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是马克思特别是其后继者高度关注的核心论题。对这一论题的认识，不仅关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亦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在理论层面论述了两大社会制度的承续关系，但由于他们没有亲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因此并没有在实践层面论及两大社会制度国家如何相处。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条件出现了新的变化，各国革命发育程度表现出来了很大的不平衡性，多国同时发生革命的概率只能让位于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率先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以此思想为指导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相处的实践探索。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如何并存相处这一核心论题，呈现出与时俱进的认知和实践取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历程，需要深入反思以下几个逻辑相扣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运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第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以帝国主义论，而当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主线来认识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其中的转换动力是什么?第三，基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历史演进和动力机制，可以得出哪些现实启示?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还是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唯有全面厘清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历史演进和动力机制，打破阻碍正确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思想藩篱，才能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一、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道路探索自然受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因此，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首先要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其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影响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实现了思想与实践的同步发展：思想史层面上，方法论实现了从“一点论”到“两点论”的突破，实践层面上，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表现出了斗争、合作与竞争交融的复杂态势。

(一)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方法论突破

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关于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方法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空想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认识，这种认识，切断两大社会制度联系，一味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对资本主义值得借鉴和学习方面缄口不言，在方法论上属于“一点论”。另一种是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同时，还注重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这种认识在方法论上属于“两点论”。

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开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极度憎恶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甚至还基于对未来理想社会设想积极展开实验和实践。总体来讲，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内在联系的。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将全面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方法论属于典型的“一点论”。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为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一方面，两大社会在政治更替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两大社会在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承继关系，这种“两点论”取代了空想社会主义形而上学式的对立思维。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无产阶级必然会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尽管从政治更替方面来看，两大社会是对立的，但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性作用。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迈向社会主义的重要阶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东方落后国家和地区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但前提是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积极文明成果。由此可以得出：两大社会制度在政治方面是对立的，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则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列宁在马克思精辟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最新发展态势，进一步深化了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在《帝国主义论》中，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指出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方面，列宁批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诋毁一切与资产阶级相关的东西、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观点，并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应当把这个基本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应当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来。”^[另一方面，列宁始终未放弃帝国主义论，不断以直接物质支援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希望世界革命爆发，彻底实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原初构想。

通过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方法论，实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一点论”到科学社会主义“两点论”的转化和发展，这对社会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新变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制度统摄全球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开启了共处的模式，主要表现形式有斗争、合作与竞争，但在实际交往中又呈现出复杂多样化的表现态势。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初期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以暴力形式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扼杀于襁褓之中，甚至不惜以直接武装干预的形式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从武装干涉转向了包围、孤立和封锁，并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垒格局。需要指出的是，在“热战”干预社会主义政权消停的背后，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毫不夸张地说，自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歇、形式不断翻新。当然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合作也在逐渐增多，合作态势是极其复杂的，整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作范围和领域在逐步扩大。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探索吸引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和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0世纪30-40年代，为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嚣张气焰，两大社会制度国家在政治方面结成了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冷战”局面一度令两大社会制度国家剑拔弩张。第二，“冷战”是影响合作的最主要因素，两大阵营对峙是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的关键所在，两大阵营对峙的舒缓程度与合作的阶段性直接相关。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缓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第三，合作中充满了斗争色彩。社会主义国家要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就要努力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开展斗争的目的，既是为争取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也是为了有效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三)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影响及具体表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两大社会制度是替代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尽管两大社会相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基础上对世界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仍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这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弊病，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限于当时客观环境及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东方落后国家需要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开始采用差异化策略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在坚决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积极争取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出现了三大重要变化：一是美国霸权主义战略凸显；二是美苏同盟关系走向瓦解；三是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断发展。资本主义陈营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的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20世纪60年代，苏联对自身国际定位发生转变，其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断加剧与东欧各国、中国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都是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重要阻碍，中国共产党要沿着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方向，拓展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1974年在对国际格局总体判断和辨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著名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交流力度，而且注重发挥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的作用。此时中国共产党深信世界革命会爆发，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积极支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充分研判世界形势的基础上，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指明了方向。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扩张空间，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坚持以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来把握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通过时代主题的再确认，同资本主义共处已成为社会生产变化的必然选项。本世纪初，国际格局中利益错综复杂，生态、贫困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相处进一步澄清了思想前提。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荣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从帝国主义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逐渐转向了和平共处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践阶段，形成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导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崭新思想理念。

二、逻辑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转换的动力机制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转换，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过程中，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不断为化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际问题所做的努力。探讨从帝国主义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转换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集基本动力、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于一体的动力机制，是驱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并实现转换的根本所在。

(一)基本动力机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转换的根本所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根本依据，同时是驱动中国共产党转换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的基本动力机制。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成为共同影响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转换的根本所在。“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握两大社会制度关系，主要体现在对两大社会内部发展变化的把握上。第一，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没有直接走向帝国主义论中的“垂死”和“腐朽”，列宁预想的世界革命转入了“暂时性”低潮阶段。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深化推进经济改革力度，采取了包括加大科技创新、加强宏观调控、建设福利社会、积极产业转移等在内的举措，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缓和了国内紧张的阶级矛盾态势。最需要指出和关注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全球产业链的分工调整，牢牢掌控研发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并把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此，资本主义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多的财富积累，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承接资本主义产业转移过程中生产力亦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第二，社会主义在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新变化态势基础上，坚持以开放的姿态，不断向资本主义学习借鉴优秀文明成果，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升了社会主义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充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成果，不断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密切互动的交往发展格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为维护其增殖利益，会不断发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战争”，如以贸易战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封锁和反封锁等，试图打断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长期将其固定在产业链的低端加工环节，从而获得更多更长远的增殖利润。

