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到2021,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它的百年历史行程。在这100年间，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时代命题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由此，“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守初心使命，求解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人精彩演绎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和“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宏大叙事。在迎来自己的第一个百年辉煌、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向世人昭告，自己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使社会主义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勇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善于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聚焦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必须直面和回答的时代命题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是世界上伟大的人民。

　　历史的拐点大致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那时，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殖民主义扩张，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临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新社会与旧社会的矛盾、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在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初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从1840年起，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先后爆发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这些战争几乎都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这导致中国发生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二是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呈现出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中国处于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陷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把资本主义取代前资本主义喻为“甜美的酒浆”的话，那么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国家所进行的“破坏”和“重建”则好比是“用人头”做成的“酒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时代命题、两大历史任务。

　　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可歌可泣的斗争，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是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相反相成，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其时，先进的中国人无一不是以欧美为圭臬。“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林则徐组织编译了《四洲志》,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更有一些中国人远赴欧、美、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各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没有取得预期结果。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精辟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了，宣告破产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更是与西方列强的对华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所有这一切，消除了仍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因辛亥革命失败而产生的困惑、焦虑和失望，使他们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希望，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从走投无路到向西方人学习再到向俄国人学习，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新路、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通途，这是一个极为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学习主要在于：其一，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缘何创立、如何而进的；其二，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何科学内容、有何指导意义。

　　近代俄国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出路的艰难历程，深刻启迪了具有相同或相似国情的中国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前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清晰地勾勒了俄国人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以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轨迹。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了俄国化之后，最终形成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形态，这是由俄国历史特征、文化传统、现实需求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进行了精心研究和认真比较之后，毛泽东指出：“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正是基于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同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写入宪法。“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自己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这种渊源关系一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占有很重很重的分量。对中国先进分子寻找真理的过程，习近平进行了科学总结，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正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正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出路、前途和命运问题上，各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较量。

　　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其政治代表先是北洋军阀，后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他们极力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其政权先后被人民革命的洪流所吞没。

　　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其政治代表是若干中间党派及其某些领袖人物或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自由、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它的多数代表者后来也承认自己的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

　　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方案。他们主张，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并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方案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诉求，最终赢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政治结论，也是历史结论，更是科学结论。

　　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正确的救国方案和政治主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贫困并大批破产，只能挣扎求存，民众毫无政治权利。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所罕见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的伟大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极其尖锐化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则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

　　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正确的救国方案和政治主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古代曾经创造出灿烂文明的中国，在近代沦落到被动挨打、瓜分豆剖的悲惨境地，“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历史性地成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而且这两大历史任务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创设基础和前提、开辟道路和方向，并最终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说，直到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登上政治舞台，中华民族才终于迎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曙光。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历史地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对时代命题的求解意识，且极具现实针对性。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并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是中国共产党人常念常新、恒念恒新的“真经”。

二、取得革命胜利、执掌国家政权、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以贯之奋笔书写的宏大叙事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时代命题的答案不是自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而是在党的创建、政权的获得、建设的展开这一宏大叙事中完成的，同时在走向未来的征程中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时代命题的解决，既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也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自我革命。但是，基本的前提则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革命政党的创建。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政党的历史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的清楚。”这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维度，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维度，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维度，则可以溯及1847年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1919年创立的共产国际。这就是毛泽东倡导和创造的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它首次精辟地阐明了共产主义政党的性质、特点、任务和策略原则。这两大历史性事件，不仅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不仅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诞生，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在理论方面，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革命实践中，它们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成立70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提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共产党这个名称，才能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体系和奋斗目标。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俄共(布)为榜样，各国共产党纷纷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初，约有40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批共产党。1919年3月，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创立。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此时成立的，并加入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存在于1919年3月至1943年6月，当今世界主要的共产党大都是这一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党林立，先后有过二三百个政党。但是，后来绝大多数政党烟消云散，有些党甚至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痕迹。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人数很少，只有五十几个人，但是，走过百年历程，它已成为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最大的执政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注重自身建设的革命政党。党的建立只是一个起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自我革命则是一个永恒命题。在党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既进行了不懈的实践探索、实践创新，也在理论探索、理论创新中形成了丰厚的党建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自身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新的伟大工程”持续推进。2017年，恰逢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70周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党的十九大明确、系统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国家政权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具体地说，政治就是要争取政权和保持政权，而政治统治的工具就是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夺取政权问题。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行动，有的只是一种尝试、没有获得成功，有的成功了、却只是短暂的胜利，有的胜利了、却没有得到长期维持。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后来，毛泽东又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走俄国人的路”,这既是结论，也是起点。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这既是创新，也是通途和坦途。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屡遭受挫折和失败，最根本的问题，一是没有完全认清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因而不能完全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二是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下层工农群众之中，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近代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深刻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还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党一成立就提出政权问题和如何取得政权问题。党的一大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就是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任务和目标。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学习、借鉴苏俄的经验，一方面探索并走出了自己的新路。这就是，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并形成了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理论，最后浓缩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走出了一条以“井冈山道路”而闻名的新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并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总结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由近代衰落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为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创造了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建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使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是党的局部执政的舞台，是党执政的初步实践，积累了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这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取得执政地位极其不易。但是，保持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更不容易，不会一劳永逸，因此必须始终加强政权建设特别是党对政权建设的领导。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过著名的“窑洞对”,提出跳出政权兴亡“历史周期律”的新路，这就是民主。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把夺取全国胜利喻为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把执掌新政权喻为“进京赶考”,提出不作李自成，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尤为重视政权建设特别是制度建设，并在2019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别是政权建设更加清醒而坚定。

