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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方位，是指我们党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条件。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明确新的历史方位，既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和目标的主要依据，也是制定战略规划和方针政策的根本遵循。在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格局等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必然构成了新的历史方位。因此，全面准确理解新发展阶段、明确新历史方位，是理论界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此，本文力图从哲学的高度和意蕴来认识把握新阶段，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大历史观”“通变的哲学思维”和“总体性思维”三个维度深入剖析新阶段的定位依据与阶段性特征。

一、以大历史观贯通新阶段的历史逻辑

　　大历史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主张把历史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考察，用长远、宏观、辩证、整体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观。习近平强调：“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①深刻理解我国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必须用大历史观的视角把新阶段置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180多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历程的维度和谱系中把握其历史逻辑，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进行谋划。

（一）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

　　近代以来，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的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黑暗统治之下走向了衰败。面对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无数仁人志士尝试了各种“主义”，实行了各种“方案”，但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孕育于西方社会又超越了其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了中国人民最终的选择。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走出了漫漫长夜，中华民族才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从不可避免的衰落到不可逆转的复兴，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

　　在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苦难之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坚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②新发展阶段是在中华民族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更接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开启的关键阶段，将成为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冲刺阶段。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新阶段是近代以来180多年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新阶段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奋斗、牺牲、创造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中践行初心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从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谱系看，新阶段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

　　把握新阶段在新中国70多年历史谱系中的方位和意义，前提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当代延续和发展。从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尺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发展来的，是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思想基础上发展来的，是从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来的。

　　从大历史观来看新阶段在新中国70余年历史谱系中的方位和意义，关键是要认清把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主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改革开放“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安排再到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国构建“现代性”的路径立足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引，吸收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小康社会”到“五个文明”建设高度统一，实现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高度统一，创造性地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作为唯一的普世的现代化道路的“神话”，证明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具备实现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高度智慧，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新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起点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新阶段意味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朝着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目标奋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新发展阶段以及新阶段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新举措、新的路线图，从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来看，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现代化目标任务更明确、更具体、更集中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不仅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能够避免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弊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优越性将充分彰显。新阶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实现新阶段的现代化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重塑世界发达国家的版图并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三）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谱系看，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各方面制度体制更加完善定型，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较高的新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开创性的、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历史性变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国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从时间顺序和逻辑起点来看新时代和新阶段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阶段是新时代中的一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尺度和理论谱系来看，新发展阶段和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内涵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其一，新发展阶段是面对4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更深刻的矛盾和问题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阶段着眼于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明确新时代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其二，新发展阶段和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一致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迈向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一步，也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步。”③新发展阶段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新发展阶段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质的飞跃。其三，新发展阶段和新时代在目标任务上是一致的。新时代和新阶段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致力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致力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其四，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发展理念、战略的具体化，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目标任务上更加明确，为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更具体的遵循。

二、以通变的哲学思维把握新阶段的发展逻辑

　　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关于通变哲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告诉我们，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础上，事物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交替循环，形成事物质量互变的规律性。运用质量互变规律可以把握新阶段与初级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是新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具体阶段；二是新阶段体现总的量变过程的阶段性质变，是一个特定的阶段，即具有较高起点的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

（一）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新发展阶段

　　质量互变规律认为，质变和量变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的质变，在质变过程中也有旧质在量上的收缩和新质在量上的扩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由我国落后的国情决定的特有历史阶段，在这个从“不发达”向“发达”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会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和重心也有所不同。具体言之，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我们党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20多年的努力，改变落后的农业国面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时期，我们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经过了40多年的奋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显著提升。第三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处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目前的新发展阶段正是属于这一阶段。具体来讲，它是指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并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

　　新阶段是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具有较高起点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推动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的进步发展，而且推动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该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立足“两个大局”是新阶段的新环境。“两个大局”④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反复提出的重要命题。新阶段“两个大局”的环境既呈现出与以往一致的方面，也有新的情况和表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民族复兴的阶段性成就。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的优势明显。但与此同时，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主要表现为受到经济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外部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影响。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正经历国际力量对比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之变、治理之变，加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可谓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可以看到，“两个大局”的新环境标志着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应该如何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更好地发展自己，如何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等问题，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科学的解答。

　　第二，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阶段的新主题。高质量发展是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的，到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⑤。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直接表现。因此我们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度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后，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各领域各层次的发展将更加全面、更加协调、更加深入。当前，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发展阶段新的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新奋斗目标，是对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整体战略的持续推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⑥的“两步走”战略。这一战略布局既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力部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结构严谨、内涵丰富、内在统一的目标体系，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指向，强调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⑦，主要表现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核心基础、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制度保障、以打造现代化文化强国为价值指引、以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为目标导向、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现代化为永续条件。这五个方面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协同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涵。

