出路，因此，那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都在“辞旧迎新”。相比之下，康有为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他是一个“新旧结合”“半新半旧”的人物，一方面带有很强的传统士大夫气息，另一方面又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并提出过许多激进的理想主义主张。那么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意味着他对“旧”的批判和告别以及对真正进步的“新”的寻找和迎接。青年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彻底否定，不仅意味着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彻底否定，还意味着对各种改良学说的深入批判与反思，从而为彻底接受、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在 1915年到 1919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毛泽东对康有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这种认识转变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内完成的？又是如何完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析。

　　现有资料显示，青年毛泽东最早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与《新青年》的影响有关。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及 1917年筹办新民学会经历的时候曾指出：“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陈独秀从 1916年 10月才开始在《新青年》上与康有为进行集中论战，胡适直到 1917年 2月才在《新青年》上首次发文，毛泽东在这里将陈独秀与胡适并提，还专门提到了康有为，因此他对康有为认识转变的时间可能开始于 1916年至 1917年这段时间。

　　而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到 1916年时，毛泽东对于康有为的认识整体上还较为肯定和正面，这应该与康有为比较坚决地反对袁世凯称帝有关。具体来看有两点证据：

　　第一，1916年 4月 12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指出：“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而据当时毛泽东的同学陈昌日记中记载，1916年 4月 28日，“午前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赠《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1916年 3月，康有为发表《劝袁世凯退位书》，抨击袁世凯：“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飙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逃”。从这几则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康有为对袁世凯称帝一事表达了鲜明的反对态度，而毛泽东对康有为此时的言行是较为赞赏的、并愿意将之作为正面典型与身边友人分享。

　　第二，1916年 12月 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写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均堕其术中。”据黎锦熙回忆，这里提到的“梁”指的是梁启超。因为梁启超在1913年时曾经担任过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所以毛泽东才谈到袁世凯善于将社会名流延揽到自己麾下，使这些社会名流为自己的倒行逆施背书。虽然此时梁启超已经转向了反袁战线，但是毛泽东对此事仍然念念不忘。不过，从信中毛泽东的语气来看，更多的是对此四人受到袁世凯蒙蔽感到惋惜，并没有明显的反感之意。与此相对，康有为一开始就坚定站在了反袁战线的一边，并且多次拒绝在袁世凯政府中任职。经常将“康梁”并提、关注时事的毛泽东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康有为在这一时期应当仍然在毛泽东心中具有正面形象。

　　综上可以推断，到 1916年时，毛泽东对康有为的认识仍然较为正面。

　　那么，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更有可能集中于 1917年，并于 1918年最终完成。这段时间毛泽东对于康有为的认识呈现出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康有为的两面评价与对康有为“大同”理想评价的变化上。

　　在 1917年 8月 23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一方面仍然肯定康有为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另一方面已经明确指出康有为的学说“徒为华言炫听”的不足。而同样在这封长信中，毛泽东还在借用康有为《大同说》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表达了对康有为所提出的“大同”理想的肯定：“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然而到了 1918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却又认为，“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大同”是康有为的代表性观点。康有为曾写出《大同书》，借用传统公羊学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法，描绘了世界逐步从“据乱世”走向“太平世”的“大同”理想，具有浓烈的空想色彩。为了实现“大同”，康有为提出破“九界”的方法论，认为世间苦难的根源在于“九界”的存在，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并提出“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的激进主张；而这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理想世界就是最终实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保独立、为天民、公生业、治太平、爱众生、至极乐的“大同世界”。

　　毛泽东在前后仅仅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对“大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为后世研究青年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带来了讨论的空间，也启发后世研究者，可以以“大同”为关键词对此展开探究。

　　康有为以维新变法这一政治运动扬名，并在其撰写的《大同书》中提出“无国界”的世界趋同目标，希望用渐进的政治改革与国际联合实现全世界的“大同”。对此，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从路径来看，“大同”理想需要通过变革政治制度来实现；从目标来看，“大同”理想意味着一个没有冲突与矛盾的乌托邦世界。因此，以“大同”为关键词，将有利于理解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转变的具体历程。青年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是一个既有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学说影响，又有重大历史事件触发的过程，并且突出体现为对康有为“大同”理想的渐进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为，康有为所设想的路径行不通、所设定的目标不合理，通过由表及里的两个层面完成了认识的转变，取得了思想的进步。

　　（一）路径反思：转向伦理学探寻“大同”之路

　　毛泽东对康有为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主要在于毛泽东自身的思想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对康有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反思。

