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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冰冰：毛泽东在推进“两个结合”中的方法论特质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孕育、产生、发展和完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两个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实现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体意识和方法论自觉。揭示毛泽东在推进“两个结合”中的方法论特质，对于我们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任何理论的建构都是以问题为思维起点的。问题必须是具有现实性的真问题，这样的问题才蕴含着解决的现实性、可能性和合理性，因为“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科学的理论必定是从真问题出发的。何为真问题?真问题是现实矛盾的表现，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发现问题要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马克思正是在对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这一“苦恼的疑问”的关注中，开始思考现实问题，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只有解决了那些现实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才能改变现实。而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是认识现实，或者说认识以问题存在的现实。任何理论都是针对时代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正是时代问题的不断转换与解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与发展亦是如此，始终与“中国问题”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真正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1840年以来，民族斗争、阶级对抗、中外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大变动，使近代中国面临着从政治体制到思想领域的总体性危机。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使民族文化传统实现现代性转换，这是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求索的问题，其间充满着曲折、艰辛和屈辱，也充满着斗争、创造和希望。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那些彷徨苦闷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正如李大钊所说：“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中俄两国国情相似，“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正因为此，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走俄国人的路”才是唯一出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走进中国，为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所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为把握和解决中国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要发现真问题，就要做好调查研究。无论是调查还是研究，都要通过实践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从投身革命起，就极为重视并亲自参加社会调查研究。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不仅广泛搜集各类经济文献和统计资料，还阅览和研究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相关学科的著作，摘录的书就有一千五百多种，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一百多本。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919年9月，毛泽东设想成立“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他还非常重视研究问题的方法，认为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问题必须实地调查，没有条件实地调查的，“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
毛泽东认为，要把握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质，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本本主义”,必须深入实践中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报告和材料。1927年3月，为了回应当时存在的党内外关于农民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将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的主体之中。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0年5月、10月，毛泽东分别对寻乌县、兴国县永丰区的土地状况展开深入调查，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找到了依据，使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可见，只有进行了调查与研究，才能了解事实、把握问题，进而求得方法、解决问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广泛的调查研究概括、提炼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结晶，体现了湖湘文化中经世务实、注重现实实际的传统与学风。问题是“实事”与“是”的结合点，是“求”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矛盾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的建构是从逻辑起点出发，逐步展开、演绎理论的全部内容的过程。逻辑起点贯穿理论体系的始终。因此，我们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的总问题。问题是对客观矛盾的理性把握。有的问题虽然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是真问题，但并不是主要矛盾的反映。“总问题”或“时代问题”才是关键问题。不是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时代问题。只有那些影响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才是时代问题。只有从时代问题出发，才能合乎逻辑地把理论构架起来，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向何处去”是自1840年以来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总问题。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出发，找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突破口。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深刻考察和深入分析，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到何处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是在“两个结合”中自发实现的，而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自觉意识，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基本要求。正是在问题意识的内在驱动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总问题，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才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科学体系与民族形式
按照具体的学科划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被划分为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综合概念，它不是这些不同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相加，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有机统一。丢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那样，“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理论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在实践过程中、历史进程中生成的。客观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实践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在解决中国革命这一总问题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那些独创性经验的理论升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945年，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体系的内涵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
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世界、分析中国、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思想武器，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一科学理论适合于已经成熟了的中国革命的要求。毛泽东说，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理论是一个互动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分析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来阐述和论证的，其本身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族化是它的内在必然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思维方式之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的民族形式和话语表达。马克思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工人阶级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发展总是通过它的不断的具体化民族化的形式实现的。只有结合民族实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其历史性内容，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使“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中国的特点”“民族的形式”,一方面就是要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解决那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料，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近代中国文化的内部演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转化与创造，更需要文化的融合与重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法、理论品格、价值理念等方面有一定的契合性：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福祸相倚”“天人合一”“一物两体”蕴含着辩证法思想；传统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念具有相通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思想与群众史观具有相通性。