　　第四，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阶段的新理念。以科学理念引领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和题中之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容和要求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具有了新内涵和新要求。创新发展不仅要跟跑、并跑，更要领跑，成为全面发展新动力、新引擎，建立自主可控的创新发展体系；协调发展不仅要在技术、产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补缺补短，更要在新发展格局上重建协调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不仅要坚定生态文明道路，同时要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中国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放发展不是满足于“请进来”的单纯招商引资格局，也不是满足于对全球供应链高度依赖的开放型经济，而是在新发展格局基础上努力做全做强自己，让“中国走向世界”；共享发展也必将随着全面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而增添新内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新发展阶段将更加多样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⑧。当前我国进入新阶段，除了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还要解决一系列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这更需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新阶段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第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保障。这是对未来我国发展战略、路径主动作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深刻改变我国发展的结构和走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经过快速成长，市场潜力巨大、供给能力充足，已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现实条件和坚实基础。新发展格局与以往发展观相比，有了重大创新性改变。一方面，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⑨，是对过去单纯依赖全球市场大进大出发展观的重大转变。这是在新阶段上对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再创造，不仅需要将发展的重心偏向重建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消费体系，更要在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重建全国统一有序的供给体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⑩，不是放弃全球化建立封闭的国内循环体系，而是以国内循环为坚实基础实现更可靠、更高层次的全球化发展战略。

（二）新阶段仍然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质量互变规律认为，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构成事物的成分的排列组合的变化，是事物在度的范围内的变化，而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转变，是事物的超出度的范围的变化。就新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看，新阶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质的变化，本质上仍属于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历史时期，并未跳出我们当前所处的大时代。之所以如此，我们可以基于理论与实践两大维度进行阐释。

　　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较之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言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共产主义运动不断推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观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应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其历史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我国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而向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迈进。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11}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2}十九大新党章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之所以说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和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还没有完全摆脱不发达阶段。从经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已居世界前列，但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突破1万美元，排在世界第70多位。从综合发展水平看，在创新能力、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我国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一些关系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因此，新阶段是承接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由落后社会生产现实走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虽然我们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从实践上看，当前发展的总体性任务与目标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是没有成功先例可资参照的伟大事业，只能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的现代化。进入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推进“五位一体”建设，仅仅是阶段性目标、重心和任务不同而已。我们在经济建设上要着力实现经济现代化，不断提升物质文明水平；在政治建设上要着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政治文明水平；在文化建设上要着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提升精神文明水平；在社会建设上要着力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着力建设美丽中国，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水平。归结起来，新发展阶段，我们党通过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而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概括来看，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面临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新的挑战后主动选择的自我革命和实现的发展转向，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和以人为本的社会整体现代化。

三、以总体性思维衡量新阶段的未来前景

　　以历史逻辑深入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即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目标为标志的阶段{13}，既需要理解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和渐进性，还需要以一种总体性思维把握每个发展阶段，更需要深入地把握各个发展阶段建构起来的整个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衡量和把握新发展阶段不能人为主观地随意设置、预设或悬设，必须在历史发展规律性基础上充分地构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新发展阶段的未来前景，既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又要解决新发展阶段的具体问题，以总体性思维理解和把握新阶段的新目标、衡量其未来前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以总体性思维衡量新阶段的未来前景，需要准确把握新阶段的实践逻辑，明确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发展主题，实现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必须更深入、更现实、更具体地坚守和展现社会主义性质，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界限，明确这个新阶段的突出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贯穿的主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的价值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基本维度，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把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与时俱进地表达和展现出来。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认识和把握新阶段的未来前景。

（一）以系统的观念把握新阶段内在发展结构的有机整体性，系统应对新发展阶段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全面把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有机联系，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构建新阶段的系统性

　　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深刻意义，必须如中医诊脉，似沙场布阵，坚持用整体观、大局观辨别形势、解决难题、应对挑战，也就是要坚持系统观念来理解新发展阶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14}，把新发展阶段作为一个系统性概念，发挥“系统”各方优势，找准并补齐制约“系统”实现整体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点，实现各方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发展。

　　第一，系统观念注重运用结构性思维推动新阶段发展结构优化和治理效能提升。进入新阶段，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发展所面临的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也更为凸显，例如，经济发展态势长期向好，然而资源短缺、生态退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却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等。这些结构性矛盾影响整个发展阶段的结构优化和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要求我们必须运用结构性思维，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系统要素的内部结构着手，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周密分析，系统制定解决方案，推动经济体系升级，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从而增强新阶段发展结构的互应性，切实提高治理效能。

