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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经历了三次转变，即从领导民众运动到领导武装斗争、从领导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到“上山”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从农村武装斗争到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由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在开辟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已写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三个历史决议，彪炳史册。
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学者包括理论工作者和党史工作者都把“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作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大课题，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共识。这些成果和共识，均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的重点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中国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毛泽东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这条革命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其次，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受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和压迫，可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再次，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是由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并由他们支持的多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缝隙和可能；最后，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国家，“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革命有回旋余地。
第三，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包括建立农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领导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三大元素。其中根据地和政权是基石，土地革命是基本任务，工农武装和武装斗争是保证。
第四，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是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找到的，这条道路的开辟为全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
从学术上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杰出贡献，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谈一谈笔者对以下四个问题的思考：
一是，“为什么是毛泽东？”
二是，毛泽东是如何找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革命道路的？
三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四是，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有几种提法及如何界定其内涵？
一、为什么是毛泽东
从理论上看，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革命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既然有其必然性，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找到这条道路。再深入思考一下，假设秋收起义领导人不是毛泽东会怎样，党中央为何会将毛泽东作为秋收起义领导人。
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农民和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三大召开前，毛泽东主要在地方即湖南工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在党的三大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就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张国焘曾提到：“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重视。党的三大选举出新的中央领导层，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自此，毛泽东便留在中央工作。1924年12月，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毛泽东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湖南疗养。1925年，他边养病边进行社会调研，继续发动农民、组织农协、开展农民运动。8月底离开湖南后，毛泽东于9月中旬到达广州，参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后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研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文章。《毛泽东选集》在收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添设了题注：“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192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在“学业”栏中填写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第二，毛泽东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毛泽东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农民和农民运动研究。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编写《农民问题丛刊》，以调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民运动。毛泽东指出：“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时，可借助大英博物馆的大量基础性材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后来花费大量时间到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靠自己迈开双腿，到农村去调查，才能了解国情、农情。
值得指出的是，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开宗明义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提到：“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
第三，毛泽东脚踏实地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成果被党中央领导人否定，但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和肯定，共产国际由此知道了毛泽东。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5天。2月16日，毛泽东将考察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并以《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为题，给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作报告。3月5日到4月3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战士》周报连续刊载。4月初，《民国日报》（汉口）、《湖南民报》也先后刊载这篇报告。然而，这篇受到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热烈欢迎的报告却遭到陈独秀等人反对。3月12日出版的《向导》周报刊载了这篇报告前七部分后，第八部分（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因陈独秀反对而停止刊载。但当时兼管中央宣传部的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决定将这篇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并亲自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周报刊载的这篇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曾谈及这次考察是如何改变自己思想的：“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情况时也明确：“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第四，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期所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谈及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过程，指出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可以“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同时，他又说：“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党的三大后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描绘。无论从全党的思想理论争论来看，还是从毛泽东的探索和思想认识过程来看，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
第五，正是鉴于上述原因，领导秋收起义的任务落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由此承担起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重任。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就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一事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前往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秋收起义时，当时有一种意见要湖南组织一个师去广东，毛泽东力主“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前去，提议毛泽东前往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会议最终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后来，湖南省委经反复讨论包括和中央的争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作为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新起点。
二、毛泽东是如何找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道路的