　　首先，对毛泽东的态度转变起到决定作用的应当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刊物传播的新学说，这也是符合毛泽东自述的推断。这一时期《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影响呈现出了两条线，一条线是陈独秀接连撰文批判康有为，另一条线则是陈独秀提倡的“伦理觉悟”。

　　一方面，陈独秀于 1916年 10月 1日开始，在《新青年》上公开与康有为论战，撰写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包括《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等。这些文章当时在进步青年中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在这些文章里，陈独秀痛陈康有为政见堕落，指出康有为曾经是维新运动的领头人，提倡革新思想与学风，被当时的保守派认为是“孔教罪人”，当然也因此得到了陈独秀等进步青年的支持与拥护；然而到了 1916年下半年，康有为却提出要将“孔教”树立为国家宗教、恢复封建礼教与经学教育，使得陈独秀颇为震惊，“不图当日所谓离经叛道之名教罪人康有为，今亦变而与夫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陈独秀给出了诸多有力的反对理由，其中最核心的莫过于“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思展言之，张、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捂共和，亦犹思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当然，陈独秀当时反对的是僵化的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而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他看来，康有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主张思想文化的复古，这必然导致国家制度倒退为封建君主专制，因此是站在了逆历史潮流的一边。毛泽东一直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应当是被毛泽东所了解和熟悉的。

　　另一方面，陈独秀 1916年 2月 15日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成为他接下来几年的工作重心，即从“伦理”入手，希望唤起国民对于伦理问题的重视，彻底改造国民。陈独秀在 1917年 8月 1日的《复辟与尊孔》中认为，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也”。在陈独秀看来，这种封建社会的伦理政治必然与“尊君”相联系，不破除这种“大本”，就等于承认康有为主张的正确性。值得注意的是，“大本”与“枝叶”的表述同样出现在了毛泽东 1917年 8月 23日《致黎锦熙信》中，并且就是针对康有为而发出的议论。毛泽东对这些词的用法和陈独秀一致，且写信时间也恰好是陈独秀《复辟与尊孔》一文发表不久。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分析，可能是陈独秀对于伦理问题的反复强调，让毛泽东渐渐对伦理学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对康有为的政治取向展开反思。

　　其次，这一时期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从而彻底失去了在进步青年心中残存的良好形象。1917年 7月 1日，张勋复辟，康有为则是这场复辟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并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康有为于 1917年 6月致电张勋、黎元洪，催促复辟，并积极拟定《拟复辟登极诏》，这些文章援引世界各国情况，试图说明君主立宪才是世界潮流。康有为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全国的激愤。毛泽东曾在 1916年 7月25日《致萧子升信》中谈及自己喜欢阅读《时报》，而 1917年七八月间，《时报》对康有为拥护复辟一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报道。7月 2日刊载的东方通信社电文就写道，“此次复辟之举，近由康有为、张勋、江朝宗等秘密会议数次，有约定决于咄嗟之间断行之说”，将康有为定为罪魁祸首之一。7月 4日又有《复辟之大滑稽剧》等批判性报道，对康有为进行抨击。这场复辟闹剧在7月 12日收场，但《时报》对康有为参与此事的集中报道持续到了 8月 3日。在 8月 23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曾言“天下纷纷”。据黎锦熙回忆，这里的“天下纷纷”所指的诸事中，就包括张勋复辟一事。作为《时报》的忠实读者，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毛泽东对此事无疑是极为关注的。

　　这些人和事的变化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造成康有为堕落的根源在哪里？为何昔日进步的维新派领袖人物，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拥护复辟帝制？毛泽东思考后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伦理”的“大本大源”出现了问题。他在 1917年 8月 23日《致黎锦熙信》中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从这里可以推测，毛泽东倾向于将康有为的局限性归结于他没有触动伦理思想的“大本大源”，仅仅停留在“枝叶”的政治制度上面。因此，此时毛泽东倾向于将康有为的问题归结为社会理想的实现路径的问题，认为康有为对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认识有误，故而误以为君主立宪是实现“大同”之法。

　　但是，这只是在路径层面进行的探讨，毛泽东此时似乎并未质疑康有为“大同”理想本身的合理性，所以在同一封信中才会有“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种表达。他希望找到一条更为符合“真理”的道路以通往“大同世界”，而这条道路就是思想的革新与统一，即“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也就是说，此时的毛泽东可能还没有放弃康有为设定的“大同”理想，只是认为实现“大同”的路径需要转变，尤其是要去研究伦理学、变革国民思想。