深受中庸之道与实践理性熏陶的早期先进分子，乐于接受也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他们一方面用中国传统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传统思想。正是在这种双向互动中，他们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毛泽东非常善于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话语表达等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例如，在概念的运用上，他用“物质”代替了“物”,用“意识”代替了“心”,用“规律”代替了“理”,用“人民”代替了“庶民”,用“阶级”代替了“群”,诸如此类。毛泽东还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一些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进行改造，他把囿于道德领域的“知行”问题扩展到人类的整个认识和实践领域来考察，并用唯物辩证法将两者统一起来，提出了认识过程“两个能动性飞跃”的思想，使“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得到科学的解决。他对“矛盾”概念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以中国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形式或‘中西合璧的矛盾辩证法’的现代样式”。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要受到环境的制约。这种环境当然包括每个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是以文化的历史积淀为基础的，作为各民族代代相传的、既得的思维传统影响着人们的文化选择。“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毛泽东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出色地运用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族文化遗产，汲取了它的合理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内容通过民族化形式体现出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主体与大众话语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就是说，对于历史的把握应该到物质生产实践中去寻找。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的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衡量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尺。但是，生产力不是脱离人的实践而抽象地运转的物质过程，而是由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的。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人的实践力量，是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唯一最活跃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因素。因此，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人类政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将人民群众确立为政治主体。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人民群众”一词，与之含义相近的是民。民是与统治者相对应的。虽然儒家提出过一些民本思想，例如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如朱熹强调：“盖国以民为本，社会亦为民而立”,但是从根本上是维护阶级统治利益的，是“保民而王”。据考察，群众一词最早出现在荀子的文章中，“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这里的“群众”并无特殊含义，只是许多人的集合体。19世纪末，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严复、康有为等人将英文单词society翻译为“群”“群体”“人群”,但他们不是从政治角度去理解社会，只是把社会看作团体。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群众观念。作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非常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以“民彝”比喻人民的权威、人民的权力。他说：“是则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更加坚信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他说：“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因为“过去一段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并不是那些英雄宰相创造的，而是那些劳动者农民创造的。”这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回答，凸显了人民主体的话语表达。“人民”一词在毛泽东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诸如“人民群众”“人民军队”“人民利益”“人民战争”“人民共和国”等等，充分说明人民群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经常号召共产党人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老师。他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的人民情怀表现在理论建构方面，就是他将“人民”置于政治理论的中心地位。他始终面向人民并代表人民说话，反复强调权力的主体是人民，强调党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他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做“种子”和“土地”,种子离不开土地；他还把军队和老百姓比做“鱼”和“水”,鱼儿离不开水。正是基于无产阶级立场肯定人民利益的方向，毛泽东把唯物史观“人民主体论”中国化，提出了群众路线理论。他在1943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容、实施步骤以及历史地位。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对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作了明确的说明，并将群众路线确定为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要彰显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认同、掌握这一伟大思想武器。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理论要得到认同，首先要使受众听得懂。话语表达方式是实现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如果表达方式不得当，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党和群众的脱节。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和生动活泼的话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表达出来，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强调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善于用人民群众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他们的诉求，以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去构建党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他用中国的老话“有敌大家打，……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的政策。他用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生动描绘了主观主义者口若悬河、纸上谈兵、清谈空议的形象。他用“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来批判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他把一切反动派都比作“纸老虎”,表面看起来很强大，实则“一戳即破”。为了说明一定要打倒反动派，他指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百余万字，出现了2000多条熟语”,大大提高了理论表述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毛泽东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是对人民群众话语体系的构建。“人民”二字贯穿全部毛泽东思想的始终。
总之，毛泽东充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在注意关心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用先进思想引导群众，推动科学理论转化为巨大的实践力量。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取得胜利，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唤起民众，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贴近受众的宣传艺术和政治话语来进行政治动员，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革命的意义和自己的利益，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从而实现革命目标。
四、结语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毛泽东说：“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但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理论自身中的统一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实践中的统一。只有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才能为它们在实践中的统一提供前提条件。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化，就是理论不断地具体化的过程。方法的有效运用必须结合特定客体和特定主体的具体特点。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如果我们不去考察事物矛盾的复杂性和实践的局限性，人们将永远停留在抽象的一般“怎么做”的阶段，不可能真正使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现实实践中达到统一。毛泽东思想在“两个结合”中形成所体现的方法论特质，是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践性特征所内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远离现实的纯粹的思辨哲学，而是面向现实、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实践，不是离开人的抽象的活动，而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民群众的活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然是不断解决那些人民群众关注的时代问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然表现为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话语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内在统一的。
（作者简介：彭冰冰，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基地负责人）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