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这条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贡献最大，那么，他是如何找到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呢？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独特道路时，始终坚持“调查研究”这一最重要的工作方法，这对他找到中国革命道路起了关键作用。
第一，“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来自广泛的农村调查。
众所周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毛泽东这一思想就来自调查研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到农民做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五件就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根据调查获得的认识就已提出要“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正是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条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能够尖锐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第二，“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来自向多方群众进行调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在投入实际工作前，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中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后，毛泽东又征询来自湘潭韶山的五位农民意见，经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群众，群众已完全改变对他们的看法。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这些新认识都是毛泽东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由此，毛泽东带着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和形成的新认识，于8月18日参加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就“举什么旗”“暴动”“土地”“暴动区域”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在“举什么旗”问题上，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规定。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在“暴动”问题上，当时党内普遍认为暴动主要应依靠工农武装，毛泽东则认为必须要有军事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在“土地”问题上，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他还提出：“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在“暴动区域”问题上，原定作为中心区域的湘南当时局势已起变化，中共中央要求在湖南举行“全省暴动”，省委则认为力量不足。毛泽东主张实行“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起义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在第二天也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在8月22日召开常委会对此加以讨论，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枪杆子中夺得政权”论断与中央不同。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原则上同意省委意见，但不同意“打共产党的旗子”、不改变“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然而，仅时隔三周，中共中央的认识就发生了转变，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9月9日，秋收起义按计划实施，起义前已把来自原国民革命军、工农义勇队、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矿警队等武装力量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时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子，即工农革命军的旗子。毛泽东写秋收起义的词《西江月》，其中“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写的就是毛泽东提出并在一场争论后为党中央接受的“换旗子”问题。
第三，调查收集各方面信息，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9月19日晚，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一所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毛泽东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工农革命军到哪里落脚？文家市会议并未明确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师长余洒度于1927年10月19日向中央报告，当时会上议决“向萍乡退却”。第三团团长苏先俊于1927年9月17日向中央报告，当时“议决退往湘南”。在部队离开文家市时，毛泽东对全师指战员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9月26日，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莲花县城。在部队向莲花县行进的路上，秋收起义前第三团派去同江西省委联系的文书宋任穷赶上部队，给毛泽东送来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信件，说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拥有几十支枪。早在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时，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在会上介绍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四县农军状况时，就提及井冈山的情况，谈到他的朋友袁文才、王佐在宁冈、遂川有枪支人马，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情况。江西省委送来的这一重要信息进一步证实了王兴亚介绍的情况。9月25日，部队进入莲花县高滩村，当晚，毛泽东就召开调查会听取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对当地和永新一带敌情和地势的汇报。26日，部队打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又立即召开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在了解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斗争情况的同时，又一次询问永新、宁冈等地情况。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上井冈山落脚。9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向永新方向进发。29日，工农革命军抵达永新县三湾村休整5天，毛泽东一边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一边派人送信同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和袁文才联系。对部队的整顿和改编，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这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开端。同时，毛泽东在这里接待了前来接头的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清超和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顾虑重重，给毛泽东回信希望工农革命军“另择坦途”。毛泽东对龙清超和陈慕平耐心做工作，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清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宁冈古城。10月3日，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三湾，当天就到达宁冈县古城。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中共宁冈县委领导人龙清超等人和袁文才的文书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井冈山是工农革命军理想的落脚点。随后，毛泽东只带少数人亲自会见袁文才，鼓励他巩固和扩大部队，消除他的顾虑。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茨坪，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第四，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搞清楚农村阶级状况并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路线。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不久，就对宁冈、永新两县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毛泽东写成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可惜的是这两个报告都在战争中丢失了。对此，毛泽东说道：“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抵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决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到6月，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毛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革命根据地也大大扩大。为统一领导边界各县革命斗争，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在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后，于5月20日在宁冈茨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会后，毛泽东根据大会确定的“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在边界各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给井冈山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为领导好这场伟大的革命，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和后来的中央苏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土地革命实践中遇到的第一大问题，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没收地主土地”，没收的土地是“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还是“归农民所有”。1928年12月，毛泽东为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所写的“按”指出了三点：一是这个《土地法》是1927年冬天至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之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二是这个《土地法》有几处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均改正了。