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令世人赞叹的发展奇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完善、从探索前进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种发展奇迹所带来的“中国之治”，使许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道路”“中国之治”的特色，以及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有哪些独特优势能够借鉴。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们希望能从中吸取“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成功经验，以期在未来能够持续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发展。
一、借鉴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共同发展的发展路径
（一）借鉴中国走自主发展之路。众数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苏为师”“一边倒”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即提出：“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实践路径，最初是按照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高度集权和集中管理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然而，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促使毛泽东很快做出了改变。随后，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尝试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恐怕是不行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经过40多年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探索创新，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了世界前列，党的面貌、国家的前景、人民的期望、军队的战斗力，乃至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的“四个自信”，也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生机与持久活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现代化建设成功之道的实践，带来的最广泛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抛弃了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上的“照抄照搬”，立足于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样地，各国在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时，也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化发展理论，照抄别国的既有经验、照搬别国的成功模式都是不行的。
（二）借鉴中国走跨越发展之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普遍面临着追赶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发展水平的压力，还要适应发达国家制订的游戏规则的约束，面临着国际范围内日益加强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环境等多种发展制约。按照马克思所言，由于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本身会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那些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后者同样要面临的发展困境，从而使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因此，能否跨越现代化进程中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卡夫丁峡谷”之痛苦，就成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之痛”。
但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由于制度手段运用的不同，落后国家开始工业化时，发展的速度、企业生产的组织结构等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而且“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知识和意识形态也十分不同”。如果后发国家能够并善于利用好自身的条件，也能化劣势为优势，化负担为资源。并且受现代化水平相对落后程度越高的国家，增长速度就越快的规律作用，使改革之初的中国也具有诸多的“后发优势”。有学者就认为，中国善于吸取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教训，从而能够提前预防或避开它们的错误，“在更高、更新、更绿色的起点上创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起飞并取得令世人感到震惊不已的成就，“正是与我们通过对外开放大力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社会现代化的各种成果和经验分不开的”。此外，经济学家经常提到的诸如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利用人口红利、尤其是适时抓住信息化、智能化的新一波科技浪潮等等，都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的有利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是其他国家力图现代化、寻求跨越发展时可资利用的有利因素和“后发优势”。
（三）借鉴中国走共同发展之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与速度，既取决于其国内制度设计、政策导向、文化底蕴等内部条件，也取决于战争与和平、紧张与缓和、以及大国零和博弈等外部条件即国际环境。
早期发达国家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之时，大航海时代刚刚开启，美洲大陆刚刚被发现， 世界市场尚待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凭借坚船利炮奴役、掠夺和殖民还处在传统农耕社会的落后国家，帝国主义还可以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瓜分世界市场。但时至今日，在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太空武器、AI 武器等大规模或智能化杀伤武器的恐怖制衡下，在洲际导弹“全球一小时”抵达的 “地球村”里，在民主和人权观念日益普及的“全球化”浪潮中，毁灭人类自身乃至地球的世界大战不易启动，明目张胆地奴役、掠夺和殖民不被接受。因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发展只能是“和平发展”“共同发展”。
中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做出了世界形势有利于中国在维护总体和平的大局下，抓住发展机遇的判断。1985 年 5 至 6 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即做出重大决策，开启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争和斗争的紧张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注重建设的轨道上来。1988 年，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全局问题，带全球性的大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判断，党的十三大以后被概括为“时代主题”。此后，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大魄力将工作重心果断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探索出“和平发展”时期的现代化发展路径。通过“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等政策制定激发民众的内生动力，在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的情况下实现了“和平发展”和“国际共赢”，避免了大国崛起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
考察其他后发国家寻求现代化的路径，同样不可能再重复旧时代奴役、掠夺和殖民的老路，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 , 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下，走上“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之路。
二、正视经济格局、战略格局、领袖格局的独特优势
（一）正视各国经济格局的不同。中国现代化之路与许多后发国家不同的独特优势，是在于其经济格局的不同。
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即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根本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有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或者说“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国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就有了根本保障，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有了根本保障，“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就有了根本保障。也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搞活市场经济有了“社会主义”的底色，有了“共福共享”的经济民主，才能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在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以及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同时，“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也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卡夫丁峡谷”。
其第二个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特征明显，即使在全球产业链相互高度依存的情况下，依靠其他国家的施舍来搞建设、谋发展都是短视行为。像当年中苏交恶、苏联撕毁合作协议，而今美国发动贸易战、动员全球资源围堵中国，也已在实践上证明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靠独立自主，也只能靠自力更生为主。从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在苏联帮助的 156 个援建项目基础上，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前，即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本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中国就从落后的农业国一举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又经过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建设和布局，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国如今已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举世无双、独特自立、行业齐全的完整国家工业体系。这意味着无论哪个国家想要威胁中国，都没有能力通过贸易禁运等经济手段打垮中国的经济体系。
对比苏联经济产业结构过于偏重重工业，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矿产和武器贸易，以及一些依靠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国家，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持续调整重组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想再次独立自主地、构建如此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已经十分困难。因此，后发国家寻求现代化发展路径时应当正视与中国经济格局的不同，并通过与中国经济体系和庞大市场的紧密联系，找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格局中的优势产业和独特地位。
（二）正视各国战略格局的不同。与亚非拉许多后发国家和越古老朝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中国是个大国。尽管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大国的战略格局、行事逻辑和全球思维还是会有所不同，因而有能力树立“大国担当”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在坚持了多年的“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战略韬略下，中国在避免树敌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惊人成绩。但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大国不满中国“闷头发大财”、小国期望中国“带带小兄弟”，中国的战略格局、行事逻辑和全球思维也开始出现了调整。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缘由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全球治理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是大势所趋，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其目的就是要“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其底气是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后发国家而言，在这个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筹金砖合作，在世界发展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以便在未来的“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些东欧、中亚的独联体国家经历“颜色革命”自顾不暇，欧盟与英国在“脱欧”问题上艰难撕扯，慕安会忧虑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全球拼图”，中东、北非“阿拉伯之春”引起的战火还未完全熄灭，伊朗上空又阴云密布，南美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局势突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能够站在人类文明跨越发展的高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共同体”的“世界历史”的长远视角思考本国发展战略和全球文明进步。因此，其他国家寻求现代化发展路径时，也可正视中国的战略格局和高度，提升自身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格局，从而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找到自身发展的合适位置。
（三）正视各国领袖格局的不同。苹果、微软、通用、华为、阿里、腾讯等等实例都证明了，一家公司的成功，需要一个优秀的团队和卓越的领头人。同样的，一家国家的成功，也需要优秀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在中国，许多学者的共识就是，中国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而党又始终有有力的领导核心作为“主心骨”。于中国道路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对比苏东剧变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挫折教训表明，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和有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就难以在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基础上形成团结一致、昂扬奋进的局面。试想如果将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对调，中苏两国的命运会怎样？再对比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成立的印度共产党、南非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等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同样是经历了 70 年左右的探索奋斗，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现代化跨越发展的成功之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印度出的是甘地、南非出的是曼德拉。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被暗杀导致的德国共产党的一蹶不振也能验证领袖人物对群众运动和国家导向的重要性。
因此，在当代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近年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赢得了党心民意和国际尊重，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全党在政治立场和方向、政治意识和原则等方面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而能肩负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继续开拓中国的现代化飞跃发展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他后发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寻求国家现代化发展路径时，应当正视在这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差距或不同，重视从本国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中发掘和培养自身的优秀团队和领袖人物，以便在未来的现代化追赶道路上有所改观。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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