　　第二，系统观念注重运用动态开放性思维考虑新阶段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5} 任何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特定时间与空间条件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开放与风险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习近平指出：“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16}如何在新阶段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在诡谲莫测的国际形势中积极赢得主动权，打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科技压制、贸易封锁、意识形态渗透，要求我们必须系统、动态考察影响新阶段发展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及其关系，清晰认识各种内部要素间的动态变化和客观发展规律；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盛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对全球的治理秩序提出挑战，面对各种机遇及风险因素，我们必须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使国内国际市场相互联通，走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之路，“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17}，加强党的建设，勇于自我革命，以自我之革新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局。

　　第三，系统观念注重运用全局性和战略性思维谋划新阶段发展的整体布局和科学方向。全局性、战略性是系统观念的最根本特点，对制定发展策略、确定发展方向起到前瞻性和整体性的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世界形势动荡不安，国内发展任务艰涩复杂，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定中国道路，高举中国旗帜，开创中国之治，这不仅是重大的发展问题，更是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要求我们有战略定力，善于从全局思考、整体谋划，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问题，兼顾新发展阶段的安全、稳定、秩序问题，实现二者综合平衡。新发展阶段，必须坚定“四个自信”，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立足世界发展形势和中国发展实际，着眼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远目标，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以发展眼光衡量新阶段，就必须明确新发展阶段和更高发展阶段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二者既具有历史继承性，又具有超越性，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18}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在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之后，我国将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这将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因此，新发展阶段和更高发展阶段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是承接过去、立足现实、指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一，新发展阶段是对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建设、改革实践和理论经验的科学总结的结果，是对当前国内国际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作出的积极回应。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为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片面追求高速度、高产量，对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阻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问题，加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从而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二，新发展阶段以夺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指明了未来更高发展阶段的前途和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何时都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发展阶段的庄严宣告，也是面向未来更高发展阶段的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更高发展阶段的实现以新发展阶段为条件和基础，具有历史继承性，同时它又超越新发展阶段，反映了新的发展要求。新发展阶段和更高发展阶段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过程，在前一个阶段积累的物质力量、思想理论、实践经验为后一个阶段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实践基础；后一个阶段又会根据其现实状况，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等进行相应调整，实现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发展、个性发展。其一，在更高发展阶段，并没有改变新阶段发展的主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永恒的主题和本质规定性，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巩固发展基础，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发展韧劲，扩大发展空间，提升发展优势是为了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水平，是实现从新发展阶段向更高发展阶段跨越的重要条件，也不会改变新阶段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依靠一代又一代人民群众接续奋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至上是更高发展阶段不变的原则。其二，更高发展阶段将在继承发展主题的基础之上，给予发展更加丰富的内涵。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在更高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使得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和空间有了不同于新发展阶段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内部结构将发生新变化，对社会和人的发展提出更为全面、优质、综合的要求，更加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发展的融通性，以及这些要素与人自身发展的协调性，要在更高阶段继续书写发展奇迹。

（三）从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性看，新阶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间既具有内在统一性，又要体现出创新性、开放性、现实性和前瞻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进行不懈探索，作出了多方面的回答。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再次作出了系统的规划和要求，对新阶段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全局性的谋划，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提出了前瞻性意见，使目标更具体，内容更丰富，格局更开放。这就是说，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开放性，既要明确其总体性的目标指向，又要能够具体地、完整地、全面地设计和规划其在现实中展现出来的所有细节和环节，如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方针，在现实性基础上以前瞻性构建一种新文明类型。

　　一方面，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间具有统一性。新发展阶段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本路径或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完成，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激励并推动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作出更为详细、系统的规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了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六个新目标，即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19}六个新目标为新发展阶段明确了具体的奋斗方向，由于新阶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在统一性，目标的具体化又促进了新阶段发展内容进一步丰富，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安全的统一，更加突出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创造性，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拓展了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创新性，彰显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现实性与前瞻性。其一，新发展阶段要实现真正的创新发展、开放发展，需要及时总结发展经验，深化发展历史逻辑的相关问题，如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我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关系问题等。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本质关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实践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贯穿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过程中，并不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深度结合的实践动力和创新成果，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是现代化任务不断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生成、创新、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日益建立起本质联系的过程。我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于推动全人类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两个大局”的形成与发展，将我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进入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对世界发展格局、历史背景、未来前途进行全面性、整体性审视和考察，将我国发展置于世界发展之中，并从中孕育出推动人类事业整体进步的新力量。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实现必将为全世界各民族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贡献出中国智慧，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选择，繁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机活力。其二，新阶段需要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和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展现出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就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使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20}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能够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规定范围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实现，一方面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奠定了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并始终朝着这一方向不断探索实践，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发展，有效避免了陷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老路；另一方面，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挖掘“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普遍意义，在批判继承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给予现代化以新内涵、新意义，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范围，正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断向更高水平推进的过程中，为开启和实现面向共产主义的新文明类型造就了现实可能性。　

　　（作者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