三是对“分配土地标准”和“替红军人员耕田”条款在实施中的变化做了说明。1929年4月，毛泽东在为兴国制定的《土地法》所写的“按”指出，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其中重要的变更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毛泽东强调：“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土地革命实践中遇到的第二大问题，是如何区分地主与富农、如何对待富农。为弄清这一问题，毛泽东于1930年5月展开了寻乌调查。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1931年2月2日，毛泽东为此报告写下前言，当时“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同时，他也指出：“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对完善农村的土地政策起了巨大作用。1930年6月中旬，在福建长汀县南阳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讨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规定，对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原则。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也指出：“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土地革命实践中遇到的第三大问题，是怎样正确把握农村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怎样正确划分农村阶级。1933年10月，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并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毛泽东在这篇重要的著作中分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包括雇农）五个阶级的基本特征，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从实践指导意义来说，毛泽东这篇著作不仅在当时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对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及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上来讲，毛泽东这篇著作完善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尽管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究竟怎样划分阶级，在毛泽东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论述和著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有三个标准：一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地主占有土地；富农一般占有土地、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中农大多都占有土地和相当的工具；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工人（雇农）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二是劳动状况。地主自己不劳动；富农自己参加劳动；中农全靠劳动或主要靠劳动，但无需出卖劳动力；贫农靠自己劳动，一般还要出卖小部分劳动力；工人（雇农）完全地或主要地出卖劳动力。三是生活来源。地主靠剥削农民为生；富农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分；中农生活来源全靠劳动或主要靠劳动；贫农主要靠出卖小部分劳动力才能维持生活；工人（雇农）完全地或主要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相较于许多教科书仅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来划分阶级，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标准要细化得多。毛泽东能够形成这样的科学思想，得益于他坚持不懈地进行农村阶级状况调查。
土地革命实践中遇到的第四大问题，是如何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毛泽东在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十分重视政权建设。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子恢、刘少奇等63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此后，毛泽东集中精力在调查研究中解决红色政权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后，开始研究政府工作。首先，他认为做好政府工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的错误观点，强调“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他同时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其次，毛泽东认为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深刻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根据这个深刻的观念，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这两个重要问题，并在此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引用了长冈乡群众的心声：“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毛泽东在此处引用的群众话语正是在社会调查中获得的。经过调查，毛泽东称赞长冈乡、才溪乡苏维埃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并把《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份调查报告印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调查，对于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因为毛泽东坚持不懈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已形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论断和思想。
三、“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今天，我们常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概念，显然是这条中国独特革命道路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如何提出的？什么时候提出的？对此，我们应实事求是进行考察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概念最初为“乡村包围城市”，是反对这条道路的人从否定意义上提出来的。1928年6月24日，在党的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与会代表、原浙江省委书记夏曦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党取乡村包围中心，我认为是不对的，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党的政策带有农民意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乡村包围城市，希望以农民力量攻取城市，即就是要发动城市斗争，也是以农民暴动为立足点。”192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就湖北省委上报的秋收暴动总计划致信湖北省委，明确指出：“你们总计划中在斗争的布置上用乡村包围城市的企图（如以监利沔阳石首等县包围沙市，以秭归宜都长阳枝江等县包围宜昌，以及各区向武汉发展），这种倾向，是极危险的，在客观上不啻暗示一般同志轻视或放弃城市工作，省委应当很严重的注意各大城市工作，同时严格纠正这种危险的倾向。”这一文件是党中央的文件，在党内影响很大。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并在检讨过去工作时指出，省委不但“没有坚决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方面”，“还拘泥于武装发动的观念，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忘记了城市领导作用”“认为可以由乡村包围城市。这在实际上是完全把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看作没有，而反是乡村可以领导城市了。这一倾向须立即纠正，不然，便是政治上严重的错误”。由此可见，“乡村包围城市”是作为反对“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被批判的。
在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形成时期，“乡村包围城市”思想进一步从“农民意识”升级为“右倾错误”“幻想”“绝对错误的观念”，被认为是“党的主要危险”，党的文件对此进行了批判。1930年4月1日出版的党内刊物《党的生活》第6期发表的文章《地方暴动与右倾观念》提道：“对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了解与运用上的右倾，更是目前党的主要危险。”“甚至朱毛和鄂西红军还不十分了解红军集中进攻的策略，还多少存留着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更有些地方（如鄂西）用乡村包围城市的办法，不积极发动城市工作，企图把乡村割据起来，然后用军事力量拼命进攻冒险取得城市，这是忽视城市工作的重要，农民意识的表现，也是妨碍地方暴动的右倾错误。”1930年5月24日出版的《红旗》以复信形式，批评周子敬（据有人考证为何孟雄）来信提出的革命势力应首先占据广大农村，然后联合起来包围、封锁、进攻城市的意见。复信写道：“来信的根本出发点是说现在城市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落后，这一点在原则上已经不正确了。”“以为农民斗争或红军发展可以离开城市工人的斗争，这一分析又是错误的。”“更错误的是以为不要城市工人而用农村包围城市可以取得胜利，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假使没有城市做领导，则任何乡村都是不能‘联合起来’的。并且，没有城市工人的激烈斗争，则一切‘包围城市’的计划完全是空谈。”这些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朱德等战斗在革命斗争一线的红军和地方领导人，是十分罕见的。1930年4月5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90期发表文章《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由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署名，批判“乡村包围城市”，更为罕见。李立三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尤其是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批判了“乡村包围城市”：“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然而，遭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批人猛烈批判的“乡村包围城市”思想，在他们批判之前，党内并未有人提出过。但由于这一批判，使得“乡村包围城市”问题引起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并开始用“农村包围城市”来概括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找到的独特革命道路。