　　（二）目标反思：寻找新的“大同”理想

　　思想转变的闸门一旦打开，之后的发展就往往势不可挡。青年毛泽东很快就在伦理学的学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启发，并对康有为展开了更为彻底的批判。此时恰逢恩师杨昌济为其讲授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的批注，研读十分精细，并颇有见解。在这些批注中，有一处再次集中谈论到了“大同”问题。这段批注对应的《伦理学原理》原文也值得重视，原文写道：“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这段话充满辩证色彩，讲述了一个动态的、充满矛盾的客观世界应有的规律，因此大大启发了于伦理学知识海洋中寻求真理的毛泽东。毛泽东的批注写道：“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这段话里，毛泽东的回应对象是“唱大同之说者”，而在当时大力提倡“大同”学说的典型人物就是康有为。对旧有的“大同之说”，毛泽东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态度。他首先跳出了既有的逻辑框架，思考“大同”理想为何会在人类心中出现，认为从老子、陶渊明以来的“大同”理想本质上都是源于人类对于战乱的厌弃，思想家们渴望通往没有波澜、冲突的世界。但是，这种被构想出的理想世界是静止的、没有矛盾的同质化世界，违背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因为如果世界只有善、没有恶，那善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旧有的“大同”理想是一种“谬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也就此清算了自己此前“人类皆为圣人”的改造社会的思路，意识到即使对国民进行伦理学教育也无法实现康有为式的“大同”理想。

　　但是，放弃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代表放弃“大同”本身。毛泽东认为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理想不可能实现，但他仍然希望探寻“大同”理想，并最终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科学的“大同”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同”理想和康有为“大同”理想的最大不同就是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认为世界是在矛盾的推动下前进的，并希望最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而非“同质化的人”。这一点可以从 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看出。毛泽东在文中指出，“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里的“大同”和康有为所说的“大同”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康有为不仅是路径选得不对，更重要的是他追求的“大同”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中，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也会客观存在，人与人的差异不是被抹除，而是可以能够容纳彼此的差异，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回到青年毛泽东，此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一些思想启发了他，他意识到世界必然存在差异与矛盾，而企图抹平这种“矛盾”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则代表着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空想。所以他决定彻底告别这种世界观，去追求一个科学的“大同”理想，那必然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用科学方式消除压迫的世界。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世界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色彩，这也就为之后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取向，其实在其 1917年初的写作中已经有所表现。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发表在《新青年》 1917年 4月 1日第三卷第二号上，文中立论的基础就是：“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动也者，盖养乎吾身，乐乎吾心而已”。这种对“动”的强调，虽然暂时体现在个人运动层面，但是已经蕴含着一种动态的世界观。既然“人”与“动”相联系，“世界”也应该要与“动”相联系，而这种动态的世界与康有为理想中静止的、无矛盾的世界格格不入。毛泽东此时认识到世界是不断运动的、变化的，其再向前一步就可能走向对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接受。这就为毛泽东此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1917-1918年间，青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主线是“辞旧”。他与同一时期的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乐于接受新学说、新思想，但是很快，更新的学说与思想又取代了先前的学说与思想，于是一切看似“新”的东西都转瞬即逝，变为“旧”事物。正是在不断地“辞旧”过程中，青年毛泽东形成了独立而健全的思考方法，增强了对各类学说的辨识能力，实现了自身的思想成长和认识进步。同时，不断地“辞旧”本身也是一种思维辩证发展过程的体现，这种在思想上不断进行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也为他迎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到来作好了充足准备。1918年，毛泽东前往北京，在那里开始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之后的几年内逐渐确立了一生的信仰，而这种较为顺利的思想“迎新”历程，则离不开此前“辞旧”的彻底与深刻。

　　因此，对康有为这样一个“半新半旧”人物产生认识上的转变，背后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和思维能力的提升和飞跃。随着对康有为及其学说反思的不断深入，毛泽东的世界观日益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17-1918年的中国，恰逢“新旧之间”，既见证着张勋复辟这一逆历史潮流的政治事件，又迎接着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到来，不管历史逆流如何出现，“辞旧迎新”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势，并指引着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一种科学的新学说——蕴含着救国救民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在此时也处于思想上的“新旧之间”，告别康有为等若干此前认可的人物，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之道，最终在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的指引下完成了“辞旧迎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作者：林修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