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一百年来，面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风险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闯过无数激流险滩，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回顾中国共产党从容应对重大风险的历程，可以启迪我们的思维，激发我们的斗志，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执政之初，不惧西方封锁、苏联决裂，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战结束后，国际上存在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选择了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资本主义阵营企图用封锁打压等手段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便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战略，管制我国在美的公私财产，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切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

　　恶劣的外部环境，非但没有压垮我们，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雄心壮志。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建立起一个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尽快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这是事关我们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抉择，也是事关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期间，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逐步构建起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雏形，初步打破了西方的封锁。

　　在当时，可资借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经验主要源自苏联。在我国“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苏联方面给予了多方面支援，派到我国的技术专家就达三千人之多。在用好外援的同时，党中央仍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对我国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苏矛盾加剧后，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停止供应我国建设需要的重要科研设备。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期，导致许多重大项目被迫停工或中断，不少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企业无法按期投产，可谓雪上加霜。

　　面对困局，全党上下团结一致，顶住压力，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我国以“两弹一星”的研制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另一方面，努力排除苏联毁约造成的负面干扰，力求开辟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反思“大跃进”教训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将主要注意力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优先序为：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拉开改革开放大幕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经济社会发展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也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而当时的世界经济正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勇于改正自身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派出大批考察团，赴日本与西欧部分国家考察，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除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中国再无其他出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牛鼻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三、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上，苏联东欧发生巨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在国内，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随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宣布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迷茫，甚至产生了怀疑，“左”的思潮有所抬头。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

　　在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不仅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指明了中国的前进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

　　邓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些论断帮助人们挣脱了姓社姓资争论的束缚，打破了改革停滞不前的僵局。

　　在邓小平同志上述战略论断的指引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避免了理论上无休止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徘徊，为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围绕这一改革目标，我国逐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条件，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效率与公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明显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由此变得更为复杂，风险挑战空前上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共同富裕还有待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简称“三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正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新发展阶段的全过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塑造发展新优势。

　　以“三新”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关键在于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二是协调效率与公平，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把安全问题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从根本上说，发展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如果安全这个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做强自己，增强威慑的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和谐安定。”说到底，统筹发展与安全，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提升我国面对风险挑战时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协调效率与公平，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在“更高阶段”，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应有更加鲜明的体现；在“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共同富裕将是“质的飞跃”的一个最显著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美好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同时，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五、从成功应对危机的经验中总结中国智慧 

　　百年风雨路，砥砺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迄今走过的百年，是不断应对风险挑战、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百年。求索路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强国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成功经验，不仅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一切为了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依靠人民。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力量之源。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能否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是衡量我们道路、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涉险滩闯难关、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基本前提。遵义会议前，我们党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革命事业几经挫折失败。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后，中国革命的事业才转危为安。新中国成立至今，几代领导人统揽全局、领航掌舵，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化解风险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这是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对风险挑战的成功范例。建党早期，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突破西方封锁，摆脱苏联掣肘，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实践，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时代，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四，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抵御风险挑战的硬实力。我们党一贯强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观的要求。从建国初期快速工业化战略，使我国摆脱发达国家封锁，到改革开放初期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国走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再到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危机挑战面前，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坚持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为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甚至惊涛骇浪增强自身的硬实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