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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发展观，广义而言包括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看法。狭义来说，专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看法。孙中山的发展观，也包括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从广义来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看法。中国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是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主张。武昌起义后，湖北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这个中华民国就是来源于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除了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主要目标就算完成了。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上通过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把它定义为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它的主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些全新的内涵，是中国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完全不具备的。这个新三民主义表明孙中山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孙中山对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民国社会的反思，对辛亥革命结果的反思，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紧跟时代不断发展的特点，对国共合作进行国民大革命具有指导意义。

　　从狭义的角度讨论孙中山的发展观，则可以从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入手。1903年以后，孙中山一直在宣传、阐释他的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是他阐释最多、最下功夫、用心最多的。1912年后，孙中山多次解释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对民生主义的诠释，许多学者看到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其实，民生主义并不是要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只是要反对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防止资本家垄断所产生的社会流弊。在我看来，民生主义主张的核心，是要在中国建设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的发展观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观，他所追求的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重新设计阐释民生主义，多次发表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说，赋予民生主义新的意义。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他指出，“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这是把人民生活提到了社会历史活动的中心位置。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又说，“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在民生主义第三讲中，孙中山说：“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又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要打破资本制度……所以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的学者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有的学者评论其是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尤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这里对于民生主义的解释，如果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考虑在一起，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修订反映他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的思考，反映了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变化，反映了五四运动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的接受。孙中山去世后，他的遗孀宋庆龄对1927年4月和7月发生的背叛孙中山遗言的反革命政变提出强烈抗议。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指出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革命中是基本的，表明了孙中山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认，认为工农阶级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柱石，认为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采取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便是动摇了国民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宋庆龄在这里传达出来的孙中山的意见是真实反映孙中山思想的。

　　孙中山为重新研究与设计民生主义，在上海集中精力专门撰写《实业计划》，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系统构想。《实业计划》于1919年写成，原文是英文，题为“中国的国际发展”，翻译成中文时定名为“实业计划”。可以说，“实业计划”是民生主义的具体化。1922年孙中山将《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孙文学说》合编为《建国方略》。鉴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国际上为战争服务的大批军事工业将要停业，消耗军工产品的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将要转业，国与国间游动资金将要寻找投放方向。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契机。在《实业计划》里，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擘画了初步的蓝图。他认为在未来二十年到四十年时间里，中国将有极好的发展机会，可以消纳国际上的资金，可以组织国际上的大银行团来中国投资，组织国际力量共同发展中国实业。

　　孙中山提出中国实业发展的宏观规划是：建设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碎石路（即公路），疏浚现有运河、开挖新的运河，治理长江、黄河、西江、淮河等河流，在全国普遍建设电报、电话以及无线电等；在沿海沿江建设商埠商港渔港；在铁路中心点、终点以及商港地建设新的城市；发展钢铁业、水泥业、矿业、农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培育森林；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为了实现这个宏观规划，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实业的六大计划。他提出的发展重点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使三大港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大港，与国际上发生广泛联系。要使三大港真正具备国际大港资格，这些大港就要有广大的腹地，要有便利的交通，要建设交通沿线的商埠、商港和城市，使之形成各个大腹地的商业网络。

　　综观孙中山拟定的国际开发中国的实业计划，以建设三大世界性的大港为中心，每个中心分别辐射到中国北部、中部、南部，还要辐射到西北、西、西南边境。以铁路、公路和河流等交通线为纽带，把港口和腹地连接在一起，沿交通线建设商埠和城市，沿海建设二等和三等港口以及渔港，连接三大港口。所有轻重工业都按照三大板块进行布局。以建设三大世界性港口为中心，把全国与三大港口连接起来。

　　显然这个设计的出发点是规划发展国际贸易，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整而又具体的国家现代化计划，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求富求强梦想的系统体现。种种细节显示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是胸怀中国、胸怀世界的，没有对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一定程度的了解，没有对中国国情的一定了解，是提不出来的。

　　但是，孙中山提出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这个美丽憧憬，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只是一张画在纸上的蓝图。这个计划不是建立在依靠中国自身基础上。他设想在中国组织国际开发行为，各国获利丰厚，可以终结世界上的国际战争、商业战争和阶级战争，这完全是空想。当时，欧战造成了欧洲衰落，欧洲各国自救而不遑，哪有资金和人力投入中国开发？欧战后欧洲国家发生一系列革命，各国政治上很不安定，哪有能力组织银行团到中国来搞国际开发？欧战后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帝国主义国家分赃不公，彼此仇恨，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酝酿中了，哪有精力考虑中国的国际开发？欧战后，欧洲衰落，美国、日本得利，日本正在逐步加大对中国的侵略，而美国眼看日本侵略中国却不对中国施加援手。因此，在中国实施国际开发是不现实的。

　　在孙中山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又十分衰弱的国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沉沦”到“谷底”的国家，是国家独立主权低到不能再低的国家。在孙中山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正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正是政治统治、社会治理最混乱的时期。这时候，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居然不能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山东的合法权益。巴黎和会前，中国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许诺抱有很大期望，以为公理可以战胜强权。不料和会上威尔逊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宁愿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而这也正是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的这个现代化的蓝图，尽管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在中国思想史上更是有着重要价值。

　　在《实业计划》的序言和结语中，孙中山提出了三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他提出了“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这是他的第一个重要判断；第二个判断，孙中山看出欧美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资本主义的趋势。他认为，“大公司”（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是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克服大公司带来的弊病，就是组织更大的归人民公有的大公司，“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但须得国际资本家为共同经济利益之协助”；第三个判断，孙中山认为，《实业计划》中列出的六大计划，是他提出建设新中国之总计划之一部分。他的意见，简括言之，“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这三个判断，或者说这三条发展原则，是孙中山发展观的精华，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孙中山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实现发展之权操之在我，这就必须要国家独立；要与国际资本竞争，必须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使国家富起来强起来，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同时，必须学习并吸取资本主义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技术经验。所有这些，只有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

　　孙中山发展观中，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明确体现了重视民生、重视社会和谐等旨趣，是值得借鉴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吸取了孙中山发展观的重要判断和思想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判断，或者说三个发展原则，都是正确的，但这只是技术性的原则。更加重要的是依靠谁来推动三个原则的执行。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这一条，孙中山恰恰没有提到。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国家主权有了保障。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孙中山提出的发展蓝图，对于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启示意义，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和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作者：张海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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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理论 202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