那么，作为正面、肯定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所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1月25日所撰《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标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不仅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而且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能够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和发展，除客观原因外，还有五个重要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三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是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五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以井冈山斗争的历史经验，包括执行硬性命令攻打城市导致失败的经验为根据，证明只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才能确保边界红旗始终不倒。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确立“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通过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及由此带来的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系统分析，深刻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里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即后来我们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初表述。
然而，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文献包括毛泽东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作为正面、肯定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概念。这一重大的概念，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历史经验，研究抗日战争战略策略，思考和回答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重要思考。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这就从规律上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要将秋收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为什么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反革命势力较薄弱的边界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特殊性，指出中国革命走的是“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他指出：“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再加上中国是大国，失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今天的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因此，中国可以在乡村长期坚持斗争，包围城市，孤立城市，最后将敌人从城市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毛泽东强调，“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就是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第一次用“道路”来定义“农村包围城市”。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做了深刻系统的论述：“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这不仅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全面的论述，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历史上指责“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是所谓“农民意识”“右倾观念”“狭隘游击战略”“幻想”等错误观点，非常有说服力。
为了对这些重大历史经验和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总结，党中央于1941年到1944年间，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并于1942年开展延安整风。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于1945年4月20日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第二次“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诬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这一重要结论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正面、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农村包围城市”概念。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做口头报告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的争论加以总结，而且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全党工作重点将转到城市做了思想理论准备。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四、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有几种提法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就是应如何表述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在党中央第一次肯定这条道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表述是“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在胡乔木1951年6月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表述是“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且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同外国党的代表谈“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表述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些表述均围绕“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来讨论中国革命道路，反映了当时斗争的焦点。后来，我们许多党史著作包括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这条道路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是如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样的表述将“夺取城市”改为“夺取政权”，思想更为深刻。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还有另一个表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里的“夺取全国胜利”和“夺取政权”基本精神相同，核心概念都是“农村包围城市”。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表述。若将“夺取政权”思想纳入其中，则可表述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有一次，笔者在国外讲学，有人挑衅性地问道：“你们的政权依靠枪杆子支撑……这是你们自己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我当即回答说，“枪杆子里出政权”确实是我们说过的，时间是1927年8月7日。强调这一时间的原因在于，1927年4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那年8月1日拿起了枪杆子，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也就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严酷的形势迫使我们做出的决定，并非共产党人“迷恋”暴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时并未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道，采取民主方式共同建立新中国。
这件事促使笔者思考：如果把中国革命道路表述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就可以回答那样的挑衅了。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夺取政权”的内涵是否包括“建立新政权”？如果包括，就应包括“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全面考察毛泽东和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可以说包括两方面的经验，或者说由两句话构成：一是“武装推翻旧政权”，二是“民主建立新政权”。
历史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是1947年10月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12月会议上毛泽东对解放全中国所作出的决策部署。紧接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进一步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明确提出通过民主统一战线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来到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将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化为有组织、有章程、有制度的统一战线；然后，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条件下，决定由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种民主，在民主政治的分类中属于“协商民主”。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在“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中，还包括通过协商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经验概括为“民主建政，协商建国”。
总之，对于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上述各种表述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学习领会时要掌握其精神实质，把“农村包围城市”思想、“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和“民主建立新政权”思想，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讲全，唯此才能真正说明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胜利无比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