　　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夺取政权。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奋斗目标的终结。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掌握政权进行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领导和组织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大体按照“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顺序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构想，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著名的公式，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进行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就像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我们经历了从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到以苏为鉴再到走自己的路的过程。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60年4月30日，毛泽东总结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一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观点。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观点可以概括为“写字论”。以苏为鉴，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探索走自己的路的开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继续进行新的“结合”,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宏大命题，从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并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吧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从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在新的“结合”的过程中，我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建设成果，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亦即中国共产党执政100年时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结合”的过程中，我党进一步系统、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从而在新时代创造历史的实际活动中获得了新的、更大的自由和主动。

　　历史地看，我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行程中，既有过成功的做法和宝贵的经验，也有过失误、失败的挫折和沉痛的教训。成功的地方，就是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建设时期的第二次结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结合。失误、错误的地方，就是犯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就是“鞋子论”或“鞋子合脚论”。这一论述，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政治悟性、政治定力和政治自信(包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由此出发，阐释“结合”的逻辑，所谓教条主义，就是削足适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化掉本国的特色和亮色；所谓经验主义，就是削履适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化掉马克思主义的本色和底色。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不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就是空洞的理论。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足制履、制履适足，穿“合脚的鞋”,走“正确的路”,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

三、贯通时代命题和宏大叙事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恒定不变的立场、使命、宗旨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词典里，“人民”是分量最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是因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所谓立场，就是站立的地方，就是站在谁一边，与谁站在一起。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党应对重大挑战、不断取得成功之本。这是因为，无论是回答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代命题，还是演绎建立政党、取得政权、探索建设的宏大叙事，归根到底都是历史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这是历史的逻辑、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

　　100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对“人民”的涵义有如此清晰而深刻的认知，高度重视蕴藏在全国广大乡村、城镇基层中民众的力量源泉，并且能够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成一股绳。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人民”这一概念既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其一，“人民”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它包括一切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其二，“人民”不仅改造客观世界，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改造主观世界，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人民的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其三，“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指的是众多人组成的集体。从历史的大视野、长视野来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梁。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人民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人民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我们党就是从这样的人民群众中来的，党的根基在人民群众、血脉在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人民谋幸福成为我党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我党的宗旨。100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的旗帜上鲜明地写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且生动地把人民比喻为“铜墙铁壁”、“眼睛”和“上帝”,把党和人民关系比喻为“鱼和水”、“瓜和秧”、“血和肉”、“种子和土地”关系。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和政权的关系比喻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把各级各类政权机构冠之以“人民”。“人民万岁”、“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铸成了永恒的格言和经典。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有强大的真理力量，也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力量源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人心向背是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政党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人民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长期执政源于人心向背，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100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把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美好生活与党的发展、壮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人民幸福与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体现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党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成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切为了人民”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高度一致性，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高评判者。这也是我党与西方国家政党的一个显著区别。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把蓄积百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

　　100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如此清晰的目标设定和路径设计。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聚焦聚力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头上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百折不挠，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聚焦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迅跑。恩格斯曾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这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百年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政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第二个百年的壮阔行程中必将谱写下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论文出自：《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