二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本增殖空间，不断调整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获得了更多的利润空间，缓和了国内社会矛盾。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主动承接资本主义产业转移，不断为走向更高的社会阶段积累物质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现实基点。由此，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指导理论，自然实现了从帝国主义论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

(二)内在动力机制：主体性自觉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内驱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高度的主体性自觉，来推进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断为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任务注入动力。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主体性表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高度的理论和实践自觉审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发生的深刻变化，不断推进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列宁结合资本主义最新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并据此提出了世界革命主张。中国共产党主要沿着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理论阐释，认识和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在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实现了从“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以此进一步升华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第二，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是深化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的动力支撑。中国共产党深谙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始终不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以此为内驱动力不断深化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不断深化对两大社会制度的认识，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设良好国际环境。第三，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深化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的自觉体现。在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首先面临的是马克思所讲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无论是出于发展中国现代化，还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需要都必须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主体自觉，立足基本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实现了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从帝国主义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换。

归纳而言，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主体性自觉，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追求以及对“三大规律”的深化把握三大方面。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两大社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层面发生的变化，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调整、提升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科学认识，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重要动力。

(三)外部压力机制：复杂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外部驱动

中国共产党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的转化动力，不仅受基本动力机制和内部主体性自觉的驱动，而且还受外部复杂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影响。换言之，应对复杂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深化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及转换的外部压力机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受到各种复杂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承受着外部错综复杂的风险挑战，并对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同时承受着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帝国主义论为指导、审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符合当时的革命现实。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保持着高度戒备，试图以各种手段打压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面临的外部压力。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资本主义陈营的封锁和敌视，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没有成熟的实践经验可遵循，“三个世界划分”等理论的实践突破都面临着较为复杂的环境压力。改革开放初期，与时俱进的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深刻反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挫折，从文明高度审视资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资本主义学习^[8]，成为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化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的现实起点。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更为科学冷静地研判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颜色革命”等挑战，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全面推进了马克思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第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善于把外部风险压力转化为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动力。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复杂压力，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发展变化的现实，不断聚焦革命、建设和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从全局视野出发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一方面，面对复杂外部环境的风险影响，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科学研究，而且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做出宏观回应。科学总结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实践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课题，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做出符合历史现实发展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科学把握和理性应变的能力，及时深化认识和调整两大社会制度相处之道，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全新场域，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指导理论，厘清从帝国主义论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转换的历史和动力机制变化，对澄清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思想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三、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转换的演进省思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必然会实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实践，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并不会改变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对立关系。以此出发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转换及内在动力机制，可以发现，无论是坚持帝国主义论还是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导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都是符合具体历史发展现实的阶段性选择。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澄清百年来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转换及动力机制的思想前提，学习资本主义优秀文化成果，无疑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积蓄力量的现实要求。

(一)要坚持对立统一规律认识两大社会制度逻辑关联

十月革命真正开启了“一球两制”时代，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并没有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东方落后经济文化的现实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替代关系，并不能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立即实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和平共处基础之上，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断为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积淀更多的物质力量。在新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实践进程中，要始终遵循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第一，矛盾同一性是两大社会制度合作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出，社会更替建立在过去社会的发展基础之上，只有通过扬弃旧的社会制度才会产生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扬弃，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充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限于历史条件局限，马克思、列宁未能更深层触及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文明扬弃承继关系。他们对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理论层面的未竟之说，自然给后起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困惑，但与此同时，也赋予中国共产党更为广阔的思维创造空间。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把握，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实现了对两大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创造性发展。第二，矛盾斗争性原理是两大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尽管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出长期复杂性，但绝不意味着不会实现^[9]。马克思最早指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到了晚年才关注到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并没有过多的述及两大社会制度如何相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曙光出现了，世界革命爆发后资本主义就会终结，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支持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尽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变化，时代主题从“革命与战争”转换为了“和平与发展”，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两个必然”理论发展的必然，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则是对“两个决不会”理论科学阐释。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确实呈现出了新的变化，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依然在向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方向发展。

(二)要深刻把握从帝国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转换的内在逻辑

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企图以武装形式形式扼杀苏维埃政权。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俄国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整体来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主张反映出了当时两大社会制度的对抗关系——帝国主义企图扼杀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则要不断谋取生存发展空间。两大社会制度更激烈的实质性对抗，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入了全面对抗阶段，当时两大阵营采取了除直接“热战”以外的几乎所有手段。这种现实状况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论述来把握两大社会制度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为指导，逐步摆脱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的干扰，阔步走向了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阶段，两大社会制度由此进入了和平并存竞争的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新科技革命等，仍不断加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在与资本主义纵深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全面迈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渐突破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阻碍，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转向以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角度来审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理论。

(三)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

从世界整体发展格局看，资本主义是造成世界发展问题的根源，同时在东弱西强、南弱北强的整体性态势中，资本主义处在相对强势的位置之上，给社会主义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军事等方面，资本主义都拥有比社会主义相对的优势。社会主义中国要在这种态势中获得生存发展，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做好自身建设的基础之上，不断总结中国智慧和经验，进而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苏东剧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长期积累的经济、科技等优势处处施压，不断加大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打压、分化力度，试图以“和平演变”攻陷社会主义，以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思想主张，正是对资本主义压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积累是建立在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利益基础上的。无数鲜活的案例证明，资本主义文明是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文明幻象”，一旦失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空间，资本主义文明将无法持续^[10]。上述两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指明了更为鲜明的方向，即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影响力，为人类社会向更高级形态演进奠定物质基础。

结 语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高级形态，而现实的社会主义率先建立在东方落后国家，由此导致了原本是历史承继关系的两大社会制度在当下表现为并存和博弈。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国共产党深化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时代厘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内在动力机制，为全面深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破除了思想藩篱，有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进而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